谢灵运与佛学的因缘关系 09研孙铭蔚 21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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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与佛学的因缘关系

摘要：生活在晋宋之交的文人谢灵运，在文学领域内成就很高，尤其是他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巨大。同时，谢灵运又是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文人，他在佛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了他的佛学思想。本文主要论述谢灵运与佛学的因缘关系，即谢灵运个人所生活的时代及其与僧人们的交往和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学思想。
关键词：谢灵运佛学
引言谢灵运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一）谢灵运的生平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宋书》和《南史》上有传，其他相关书籍如《世说新语》、《高僧传》、《弘明集》等中也有相关记载。《宋书》本传中记载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章之美，江左莫逮”⑵表明了他聪明过人，很有文学才华。谢灵运在十五岁时前往京都建康，在建康常与其从叔谢混等人诗酒唱和，后不久，袭封祖父谢玄的康乐公爵位。谢灵运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踏入仕途（担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到元嘉十年被杀于广州，在他二十多年的从政生涯里，谢灵运曾两次辞官归隐，屡经仕途波折。尤其是在武人出身的刘裕于公元420年建立刘宋代替东晋后，有意打压豪门士族，将谢灵运的公爵降为侯，食邑由两千户降为五百户，并将他出守永嘉郡，谢灵运的仕途因此受到压抑。谢灵运在景平元年(423年)称病去职，离开永嘉，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游历山水。此后的谢康乐在仕途上虽屡被启用，仍不得志，多次告病出游，纵情山水。元嘉三年(426年)到五年(428年)，宋文帝下令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谢灵运几经推辞后方才上任。后又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多次称疾不朝，遂“假东归，后免官”。元嘉七年(430年)，会稽太守孟顗称谢灵运有异志，康乐也上表自陈，后左迁临川内史。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因叛逆罪被捕，被杀于广州，终年四十九岁（当然，研究者们对谢灵运的最终死因有着不同的说法）。纵观谢灵运的一生，出身世家大族的谢灵运有着儒者建功立业、济世用世的社会理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实现自己乃至谢氏家族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期望，甚至没有逃脱最终被杀的命运。门第、才华、多折的命运没有成就一个政治家，而是造就了一名优秀的文人，这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思想史来讲，是一件幸事。
（二）时代背景
相比于大一统的汉代和唐代，谢灵运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属于一个乱世，而谢灵运生当得晋宋易代之际更是乱世中的混乱时期。公元318年，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这是一个偏安江左政权，共历经十一个帝王、延续了百余年，社会不安定，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在北方，五胡十六国争战不已，东晋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治集团的侵扰，整个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淝水之战的告捷使东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但东晋王朝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洗礼，整个社会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民众生活困苦。而在东晋王朝内部，王室之间、王室与士族之间、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冲突不断，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如桓玄举兵东下，杀司马道子、元显父子，逼迫晋安帝退位，篡位称帝。后来桓玄的部下刘裕又背叛桓玄，灭晋立宋，东晋王朝灭亡。继之而起的刘宋政权，皇权虽有所加强，但这些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社会充满了苦难与不幸。西晋的灭亡和北方的战乱，使北方门阀士族及流民大批南下，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南方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江南一带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门阀士族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世代为官，占田、荫客、免赋免役，对农民剥削的也很重，门阀之间也互相攻伐，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例如孙恩、卢循等的农民起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极端痛苦，就是连封建统治阶层中的贵族们也感到渺茫和仿徨。

一谢灵运与佛教的因缘关系
（一）谢灵运生活时代佛学的发展

谢灵运生当晋宋易代、风云变化之际，一生历经晋孝武帝、安帝、恭帝以及刘宋武帝、少帝和文帝六朝。从大的思想环境上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学渐趋衰微，其支配地位因受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冲击而日渐下降。西晋时期玄风大盛，永嘉南渡以后，东晋承袭西晋玄学之风，清谈犹盛。在刘宋时期，宋文帝立四学，玄学并列为四科之一，这一时期的佛学发展与魏晋玄学交相辉映。佛教在东汉初入中原时，只在皇族和上层贵族的少数人中有影响，而且被人们当做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的一种。而魏晋玄学兴起后，佛教力图与玄学相适应，佛教理论家与佛徒们将佛教理论与玄学家所讲的老庄玄理相结合，并使用“格义”等易于中国人理解的方法来解释佛经、传播佛教，使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两晋时期，由于对大乘般若学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即所谓的“六家七宗”（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这一时期，北方的鸠摩罗什及其中观学派和南方庐山慧远的僧团都在佛教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稍后竺道生的“顿悟说”和“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论也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摩诘经》和《摄大乘论》是这一时期流行的主要佛教经典，心性论也是僧众们乐于讨论的话题。从信仰层面讲，晋宋之间信佛的皇帝很多，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晋宋时期王公大臣们的崇佛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加之佛教在晋宋风云变化之际，更已经成为许多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对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名士与名僧往来频繁，诵经造像、建塔立寺、斋戒饭僧等都是十分常见的佛事活动。谢灵运生活在晋宋之交，在这种流风之下，他自然对佛学也有着精深的研究。
（二）谢灵运家族环境极其与僧人间的交往
谢灵运祖上就多有崇佛者。如晋代的谢鲲及其从子安石、万、石三公都尊崇佛教，谢灵运的祖父谢玄还与名僧支遁等交往密切，《晋书》、《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这种家族渊源对谢灵运的佛教信仰、佛事活动及佛理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汤用彤曾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而兼擅玄趣”⑶。无论在朝在野，做官或归隐，谢灵运都与僧徒广泛交游，谈诗论佛。例如，谢灵运与慧远。慧远是继道安以后的南方佛教领袖，其理论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巨大。慧远的佛学著作很丰富，最著名的是《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主张“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的法性本体论，论证神不灭论、提倡“三世因果报应学说”，并调和佛法与儒家名教的冲突，认为“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此外，慧远还精进修行，与弟子共期净土。慧远作为一代高僧与名僧，吸引了当时很多贵族与名士，谢灵运便是其中之一。谢灵运曾上庐山拜访慧远（对谢灵运何时上庐山拜会慧远，学者见解不一），《高僧传?慧远传》中说：“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有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在与慧远的交往中，谢灵运还应慧远的邀请，写了《佛影铭》。谢灵运与慧远的往来直到慧远八十三岁辞世。慧远去世后，谢灵运作了《庐山慧远法师诔》来表达自己对慧远的追悼之情，他在诔文序言中流露出自己皈依慧远不成的遗憾同时也高度赞扬了慧远广布教化的德行。
谢灵运还与昙隆、法流二位法师过从甚密。在他的《山居赋》中就有一段文字叙述了他们交游的情景：“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尤恨相遇之不早。”谢灵运文中自注“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入口，粪扫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⑷这段经历在《昙隆法师诔》的序文中也有详细表述，再现了谢灵运与昙隆、法流同游山水、共研佛理的经历。昙隆谢世之后，谢灵运为之写下了《昙隆法师诔》，盛赞其事：“永念伊人，思深情倍”，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慧严、慧观是晋宋时期著名的佛徒。慧严与慧观和谢灵运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一起润饰《大般涅槃经》。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曾举例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渡’。”从上面的叙述可见谢灵运等人润饰《大般涅槃经》后，使得经文更富有文采和吸引力。由于《大般涅槃经》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它的翻译为竺道生佛性论的阐释提供了佐证，极大地推广了顿悟成佛说的影响力。
谢灵运还与慧琳、法纲、慧睿、法助、僧维等诸多法师名僧有过交往。可以看出，谢灵运与僧人的交往非常广泛的，有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注释、有佛学义理的研习，也有结伴游览。谢灵运与众多高僧交游，不仅陶冶了情趣而且还留下许多相关的佛学著述。
二谢灵运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学思想
1谢灵运的佛理研究
在佛理研究方面，谢灵运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阐释竺道生顿悟成佛说而写下的《辨宗论》（又名《与诸道人辨宗论》）一文，在当时影响很大。竺道生先在庐山随僧提婆学小乘一切有部，后师从鸠摩罗什学习大乘般若中观学说，此后又对涅槃学深有所得，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竺道生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并在佛性论的基础上提倡顿悟成佛。这一观点提出后，受到了僧俗二界的普遍关注，抑扬并起。《辨宗论》是谢灵运发挥竺道生顿悟论的一篇重要论文，文中记载了谢灵运与诸位僧人的顿渐之争。谢灵运折中儒释，即儒佛虽是不同的学说——儒家渴望成圣，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成佛，二家成圣、成佛的途径也不相同，但儒家、佛教有一个共同点，都追求最高的精神实体，从儒佛一致的角度出发，说明了竺道生顿悟说的合理性。汤用彤先生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认为，谢灵运所著《辨宗论》序文虽然文章不足两百字，但其折中儒家和佛教思想以发挥竺道生顿悟之说，在中国中古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谢灵运申述竺道生思想，促进了顿悟说的发展，其“折中儒释”的方法体现了儒释道三家融合发展的趋势。正如汤用彤所说论“谢康乐之论成于晋亡之后，其实正为圣人是否可至、如何能学问题争辩甚烈之时，谢侯采生公之说分别孔释折中立言以解决此难题，显示魏晋思想之转变，而下接隋唐禅门之学，故论文虽简，而诏示于吾人者甚大也。”。
《高僧传》卷七《慧严传》记载了宋文帝问何尚之的一段话：“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可以看出，在谢灵运心目中，研习佛理是达到“性灵真奥”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人生指南。而他本人也有很多与佛教相关的论述。谢灵运的佛教论述，除保存于诗赋等文学作品中的佛理片断外，还有，还有一些专门的佛学论文（或讨论佛学问题的书信），除上文提到的《辨宗论》外，还有《答法纲、慧琳、法助、僧维、慧鳞及王卫军(弘)论佛性书问七篇》、《十四音训叙》等。他还注释过《金刚般若经》，和慧严、慧观共同润饰过《大本涅槃经》，谢灵运还撰写了多篇佛影、佛像赞颂及法师铭诔等。因此，在谢灵运的思想中，自然而然地打上了佛学的印记。

2谢灵运文学作中的佛理

谢灵运作为晋宋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一，与诸多名僧同游交往，深受佛教影响并对佛教义理有着精深的研究，同时，谢灵运善写山水诗并喜欢以佛理入诗，在其诗歌中流露出出世思想和一种宗教性的情感。
（1）心性论
心性问题是佛教义学的核心问题，佛教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但比中国传统学术更充分，而且观点也有重大不同，即“佛家论心不只肯定其缘虑功能，而且强调其创造功能”⑸，即“万法唯心”，“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心生则种种境生，所缘境生则种种心起”。佛家讲心、佛、众生的统一，特别是竺道生的涅槃佛性学说主张一切有情皆有佛性，顿悟可以成佛，强调每个人内心的自我反省。谢灵运关于文学创作的“赏心”观点即是佛家心性学说在文学上的具体发挥。谢灵运本人是竺道生佛性新说的拥护者，又主张到佛教典籍中去寻找“性灵真奥”，他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心性的重要。如他在《归途赋序》中讲行旅赋的写作，举出四种情况，即“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徒，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⑹都是“事由于外，兴不由己”⑺的感于现实而发，都属于“求怀未惬”⑻，因此他的《归途赋》就是要“用感其心”⑼的作品。他在《山居赋序》中列出古人岩栖、山居、居丘园、住城傍后，写到“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输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益乎世廛。”⑽把“言心”“与”“即事”对举，倾向于言心的主观创造，切合了文学创作的强烈主观性。他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中说“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这里的“赏心”指一种赏爱玩赏的心情，是一种有特殊价值的精神修养。他的山水诗也是抒写性灵的具体实践。谢灵运在诗作中提到“赏心”，例如“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诗》）”、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诗》）”、“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酬从弟惠连诗五章》之一）”、“将穷山水际，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园诗》）”⑾等。以上的“赏心”在谢灵运看来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对象，比赏爱的外物更为重要，即谢氏强调了创作中抒写内心体验的重要性，强调了心性的表现。
（2）般若空观思想
东晋时期，佛教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般若空观思想的广泛传播。般若思想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即已传入，到了东晋时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一是西晋末东晋初的“六家七宗”的出现；另一阶段是鸡摩罗什译出印度中观学派的主要著作“三论”以及僧肇的一些著作，标志着印度中观学派较为全面地传入中国，并且中国人对这一理论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谢灵运生活的时期正是般若学昌盛之时，因此，般若空观思想对谢灵运有很大的影响。
谢灵运注释过《金刚般若经》，主张“性灵真奥说”，即主张观照到心灵的空性，获得解脱。在山水诗中，谢灵运喜欢使用佛家惯用的词语，如清、净、空、灵、幽、寂等等，来表现大自然，描绘出自然山水的空寂和幽静，表现出诗人对空的理解。其中空、清二字使用频率很高，如：
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游岭门山》）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斋中读书》）
殉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登池上楼》）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石门新营所住》）
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过白岸亭》）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入彭蠡湖口》）等。这些诗中的自然，都表现出一种空灵之感。谢灵运还常在游山玩水过程中表现出自己对佛理的体悟，如《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游历，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回，寻异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能传?”⑿
诗人通过对白云辉映红日，碧水连接蓝天等清新秀美景色的描写，悟得的是“表灵物莫赏，蕴真谁能传”的妙理。所谓“表灵”是说眼前这一派澄鲜美丽的景象，体现的只是“真空”“妙有”的真如佛法；所谓“蕴真”，也是说如此灵山秀水本身就含蕴着佛法的真理的。这就是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般若多罗蜜多心经》)，既即色即空，又非色非空，景色本身就是“真空”“妙有”的圆融显现。
晋代以来，《维摩诘经》在士人中很流行。（这部经富含空观思想）《维摩诘经》方便品第二中，维摩诘“说法”，启发众生认识到肉身是因缘合和而成，进而厌弃此身而追求常乐我净的佛身。维摩诘为了说明“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为不可信之速朽之法”的道理，他用十个譬喻来说明身体的无常、虚幻不实，但又不可厌离此身，应反观自我、认识自我。谢灵运受此影响，作了《维摩经十譬赞》八首诗。这八首诗分别为《聚沫泡合》、《焰》、《芭蕉》、《幻》、《梦》、《影响合》、《浮云》、《电》，所赞的是《方便品》对人身的十种譬喻: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壑。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愚俗骇变化，横复生欣怛。《聚沫泡合》
性内相表状，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荧荧非向我。如何滞着人，终岁迷因果。《焰》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结核，敷花何由实。至人善取譬，无宰谁能律。莫昵缘合时，当视分散日。《芭蕉)》
幻工非同异，谁复谓非真？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谬者疑久近，达者皆自宾。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幻》
觉谓寝无知，寐中非无见。意状照眼前，好恶迭万变。既悟眇已往，惜为浮物恋。孰视婆婆尽，宁当非赤县。《梦》
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一旦挥霍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眛漠呼自己。四色尚无本，八微欲安恃？《影响合》
泛滥明月阴，荟蔚南山雨。能为变动用，在我竟无取。俄已就飞散，岂复得攒聚？诸法既无我，何由有我所？《浮云》
倏烁惊电过，可见不可逐。恒物生灭后，谁复核迟速。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恧。发已道易孚,忘情长之福。《电》⒀
这几首赞的结构基本相同，每首共有八句，前四句解释譬喻的物象本身的特性，后四句言世人由此而悟出的道理，启示众生认识到世间万象乃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性空。谢灵运为了明白地表述了自己对于般若空观思想的理解与认识，他取聚沫、泡、焰、芭、蕉、幻、梦、影、响、浮云、电这十种譬喻之物来做比方。通过这些比喻，谢灵运想要说明世界万事万物皆如泡影，似有实无；皆如浮云，转瞬即逝；认为“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恋”。万事万物都在生成、发展、变异、坏灭的过程中，没有常住常性，所以性空。人生在世，要看破红尘不为物累、情牵，才能得到正果，这些正是佛教所大力宣扬的。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佛理有着微妙的关系。
（3）净土思想
晋宋时期，净土信仰在东晋末年经慧远提倡而在僧俗中广为流行。谢灵运与慧远交往密切，且问学于慧远，自然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谢灵运同僧徒同游山水，喜欢援佛理入诗，用刻画山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佛国胜境的向往。
如《过翟溪山（饭）僧》“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隧断山木，掩岸墐石户。结架非丹甍，藉田资宿莽。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清霄飚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兕虎。望岭眷灵鹜，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P90”谢灵运与“息心客”(代指僧人)同游幽美的山水，在香烟袅袅、法鼓响遍山林的情境里，他对佛陀说法的灵鹭山、无限美好的佛国净土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同时，谢灵运心生悲悯之心，愿意修行“四等观”，拔“三界苦”，祛除人间一切烦恼和愁苦。显然，诗人认为山河大地法身遍满，成了佛道的显现，由瞿溪山而想到灵鹭山。在作者看来，瞿溪山与佛祖当年在舍卫城附近讲经说法的灵鹜山有相通之处，都是极尽优美之地，是饱含佛境之所。在诗作的最后，他还主张通过净土修行而超越生死轮回和三界苦海，从而达到涅槃清净之境。谢灵运在净土信仰的影响下，还作有《无量寿佛颂》一首，颂词如下：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这首诗又名《净土咏》，是赞颂无量寿佛的。诗作的前四句叙述无量寿佛的成佛过程，末两句隐隐以精英自居，表示自己愿意阪依于净土法门，乘化晨征，尽早修行，以期寄身于彼岸之极乐世界。此外，往生净土的思想在谢灵运《佛影铭》序中也有所表现：“庶推诚心，颇感群物，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他认为应在有限的人世之中修炼以求超脱生死轮回之苦，期生净土世界；谢灵运在临终时也对佛国净土恋恋不忘，《临终诗》：
“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终尽。嵇叟理既迫，霍生命亦陨。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以谋反罪被杀，临刑前写了这首绝命诗，这是谢灵运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开头四句赞扬了四位忠于故国、反对叛逆的历史人物，目的是以彼喻己，表明自己对晋宋易代以及自己被杀的态度；接着感叹自己不能终老山林，竟然命丧刑场；最后以佛教思想安慰自己，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可以转世重生。“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正觉”，即真正觉智，亦代指如来佛。在诗歌中表达了菩萨誓愿，乘愿再来，净化此土。谢灵运思想虽受到儒、道、道教等多重因素之影响，他的生死观却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以为世有来生，灵魂不灭，所以其《临终诗》在沉痛之余尚有一丝慰藉：“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谢灵运对今生的经历表示了一些忏悔之意，并祈愿来生，谢灵运将净土思想中的观想念佛运用于了实际的修行之中。净土信仰者的共同愿望就是往生净土，愿求生净土而修观想念佛，就成净业。谢灵运正是修行净业，用十六观法审视自然，使其山水诗歌也染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将净土实践转化为山水文学的审美之中。

结语：
谢灵运的佛教思想中含有涅槃佛性说（含心性论）、般若空宗思想和净土思想，斑驳而复杂，正是晋宋时期佛教只有学派未成宗派发展状况的具体表现。同时，谢灵运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极为重要的作家，在诗文等方面都有所涉猎，而他的佛教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总之，佛教的宇宙论、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继魏晋玄学之后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影响了本土的思维模式和文学创作。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讲也为宋明哲学高峰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佛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化构成产生了巨大作用。

注释：
⑴《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P1743
⑵同上
⑶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出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P295
⑷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P328
⑸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2007年6月，P257

⑹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P308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⑺——⑼同上书
⑽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P318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⑾以上引诗版本均出自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⑿同上书 P83
⒀以上八首赞，同上书，P314——P316

参考文献：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2007年6月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
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
梁?沈约《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谢灵运传
唐?李延寿《南史》（第2册），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出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
许里和（李四龙、裴勇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任继愈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3版
汤用彤著《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10月第2次印刷。
钱志熙《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张国星《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
张二平《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佛学因缘》，《五台山研究》，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