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涛；学号：1120090359；时间：2009－12－20）

“集部”名称的出现确立问题：在古代史志目录及各类私人目录中，“集部”名称的出现是文学创作繁荣、文学自觉时代的产物。在《汉书·艺文志》中不存在“集部”之名称，当时的作家并非有意为文，作家对于文章的功用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审美特质尚未有一个系统、完整、清醒的认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王俭的《七志》中设有“文翰志”、阮孝绪《七录》中设有“文集录”。在王俭的目录书中，虽没有“集部”之名，但已有了“集部”之实。王俭的“文翰志”收录前贤时人的诗赋作品，阮孝绪的“文集录”下列“楚辞”、“别集”、“总集”、“杂文”之类目，遂使得“总集”之名得以正式出现。“总集”名称的确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文学繁荣、文学创作观念自觉的产物。六朝时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体裁类型及功用价值，有着很深入的探讨。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类型应该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谟尚实，诗赋欲丽”。曹丕认为文学作品的功用很大，于治国兴邦、扬名不朽大有裨益，所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大力阐发文学的功用价值，大大激发了后世作家的创作热情。西晋人陆机在其《文赋》中，继续探讨文学体裁分类及功用价值，陆机认为文章具有“宣风声于不泯，济文武之将坠”的重大作用。南朝刘宋时期，国家官方将文学馆与史学馆、玄学馆、儒学馆相并列，四馆并列的格局反应了国家对文学的功用价值、艺术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南朝萧梁时期的萧统《文选》在选录作品时，也很注重作品自身的文学特性。因此，“集部”名称在六朝的出现及《隋书·经籍志》中大量收录总集、别集类文学作品，是以文学繁荣、文学自觉为学术思想的大背景的。


“诗文评”立目的问题：文学理论批评是伴随着文学创作繁荣的产物，文学理论批评是以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它的发展总是滞后于文学的发展。在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这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不是很发达。于是，《隋书·经籍志》中在“总集”之下设置了一个“文史类”的分类目，单独收了四家文学批评书目，分别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李充《翰林论》及颜峻《诗例录》。从“隋志”开始，直到“四库”之前，文学批评类都是列入“总集”下的“文史类”的。将文学批评列入“总集”之中，是有原因可讲的，在古人看来，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是针对整个文学现象针对诸多作家的创作情况、创作得失，所做出的带有全局性的评品论列。因此，讲文学批评列入“别集”类自然不可，在文学批评尚为兴旺发达及“诗文评”尚为作为一个单独类目出现时，将批评类著作书目列入“总集”类是合情合理的。随着诗文批评的大量涌现，尤其宋代及其以后大量出现的诗话、词话类批评著作，遂使得“诗歌文评”有必要作为一个单独的类目出现，与“总集”、“别集”平起平坐。因此，到了“四库馆臣”编纂“四库总目”时，顺应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昌盛的现实要求，将文学理论批评类书目单独立目，不再编入“集部”中的“文史类”。


“词曲类”立目的问题：尽管“四库馆臣”修书的时代，源于官方正统思想的影响，重视经部史部类作品的著录轻视小说家词曲类作品的收录，但他们也不敢完全忽视词曲类作品在宋元繁盛的事实及词曲在清初复兴的现状。因此，“四库馆臣”在其“集部”中，于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之下单列了“词曲”类与之并驾齐驱。“四库馆臣”在“集部”叙录中，介绍了集部各门类的立目原因所在，“集部”总叙云：“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又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四库馆臣们”在“词曲类”下划分了许多小的类目，比如“词集类”、“词选类”（存目）、“词话类”（存目）、“词谱类”（存目）。“词曲类”中这些细目的划分，也是比较科学的，符合词曲类文学繁荣的现状、符合古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潮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