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隋书·经籍志》集部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

屈原赋20家361篇
楚辞10部29卷
楚辞类6部65卷

陆贾赋21家274篇
别集437部4381卷
别集类961部18038卷

孙卿赋25家136篇
总集107部2213卷
总集类165部9947卷

杂赋12家233篇
诗文评类64部731卷

歌诗28家314篇
词曲类（词集59部103卷、词选12部274卷、词话5部19卷、词谱词韵2部60卷、南北曲3部17卷）


集部目录与学术思想的变迁

一、《汉志》辞赋的繁荣与汉代社会文化

《汉志》专设《诗赋略》，是为后世集部的雏形。诗赋略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文学体裁的认识，视为后来集部的一部分作品，初步具有了文学的独立意识，但不是成全面的认识，不是文学的全部含量，比如散文就不被包括在其中，因此只是雏形的概念。之后很多公私目录，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集部已经形成，理应包括各种文体，楚辞类未被列入总集类而独立，这显示出学术思想的一个问题，是突出经典性，反映出目录编者的观念思想和文学观念以及文学进化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复古论”“文学的退步论”，也就是说后世只能仰慕前贤，是不可超越前人的。在诗赋略中，主要著录了先秦至东汉的诗赋作品“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可分为赋与诗两大类。将诗赋单独分类，表明了汉代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一）赋

在赋类中，《汉志》将时人眼中的赋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和杂赋四大类。《汉志》中著录赋七十八家，一千三百零四篇。相比之下，诗歌只有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足见赋在汉代的繁荣和受重视程度。

赋在汉代的繁荣，一个原因是汉文化本身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楚文化的承袭。在《汉志》的分类中，诸赋以屈原赋之属为第一类，这里的屈原赋在后世的集部中实际上被归为楚辞类，汉人未对辞赋进行区分，因此将至归入赋类。在屈原赋之属中，还包括宋玉赋、唐勒赋、淮南王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楚人或在楚地。汉高祖刘邦籍贯沛县即属楚地，汉初最重要的政治家曹参、萧何也是楚人。楚文化在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除了赋这种文学作品外，更重要的一个便是黄老之术。汉初推崇黄老，而老子便是楚人。楚地流行黄老，还可以从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得到印证，湖北荆门楚墓出土有竹简《老子》，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则出土有帛书《老子》，两地均在楚国的核心范围内，可见自东周至西汉，《老子》在楚地的流行。也可以证明汉初黄老之学的流行，其本身也植根于汉初统治者浓厚的楚文化情结。

赋流行的第二个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统治者对赋的提倡，从赋的作者就可以看出。在《汉志》中著录的赋的作者来看，其中包含“上所自造赋一篇”，表明帝王直接参与了赋的创作。其余的作者，则包括淮南王、阳丘侯、光禄大夫、常侍郎、宗正、骠骑将军、卫士令、长沙王、侍郎、平阳公主等诸多身份，不仅有宗室诸侯，还包括各类文武官员，都参与到了赋的创作之中，足见赋在汉代统治阶层中的受欢迎程度。统治者对赋的提倡原因之一应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赋本身文辞华丽，且赋中最著名的《两京赋》《二都赋》《上林赋》均是极尽铺陈之能事，歌颂天子、赞美皇家，赞美时代，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二）诗

《汉志》中的诗，显示出了其与统治者更为密切的关系。《汉志》中诗最主要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创作与统治者直接相关的，包括由高祖直接创作的《高祖诗歌》，与宫殿、宗庙相关的《太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宗庙诗歌》，与皇家行为相关的《出行巡狩及游歌诗》等等。第二类是以地域区分的，包括《吴楚汝南诗歌》《邯郸河间诗歌》《齐郑诗歌》《洛阳歌诗》等等，其中既有以六国故地为空间划分的，也有以汉代行政概念为空间划分的。这类以地域划分的诗歌，与汉代对民歌的收集政策有关。《汉志》诗赋略后的小序中就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武帝时这种设立乐府采集歌谣的形式，应当是对《诗经》采风行为的继承和延续，这种继承和延续可以看做汉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对周代、对儒家的某些认同。

二、《隋志》集部的确立与文学的独立

关于诗赋略到集部确立的内涵外延以及其他各部类的关联，在《说文解字》中诠释“集”的内涵是：集，小鸟衔枝汇集成鸟窝。这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文学，但从目录学角度，更符合集部原意的是《说文》中的解释。之后收集的文学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留下的印象反而变少。对比子部和集部的区别，其实两者关系比较微妙。子部中含有各种思想体系的派别、各家的名称，各家之下不同的人的追求体现一个不同的思想体系，而在“集”中，同一个人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喜好，不光有文学，还有奏折，史书，别集作者们可以尽情发挥个人所长。

《隋书经籍志》中集部分为三类：楚辞、别集、总集，奠定了之后目录分类中集部分类的基础。关于楚辞类，《汉志》中把楚辞与赋混为一谈，后来文人逐渐注意到楚辞体与赋体的区别，并在楚辞体之上，有了骚体的名称。《隋志》依照王俭《七录》体例，在集部设立楚辞一类，反映出魏晋南北朝以来对于楚辞体的研究态势，以及楚辞体、赋体文的快速发展。关于别集类，所谓别集，就是一个作家的作品编纂成书。《隋志》中著录了大量的文人别集。《隋志》别集类提要中提到了东汉魏晋以来文人别集的大盛局面：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这体现出魏晋以来，文学的繁荣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也是文学体裁的进一步发展。同一名作家可以写诗、写赋、写奏议等各种文体，因此就出现了汇集同一名作家作品的别集，而且各种别集有时候涉猎各种学科领域，也就有了专收某一种文体的别集，如诗集、文集、四六。

东汉以来，诸侯割据，帝王不再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而伴随东晋门阀制度的兴起，各种文人集团的产生，士人文化开始兴盛，文学在士人文化的背景下，开启了文体各个领域的自觉。从曹魏集团网罗各个文学下士为自己效力开始，很多贵族集团特别重视文化创作。魏晋时期繁荣的文学创作局面直接影响到南朝。首先，统治者本身热爱文学的创作，据《隋志》记载，其著录了大量南朝统治者的诗集、文集。这些帝王也就自然带动了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繁荣的局面。其次，魏晋时期虽然是乱世，但是没有统一的国家声音，所以文人们大多可以说出自己的心中所想。乱世之中创作环境的自由和创作素材的大幅提升让文人的创作摆脱了前代的束缚，转而发扬自己的风格，出现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出色的文人，并且尝试开发各种创作技巧与发明创作新的诗歌体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志》中著录了一些女性的诗集以及一些诗僧的诗集，可见当时文化氛围浓厚，文学创作的风气也比较自由，甚至一些贵族女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收录官方史志目录中。第三，这时期文坛上的繁荣不仅包括文学创作的繁盛，还包括各类文学理论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出名的文学批评作品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文学理论的高峰作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文学批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文学发展新的活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兴盛局面，促使了文学别集、总集的呈现，也给后世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有益的遗产，从而促进后世朝代的文化繁荣。

《隋志》著录了大量的文学总集。文学总集就是把各家作品集合在一起。我国诗歌总集的编纂历史悠久，最早的总集可以追溯到《诗经》。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类总集。《隋志》总集类提要追溯总集的发展脉络：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基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四库全书总目》也将挚虞《文章流别集》，或许是因为它比起《诗经》《楚辞》收录的文体更多更完善。这些总集的大量涌现，包括诗集、文集、赋集、乐府歌辞，还包括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而且也为后世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化观念、品评标准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三、《总目》：集部目录的集大成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目录继承了前代史志目录中的分类传统，又开创出新的子目（诗文评类和词曲类）。诗文评类脱胎于前代史志目录中的文史类，如《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志》、《明志》均在集部总集类设立文史类，收录诗文评与史评。四库馆臣有感于诗文评与史评著作毕竟分属于两个学科，因此将文史类分化为两个子目，分别置于史部与集部。在诗文类小序中，编纂者将诗文评分为五类，并各自论述其学术源流：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颓颓,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前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就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檠《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曹丕《典论·论文》首开诗文评论的传统，之后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文体的源流，品评其工拙；钟嵘《诗品》品第作者高下，并追溯其师承关系；皎然《诗式》论述作诗的方法；孟檠《本事诗》搜集作者故实；欧阳修《六一诗话》、刘攽《中山诗话》记录有关的逸闻轶事，类似笔记小说。并且在唐宋之后诗文评类著作日渐增多。这一方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后，文艺理论著作自然发展的结果，体现出文人对诗文理论的逐渐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代诗文等文学作品日渐繁盛的一大展示，文人不仅需要关注诗文本身的好坏，更需要诗文评类作品去指导诗文的创作。

此外，文艺理论著作的另一大作用即是对于文学标准的规范以及对于社会风气的矫正。每当世态变幻、朝代更替之时，文学观念倾向于浮华奢靡的文风，就会要求文风正向转变。自明代中叶后，奢靡之风社会风气迷乱，尤其到了晚明之时，重利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价值观、消费观和审美情趣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对传统文化也进行批判。四库馆臣等清初统治者以及正统文人为了归整不良的时代风气，自然也要归整文风，将诗文评与史评类分化开来就是重要的变革。而且将诗文评独立出来也是编纂者对于学风的追求，清代学者对明人不良学风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就体现出清人治学的严谨：

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妄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清代前中期诗文等文体重新大盛起来，而且诗文的风格流派大分，呈现出一种并不亚于曲稗兴起的分庭抗礼的格局，这一方面促进了清代诗文评著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示出清代正统文人所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一种最后艳丽的华章。

诗文属于正统的文学样式，而词曲则从民间俗乐演变而来，是“诗余”、“词余”，虽然自诞生至于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但仍属于文学体裁的末流。因此《总目》中对于词曲类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词曲类小序中就充分表达了对这两种文体的鄙弃与排斥：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

在编纂者看来，从《诗经》到词曲，是“层累而降,莫知其然”，一代不如一代。就渊源而言，来源于“风人末派”以及地位卑下的俳优，《总目》中将词曲类设立为最后一类就明显看出编纂者对其的轻视。

关于曲的地位则更为低下。宋元明以来，朝代更替，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当权不合理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长时间废立以至于形同虚设的科举制度更是伤害到很多文人的故国相思和壮志难酬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市民文化的兴起的同时也促进了市民文学特别是曲文学的兴盛。曲分散曲和剧曲。《总目》中只收录了一部分散曲等倾向于文人化的作品，但是对于剧曲则一概不收。《总目》词曲类小序写到对于词曲分类的标准：

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折《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断之体裁,不可训也。

元明清以来市民文学既多，但是《总目》收录极少。这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可以反映出编纂者对于剧曲（曲文）的“不可训”的反对，认为它们不合经籍标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元明清以来市民文化虽然兴盛的同时，始终受到帝王文化等精英文化的辖制。

《总目》还有一个可关注的重点，即官方编纂总集颇丰，已经到了搜罗网尽历代各个文体作品的地步，如御定的全唐诗、全金诗、四朝诗、历代赋、历代文。以及各种体裁的文体作品，如题画诗、宴饮诗歌、唱和诗等。可见清前中期统治者和上层文人对于前代资料搜集可谓详尽，《总目》总集类小序中概括了总集的作用与编纂的目的：

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可见编纂者对于总集的看法主要是出于保存文献和去芜存精的目的，便于了解到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文学观点以及品评的标准。在《总目》总集类《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提要中也能看到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帝对于文学的把控：

我国家稽古右文，石渠天禄之藏，既逾前代。我圣祖仁皇帝游心风雅，典学维勤，乙览之余，咸无遗照。用能别裁得失，勒著鸿编。非唯四朝作者，得睿鉴而表章，即读者沿波以得奇，于诗家正变源流，亦一一识其门径。

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对于汉人文化的学习，命令文人进行前代总集的编纂除去保存文献的需要外，也有辨正学术源流的考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目》总集中含有大量的明人著作，如《明诗综》《明文海》等，可见清人对于明代典籍的重视，也能够看到易代之际，一些流亡士人对于故国文献典籍保存的苦衷。

《四库》收录的书分为两部分，正文部分和存目部分，这也是一种学术思想的体现。列入存目的书目可以分为距离时间近的明代著作；有违禁的内容，不能收录到正常史志目录中的“四库禁毁书目”。《四库》以外的材料，体现在对市民文化的载体，采用对峙的态度，这种漠视本身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看法。从帝王文化来看，也不完全是绝对的“一刀切”，一方面很多帝王对于社会上盛行的戏曲小说很“上瘾”，另一方面官方对市民文化大加禁毁，形成一个很矛盾的现象，知道里面有很多不利于统治的东西，主要是政治统治，很多起义军把戏曲小说中的军事文字当成真正带兵打仗的东西，如“张献忠”。从市民文化角度来看，一方面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有共同语言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某种同化融合效应，包括在对待市民文化的态度上，很多通俗文学的体裁体制都形成于民间，以市民形态产生，后来变成士人文化，得以雅化了，市民文化的色彩褪去了。小说一开始也是由宋代的勾栏瓦舍在后来雅化的，“三言”“二拍”以及其他拟话本不是场上演出用的读本。可见四库馆臣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原汁原味的市民文化作品很多失传了，有条件记录下来的往往跟文化有关系，比如一些专门收录小说戏曲的目录学著作。

中国古代史志目录中的集部经过了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始终与相关的文化背景相融合。《汉志》著录大量诗赋作品，体现出先秦两汉在帝王文化背景的主导下，士大夫们为了能够“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而学《诗》以言。而“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可见诗人创作以《诗经》为源头的诗歌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辞人（词人）创作以《楚辞》为源头的骚体辞赋主要出于情志目的，这也同时为后世文学体裁的地位分层以及诗人始终高于辞人（辞人）的地位分层刻下了烙印。东汉以来士人文化的兴盛，带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自觉与繁盛。文人士人在人格精神上的独立带动了整个时代对于艺术文化的追求，也就促成了《隋志》中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的分野。宋元明清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市民文化背景下催生了大量的市民文学，特别是带动了白话小说、戏曲、散曲的创作繁荣局面。这些文学体裁与题材的兴盛虽然经过一部分文人的努力，逐渐吸引了中上层文人的参与。但是它们浓郁的民间娱乐色彩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合经籍体例，《总目》的编纂并未将这些著录其中。这反映出浓重的市民文化与上层精英文化的分庭抗礼的格局。但吊诡的是，这些市民文学作品又期待需要官方的保护来留存与流传，但是大量散佚以及失去作者姓名的通俗文学作品显示出一种无奈与遗憾。

四、参考书目

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