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道家思想 09研王小兰 - 传统文化与文学

老庄道家思想 09研王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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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ia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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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道家思想 09研王小兰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为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以《老子》五千言为其开创道家一派的奠基之作，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而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司马迁评价庄子是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道家的集大成者。老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老子》一书约五千言，且全书以格言形式写成，但是文约义丰，思想睿智而深邃，被誉为哲学诗。庄子以其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凭借奇幻诡谲的想象、丰富深邃的寓言故事，被后人惊叹他既是惊世骇俗的哲学家，又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庄子》一书“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所以我们研究老庄的道家思想，要把哲学思想、文学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一．道家的形成和发展
1.道家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的刘歆在《汉书•艺文志》中谈论道家起源时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冯友兰认为刘歆对于道家流派所由来的官职有牵强之处，老子虽有史官之职（周守藏室之史），然而未涉及庄，依庄子的生平事迹而言，庄子是鄙视功名利禄的，不愿与统治阶级为伍，辞官归隐，宁可贫困潦倒也要逍遥自在，这从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及《庄子》书中所流露的安贫乐道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道家者出于“隐者”，即由于“师”“吏”分离社会情况下，一些具有学识才华的教师，相比于儒家的讲授经书礼乐，积极济世平天下，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已经失望，抱着不可救药的消极情绪，远离世俗，遁入山林。
依据此观点，冯友兰把道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杨朱，老子、庄子分别为第二、第三阶段。杨朱的事迹和思想散见于《孟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篇中，另有《列子》在书中关于《杨朱》的详细描写，但是难断真伪。从《孟子》书中我们可以知道杨朱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人物，有其鲜明的思想。《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的学说在当时有很强的影响力。杨朱的基本思想，在《孟子•尽心章句上》可见：“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即主张极端为我。又《淮南子•汜论训》中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行：杨子所立也。”即“轻物重生”。《老子》、《庄子》书中都有杨朱思想的影子，并加以发展，形成崇尚自然的处世之道，清心寡欲养生之道，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如《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说统治者要抛弃财富、珍宝、贪欲这些身外之物，不为外物所累的无为境界，这是治国之道。四十四章上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即强调了“贵生”的主张。《庄子》在《养生主》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讲如何做到全生避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庄子即像杨朱，他们都强调贵生，重视生命的存在，而且庄子不仅提倡贵生，更提出了何以“贵生”的养生之道。庄子认为，名利富贵还有仁义道德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身外之物，人自身才是最为重要的存在，从个体角度来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他在《让王》篇通过“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借许由之口表达了其重生轻物的观点：“‘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睱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在《盗跖》篇中盗跖批判那些为名利而死的圣贤是沽名钓誉之徒，根本不足为贵，“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不仅如此，而且那些虚假的仁义道德害人害己，“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特别强调人生命之可贵，“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人生短暂，飘然而逝，名利皆为害身之具，知足无争、悦性养生才是正“道”，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驳斥孔子汲汲于功名利禄、失性损德的谬论。
杨朱为了全生避害，选择了“逃避”的方式，隐匿于山林，做一个隐者。然而，人是不可能完全超脱或是逃避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杨朱的逃避是带着无法挽救这个污浊罪恶的世界的无奈而被迫归隐的。人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逃避”并不是保全自己，躲避灾害的真正办法，人是真实的存在于社会中的，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无论怎样保护自己，都有可能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难以预见的因素的伤害，老子和庄子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老子》第十三章中就感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吾身；及吾无身，无有何患！”老子认为我有身则有患，只有忘掉自身，才能无忧无患。老子强调顺乎自然之“道”，抛弃仁义礼乐，智慧聪明，少私寡欲，清静无为，返其质朴之本心。一方面达到“内圣”，即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另一方面从注重个人的修养衍化为“君人南面之术”的“外王”的政治哲学，认为君主“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又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所以能够“无为而无不为”，天下大治。

庄子把这个问题分析的更为透彻，他提出处于现实社会中的修身养生之道，又提出更高层次、更深境界的理想的“自由”境界。庄子对于其所处的社会极为敏感和激愤。他所生活的战国时期正是群雄并起、战争频繁的乱世。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春秋无义战”，统治者们贪婪无耻，狡黠自私，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剥削和掠夺，致使“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盗跖》）。现实的残酷和黑暗，使庄子深恶痛绝，他鄙视权势富贵，不屑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力图在污浊的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精神的逍遥自由以为乐。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庄子辞官不受的事情：“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他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因此，他把眼光从纷扰的世俗尘世转向自身，寻求人自身的修养和求“道”，追求精神的逍遥自由。这种从世俗社会的大世界，到一己之身的小世界，也可以说是另一种“隐”，寻求世俗以外的精神桃园。
处于现实社会中应该如何养生呢？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必然会遭到社会的惩罚，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必然无法全生保命。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名声太好，做得太完满也可能招来祸患，这关系到一个人如何立身处世，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老子》里就提出了“满招损”，所谓《老子》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物发展趋势是向着其对立面转化。“反者道之动”。，这句话简要的概括了“道”的运动形式是相反相成的对立项互相转化。在对立项的存在形式中，老子特别重视、倾向于“柔”“弱”、“贱”的一方，即地位、力量卑弱的一方，说“弱者道之用”，不偏向地位、力量强大的一方。他认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等。从世人（这里不谈论统治者）为人处世的角度来说。不但不应该过分暴露和张扬自己的才能、力量和优势，要善于隐藏，也不要去与别人争夺和竞赛，要“守雌”、“贵柔”、“知足”。在表面上看来，即是达到“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这样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持久而有韧性，在残酷的竞争中给对方以迷惑，有利于保存实力战胜对方，而不至于过早的招来祸害。

《庄子》在其《人间世》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庄子是想告诉人们如果有才能、有用处，那么他的命运就会像山木、膏火、桂、漆的命运一样，不能安乐长生。如何能够“涉乱世以自全”呢？”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即应该做到“无用之用”，庄子举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无用”方能全身避害的道理。有一颗大栎社树，因为它木质疏松，没有用处，因而躲过了匠人砍伐的灾难，得以长寿被人当作社神崇拜。栎树托梦告诉匠人说：“且予求无所用几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栎社树正是追求“无用”之用，顺乎自然，最后免祸致福。不仅物如此，人也是如此。支离疏形体残缺不全，是个服不了徭役、上不了战场建功立业的无能无用之人，此人因而能免于徭役之苦、战争带来的伤死，“养其身，终其天年”。,《山木》篇中通过写燕子不露其能而远害、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的生动比喻，暗示了人处于世间，必须忘记功名，不饰智自伐，削迹捐势，韬光养晦，以“不材”、“无用”为人处世，方能免除忧患。这也体现了老子提倡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即“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在庄子看来，人与物的在形体上的“保全避害”，并不能看作完全达到无忧无患，这只是相对的快乐。他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无所谓物，无所谓我，就会无往而不快乐，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如《逍遥游》里的大鹏“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无所待而有乎无穷的逍遥自在。这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人生要想真正达到逍遥之境，就要打破一切的束缚，庄子提出齐万物、一死生的妙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诸如生与死、贵与贱、荣与辱、成与毁、大与小、然与不然、可与不可等，都是无差别的。即“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天地》）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寓言体现了庄子打破物我的界限，“不知周也”，“不知庄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完全与蝴蝶融而为一，物我不分，则从中感受到精神的自由和快乐。既然明白了万物同一的道理，自然天地间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扰于形、困于心了，自然进入了“心斋”、“坐忘”的修道境界，表现为外在的状态就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大宗师》里有一段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对话，“孔子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为坐忘。’”那么，对待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死亡，也不会过分悲痛了。《养生主》里有一个关于老子之死的故事，表达了庄子看破生死的豁达。他的朋友秦失前来吊唁老子，并没有像他看到的其他人那样表现的过分悲伤。秦失批评他们的做法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生死是自然规律，人违背了自然规律去增多人的感情，就是失去天理，违背真情。明白了夫子的来去是应时、顺势，自然就不被哀乐所困扰。不仅安于生死，《大宗师》里:“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使，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告诉我们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恶，不害生、不求死，遵守天道而“无为”，顺应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在妻子死时因而能够不恐惧不悲伤，怀着旷达的情怀鼓盆而歌，达到了精神的逍遥。因为他已经看破生死，体悟出了生死的真谛：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变，因而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死，生死是自然的规律，是“道”的人生体现，人应该“无为”顺其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逍遥为乐。这是庄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其“道”的最高境界。
以上简要论述了道家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要探讨的是道家发展中的“人生哲学”，体现了对人生的思考。当然，道家思想从杨朱经过老子、庄子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生的哲学，也包含了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因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的思考和反思，这在《老子》和《庄子》书中都有描述和体现。这三个阶段联系发展的主线，都是主要围绕个体“我”。早期道家思想是杨朱的“为我”出发的，一直到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然而庄子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宇宙宏观去思考“我”，从个体实体的存在的“我”发展为追求“我”的精神永存，那么就要超越我，达到“忘我”，进而“无我”，这样，“我”被否定了。
二．《老子》、《庄子》研究中的“丰富多样”
道家的这两本代表作，《老子》不过区区五千言，《庄子》虽然洋洋洒洒也不过是三十三篇，由一个个寓言故事组成。然而它们犹如给后人留下的两座宝藏，“取之不尽，挖之不完”，自从它们出现的开始就一直被后人研究、探索，经久不衰，且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得《老子》、《庄子》己经存在、正在出现、或是未来出现不同的面貌，无论研究者怎样“百家争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老子》和《庄子》，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我们难以说谁真正读懂了老庄，因为斯人已逝，渐行渐远，我们站在时间河流中遥望故去的伟人，望进亘古的时代。我们解老庄，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的影响，沾染上了时代的特点。
《老子》和《庄子》之所以神秘而难解，不仅是因为其思想的博大深邃，也由于其表达方式上的隐约、含蓄的特点。一般的哲学、文学著作，往往倾向于长篇大论的形式才把道理、事情说得透彻明白，人们也更加容易理解掌握。然而《老子》的全书以格言的形式写成，像哲学诗那样跳跃性大，又哲理丰富；《庄子》以他奇幻诡谲的想象，虚构出一个个奇特的寓言故事，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使得其思想深奥玄妙，具有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而且这些寓言故事之间又看似断续无章，使得我们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精准的结论，并非易事。
之所以会出现“言有尽而意无穷”，恐怕根源在于道家对“道”的认识。老子认为“道”是恍恍惚惚，玄之又玄，空虚无形的，“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用之不可既。”因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无法用有限的语言去限定、界说和规范，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老子认为要“行不言之教”，而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用立言，言也不重视美。又因为老子崇尚自然，求自然纯朴的本性，当然反对刻意雕饰、华而不实的“美言”、“美文”，自然不求文学上的审美了。况且那时也还未萌芽出“文学的自觉”来。然而观《老子》一书，句式错落有致、 “对仗”整齐，节奏跳跃、明快，有着诗歌般的优美韵味。让人很难说清是自然无心出之，还是思虑刻意为之。
庄子对“道”的认识与老子是相同的，都是不可言说的，老子对道的描述加上了许多不定的形容辞强为之容，就是要人不要对其文字太认真，拘泥于文字而不知“道”，要从字里行间去体悟会意，即“在意不在言”。《庄子》在其《外物》篇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愿与忘言者交谈，两人交谈时不用言语，而是“神交”，心有灵犀而是靠“神交”。《庄子》一文汪洋恣肆，无拘无束，意象飞跃无端，庄子并非把其“道”的思想寄托于言的，也不愿读者被言所累，而是透过其言得其意，心领神会，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与之“神交”。在《天道》篇中：“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隐贵言传书。”《秋水》篇中有：“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这也是我们欣赏、研究《庄子》一书的态度和旨趣，也对于我们鉴赏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给予了深刻的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