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文学（提纲）

张岱年在《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总序》中指出：“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为诸子时代。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经学成为官学，是为经学时代。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有高度发展，而儒门淡泊，是为佛学时代。北宋时期，理学兴起，批判了佛学与道家，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经历元明，是为理学时代。到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对中国传统的主要的学术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考察这几个时代中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 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以文学体裁面貌出现的散文，例如先秦诸子的散文。为能通俗的解释道理，阐释治国思想，诸子尤其喜欢以寓言的形式游说诸侯，如《韩非子》《孟子》等，都不乏精彩深刻的寓言故事。诸子寓言在传播诸子思想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对文学的发展更起到了巨大作用。饶龙隼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首先，诸子寓言被历代文人采辑改编，产生各种寓言变体。《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秦汉时期，先秦诸子寓言被编写成《隐书》18篇。魏晋时期，诸子寓言又被收入“琐言”，作为士大夫清谈的资料来源。唐宋时期，诸子寓言又与诗文杂撰结合，形成“说”、“言”等。其次，诸子寓言想象虚构手法的普遍运用对后世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以及明清神魔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再次，诸子寓言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题材。如《庄子•齐物论》中的 “庄周梦蝶” 寓言，便启发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孟子•离娄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 寓言，是明代孙钟岭《东郭记》的故事来源。
2学术思想对文人创作观念的影响。
不同时代的学术背景，主流思想对当时文人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例如，清初文学所具有的经世特征便与清代朴学萌发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清代才学小说的出现便是朴学思想兴盛的产物。
3 学术命题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玄学中有多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 名理之辨等。其中，对文学影响比较大的有关于“自然”的命题。“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指一种非人为的、天然而然的状态。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万物之所以存在，万物之所以如此，非道产生，也不是道使然，而是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确立了以“自然”为追求目标的审美理想。虽然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身体力行的对这种审美标准的实践则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如陶渊明的诗歌等。
另外，二者间的关系也不都是积极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当社会上只有一种学术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往往是由于它的观点理念符合了统治阶级的某种需要。换句说，在封建社会，只有当某种学术思想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政治达成一定程度的衔接后，这种思想才有可能成为主流。它一方面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于文学创作，一方面它的独尊又有可能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例如，玄学的兴盛，出现了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虽然有的玄言诗比较具有理趣，如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但总体来看，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清代朴学也是如此，当时的很多作家甚至在小说或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加入考证辩订的内容，这显然也是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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