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袁月：《汉志》《隋志》《四库》经部讨论成稿
张袁月 1120090354  09级博 古代文学


一、        从叙言立目辨析学术源流
所谓的“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以及阐释经典的著作。其最初出现是在《汉书艺文志》，但当时尚无经部之名，而称“六艺略”。“六艺”本指周代的六种教育科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六艺”所教乃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继承了这一传统，结合自己的教学对上古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用以作为儒家学派讲学授徒的教本。《汉志》所称的“六艺”，主要就是指孔子所编次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典籍。
《汉志》所本为《七略》，因此，从六经在《汉志》中称“六艺”而不称“经”的状况来看，在刘向、刘歆时期，六艺虽然是儒家的经典，但还没能统摄所有学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也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可见当时六艺的经典化地位尚未确立，诸子还没有完全衰微。不过，从《汉志》的序言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强化儒家经典地位的倾向来，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孔子的学术贡献被无限夸大，并成为中国学术的唯一学术源头。如易类小序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现代学者已经证实，易之“十翼”非一人一时之作，《汉志》将其全归于孔子一人之手，显然夸大了其学术贡献。再如书类小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尚书》记载的是一些上古的历史事迹和诰命训令等，《汉志》却将其看作是“圣人则之”而“言其作意”。不仅如此，其它各种学术也都被视为“圣人之教”的结果。如《诸子略》大序中认为诸子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再如天文是“圣王所以参政也”、 历谱是“圣人知命之术也”等。我们今天看来的科学门类，在《汉志》看来，都是圣人用来治国施教的手段。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目录中也得到延续，如《隋志》认为“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四库•易类序》也将各种典籍看作圣人“觉世牖民”、“因事以寓教”的手段，如“《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等。这些目录思想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受到政治统治制约的。
到了宋王志的《七志》，“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梁阮孝绪《七录序》），经部书籍被列入“经典志”中，这也是“经”在目录中立目的首次确立。梁阮孝绪的《七录》从《七志》，亦列“经典录”，“经典”之名在目录中明确出现，说明儒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普遍承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也成为学术活动的主导思想。到《隋志》时，则改为经部，作为四部分类的第一大部，在后世目录中，经部也一直位居首位，处于稳定的地位，这反映出随着经典的日益神圣化，儒家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而至巩固的过程。

二、        从分类变化认知学术面貌
经部的基础是六经，后世的目录变化主要是在六经的基础上加入新的经典，同时增加对经典的注疏阐释类书籍。从这两方面的书目分类变化，我们可以寻找到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术特征，并理出一条经部的学术发展脉络。
首先，从经典的变迁情况来看，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专立五经博士，用国家权力确立起五经在经部中的主体地位。而随着孔子地位的上升，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也上升为经典；同时，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使《孝经》也上升为经典。《小学》本身不是经类著作，但由于它被看作解经的必备工具书，也就随之附到经部之末。这就是汉志中经部的基本面貌，它反映出汉代对于经典的学术态度和认识水平。
到唐代，出现了九经的提法，即《春秋》分为“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礼》分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三礼”的分列，实际上体现出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抗衡和消长。比如“三传”涉及到今古文经学的斗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用汉隶写成，称今文春秋传；《春秋左氏传》则是古文，秦时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前者详于训诂，后者详于记事，故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榖梁才得春秋真意；而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今文经学多代口传，更可能失去圣人之意。可见，三传实际分属不同的学术系统。“三礼” 也如此，不过东汉郑玄综合古文今文经学，兼注这三部书之后，“三礼”之名便确立下来，并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一项基本考核内容。
唐文宗太和年间，复刻十二经，而立于国学，这十二经是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宋代再此基础上将《孟子》升格为经，“十三经”的格局正式形成。孟子地位的提升，大概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关。由于孟子的许多思想与侧重心性之学的理学有契合之处，因此被理学家们用以阐释理学的思想，《孟子》书中的很多范畴均成为理学的关键词。宋代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合称“四书”，其地位与五经并列。不仅如此，《孟子》的经典地位在政治层面上也得以巩固，宋神宗时孟子被封为邹国公，与颜回一起配享孔庙，到元文宗时，孟子更被封为邹国亚圣公。这样“亚圣”便成为孟子的官方称呼。
其次，从对经典的解释著作来看，不同时期也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来。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主要阐发微言大义，如《鲁故》、《齐后氏故》、《韩故》等；古文经学主要解释经文字义，如《毛氏古训传》。《汉志》里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书目都予以了保存。而到魏晋时期，出现大量音义类著作。唐代颁布《五经正义》，将经学类注疏统一，也为经学贡献了一种新的解经体例，即总结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定出一种最正确的解释的“正义”。《四库》中由于这类书籍的数量巨大，还专门单列一类“五经总义”类。宋代注《礼》的著作大大多于其它，故《四库》也在礼类的大类下又分出三礼的小类来。另外，宋代理学发达所导致的对“四书”的关注，也使相关书籍大量出现，因此，《四库》中将四书类列为一个大类。
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的是魏晋时期。我认为它是推动经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例如，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渐渐认识到音韵规律，在创作中就有了对“四声八病”等音韵规律的积极探求，而在目录中，则体现为音义类解经著作的大量出现。《汉志》中没有任何音韵类著作，而到了《隋志》中几乎所有的经典都有了相应的注音解释，如《周易音》、《古文尚书音》等，这是魏晋时期经学的“时代特征”。魏晋音韵学的发达还给目录学增加了一大批韵书，如《声韵》、《韵集》、《四声韵略》等，这些书在《隋志》中被列入小学类，对学术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丰富和发展。此外，在魏晋时期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解经体例，这就是“义疏”。义疏既讲经文，又讲注文，它和语言发展有关。因为语言的发展，后世和前代的语言有了隔阂，不仅不能理解经文，对注文也不能明白了，所以“义疏”的出现，从根本上是语言发展的需求。但从《隋志》可以看出，大部分义疏类书籍都是在魏晋时期产生，因此不能不考虑到时代风尚的影响。这时期玄学盛行，喜好清淡和佛家讲经的风气影响到儒家学者，他们也开座解说经文，其讲本就被称为“讲疏”、“讲义”。
总之，经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主观要求，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        从顺序排列判定学术地位
三部目录在部类和书目的排列上，都是有一定原则的，基本说来，就是根据其重要性来进行排序。因此，从部类和书目的顺序上我们就可以判定其学术地位及发展变化。在此，主要谈谈《尔雅》。从现代学者的观念来看，《尔雅》实质是一本讲字义的字书，可是从《汉志》开始，《尔雅》就入了经部，原因何在？其实，从“六艺略”各经的排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于六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排列是不同的。今文经学是按经典的深浅程度来排列，因此六经的排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古文经学认为，六经皆为史料，应按产生年代的先后来排列，故其六经的顺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略”的排序正是采用了古文经学的排序方法，自然其下的小类排序体现的也就是古文经学的思想。因此，注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家对于《尔雅》当然要倍加推崇，在目录中给予其“经”的待遇。
但是，为什么《汉志》要将《尔雅》附在孝经类最末而列在小学类之前呢？这大概是由于。《尔雅》是汉人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本身与经书联系又很大，其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经书的注释书所不能代替的，相当于半部经书，故列在儒家最后一部经典《孝经》之后。而《说文》等字书则只能列在小学类，作为单纯的解经工具书了。
到《隋志》中，《尔雅》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不再排在孝经后，而改列在论语类中。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尔雅》地位变化的结果，而是《论语》地位下降和《孝经》地位上升导致的。汉代以来就奉行“以孝治天下”，而唐代也非常重视这一方针，唐玄宗甚至两次为《孝经》作注，这就大大提升了《孝经》的地位。而相较而言，提倡积极进取、参与政治的《论语》就不太适应时代风潮了。因此，《尔雅》也就顺应排在了成为新的最后一部儒家经典——《论语》之后了。
但是，不管是附于孝经类或论语类，都不符合《尔雅》的学术特征。到《四库》中重新将其列入小学类，才算正本清源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尔雅》地位的下降，因为它曾被列入十三经，但最后还是还原到解经的工具书。这大概是因为唐宋新增加的诸经又需要统一经文、经义，所以《尔雅》释经功能又受到重视。但十三经的格局形成后，《尔雅》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四库》才能从真正学术的角度将其归回小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