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发言稿——关于“宋人重理”——2120091204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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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发言稿——关于“宋人重理”——2120091204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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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发言稿——关于“宋人重理”——2120091204王海燕

关于“宋人重理”
提到学术思想，又要回到是“学术的思想”还是“学术和思想”的老问题上来，前者其实只讲学术，不过强调的是“学术思想”，或许是指限定在学术内的思想，实际是以学术为外延；后者则实指包含学术在内的思想，并且更加侧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思想为外延。虽有这样理解上的区别，不过既然用的是这么一个词，那么就不得不双方都考虑到，本文选取了宋代这一个历史时期，理学这一哲学流派，诗文这一正统文学的角度，以文人士大夫作为连接点来探讨关于“宋人重理”这一学术思想的问题。
一、社会状况之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中国古代思想，先秦有诸子百家，秦有法家，汉有经学，魏晋有玄学，唐有儒道释三教并立，宋元明有理学，清代有朴学，可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王国维也总结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天然的与特定的“一代”不可分割，这种天然的联系就是一代之社会政治状况这一马克思理论的下层建筑对于思想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深重影响。
马积高总结唐宋文人的特点时说：“唐代的士大夫多是开放型的，外向型的，而宋代士大夫多是保守型的，内向型的”。宋人的这种特点也不妨从宋代的社会状况中探讨一下来源
宋代政治的整体状况是积贫积弱，重文轻武。宋朝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实现像唐朝那样的大统一，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中说：赵匡胤统一南北后，“北方门户的燕云十六州，自从被民族败类石敬瑭出卖之后，宋朝没有能够收复。宋太宗赵匡义两次出兵和辽国作战，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地，结果大败。从此，宋朝统治集团上下得了恐敌病，不但对辽国一味乞求和平，对西夏也只能消极被动的防守。……宋朝建国之初就缺乏新型的开过气象。”国家如此，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文人，恐怕大多数也都不能摆脱“恐敌”的阴影了，这是由唐代文人的向外心态变为宋代文人的向内心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内政上，宋代总结唐代灭亡的原因是：来自大臣武将的专权和农民的起义，故而终宋一代，朝廷始终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唐代文人入仕的门路较多，并不局限于科举一途，而且科举也不是很规范，以至温卷之风盛行。到宋代，入仕的门径要窄很多，最普遍的法子就是科举，宋代的科举制虽然更加规范化更加严格，所取之士的数量却远远超过前代，文人更加容易也更多的通过科举走入政治中心。但是像宗泽、辛弃疾、岳飞这样的怀有壮志兼有才能的武人却始终不能得志，武人被压制了，这样一来，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指出的古人两条成圣的道路之一——外王之路实际上在宋代就是走不通的了，顺理成章的，文人就必须选择内圣这一条路。对此，统治者是乐观其成并大力促进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宋朝考察官员政绩时，道德的标准甚至要高于事功的标准。朝廷以道德论政绩，就必然会造成社会上假道学的盛行。马积高在《宋明理学与文学》中说：“宋人有一种特别的逻辑，就是凡急功近利的都叫‘小人’，反之则是‘正人’；凡有为叫‘生事’，反之叫‘老成持重’。”如此一来，官员就不得不“老成持重”，不得不保守、内向而不敢过多动兵言武了。官员不重事功而专心修德，尽管很多时候是“假道德”，这简直是统治者求之不得的好事，所以，理学从真正形成，到后来即便经世之学大加鞭挞，揭露出它的害处，依然是朝廷尊奉的官学，直至清代灭亡。
再看宋人重理的特点。首先要强调的是，宋代理学与宋人重理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一点讲在下一部分谈及。宋代只以科举文词取士，文人入仕前大多没了各地漫游的经历，使得文人虽然眼界却比惯于漫游的唐人狭窄，但学问却高于唐人（这恐怕也有赖于宋代印刷术的进步使书籍更易获得）。况且宋代冗官冗兵严重，地方官权利不大，一般的士大夫要比唐代清闲，而人一旦学问多又清闲，就容易产生疑惑，就想发议论，就容易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较有“理趣”的东西，进而思辨思维会得到开发，并反映在各个方面。因此，宋代士大夫散文中政论文极有特色，而诗文中也所掺加议论，这种议论绝不局限于某种理，比如理学家的性理，天理，而是各种理了。
另一方面，社会自然科学的进步也使文人对理的兴趣超过前代，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说：“在北宋，中国科技正达到它空前的发展水平，对事物的认识一般都进入对规律的寻求阶段，宋人重理，几乎是一大特色，无论对哲学、政治、诗歌、艺术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但宋人的哲学却没有向西方一样走入实证的自然科学方向而是走向了内心的伦理心性之学，对此，李泽厚没有深入探讨，他给出的一个浅显解释——“这大概与北宋中期以来相当紧张的内忧外患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社会课题和民生凋敝在当时思想家头脑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这个解释显然不足以服人，但是至少也说明了宋代的社会状况与宋人重理这一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二、宋人重理与理学
关于宋人重理，上面说过，宋代理学与宋人重理，前者对于后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宋人重理的“理”，就绝不特指理学的“理”。广义的宋人重理，应该就是上面讲过的各种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生哲学的方方面面。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非要把理学跟宋人文学上重理的倾向拉扯在一起，因为这二者都是宋人重理这一思想倾向的产物。
从文学史上来看，宋人重理表现在文、道之辩。宋人普遍同意“文以载道”并在理学家那里发展为“文以害道”。“文以载道”的发端在中唐的古文运动，到宋初柳开、田锡、穆修加以延续，终至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成宋一代风气。而理学史尽管也可以将发端追至韩愈，而实际上肇端的是宋初三先生，真正的开始是周敦颐，然后是二程、张、朱。单从时间上来看，理学思想影响到宋人的重理倾向是不可能的。反而应该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变化——重理倾向——哲学思想、文学思想、艺术思想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更为符合历史真实。
李春青的《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中对宋人重理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唐宋开科取士后，士人的“主要兴趣被引到科举一途，再加上魏晋士族贵族化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故而隋唐直至清代的士人在学术观念与审美趣味上都带上了浓厚的精神贵族味道。宋代士人受‘五代无学术’的状况与外患侵扰的刺激，重新燃起靠学术思想重新建构社会价值观的愿望，于是理学大兴。就其发生而言，理学本是士人阶层在融合儒、道、释思想的基础上开出的乌托邦精神……”这个解释一方面承认了宋人思想受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同时试图从纵向上说明理学是士人精神发展到宋代的产物。从理学吸收前此的儒道释的优点二成的事实来看，这个解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尽管不属于理学家的王安石也有关于宇宙论的论述，宋代并不是所有的士人皆是以“重新建构社会价值观”为目的而发表议论，阐释义理的，其侧重点与落脚点与理学家应是不同的。
理学是宋人重理特点在哲学上的反应，但是宋人重理在哲学上的反应却不应只是理学。理学从二程开始便已经有了分化为客观唯心和主管唯心的倾向，大程的主观唯心思想经陆九渊发挥至王阳明而为心学，大程的客观唯心思想至朱熹而大成并被奉为正宗，但理学中还有张载据有朴素唯物观的气学。况且理学家内部的重理重心也不是根本的分歧，宋代哲学上真正的对立是在理学于陈亮、叶适等人的功利一派之间，二者一为面向内心，一为面向现实世界。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里重点不在两派的对立上，而是即便陈亮、叶适等人反对理学，但并不是不重理，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不曾少了对于理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理在宋代，本就不是理学家的专职。
三、思想学术与文学
关于思想学术与文学，可谈的很多，比如宋带社会积贫积弱对文人作品内容的影响；重理的倾向和理学对文人人身修养的影响，理学以及宋人文学喜“平淡”、“古雅”的关系等等。这里只大致说两个方面：诗文与词在功能上的分化；宋代文学中的文道关系问题。
词作为诗余，产生在唐代，一开始只是抒情的，而且，抒的是艳情。不过到了北宋人的手中，到了苏轼手中一变而为士大夫之词，使词的功能被大大扩大化了，词能囊括的内容变多了。但是与正统地位的诗文相比，“诗庄词媚”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晰的。就是说在宋人那里，似乎严肃庄重的主题用诗文来表达，抒怀写情的用词来表达成了一种默认的规则，尤其在初期词还没有取得比较高的地位的时候更加明显。明了这一问题之后，再来看宋人的文道观。
既然诗文与词在功能上有了大致的分工，那么在宋代重理的背景下说文以载道，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因为在诗文评论中似乎很有有人强调词也要载道的。况且，既然诗人在诗文中喜发议论，喜爱讲理，那么有“文以载道”这样的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真正的大家那里，比如欧阳修、王安石，就算是在诗文中发表议论，抒发哲理，也并不妨碍文的成就。
不过到了理学家那里，文以载道就变成了文以害道。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开始，就开始宣扬“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程颐更是认为“作文害道”，从重道轻文而极端化为要消除文。即使有的理学家并不极言要废文，也是从道的立场出发来限制文。比如南宋理学大师真徳秀也曾编选《文章正宗》，从名字上来看就标示出他编选的目的和标准，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说：“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
理学家的这种思想，对文学的直接影响是坏的，尤其是理学成为官学的明清两代。但是理学家本来就不是像韩愈那样的文人，韩愈首先是文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而理学家多数只是哲学家，即使有人不是如此，也必然先是哲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而且是造诣不高的文学家。理学大谈性命义理，要求人自省，直视内心以完性，这种内向的哲学必然反对面向现实社会的政治，进而也必然反对政论文，但是宋代有为的文人多兼政治家和文人之职，况且，宋代科举后来也考策论，对政论文的反对基本是无用的；理学家又强调世界上的理只是一个“理”，人要成圣人必须“存天理，灭人欲”，以与那个本源的理合一，且不说这种带宗教性的体悟能否达到以及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若人人都能实现，那么出现的结果就是——人人都是理的化身，没有区别——但文学最大的特色就是个性，就是区别，理学的宗旨与文学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理学如果能够给文学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首先必然不会是理学家的本意，其次，必然是由它门旁通的，因为中国古代的无论是艺术、学术、思想还是文学，都是由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其中或在此，或在彼，必然有共通处。况且，理学作为一代之哲学，尤其在南宋时盛行，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渗透到各种各样的人思想中，文学家也不会例外。

参考文献：
《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
《理学纲要》吕思勉
《理学•玄学•佛学》汤用彤
《中国哲学史》任继愈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本
《宋明理学与温学》马积高
《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