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时期文学看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论语》《诗大序》等早期文献中，已经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述，“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皆是强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从社会历史发

展进化的角度而言，政治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

学无论创作、批评还是欣赏，都更多属于精神、思想文化层面，精神、思想、文化层面的东

西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或政治的因素，它有自身的特殊性，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给人们

认识和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造成了的难度。
  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革，有平和的，亦有激进的，有渐进的，亦有突变的……文学的发

展变化，有时候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有时候则不太一样。而且一般意义而言，

不一致的情况占了大多数。文学的发展演变，不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而且受社会思潮、时

代风气、正统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观念、文化氛围等大文化环境的影响。比如，唐代宽松

文化环境，使文士可以畅所欲言，在唐代小说中戏说宰相的例子很多，比如，写到李靖的《

虬髯客转》以及《续玄怪录》中的《李靖》，《宾谈录》中写到郭子仪，《神仙感遇传》中

写张镐等。清代实行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大大加强思想禁锢，清代诗文创作流派也很多，

如“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仿佛是异彩纷呈，热闹非常，但不论哪个

流派，都只是在艺术风格或写作手法上标新立异。他们或倡导空灵轻妙，或表彰黄钟大吕，

或逞其辁才小慧，或铺排知识学问，但是都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鉴于这些情况，考察文学

与政治的关系，不仅要循着社会发展的线索和政治变革的轨迹，而且还要考虑大的社会文化

环境对文学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从经学、哲学、史学中独立出来，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学

可以独立的和政治对话，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已经可以独立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

魏晋文学在进入自觉的时代后，仍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也是一波三

折。
    建安之景初年间，社会由乱而治，曹操的尚法术，曹丕的尚通脱，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政

治基调。这一时期的文学客观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刘勰描述为：“观其时

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产生了以三曹

、建安七子、蔡琰为代表的作家群，出现了许多以“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的作品。如

：蔡琰的《悲愤诗》等。他们的作品还表演出了昂扬向上、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精神面貌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把包括在文学在

内的文章提到很高的地位，正面肯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自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至司马炎称帝 ，政局混乱，党争不断 ，许多士人不得不在忠于曹魏

还是依附司马氏之间进行选择，中国社会出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 “最黑暗” 的时期。而

司马懿父子的 “迹沉儒雅 ，而务深方术”，更增加了政治的变数。以何晏、 王弼、 夏侯

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前者以谈玄清议为能事，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正始党争，以阮籍、 嵇康

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以任性纵情为特色，有意识地远离官场 ，远离政治。表现在文学创作上

，就是以 “志深而笔长、 梗慨而多气” 为主要特色的建安风骨的悄然隐退 ，代之而起的

则是玩味老庄的玄言诗，寄意遥深的咏怀诗，刘勰在《文心雕龙• 明诗》称之为 “正始明道

，诗杂仙心，何晏之徒 ，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一时期，政治

对文学的影响最为彰显。在政治高压下，文学不得不对其敬而远之，或虽有寄托却也只有选

择隐晦一途，如阮籍的咏怀诗，隐而不显，寄情遥深。
    西晋时期，司马氏取得政权时的尴尬，造成了其政治处于两难境地，需要忠义却又不能

提倡和强调忠义，于是便只好祭起 “孝” 的旗帜。而事实上，司马氏政权在政治上则始终

处于政失准的、依违两端的境地。受此影响，士无特操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除了一些为

当权者需要的颂章之外，文学不太受当权者的重视。这固然少了有力的扶持，但在当时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文士不必担心何晏、 嵇康等人的悲剧重演 ,可以较为自由地按照自

己的意志进行创作，“精骛八极 ，心游万仞”，驰骋艺术想象，挥洒艺术才能。三张、 二

陆、 两潘、 一左并骋于文坛。这一时期的文学盛则盛矣，但是许多的文人 “采缛于正始，

力柔于建安”，“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有意识地 “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注

重情采辞章，与政治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
    东晋时期，元帝中兴帝业，偏安江南，政治上虽欲有所矫正，但积弱既久，积弊已深，

方方面面积重难返。加之朝中内哄不断 ，重臣接踵相叛 ，东晋的政局长期处于动乱之中 ，

恢复中原始终是一个为人乐道的话题 ，谈玄清议之风依然盛行不衰。在这种大的社会政治背

景下，文学一方面有意识地与政治若即若离，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向政治靠拢，出现了一些反

映社会现实、表现民族矛盾的作品。但这类作品没有能够形成主流，也没能对当时的主流文

化产生太大的影响。政治对文学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文学对社会政治也少了应有的激情。其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玄言诗、 游仙诗的炽盛，田园诗、 山水诗的兴起，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

一代诗风文风的流行。“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 ,崇盛忘机之谈”，“诗必柱

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正反映出东晋的诗风文风。陶渊明的出现，使文学更加关注

自然 ，关注人生，走向了回归自然与回归自我的双重回归，标志着东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

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具典型意义。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

复杂性，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或直接而有力，或间接而软弱，或曲折而迂回，文学对政治的影

响，则因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

实，鲜明地表现出魏晋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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