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文体、场域变迁:基于陈三五娘故事的版本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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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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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文体、场域变迁:基于陈三五娘故事的版本流变
陈三五娘故事是在闽南泉州一带广为流传的故事,自祖本《荔镜传》始,陈三五娘故事经历了《荔镜记》、《荔枝记》、《陈三》、《绣巾缘》、《陈三五娘》等不同文学样式的演绎,文本完整性极高。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陈三五娘》故事文本流变进行梳理,串联影响这一故事流变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变迁。

  关键词:陈三五娘;中国叙事文化学;文本演变;戏曲曲艺


  陈三五娘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其至少可追溯至五代时期跟陈洪进有关的历史事件上。1自其祖本《荔镜传》后,数百年来,陈三五娘故事被无数学士艺人改编成小说、戏曲、俗曲等形式,尤其是其戏曲版本纪录之体系完整性十分罕见,不同版本的传承沿革沉淀着所属时代的灼灼风华,极具研究性。这种传承体系的完整性造就了陈三五娘故事在闽南泉州一带的家喻户晓,“东畔出有许孟姜,西畔出有苏六娘,北畔出有英台共山伯,南畔出有陈三和五娘”的闽南歌谣将之与中国四大名民间故事相提并论,足见这一故事的传唱程度及影响。

  一、“陈三五娘”的文本流传

  据考证,陈三五娘故事祖本最早可追溯至成书于十六世纪初的传奇小说《荔镜传》,又名《磨镜奇逢集》《泉潮荔镜奇逢》,但现已亡轶,现存本中较早的为嘉庆十九年刊本和道光二十七年刊本,故事梗概为:

  福建泉州陈必卿之父在潮州做官期间,曾为其定下王碧琚为妻。尚未完姻,就离官回泉州,因两地相隔遥远,双方家长颇有悔意。后必卿护送兄长家眷去广东,途经潮州。是日正是元宵佳节,赏月之时,巧遇王碧琚,两下一见倾心,顿生爱慕之意。潮州安抚使之子林玳,慕碧琚美貌,使人往王家求婚,其父欣然允诺,碧琚严辞拒绝。不久必卿再至潮州,经过王府楼下,为碧琚所见,仓促之间,碧琚将荔枝掷向必卿。必卿受而心喜,遂留居潮州,然无缘接近。后闻王家有宝镜,颇为珍贵,就乔装磨镜工进入王府,操作之时,有意将镜子损坏,因无银子赔偿,恳请为奴,以报镜子之值。必卿、碧琚由此得能亲近,由爱慕渐至情深。后得碧琚之婢益春相助,方得效鸾凤。日子一久,隐情渐露,林家亦有所闻,遂急催成婚,屡催不就,林玳诉于官。必卿、碧琚相商,决定出逃私奔,不期途中被执。官庭审理,断必卿发配崖州。碧琚伤痛不已,闭户不出,亦拒绝再嫁。不日必卿之兄升任河东巡抚,接办此案,必卿获释,并迎娶碧琚,有情人终成眷属。

  若按存本看,最早的版本可追溯至明嘉靖四十五年《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作者名已佚。嘉靖《荔镜记》凡五十五出,开场词便叙述故事梗概:

  公子伯卿,佳人黄氏,窈窕真良。因严亲许配呆郎,自登彩楼选同床。却逢陈三流马过,荔枝抛下绿衣郎。陈三会合无计,学为磨镜到中堂。益春递简,得交鸾凤。潜地私奔,被告发遣。逢伊兄运使,把知州革除,夫妻再成亲。

  可以看到,从《荔镜传》到嘉靖本《荔镜记》,故事情节没有太大变化,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陈三五娘之关系是由“再续前缘”变为“灯节偶遇”;二是故事主角的名字由陈必卿、王碧琚变成陈三、黄五娘,而后者则是最为通用的主人翁名。

  此外,嘉靖本《荔镜记》书末提到了重刊之目的是“因前本 《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可见,在嘉靖本之前已有潮州本和泉州本的《荔枝记》,《荔镜记》只是二部《荔枝记》的重刊,且做了相当的改动。

  嘉靖本《荔镜记》后,有万历九年本《荔枝记》面世,全称为《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属《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即由潮州戏本而来,但是否真的是嘉靖本《荔镜记》的前本,仍待考。

  万历本《荔枝记》和嘉靖本《荔镜记》文辞基本相同,不过相对来说,万历本的文辞更加通俗质朴,从刊名“乡谈”两字即体现出来,而嘉靖本则更为文雅晦涩。从情节,即剧情结构上上看,嘉靖本和万历本呈现出二种不同的故事形态。嘉靖本共五十五出,万历本为四十八出,两本并不完全对应,尤其体现在陈三五娘初次相见、黄父态度以及陈黄对话情交等三个方面。嘉靖本陈三五娘相见是灯节偶遇,情愫萌生,而万历本则是五娘悲于林大定亲而赴南山院求签,解签文曰六月六有以骑马官人在五娘楼下站,与之接亲成对,而适时陈三骑马过五娘楼下,五娘遂抛荔生情。即万历本完全没有了嘉靖本两人灯节同游生情的情节,反倒多了民间更为欣赏的求仙问佛而神启应验的奇异情节。而在黄父态度上,嘉靖本自三十一出至三十七出,黄父因为三娘不愿嫁给林大而内心焦灼,无奈已定亲,后听闻陈三五娘私奔,虽责怪黄母教女无方,但又表示嫁与陈三亦是美事一桩,后林大来退婚,黄父自责大意定下婚事。而万历本对于黄父的这一心态的转变没有过多刻画,反倒在听闻陈三五娘私奔后,责骂黄母,责令四处寻找,直至将林大误认林父,才说出“共你无缘,怨恁愚痴”之语。可以看到,万历本中黄父态度是一贯的,在看到林大愚痴之态之前,还是不愿意答允陈黄之情的。在陈黄对话情交方面,嘉靖本和万历本展现出不同的男女恋爱态度,即前者强调陈黄是主动追求爱情,后者则是通过婢女益春传递双方情愫。嘉靖本除“士女同游”,灯节邂逅外,从“打破宝镜”开始,陈三五娘之间就开始了直接或暗自的交流,如在“陈三魔镜”之时,五娘便悄悄认定陈三是那日马上官人,而“陈三扫厅”中则将自己真是身份告知五娘,但空口无凭,难令人相信,“求记达情”中则是陈三请求婢女益春传达情谊,至“园内花开”时,陈三五娘直接对话。这种层层渐进的接近方式是符合当时男女交往习惯的,也反映出了陈三五娘由暗自揣测,不敢确认到确信彼此的心理变化。而在万历本中,陈三五娘的对话情交似乎依靠的更多的是“外力”,除最开始的解签神启,两人的对话主要借助益春的传达,甚至益春还为陈三出主意帮忙,故在万历本中,益春在陈黄二人的爱情故事中承担着不小的分量。整体来说,万历本相较于嘉靖本在歌颂爱情自由和男女冲破枷锁束缚上并不是很明显,用于教化的意蕴不足,文辞粗野、情节简单,生活性更强,贴合民众的世俗趣味。

  清顺治年本《荔枝记》(1651年,一说1652年),全称为《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顺治本《荔枝记》是以嘉靖本为基础增删部分出目而改就的,相较于嘉靖本,顺治本删去了《颜臣》曲词、勾栏戏文、诗词北曲的内容,共设三十六出。顺治本在出目数量上远少于嘉靖本、万历本以及后来光绪本,这一部分原因是顺治本中对于嘉靖本中的“祝告嫦娥”、“旅馆叙情”、“灵山说誓”、“敕升都堂”、“忆情自叹”、“途遇佳音”等出目进行了删除,同时亦出现了较多的将其他本的出目合为一出的现象,如嘉靖本中的“五娘赏灯”“灯下答歌”“士女同游”等在顺治本中合为“五娘看灯”一出,“林郎托媒”、“驿丞伺接”、“李婆求亲”、“辞兄归省”、“李婆送聘”、“责媒退聘”等在顺治本合为“打媒姨”一出,等。不过,顺治本中亦出现了赠目,即“益春留伞”、“益春送花”两出,“益春留伞”梗概为陈三认为黄五娘对自己的冷遇是对自己的无心,遂决定听安童的劝说,返回乡里。益春劝说陈三再坚持一段时间,并告诉黄五娘陈三要走,陈三拿出手帕和荔枝,黄五娘方确信陈三是“马上官人”的身份,但未直接挽留陈三,五娘下场后,陈三左右为难,后听从益春建议以伞写信。“益春送花”则是陈三五娘春风一度之后,五娘将穿成串的花给益春,让她送给陈三,而益春在送花途中,将已经针好的花弄散,至陈三处,两人一起簪花。在两人打情骂俏之际,五娘出现,但是五娘并没有生气,而是做了益春和陈三的媒人。

  整体上来说,顺治本在保证故事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对于故事背景和前情铺垫进行了浓缩,对私奔缉拿情节行了删减,这对于实际舞台表演而言,可以有效缩减演出时间,而在突出陈三五娘爱情矛盾和冲突明显的地方格外放大,除了突出了婢女益春的聪慧和机敏之外,“益春送花”情节又打破了以往人们对陈三形象的认知,与痴情中多了一些世俗的活泼与多情,而五娘的说媒,亦于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温柔自守羞涩大家闺秀的形象中多了一分可爱小女儿情态。

  清乾隆已亥年(1779年)刊刻的说唱“陈三五娘”爱情故事《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俗曲唱本。此本原为郑振铎先生旧藏,《西谛书目》“弹词鼓词类”著录,赵万里认为其应属福州本鼓词,潘培忠则认为,其应为流行于福建闽南及台湾等地的闽南语歌仔册。全文十七叶,正文至 第17叶右半止,17叶右半7行,余者半叶8行每行2句14字凡 522句。故事情节与嘉靖本相仿,不再赘述。诸如《绣像荔枝记陈三歌》的俗曲唱本很多,据沉香统计至少逾40种,这些俗曲唱本主要分类两大类型:一类是与《荔镜传》、《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情节内容相似的,如民国三年厦门文德堂的《增广最新陈三歌全集》以及上海凯文书局的《最新陈三歌》,一类是属于在故事基础上旁外分支,如《特别最新五娘掞荔枝歌》、《特别最新五娘送寒衣歌》、《改良最新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等。

  清郑昌时(1769年生人)撰《韩江闻见录》卷四有《诡娶黄五娘》一文,详述了陈三诡娶黄五娘的过程:黄氏九公居于潮州,有两女,五娘刘娘。陈三送兄嫂任职途中游蔚园,于绣楼见五娘,意欲求娶,但闻已为城中武生林大鼻下聘,故“欲计得之”。经郡幕献计,先聘定六娘,到了迎亲之日,潮州城疯传陈三将强走五娘,林大知晓后暴跳如雷,纠结众人将花轿抢回家中,却不曾想花轿内之人是六娘。县丞闻告,唤林大至县衙,林大自知理亏,在充军十年的刑罚面前,只能将错就错,而陈三则抱得美人归。很显然,这一故事与其他陈三五娘故事,有着较大的改动,陈三五娘之爱情故事不再因“士女同游”或者“南山求签”的“前缘”而后续,而是更多地依靠了他人的外在力量,即“诡计”巧娶,颠倒鸳鸯谱。痴情种子陈三在此本竟然为刻画成“奸诈”之徒,全然没有了他本的感动缠绵之情,而充斥着荒唐与含混。陈三五娘的爱情纠葛不再该故事的主线,在其他文本故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益春,亦为陈三之妾,实际上故事主角已由上述文本的陈三、五娘、益春,演变成陈三、幕僚等,这种文本故事虽然生动有趣,情节冲突剧烈,引人捧腹,但是因为主角为男性,缺少了青衣、花旦的戏份,所以相对来说,《诡娶黄五娘》并未入戏。

  道光本(1847年)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整本目录五十一出,内文四十六出,故事梗概不再胪列.而光绪本(1884年)目录五十一出,内文则为四十五出,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光绪本内文将“五娘赏春”和“林大邀朋”合为一出,在情节关目和脚色行当尚, 道光本与光绪本都如出一辙。而相较于顺治本,两本出目设置也较为相仿,赠设“林大托媒”,且将顺治本的“打媒姨”一出拓展至五出。可以看到,几种刊本中配角地位的逐步提升,配角数量和扮演功能多样,甚至在某些出目配角成为该出的主角,如“林大托媒”中的林大,“益春送花”中的益春等,道白和唱词的增多,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真实。

  作为发源于闽南地区,有着深厚民间传承根基的故事,由陈三五娘故事改编成的俗曲唱本在南方地区颇为常见,除上文中提到的《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最新陈三歌》等俗曲及下文提到的潮州弹词《荔枝记》外,还有诸多戏曲曲艺形式改编该故事,如:南音《因送哥嫂》、《共君断约》、《听门楼》《恍惚残春》《三更鼓》《元宵十五》《孤栖闷》《一身爱到君乡里》、潮州歌册《陈三五娘》、高甲戏《陈三五娘》、台湾民谣《七世福气陈三五娘》、莆仙说唱本《陈三》等等,可谓不计其数。

  陈三五娘故事虽广为戏剧俗曲所用,但亦在一些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出现。晚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选外集《纪黄五娘事三首》:

  夺取鱼轩射雉场,此身仍属旧檀郞,美人甘为多情死,不肯昌华事汉皇。                 

  彩凤辞笼恨未忘,九天呼吁传降王,赵家若赏平南策,第一功臣是五娘。               

  艶词空谱荔枝香,磨镜遗闻事渺茫,谁改五花新院本,英雄儿女再登场。

  丘逢甲是晚清爱国士人,教育家,《岭云海日楼诗抄》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丑恶行径,反映了清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读之能激发人的爱国热情。在此,丘逢甲一改“美人甘为多情死”的女性形象,为黄五娘赋予了功臣英雄意味,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在救亡图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光宣年间,潮州尚有弹词《荔枝记》一种,五卷。该弹词所叙陈三五娘故事除与《韩江闻见录》所录相左外,与上述其他各书大同小异。据该弹词所述,陈三五娘私逃日期为八月十六夜,而婢女益春一同出逃,这就与“放掉益春在看灯”的俗谚相左。

  此外,笔记小说《绣巾缘》(作者年代暂不祥,收于林鸿《泉南指谱重编》上海文瑞楼书庄1912年版)将陈三五娘故事与历史考证结合在一起,把陈三五娘之故事原型推衍至五代时期。故事梗概为,五代墨时南康王陈洪进三子璠游潮城时,恰遇黄五娘和忆春擘荔门前,五娘见璠俊美,遂以绣巾裹荔投之,两人定情,但黄五娘已于林飞虎之子林大鼻有婚约,林遂拟趁虚将五娘忆春载至揭阳成婚,在返漳途中为林兵所获,将两人押至府衙堂讯,后黄父赴揭阳见陈母,陈父割揭阳三邑给南汉王刘银,赎回二人,谪二人居诏安。相较于其他诸本,故事情节上,没有“磨镜”、“留伞”这些在戏曲当中着意表现的精彩段落,因而缺少戏文当中陈三卧底五娘家所造就的真我与角色之间的分裂与撕扯、错落与冲突。

  因陈三五娘故事流传范围实在太广,以上罗列陈三五娘故事各文本,当非全貌,尤其是对近人、今人对该故事的演绎,如颜金村章回小说《陈三五娘》等,此处暂且不表。

  二、角色与场域变迁:基于陈三五娘文本流变的文化意蕴分析

  陈三五娘故事自出现以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以不同文学样式演绎了不同的形象角色,从这些形象角色的塑造中,可以生动地展现出作者、时代、文体等因素的交织产生的巨大影响。

  2.1作者、文体:论《韩江闻见录》对陈三五娘故事之异见

  总括上述所提到的种种版本,陈三五娘故事恋爱梗概大致趋同,只有《韩江闻见录》一书持异议。在其他版本中,陈三五娘基本上是通过“元宵睇灯”“绣楼投荔”“磨镜卖身”“益春留伞”等前缘接后情的情节,得以有情人总成眷属。而《韩江闻见录》中则是陈三蔚园出游偶遇五娘,有心思聘,但闻其已许配,故得计于郡幕,以聘六娘为噱头,巧计骗娶五娘。两者相差甚殊。

  《韩江闻见录》共十卷,郑昌时著录,是反映潮汕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的著作,目前可见到的是清道光辛巳年校及道光甲申年文玉楼刻本。由于该书多录作者所闻所见,故其性质相当于子部小说家类杂事和异闻、史部地理类杂记、传记类杂录,同时也能窥见作者之生平思想和价值观念。

  关于郑昌时生平的记录较少,《潮安县志》云: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太守黄安涛以疏治韩江水道下问,重晖献策具图说进,太守深器重之,延为东隅义塾掌教……巡抚祁贡临潮,重晖进权宜时务万言策。巡抚奇其才,辟充幕府,以明经终……可以看到,郑昌时接受了相当长时间的正统儒家教育并以此为生,这种深受儒家思想润养的经历造就了郑氏思想心态和价值观念。《韩江闻见录》中卷一《相国石双忠祠大忠祠》中,郑氏引文天祥《沁园春》:“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又《三元十相联对数则附》中,郑氏自叙云:“五十学《易》,日寡过,日知非,将以后顺耳从心,胥恐惧修省岁月;三百诵《诗》,为温柔,为敦厚,于此中察伦明物,得兴观群怨性情……”这些侧面或正面的自我告白,都体现出郑氏作为正统书生在接受儒家思想时所形成的正心修身的道德修养和维护三纲五常的思想规纪。

  正是出于这一生活经历,郑氏在《韩江闻见录》卷四中记载了不少忠臣孝子、贤母烈女等传闻事迹,《诡娶黄五娘》便在其中。然而正如其名所示,陈三是用“诡计”娶得五娘的,这种“诡计”与其他版本中陈三五娘“士女同游”“绣楼抛荔”的“前缘”以及“磨镜卖身”的付出大相径庭,这显然是与封建正统观念并非同构,仿佛是向种种僵死的制度开了一个玩笑。2将《诡娶黄五娘》“混”入忠臣烈女故事之中,无疑增加了故事间的鲜明对比,起到更深层次的批判感。

  造成这种异见与相悖的原因,还与该书的定位有很大关系。洪肇基在此书序中云:“说部,史外一体也。其考国家之典故,述忠臣孝子高人奇士之轶事遗言,有与史相出入为读史所必参者”。意指说部与史其实存在一定的出入。又“其胸中轮囷磅礴之气,无所发泄,一惟沉酣恣肆于著述中。自贤人君子,嘉言懿行,与夫仙鬼怪,可惊可愕之事,凡有所得,皆载笔焉”。意指,该书记载的贤人君子嘉言懿行等事,都是受著者心性影响所真实表达。杨廷科序云:“载笔成帙,非惟有益词章典故,且大有关世道人心……” 故《韩江闻见录》中记载的轶事传闻无论是嘉言懿行,还是惊愕之事,都是著者以世道人心为基点的心性表达,故而导致其中故事的情节有些与史存在出入。而陈三五娘故事中,五娘已有婚配却绣楼抛荔,暗定终身,后赖婚逃走,这种不贞不孝实际上是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在封建势力鼎盛的时代是不可容忍的。对于旨在传播贤人君子的嘉言懿行,维护世道人心的《韩江闻见录》来说,是不会为这对不遵传统婚嫁章法的风流男女进行美化的。更何况,“与史相出入”早已有言在先,因此,郑氏不妨放开手脚,对于此等有碍于社会风气的艳事加以歪曲,抛除陈三追求五娘“磨镜卖身”的感人情节,增设陈三诡计欺瞒情节,不为淫逸男女留下任何“翻盘”余地。

  2.2官方与民间、守旧与立新:论五娘形象之衍变

  在陈三五娘故事诸版本中,五娘形象的变化是多样的、突出的。在嘉靖本《荔镜记》中,李姐邀请五娘赏灯时,五娘以“妇人之德,不出闺门”加以拒绝,继而称妇人出门时应该恪守“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可以说,在嘉靖本《荔镜记》中的五娘形象活脱脱是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以恪守“三从四德”为本的矜持闭锁的官家小姐。而到了万历本《荔枝记》中,五娘则主动派婢女益春邀李姐一同看灯,原本的矜持闭锁的官家小姐的形象松动。至顺治本《荔枝记》及光绪本《荔枝记》中,五娘的矜持形象进一步消减,在看到陈三时,经脱口称赞“真是倾城倾国”,很显然,五娘形象由矜持冷峻已经转向了血肉草根了。在俗曲中五娘则成了打破礼教旧纲常的“斗士,”,如潮州歌册《陈三五娘》中,即歌唱五娘“反对父名自择婿,随伴陈三走他乡”,而到了晚清丘逢甲《纪黄五娘事三首》中,黄五娘竟然从追求自由恋爱的形象成为了宋人南伐的第一功臣。

  导致五娘形象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恐怕与官方与民间话语立场的博弈以及社会思想的解放有着很大联系。

  嘉靖本《荔镜记》在起首便设置了一个道德高地,即在《辞亲赴任》中,陈三父母训诫说:“我分付二仔儿,只去路上著细腻。去做官,管百姓,莫得贪酷不顺理。做官须着辨忠义,留卜名声乞人上史纪”,“衮衮诸公著锦袍,不知民瘼半分毫。频斟美酒千人血,细切 肥羊百姓膏。须记得这四句是大丈夫之志”。而在顺治本《荔枝记》起首《与兄践行》中,却“贪花月无心求名利,专爱得桃游戏。名利纷纷枉世恋,人生莫放酒杯宽。荣华富贵非吾愿,偷闲花月却相欢。”以陈三“偷闲花月”的个人志趣影射出戏文整体走向和著者及社会志趣的变化。如果说小说、戏文的作者多为士子文人,其属性是有着一定程度的雅化的俗文学的话,俗曲可以说是通俗文学的绝对代表。俗曲的诞生和发达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伎艺的深厚,俗曲的作者多为民间草根,接受教育的程度低且缺乏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视野,因此俗曲中关于陈三五娘故事的描述多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而更加俚俗粗浅。由于出自草根,生活多受拘束,因此立意更多地从如何挣脱现实处境和利益出发,去憧憬美好的愿望与追求,故俗曲中关于陈三五娘故事,尤其是五娘形象多歌颂。在他们看来,一个来自官家的女子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婚姻自由是值得赞颂的,而囿于固有枷锁则是应该斥责的。因此在俗曲中已经不见对于官方道德的追捧,转而歌颂代表市民阶层、农人阶层的盼自由、盼冲破的价值观念。进入晚清,来自精英阶层的试图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和以儒家礼教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的趋势愈发强烈,启发民智,呼吁解放,倡导女权,引导国民投身救国浪潮中,因此在民间颇为盛行且语言野俗的戏曲俗曲中此类主题作品。黄五娘作为勇于反叛父母媒妁之言的代表自然成为了人们争相描颂的对象。同时,正如上文所述,陈三五娘故事广泛流传于闽台地区,而将五娘塑造为宋人南伐的第一功臣的英雄形象的丘逢甲即生活在台湾、闽南地区,可以说深受陈三五娘故事的熏陶。作为晚清抗日保台的志士,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作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为唤醒中华儿女化解清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丘逢甲以笔为武器,利用台湾人民耳熟能详的黄五娘作为榜样,将其反叛精神视作勇于抵抗强权蛮力的象征,号召英雄儿女齐心抗日保台,是更具感召力和推动力的。

  2.3现实与神化:论陈三五娘因缘际会之变化

  陈三五娘故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地方,就是关于陈三五娘的因缘际会亦是在变化的,如嘉靖本《荔镜记》,陈三五娘生情是因“灯节偶遇”,而后有“祝告嫦娥”、“灵山说誓”等情节,万历本《荔枝记》则是五娘赴南山院求签,解签文示有缘人骑马楼下,并与之接亲成对,嘉庆本、道光本《荔镜传》中则是早有婚聘,而后“灯节偶遇”,《韩江闻见录》中则似乎缺少了两者一见钟情的浪漫,而是蔚园初见时陈三单向地求娶……我们看到,因缘际会在陈三五娘爱情故事中的关系之初、关系转折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最终影响关系走向和固定。虽然“灯节偶遇”在陈三五娘故事各版本中基本都有此情节,但相较于其他版本,嘉庆本作为较早版本,突出的是陈三五娘在“灯节偶遇”中初见时的一见倾心,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而祝告嫦娥”、“灵山说誓”等情节与万历本的求签解签神启应验等情节则更是以民间更为喜爱的求仙问佛神启应验的内容渲染了陈黄两人缘分前定的奇异。而嘉庆本、道光本《荔镜传》以及《韩江闻见录》中这种前缘神异的情愫不再浓烈,尤其是《韩江闻见录》中更多地是依靠的陈三与幕僚的诡计与野蛮,是人力的,而非“神”力的。所以,整体上而言,陈三五娘故事的因缘际会是从神趋于人、神化趋于现实的。

  陈三五娘故事作为中国爱情故事的代表,对于两者因缘际会的编排改写实际上反映着作者的缘观。正如我们常说的“缘分天定”一样,缘观影响着爱情故事的走向和品质,顺应天意,早有注定的爱情故事结局往往是圆满的,值得称赞的,违背天意的爱情故事则往往结局不尽人意。

  包括明清时人在内的古代婚娶方法主要有明媒正娶、私奔野合和官府作主。无疑,明媒正娶是正统的,爱情结局往往是美好的,官府作主因为有官府背书,爱情结局也比较圆满,但私奔野合是不合礼仪的私自结合,结局往往不美满。陈三五娘的爱情结合实际上是建立在背叛了林大的基础之上的,甚至《韩江闻见录》中还将无辜的黄六娘卷入其中,于父母不孝、于“夫君”不忠、于兄姊不义,这种爱情结合在封建社会,乃至现代社会都是不被人所认可的。但陈三五娘故事在历代流变中却被塑造成反抗媒妁之言,追求自由恋爱的典型,这与中国人心目中明媒正娶的婚恋认同是相悖的,故将“丑”化为“美”,将“歪”化为“正”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中国人的缘观。即将陈三五娘的爱情结合赋予有着深厚前缘的基础和后天神异的帮助,从而使原本不为人认可的感情变得早已注定和难以抗拒。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是看不见的万能之手,特别是民间又普遍信仰月下老人的神力,从而使人相信这种有着老天爷安排的情缘才是正确的,“天付良缘”胜过“现实万千”。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期影响中国用于解释超自然现象的思想,尤其是儒释道宿命观经过家庭的教化、小说戏曲等传播途径,逐渐平民化、世俗化,大众有了自我加工和解构,加之西方科学和人权思想的涌入,中国人的自由意志增加,对于宿命主导作用的认可不再是盲目推崇,而出现了外控与内控交叉的现象。所谓的缘,不再只是冥冥之中的力量,而更加倾向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事情发生的巧合。换言之,缘观除表冥冥之中力量外,还表现为个人的努力,有缘有分才能结善缘。故在嘉庆本、道光本《荔镜传》以及《韩江闻见录》等本中,前缘神异色彩减弱,但有着一定现实基础的成分提升,而现实基础就需要人力,如嘉庆本、道光本《荔镜传》中的“早已婚聘”和《韩江闻见录》的诡计,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对于人自由意志、自我醒悟的推崇。

  现存陈三五娘故事文本虽然所跨时代并不算长,但在小说、戏曲曲艺、诗歌等各种文学样式的传播下,形成了完整的传承脉络和发展体系。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到,官方与民间、守旧与立新在不同作者、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下呈现出的对角色定位、人物关系、故事脉络等方面的不同。整体上来看,陈三五娘故事的官方道德感下滑,民间草根意趣上升,人物关系的神化志趣下滑,人力与自立意识上升。但无论是纤秾华贵的精英塑造,还是泼辣鲜活的草根塑造,陈三五娘故事在数百年的风云变换中终究凝聚成令人神往且生生不息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荣光。

  参考文献:

[2] 北京图书馆. 西谛书目[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73a.

[2] 赵万里. 西谛书目序[M]//北京图书馆. 西谛书目.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4a.

[3]蔡铁民.一部民间传说的历史演变-谈陈三五娘故事从史实到传说、戏曲、小说的发展足迹[J]民间文学论坛,1997(2):36.

[4]吴颖、吴二持.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J],韩山师专学报,1992(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