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历史指的是文本化的历史，尤其是一些正史，这些文本化的历史在编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对一些事情有所讳饰。历史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文学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具有作家个人的强烈色彩，同时也不同程度的反映着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化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文史不分，诗史相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开始摆脱经学的的控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是由于统治者强调文化与学术的经世致用的功能，重视具有明显拾遗与资治作用的史官与史著。隋朝王通《中书•王道篇》“书、诗、春秋，同出于史，而不可杂处，故圣人分焉。”同时，古代史官采风的说法，孔子“诗可以观”，可以说是“以诗证史”的原始性态。在这种文史模糊的学术与文化传统中，将文学与历史等量齐观是非常必要的。
  陈寅恪先生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所提出的提出如何对待官修史书与私家著述的野史、小说的关系，“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攥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辩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讳之失也。”也就是说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只能以史料的形式出现，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官修史书与私家攥述之中，充分认识到野史小说等的史料价值，认为可与官修之书等量齐观。至于诗赋等文学样式的史学价值，陈寅恪先生的论述也是颇多，不仅注意到唐代及以后的诗歌，因为咏事成分的浓厚，往往涉及到确切的历史事件，足以校正史书的错讹，而且坚信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感而发，“必定更有实事实语，可自印证者在……”他的《柳如是别传》，通过柳如是、钱谦益的诗文等，辨析柳如是的身世、以及明末清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充分显示出诗文的历史价值。史家的这种观点，是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去发掘文学文本中的深意或所谓的原意与历史背景等，又通过对文学文本中隐藏着的当时社会、历史事件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等的考察，以期对历史真实有更为充分的理解和把握。这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却能够加深对文学文本以及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的双方面的理解。比如古代的衣食住行体现出明显的等级，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规定：“农衣紬、纱、绢、布，商贾禁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紬、纱。”规定只有三品官才有坐轿的权利。通过读明代的小说，比如金瓶梅，石点头等，明末的商贾不但可以衣锦着绣，而且可以坐轿子，甚至雇轿子已经成为一项面向广大庶民的服务性行业。又如，朝廷规定百姓的住房标准是不得超过三间，饮食器皿只能是锡壶瓷盏，可是明代中后叶一些商贾住的是高楼大夏，用的是金壶玉盏。然而翻遍正史见到的只是措辞峻切的种种规定，对于商贾的公然违抗史家却是略过不提，至多只是记载朝廷对各种规定不断重申。倒是小说中具体的描写让人们能够知道，当时社会的真实而丰满的现象，不断重申的背景就是商贾势力的不断膨胀。也就是说古代的小说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又如，唐代创业之初，可以说不太光明，往往仰仗僧侣道士，符命图谶以修饰其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性。但其中漏洞不免流传于民间，流传于士庶的笔下。其中虬髯客的故事也不是突然发生，应当是有所本。唐人小说中有《神告录》一种，见《太平广记》卷297，题目为《丹丘子》，篇末注出录用神告录。南宋时曾慥类说节录陈翰《异闻集》以这一篇文字为首。可以推断神告录至少是中晚唐之间已有。它的内容是道士放弃争夺的行为而把天下让给李渊。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却曾有不少的神告，也就是所谓的符命图谶。而其中主要的就是太原慧化尼的歌词与蜀郡卫元嵩的预言诗。内容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杨氏当灭，李氏当兴。用传说来修饰李唐受命是很光明正大的。但是恐怕当时也有神告一类的符命，只因为其所说的是道士不屑做皇帝，所以让与李渊。如果果真是如此，则这种传说显然不利于皇家的创业，唐初史臣取其一而舍其一，使得卫元嵩在正史上崭露头角，而神告录的故事仅见于稗官野史。由此看来，《虬髯客传》的故事写虬髯客放弃争夺天下的行为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

    文学文本是一种历史现象，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总属于一定的历史，而历史只能是重写的文本，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具有“互文性”或者“互通性”，并且构成具体的文化背景。将文学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实际上就是把文学置于一系列的文本中去考察。但史家目的只是理解内容得到真相，而不在评论诗文的美恶与声音意境的高下，也就是说淡化了审美意识。在对文学进行历史的考察时，还是不应该放弃对其文学美感的研究。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