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目录变迁与学术思想史的发展

一．集部目录的变化

位次

书名
《汉书·艺文志》

师赋略
《隋书·经籍志》

集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集部

1
屈原赋20家，361篇
楚辞10部，29卷

亡书1部，11卷
楚辞类6部，65卷

存目17部，75卷

2
陆贾赋21家，274篇
别集437部，4381卷

亡书449部，3745卷
别集类1075部，18072卷

存目1567部，17614卷

3
孙卿赋25家，136篇
总集107部，2213卷

亡书142部，3011部
总集类164部，9720卷

存目401部，7216卷

4
杂赋12家，233篇
诗文评类64部，730卷

存目85部，524卷

5
歌诗28家，314篇
词曲类
词集之属59部，103卷

存目25部，43卷


词选之属12部，262卷

存目14部，99卷


词话之属5部，19卷

存目5部，13卷


词谱之属2部，60卷

存目5部，39卷


南北曲之属3部，17卷

存目8部，35卷


图表所反映的变化：

1.《汉志》诗赋略按文体之别收录诗赋两类，将赋析为三类；《隋志》之后不再沿用此分类标准。

2.屈宋等人的楚辞类作品在《汉志》中被称为“赋”，被收入赋类第一；《隋志》对楚辞和赋作了明确的区分，为楚辞独设一类，并在小序中对楚辞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3.《四库总目》中别集类数量大增，主要得益于宋代别集的大量出现，从别集类五至别集类十八都是宋人自撰别集。

4.《四库总目》与前代目录志相比新增诗文评类和词曲类。



二、集部目录变化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史发展

1.“诗赋略”的出现与帝王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学说中已经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影响了此后几千年文学思潮的走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文与质的统一”，与《诗经》所表现的“诗言志”一起，经过汉儒的发展，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汉代儒家文艺观，成为文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理念的重要基石。

　　两汉时期，国家进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时代，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春秋时期士人合纵连横自由奔走于各诸侯国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在中央集权之下开始向帝王靠拢，成为为大一统皇权服务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劝谏为己任，学术与文化也随之体现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帝王作为文化舞台的中心对学术文化的掌控是不可撼动的，帝王文化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成为知识分子向帝王献媚的工具。武帝一朝凿空西域、大败南越、抗击匈奴，强大的帝国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歌颂热情，加之武帝本人好大喜功，使得两汉文坛弥漫着一股崇尚巨丽之美的文学思潮，赋体得益于铺张扬厉的体制更适于歌功颂德和宣扬帝国气象而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两汉继承了《诗经》的“讽喻”传统，自武帝时设立乐府机构采集民间诗歌，汉人将这种配乐而唱的诗歌称为“歌诗”，歌诗与赋体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文学的主体，纵观两汉文坛，相当一部分作品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汉代文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学术研究形式。但是在两汉经学学术专制的情形下，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张岂之认为：“儒学并没有完全制约文学创作中的性灵……汉代儒家经学还不能完全包涵人们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有它宽广的发展余地”。“诗赋略”这一称谓的出现，表明《汉志》对诗赋的总结并未像其他六略一样带有浓厚的学术思想色彩，而反映了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开始意识到文学与学术之间的区别。

　　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作品的日益增多，班固在《汉志》中为其单设一类，并以汉代主要文体来命名，即“诗赋略”，可视为“集部”之雏形。《汉志》“诗赋略”在编排体例上与其他部分略有不同，“诗赋略”下只有大序并无小序。《汉志》自言承袭《七略》，《七略》已亡佚，因而无法考证是《七略》就未曾为“诗赋略”作小序还是《汉志》“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删掉小序。“诗赋略”之所以能自成一类，藉清人姚振宗辑录的《七略别录序佚文》得以窥测刘向、班固之本意。“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据此推之，根据《七略》的编纂原则，诗赋类本应纳入“六艺略”中诗类之下，止是由于作品数量过于庞杂恐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才别立“诗赋略”。

　　“诗赋略”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两汉文化形态的反映：

　　A.赋位于歌诗之前

　　《汉志》“诗赋略”总序引《左传》语“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能赋，可以为大夫”，“诗赋略”之下分为赋与歌诗，其中赋类列于歌诗之前。二者也是两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其源流皆可上溯至《诗》，二者之区别在于赋不能歌而只能诵。

　　班固《两都赋序》称赋为“古诗之流也”，且“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由此推知，“诗赋略”所收录的赋作1004篇皆非民间之作，乃是围绕在帝王周围的“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出于“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之政治目的而作。赋以华美的词章、骈俪的形式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代文学的格式化与板滞。

　　相对采集于民间的“歌诗”，赋体与民间是相当疏离的，而表现出深深的帝王情结：大赋中普遍出现的是对恢弘气象和赫赫声威的赞美与歌颂，即使是屈原之“离别愁思”也与帝王密切相关。因而，赋类位于歌诗之前归根究底是帝王文化在目录志上的真实写照。

　　B.赋分四类，屈原赋居首位

　　《汉志》将《汉志》“诗赋略”赋类之下析为四类，即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屈原赋列于首位。由于诸类之后不见小序，故而其分类与排序标准已难以知晓，但从“诗赋略”大序中仍可窥测一二。

　　大序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楚辞》“王褒作九怀，刘向作九叹，皆拟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由此推知，宋玉、唐勒乃至贾谊、刘向、王褒等人之赋或效仿屈原而作，或受屈原之影响。换言之，在汉人看来，屈原实为后生众家写赋之祖，故而屈原之作不称“楚辞”而径称“赋”。另一方面，大序强调“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屈原之作有“讽喻之义”，符合汉儒对文学的评判标准，因此屈原赋为汉赋之上品，“辞赋之英杰”，故而将屈原赋列于首位；屈原身后，效仿他的宋玉等人归入屈原赋类。

　　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而严、朱之赋“文辞并发”，班固称其“词必丽巧”，“巧而少信”说明“义非明雅”。以汉儒之眼光来看，陆贾等纵横策士终非“贤人”。司马相如、扬雄二人的赋作班固在《汉书》中贬斥其“极丽靡之辞，阂侈拒衍”“没其讽喻之义”，故而陆贾之属只能在屈原赋类之后另起一家，位列中品。

　　对于孙卿赋类，清人姚振宗称“此二十五家大抵赋类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故区为第三篇”。

　　而杂赋末流“十二家大抵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可从知矣”。

　　总之《汉志》别立“诗赋略”收录“贤人失志”之创作，与六艺、诸子之学术类论著判然二别，可视为对于文学的本质有较为贴近的接触，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另一方面“诗赋略”止收录赋与歌诗两种文体，前者依“公卿献诗”之典制收纳，后者因袭“采诗观风”传统而收纳，反映出对古圣典制之追慕，是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皈依与延续。不仅如此，“诗赋略”之所以能够独立，刘向、班固所抱持的理由是“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可以看出刘向、班固二人的出发点仍然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对文学义涵之认知仍朦胧浑沌，悬隔甚远。

　　东汉后期，社会能文之士日多，出现了不少专门的文章家，如崔瑗尤善书、记、箴、铭，蔡邕诸体兼擅，胡广奏章为“天下第一”，应劭擅驳议，崔实善写记，都表明东汉后期文学已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态势，这种文学独立化的倾向，至魏晋南北朝时逐步演变为文学的自觉。


2.“集部”的确立与士人文化

　　两汉时期学术重心是儒家经学，文学一度论文经学的附庸和吹颂者，丧失其独立地位。魏晋以来大一统局面的打破加速了经学中衰，其自身的僵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移学术研究方向：两晋时期玄学思想使学术空前活跃和解放，学术研究不再专注于经学，开始注重文学创作；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写作素材。东汉以来形成的门阀世族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世族阶层在取得政权、财富和地位之后转而追求精神的富足，世族文人对文学的欣赏成为世家大族的一种标榜方式。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重视人物品评，人的文学才能成为品评标准之一，众多因素一起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巨大转变：在帝王文化的根基依旧稳固的基础上，士人文化开始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的主打戏。

　　在士人文化的影响作用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开始走向独立与自觉，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加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文学家族大量出现，这种自觉反映在政治上，南朝元嘉年间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四学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形式在学术史中占有一定地位。

　　魏晋南北朝文学继承了两汉诗赋文学，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学术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更加的丰富充实。文学自觉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有了卓越的理论建树，诸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论文，钟嵘的《诗品》论诗。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向探索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真正成为一种学术，甚至成为学术史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学术。

　　随着魏晋以来文学体裁的拓展、文学作品的增多，目录志中的文学类相应发生变化。《汉志》之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开四部分类之先例，将诗赋与图赞、汲冢书收录在丁部。随后，王俭的《七志》列“文翰志”，阮孝绪《七录》设“文集录”纪诗赋，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对此作了详细注解“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阮二人因袭《汉志》的传统，为文学别立一类，但随着文体辨析的深入，王俭认为“诗赋”之名已不能概括文学作品，因此将“诗赋略”改为“文翰志”，阮孝绪则以“文翰志”乃为文词之总和，因此改“文翰”为“文集”。唐初《隋志》在阮孝绪《七录》“文集录”的基础上，删去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集部”之名。可以说，“集部”之名继承阮孝绪“文集录”，而其内容则渊源于《汉志》“诗赋略”，《隋志·集部总序》云“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隋志》与《汉志》相比在类目上有了诸多变化，反映了魏晋至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

A.楚辞的确立及其地位的提高

　　宋代黄伯思有言“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由此推知《楚辞》当是可以歌的，班固将屈原之楚辞称之为“赋”并置于诗赋略之首，一方面肯定屈原所作为赋之源头，另一方面楚辞与《汉志》中“赋”的定义之矛盾，反映了两汉时期对于楚辞和赋之认识并未完备，分类尚未得到彻底的贯彻。至《隋志》集部之下单设楚辞类，楚辞在官修目录志中才彻底从赋中独立出来。

　　《隋志》楚辞类小序言“《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已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已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小序阐明了楚辞的内容其源流：其一，楚辞是屈原“言已离别愁思”之作；其二，楚辞的出现与当时周王室的衰微和时局动荡有关，屈原本是楚国贤臣，却因小人谗言污蔑而被放逐，屈原将心中之悲愤化而为《离骚》。屈原身后，宋玉等人把这种文体形式和内容表达传承下来，而后西汉诸家拟之而作。“楚辞”之名，得于屈原为楚人，然楚辞是一种文体形式之称呼，其中不只有屈原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拟作。

　　《隋志》独列“楚辞”一类，并在其中收录当时研究《楚辞》的著作，提升了屈原和《楚辞》的地位。尽管《汉志》中屈原之作置于“诗赋略”之首，但两汉时期是经学的时代，《汉书》的编纂及对文学创作的评价都是恪守儒家思想内容和标准的。班固在《离骚序》中驳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以屈原为辞赋淫靡流弊之滥觞，对屈原的行为及创作亦颇多贬斥，认为其不符合儒家原则。可以看出，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受到了当时经学和儒学两者很大影响。因而《汉志》将屈原之作放在诗赋略之首，止是认为其可作为辞赋之源流。汉赋的产生除了大汉一统的盛世背景外，很重要的文学源头就是楚辞。

　　魏晋以降，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魏晋文士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不断升温，屈原的人格和品德为乱世文人所倾慕，后世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体现在“赋”这一文学样式的出现，还反映在对“楚辞”的学术研究逐渐兴盛。《隋志》独列“楚辞”，并收录了关于“楚辞”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是对楚辞及赋的分类变得明确，相较于汉代的“辞”“赋”混为一谈，《隋志》对“楚辞”的认识已更加清晰完备；二是对《楚辞》的來源及传承有了系统梳理，并在小序更加突出《楚辞》文学性的一面。

　　可以说《楚辞》作为一部文学总集，并未被归入“总集”类，反映了《隋志》之后目录志编者对《楚辞》的重视，《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其经典性与文学性任何时代的任何作品都无法超越。

B.别集和总集的出现

　　《隋志》的“集部”尽可能收录了唐以前的文人作品集，在编排体例上，《隋志》不再沿袭《汉志》的计量单单位“篇”转而用“卷”，其根本原因在于魏晋以来纸张的普及促进了文章写作的进一步繁荣，文人创作的篇幅膨胀，因而在《隋志》中以作者为单位，将其部分或全部作品汇总而以“集”的形式收录，故而称“别集”。

　　《隋志》别集以时间为序收录楚辞之外的文人创作，“自灵均巳降，属文之士众，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收录范围上起庙堂，下至民间，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汉志》已难与之相较。尽管“别集”始立于《隋志》，然其条目体例本质是在对《汉志》“诗赋略”沿袭基础上的补充，《汉志》“诗赋略”收录著作时缀以著作者姓名和数目，《隋志》继承之并补充作者之朝代与职官，使其条目更加清晰。换言之，对作家主体的关注实际上从《汉志》就已开始，《隋志》使之更加完整则显示出魏晋以来对于作家主体的关注更加鲜明，文学在独立道路上更加从容。《隋志》设“别集类”收录文体的多样化、对作家主体的重视，使得文学在独立发展道路上更进一步。《四库总目》中宋人别集占半数以上，是宋代士人文化发展到巅峰之反映。

　　《隋志》总集小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曰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集》”。建安之后文学创作繁荣，为解决大量文学作品涌现而产生的“览者之劳倦”，挚虞开始有意识对文学作品进行筛选，并依照文体分类合而编之，编纂成集。

　　“总集”是相较于“别集”而言，总集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别集的筛选重组，总集之产生依赖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以及此时期编纂总集现象蔚然成风。南北朝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及民间文士都热衷于创作，加之此时期经学、子学衰落，辞章之作愈以增多，散篇单行而结集势在必行。

　　总集的编选和整理是一方面是便于阅览；另一方面，总集的编选亦是一种文学批评，选录的过程其实暗含了纂者对文学的态度。“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由小序推知，南北朝时期文体已不限于诗赋，“唐歌虞咏，商颂周雅”，“文”的概念进一步扩大，文学的功能因而变得多样。“文”的概念扩大，与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因为“文学的自觉”，才有了大量文学创作，所以《隋志》在“集部”整理之时，才能发现除了诗赋之外其他的文体：五言诗、七言诗的创作兴起和繁荣、骈体文和骈体赋的兴起、南北朝民歌的大量出现，以及一系列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诗、赋、文、小说的共同蓬勃发展，都能体现《隋志》总集目录下的以作品为中心的特点。


3.“集部”的发展与市民文化

A.诗文评类的出现

　　经过隋唐文化的进一步繁荣，“集部”所收文体也渐次丰富。与文学创作的发展并行的是对文学的批评，即文学批评，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学批评是对诗文的评价，即诗文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文评起源颇早，但专门的文学批评，却是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出现了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隋志》最早收录文论著作，然《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诗文评皆归于“集部”中的“总集”类，并未另立小类。

　　宋代理学思想盛行，促使文人更加注重文艺理论的反思，因而文论类著作大量增多，故此《宋史·艺文志》“集部”增设“文史”类，专录文学批评类作品，其中包括诗文评和史评类著作。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觉意识。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文”“史”之差异的认知逐步深化，至《四库总目》将诗文评与史评完全隔离开来，独立“诗文评”类。“诗文评”的独立，昭示着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完备。

B.词曲类的出现

　　从北宋开始，以都城为中心形成了城市经济，不仅造就了规模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刺激了市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之下出现了多种以市民阶层为服务对象的文化场所——瓦肆勾栏，加之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政治军事软弱无力，多种因素交织为词的兴盛滋生了土壤。

　　以晏殊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以词作为娱宾遣兴的娱乐工具，开启了宋词婉约绮靡的风格，宋词之一大变始于柳永，后经苏轼、周邦彦及后来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的发展，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词体完全成为一种与诗平分秋色的抒情性文体，因此词也成为有宋一代最主要的文体形式。与诗文评一样，词的繁荣发展和大量出现也刺激了对词话的大量出现。词与词话的出现致使《隋志》“集部”的分类法已难以为继，故而至《四库总目》，已开始重视词这类“俗文学样式”的收录，在“集部”别立“词曲类”收录宋代以来的词集、词选、词话之属。

　　一方面，《四库总目》新增“词曲”类，是对词曲等俗文化发展壮大之事实的尊重。另一方面，《四库总目》“词曲类”总序仍对其持一定的贬斥态度，称词曲二体“厥品颇卑，作者弗贵”，且不录曲文并对王圻《续文献通考》中将《西厢记》《琵琶记》入经籍类的做法给予驳斥，认为“全失论撰之体裁”，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帝王文化，帝王文化始终是规定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色调的决定杠杆。宋代以来的市民文化无论怎样繁荣，甚至怎样逆反，都难以摆脱帝王文化的制度制约、思想制约和心理制约。

C.集部之外的“文学”文体

　　明清之际，历史已经发展到市民文化的主流，但《四库总目》的编者仍然鄙薄市民文化，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把握文学学术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对其的漠视与鄙薄。

　　“集部”典籍数量的增多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兴盛。然而，“集部”虽可称为“文学”的渊薮，但其收录的著作并非皆属于“纯文学”。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模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始终是杂文学与纯文学相互参合的”。“文学”一词的出现可上溯至孔子时代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此“文学”为一切文献典籍之学。汉代以后，“文学”的概念外延缩小，但仍然泛指学术典章文化而言。大约至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名一家的文士，《后汉书》所立《文苑传》，就是文士的社会地位受到重视的一种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在目录志中自成一部。但“文学”概念的模糊，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对文学典籍的分类，“集部”既收录了与文学有关的一些典籍，也不乏经义、传记、论辩之文，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领域，因其尚未成专书，所以才编入集中。因而不能将别集、总集完全等同于文学著作集。另一方面，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著作或部分篇章，本身也是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 年。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2 年。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