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常州学派及其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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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常州学派及其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浅谈清代常州学派及其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研一和希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正当学界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如日中天之际，今文经异军突起，“翻腾一度”，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以及核心人物庄述祖、庄绶甲等形成了研究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学派”，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所以习惯上又称“常州学派”。
一、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
梁启超概述清中叶学风云：“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威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于是，在学术界，中绝已久的以经世济用为指导思想的今文经学乘时而兴，向拘迂繁琐、于世无补的古文经学发动了猛烈地挑战。
归纳其兴起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政治文化氛围的逐渐宽松。
乾嘉朴学家积久已有的内心自由，现在有了外部环境的宽松，人类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世界获得新变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也就是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一文中所说的：“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2、国力衰落，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力图求变。
3、政治斗争的策略性。
美国学者艾尔曼为了回答庄存与为什么会转向今文经学，他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最终他认为发现了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是由魏源为庄存与《味经斋遗书》所作序言的一个稿本中发现的。在这个稿本中，魏源提到了庄存与在朝廷任职的后期，如何与恶名昭著的和珅拒不合作，在这段忧郁的年代里，庄存与进行经籍研究，这些研究中充满了对和珅日益权重的忧虑和失望——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庄存与转向了《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借着经学的掩饰，特别是孔子褒贬传统的历史掩饰，庄存与可以间接地表达他对当时政治的意见，以及他对和珅及其同伙的不满——简而言之，庄存与与和珅的对立，对他的经学研究是一种直接促动作用。
4、朴学为今文经学的复兴提供了思想和文献的准备与基础。
乾嘉朴学为今文之学的勃兴，提供了文献典籍的基础，这一点作用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葛兆光在《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29页中说：“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501页中说：“一旦时势转移引起边缘与中心逆转，将使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发生崩裂，导致思想失去了知识的依据，而知识则将成为另类思想的解释资源。”
5、本身庄氏的经学观点就不拘泥于汉宋，也不拘泥于东西。
二、常州今文学派的发展
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说：“常州之学，复别成宗派。自孙星衍、洪亮吉初喜词华，继辂（lu）掇拾校勘之学，其说经笃信汉说，近于惠栋、王鸣盛。洪氏之子饴孙，传其史学。武进张惠言久游徽歙（she）,主金榜家，故兼言礼制，惟说《易》则同惠栋，确信谶纬，兼工文词，庄存与与张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之甥有武进刘逢禄、常州宋翔凤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
常州学派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存与，他是常州学派的开派人。
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刘逢禄、宋翔凤、李兆洛等，其中刘逢禄的影响尤大，常州学派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学派影响力的扩大，都由他来最后完成。
第三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正式突破了常州今文学派的地域界限，使学派从常州走向全国，从书斋走向社会，逐渐把一种学术主张演化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并最终使一种带有明显家族色彩的学术成为一个时期的显学。
下面就主要介绍常州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
（一）、庄存与：清代公羊学派的开创者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江苏武进人。他的学术成就，打破了千余年公羊学说的消沉，接续了西汉董仲舒和东汉和修的公羊学说的公羊学说统绪，使这一独特的儒家古代学说重新获得生命，他的著作，为清代公羊学创辟了得以继续前进的基地。
主要著作是《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他不满意用属辞归类的方法去求《春秋》的经义，主张效法公羊学家董、何德路数，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认为这才是治《公羊》的正途。庄氏《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正二伯辞、正诸夏辞、正外辞、正禁暴辞、正传疑辞八类，是按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家的观点，将《春秋经》重要的文辞按类归纳，逐条做出自己的阐释，在《春秋正辞》中，“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这些公羊学说的基本命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二）孔广森的公羊学著述及其误区
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一字伪约，庄存与的门人，著作有《公羊通义》、《大戴礼记补注》等，其有关公羊学的认识体现在《公羊通义》一书中。学术要点包括：
1、论《春秋》“重义”
孔氏不赞成《春秋经》要靠《左传》相辅翼才能读懂的说法，针对当时盛行于许多朴学家中专重史事、忽视史义的观点，响亮地提出，孔子据鲁史而修成的《春秋经》，所着重的是义旨。
2.、自立“三科九旨”
孔广森的公羊学著述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却陷入了误区，其严重的失误之一，就是自立“三科九旨”。
公羊学说核心内容之一“通三统”是阐述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沿用不变，孔广森对此不理解，他拘泥于训诂学的解释方法，只把“通三统”解释为三种历法的演变。由于孔广森是用古文学家文字笺注的方法来治学的，“通三统”这一公羊学家宣传历史变易，政治上必须实行“改制”的学说全然不见了，只剩下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的演变，而且它所理解的是循环变化，这就严重违背了公羊学说的本旨。
孔广森自立的“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这“三科九旨”都是企图深究《春秋》属辞比事的“凡例”，但又都往往陷于捉襟见肘，故只好随时推说“特例”来敷衍。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从而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
3、抹杀今文、古文界限
孔广森作为朴学家，对古文经一向推崇，甚为欣赏《左传》那样的着重史实的风格。他选择了一个对自己并不适合的课题——公羊学，他认定的努力方向是要纠正何休的“缺漏”，在今文、古文中求折衷。而所得的结果实与其愿望相反，于古文无补，于今文则混淆了公羊家法。这是孔广森所陷入的又一误区。
总起来说，孔广森在乾隆年间著成《春秋公羊通义》，对于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公羊学研究的兴趣是有些作用的。然而，他不能把握公羊学的实质，抛弃了何休学说中的有价值的内容，自立“三科九旨”，混淆公羊家法，故《春秋公羊通义》一书既无进步色彩，又无甚学术价值。由于孔广森从反面提出了不少问题，必须经过论辩加以澄清，公羊学才能走出误区。
（三）、刘逢禄：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幼从外祖父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经，于《春秋》有童子功底。主要著作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春秋何氏解诂笺》、《春秋论》、《虞氏易言补》等等。在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是他有关公羊学的系列著作。特别是《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创造性地发挥董、何德观点，将《春秋公羊解诂》的注文作深入的开掘和系统的整理，总结成三十“例”，即有关公羊学说三十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公羊学说乃是有义理、有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从而把公羊学的发展推向新阶段。梁启超称赞他对公羊学的贡献是“大张其军”，标志着公羊学派开始取代以古文经学为核心的乾嘉考证学的地位。
1、揭起旗帜重理统绪
刘逢禄对清代学术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的宣言，并重新整理了自《公羊传》到胡母生、董仲舒再到何休前后相承的金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出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刘氏精心撰写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叙》，不啻是一篇清代公羊学的学术宣言书。集中而鲜明地提出了需要研求和发挥的三个相互密切关联的重要问题。一是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二是认为《公羊传》才得孔子真传，董仲舒对阐扬孔子学说立了大功。三是他本人的职志，是继承董仲舒、何休学说的统绪，重新发扬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大义”，求得儒家学说中“经宜权变”、“损益制作”的真谛。为公羊学说大张其军，还必须勇敢于直面古文学家拿古文经典非难《公羊传》的说法做出响亮的回答，并进而对古文经典的绝对权威大胆提出怀疑，动摇古文学说的根基。
刘逢禄以几十年的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与古文学派相抗衡的牢固有力的学术地位。他的经学成就，实包括内部的开掘构建与外部廓清两个方面。对《公羊传》所蕴涵的内容、宗旨，他作了深入的开掘、总结和阐发，使公羊学成为一门有高明的史理、丰富的例证，自成体制、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学问。在外部，对于常常被拿来作为非难《公羊传》所依据的《左传》、《榖梁传》，又揭露其弱点，动摇其地位。既然如此，他阐扬董仲舒、何休学说，就不是学派门户之争，而是重新继承和弘扬久被湮没的孔学之真传；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也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由庄存与重新提起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发皇壮大，真正实现了“复兴”。
2、“张三世”：变异进化的历史哲学
“张三世”的观点在公羊学说中有特殊的意义。刘逢禄搜集、发掘了《公羊传》及何休注文中的有关内容，反复申明要领会公羊学“变”的观点，以此观察社会的演进变化。刘逢禄治学极注重理论上的总结、阐发，这跟清代绝大多数朴学家只限于排比资料、训诂考证而不擅长义理的分析、综合大不相同。《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中，刘氏大致对每一“例”都写有释论或叙论，从大量的实例（即论据）中总结引申出道理来。《张三世例第一》的释论，从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阐释：一是进一步发挥了公羊学进化发展的历史观。二是塑造孔子政治预言家的形象。三是从文字上、哲学上、社会生活上广泛寻找根据，证明公羊“三世说”是普遍的、正确的，“变”是普遍使用的真理。刘逢禄虽然借用传统的语言，却融注了他处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时代所得到的感受。他自信所揭示的变易发展的原理对于国家社会意义重大，所以深沉地强调这是“天地之心”，是一切个人、社会和自然都不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这样，他就已经隐约地传达了时代变动的重要信息。
3、“通三统”：论治国之道“穷则必变”
“通三统”与“张三世”是相通的，其共同处是都强调以“变”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张三世”主要论述历史发展表现出的阶段性，故具有历史哲学的特色。“通三统”主要论述治理国家的制度、办法应随时代而变化，具有政治哲学的特色。
刘逢禄值得称道之处，是他发挥了公羊学家的论点，并从春秋时期再放大到自有古史以来的历史时期来观察，强调朝代的变化就意味着正朔、服色、礼制和治国措施的变化，因而得出“穷则必变”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论点。
4、阐发“大一统”思想
在《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的《王鲁例》和《秦楚吴进爵表》等篇中，刘逢禄阐发了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刘氏的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孔子处在春秋末年各国分裂、战争不断的时期，却以修《春秋》寄托他实现全中国统一局面的理想，这一理想是以“王鲁”的形式出现的。第二，大力阐发公羊学通过历史阶段的进化实现“大一统”的观点，并表达“夷狄进至于爵”，并与华夏族平等的开明态度。
刘逢禄以朴学家罕有的宏观眼光，用变的观点看待先秦历史的趋势，总结出“夷狄”因内治成功而地位上升，“诸夏”因内政不振、纷扰互争则地位可以下降，最后四“夷”与“诸夏”达到平等地位，从民族关系方面体现出理想的“大一统”局面。具体来说，他论述了三层意思：第一，秦是因改变周法而强盛的。第二，吴、楚也因内治有成而先后狎主中原，《春秋》也提高了他们的地位。第三，与“夷狄”进至于爵相联系，公羊学家对政治混乱的“诸夏”国则不客气地视之为“新夷狄”。
《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这部著作，以大量的例证和精彩的议论，深刻地阐发了“张三世”、“通三统”和大一统理想，从而为清代公羊学树立了宏大的规模，奠定了基础，这是刘逢禄的重大贡献。故梁启超曾评论说：“（刘逢禄著）《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著作”。
5、奖掖龚、魏壮大队伍
当刘逢禄撰著公羊学著作大成，并一心希望收罗力量、形成有力的学派的时候，他在京师遇到青年学者龚自珍、魏源，立即在学术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刘逢禄以极大地热情培养了者两位晚清金文学的健将，这也是刘逢禄对清代学术和思想界的一大贡献。
三、常州学派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按道理说，经学和词学尽管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它们各自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按照自有的规律发展、演化，就象是两条平行向前的道路，遥遥相望却没有机会交叉与重叠。但本时期的经学与词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却是两者非常难得地交叉并部分重合了，其交叉点就是地域、时间和人员。从地域看，常州学派和常州词派都产生在常州，创始人和早期成员都是常州人氏，最初的活动也基本局限于常州地区，以后才将影响扩大到常州以外地区;从时间看，两学派产生的时间前后相距并不太远，从两位学派创始人的生卒年月看，庄存与生于1719年，卒于1788年，即康熙五十八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张惠言生于1761年，卒于1802年，即乾隆二十六年至嘉庆七年，基本上是同一时期人;从组成人员情况看，也有部分重合现象，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是著名经学家，以研究《周易》学见长，其治《易》主虞氏义，正是常州学派的特色，一般将其列为常州学派的主要成员。他用以突破浙西词派藩篱的正是其治《易》方法，尤其是今文经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武器：
其一、《易辞》的象意关系理论。《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见意，设卦以见情伪，系词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故之舞之以尽神。’”皋文治《易》极重“象数”，曾谓：“《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深刻地洞察了《易》之卦象所具有的超越于直言的隐喻象征功能，于是将其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形象沟通，等量齐观，并援之以论赋及词。《词选序》为词正名，论词之本性称：“传曰：‘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 即是将词之创作艺术等同于“圣人立象”。他并非不清楚此曲子词之“词”非彼易辞之“辞”，亦即语词之“词”，他是故意借极受人尊崇的经义来抬升词体的地位，并为自己的词应尚比兴寄托一说寻找强力理论依据。
其二、虞氏《易》学的贯穿比附法。虞氏《易》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以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人们总以为贯穿比附就是凿空乱道，随意附会，张惠言却严肃地指出这恰是鲜为人知的达到“大道”的最佳途径，故他对这一方法备加推崇，不仅以之治《易》，亦援以研词。他认为词之至者皆因“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而其解释的目的就是“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词选序》）。在《词选》的阐释过程中，他的确频繁地如此操作了，如称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是隐寓“哲王又不寤也”、“政令暴急也”，称张炎的《谒金门》（晚晴薄）是“不遇可知”等。他将某些男女情爱词认作是“感士不遇”（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忠爱缠绵”（评冯延巳《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更是出自虞氏《易》学。
其三、庄氏《公羊》学的侈谈微言。作为庄氏《公羊》学的承传者皋文不仅将庄氏研究《公羊春秋》的方法应用到自己的《易》学研究中，而且将其悄然移植到词学研究中，侈言词之“兴于微言”，可以寻绎某首词的政治寄托，一如汉儒解《诗》侈言其政治寓意、庄存与释《春秋》侈言“公羊学说政治性的特点”。如其称王沂孙《庆清朝•榴花》为“言乱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眉妩•新月》“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等。将这种评词的思路、方法和常州学派用“春秋公羊学”研究《春秋》的思路、方法两相对照，再将这种治词思路、方法的长处、短处与常州学派治《春秋》的长处、短处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后周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其更为周密。其实周济与常州学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其四、常州学派通经致用特点对常州词派尊体理论的影响。常州今文学派与乾嘉汉学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并非为学问而学问，它强调涉世，强调通经致用。从历史上看，春秋公羊学本来就是一种偏于实用的学问，它在清嘉道间的复兴也与当时倡导者的身世处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常州词派尊体理论的本质也在于涉世、致用。尊词体，强调诗有史，词也有史，关键就是提高词的地位。从词的发展看，从北宋苏东坡起就不断有人努力冲破诗词的这种人为界限，以诗的题材来写词，这种努力至辛派词人而达到高潮。但是这些人的努力都是一种无意的创作实践，或是个人才气使然，或是社会环境使然，或是个人性格使然，只有到了常州词派才变为一种系统的、有意识的理论倡导。
综上所述，常州学派和常州词派尽管分属经学和文学，但两者在渊源、地域、人员上具有同一性，导致了两者在社会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手段等方面的互相影响，但这种影响又以前者对后者的作用为主要。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对晚清以来中国的学术界、词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参考书目：
《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陈居渊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刘师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美•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杨旭辉著凤凰出版社 2006年版
《乾嘉学术十论》刘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马积高著湖南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学术思潮史•朴学思潮》李海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陈其泰、李廷勇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年版
《中国近世词学思想史研究》朱惠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常州词派通论》朱德慈著中华书局 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