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之难，不难于经史集，而难于子。盖经史集三类颇有畛域，易于判别，若子类则无畛域之可言，判别维艰”，程千帆认为子部专收其他三部不收之书，“经部历代因袭，少有变化，史部专科性强，集部收诗文集也比较明确，其余统归子部”。

一、“子部”目录的变化：



位次

书名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
《隋书·经籍志》

子部
《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


1
儒家35家，836篇
儒家62部，530卷
儒家120部，1694卷

2
道家37家，993篇
道家78部，525卷
兵家20部，153卷

3
阴阳21家，369篇
法家6部，72卷
法家（刑名之学）8部，94卷

4
法家10家，217篇
名家4部，7卷
农家10部，195卷

5
名家7家，36篇
墨家3部，17卷
医家97部，1816卷

6
墨家6家，86篇
纵横2部，6卷
天文算法
推步31部，429卷


算书25部，210卷

7
纵横12家，107篇
杂家97部，2720卷
术数
数学16部，147卷


占候2部，135卷


相宅相墓8部，17卷


占卜5部，37卷


命书相书14部，53卷


阴阳五行5部，55卷

8
杂家20家，403篇
农家5部，19卷
艺术
书画71部，1073卷


琴谱4部，29卷


篆刻2部，9卷


杂技4部，4卷

9
农家9家，114篇
小说25部，155卷
谱录
《器物》24部，199卷


食谱10部，1卷


草木鸟兽虫鱼21部，145卷

10
小说15家，1380篇
兵家133部，512卷
杂家
杂学22部，178卷


杂考57部，707卷


杂说86部，636卷


杂品11部，83卷


杂编3部，92卷

11
天文97部，675卷
类书64部，6973卷

12
历数100部，263卷
小说
杂事86部，580卷


异闻32部，724卷


琐语5部，54卷

13
五行272部，1022卷
释家13部，312卷

14
医方256部，4510卷
道家44部，442卷

图表所反映的目录变化：

1）儒家子学始终位列第一。

2）《隋志》将《汉志》中的兵家略，术数略等合并为兵家进入“子部”，《四库总目》中兵家排序上升至第二位，反映出统治阶层对“武”的重视。

3）《四库总目》新增“艺术”“谱录”“类书”三类目：艺术类最早始于《旧唐志》“杂艺术”，至《崇文总目》改称“艺术”，《四库总目》因袭此名并析为四属；谱录类始于《遂初堂书目》，在此之前此类书目多并入谱系或农家类，《四库总目》谱类之下析为三属；《新唐志》始设类书，类书的出现源于目录志作者拘泥于四部分类法的结果。

4）《汉志》之后，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逐渐式微，《隋志》时尚单独设类，但自南宋《遂初堂书目》始四家开始并入杂家；而《四库总目》又为法家单独设类，共收录法家八部，存目十九部；而名、墨、纵横三家中“墨家仅存《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余《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止《鬼谷子》一书，此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5）《汉志》诸子略中的阴阳家部分书目与术数略、方技略经过整合以全新的面目进入“子部”，即为《隋志》新增的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四类；《四库总目》又将天文、历数合并为天文算法，新增术数类并在其内部析为六属。

6）“农家”尽管一直存在，但其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汉志》农家类收录的多是以农本思想治国的书目，而从《隋志》开始农家类的书目已退出思想领域只涉及农业生产技术，且自《崇文总目》开始，时令之书由“子”入“史”，反映出“民事即王政也”的思想观念；

7）《四库总目》中小说家析分为三属；

8）杂家性质发生变化，杂家本为诸子之一，《汉志》说“兼儒墨、合名法”，《隋志》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四库总目》中杂家之“杂”转而变为“驳杂”之“杂”，杂家不再止是杂家之学，而是变成包容了大量“不名一体者”的杂编。

9）道家内容发生转变，老子强调“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庄子主张精神的“逍遥”与“无待”，而魏晋南北朝完成了以“太上老君”为核心的神学体系的建立，道家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走向宗教神学的极端。自此“道家”或称“道教”已完全脱离老庄的本质而宗教化，因此《四库总目》将道家列于子部最后与释家比肩。

10）释家在《隋志》中止归于杂家类，从《崇文总目》之后释家终得以在子部中自立门户

　　从中可以看出，子部目录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汉志》“诸子略”，此为子部的主体，二是《汉志》中的兵书、数术和方技三略，此三这在唐代之后并入子部，三是后世新增的目类。在此基础上可将《隋志》之后的子部按内容分为思想、技艺与杂说三部分。其中技艺部分多为某一具体领域的实用性知识和技术，如兵家、天文、历法、占卜、风水等，不同于诸子就国家、社会和人生而著书立说，即思想部分。在诸子中又以农家最为特殊，农家位列诸子在于其提出的重农理论，但农家理论之书甚少，更多阐释农业知识和技术，因此农家也可归为技艺部分，子部中无关思想与技术的书目则都可归入杂说部分。



二、“子部”目录变化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一）“诸子学说”“子部”的产生：

    需要注意的是，《汉志》中的“诸子略”与后来《隋志》《四库总目》中的“子部”概念并不相同，“诸子略”中所包纳的是帝王承认的诸子学说，而《隋志》的时代，文化舞台的主角已经发生了转变，帝王文化被士人文化所取代，《汉志》中兵家略，术数略与诸子略合并成为了“子部”，合并后的子部也不再只是诸子学术思想的合集二是整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并。

1.“诸子学说”

　　中国古代学术的源头主要有二：其一是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其二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之学。先秦诸子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在学术上的造诣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

　　对于诸子学说的起源，《汉志》认为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之际，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为阶级统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而西周末年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以往供职于周王朝的知识分子堕入民间。此时期统一的集权专制制度尚未建立，各国诸侯对思想文化普遍持开放的态度，加之生存的巨大压力迫使统治阶级求贤如渴，这些堕入民间的知识分子以较为自由的个体身份依然秉持为帝王服务的基因而建言献策，在各诸侯王之前奔走，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即《汉志》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换言之，“子学”的产生是战乱的社会背景下士人仍然以“君人南面之术”为价值取向的结果。关于诸子十家的源头，《汉志》作了系统的阐释与梳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等。但与此同时，《汉志》认为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强调六经才是诸子的渊薮，表现出明显的经学化倾向。

2.“子部”

　　《汉志》承袭《七略》在“六艺略”之后设“诸子略”，其下收录诸子十家（儒、道、名、法、墨、阴阳、农、杂、纵横、小说）；西晋秘书监荀勖《中经新簿》“乙部”收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南齐王俭将古今诸子收录第二志“诸子志”；阮孝绪在《七录》“子兵录内篇三”部分收录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与《汉志》“诸子略”基本重合，止新增了兵部。最终《隋志》确立四分法，标志着“子部”的正式形成。

3.“子部”地位的下降：

　　《汉志》中“诸子略”位列第二，其重要性仅次于《六艺略》。其中“六艺略”以六经为主，是支持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理论，而诸子之学在儒家思想独尊后依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并非立即遭受冷落，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利于统治者的施政治国，部分思想主张依然为统治者所采纳，所以《诸子略》的地位仅次于《六艺略》。

　　而《隋志》中子部已位列第三。经部所收录的为儒家思想典籍，经部之下取而代之的是新创立的史部，在《汉志》中史家典籍仅仅是依附在《六艺略》中的《春秋》小类里的，而在此却单独成类，主要原因即是史部典籍已开始为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其吸取前代教训更好治理当朝的重要参考依据，以至于各类史书开始纷纷涌现。


（二）儒家子学的发展

　　儒家学说因“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而能将“仁政”学说与上古政治结合起来，加之儒家所强调的“礼”为维护汉代君权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积极的策略思路，因此武帝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儒学时代，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指导着社会的一切，被奉为圭臬。在儒术独尊的背景下，《汉志》在对学术进行追溯时不可避免的流露出崇儒倾向：六艺略序提出六艺“与天地为始终”，诸子略序强调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

　　为巩固王朝政权，学术思想亟须统一，统一的汉朝需要与之对应的学术思想，诸子百家学说显然不能胜任，唯有儒家所强调的“礼”方能使阶级秩序成为人之自觉，因而复兴“王官之学”顺理成章被采纳。中国古代目录志本身便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其编者亦多受时代之熏染，汉代“独尊儒术”与“官学”复兴的时代思想与学术背景造成了《汉志》对诸子之学的阐释与前代存在巨大差异，如杨朱学派在先秦时期颇有影响而汉时颓败，故而《汉志》并未对此进行收录。“诸子略”是以汉代的思想、学术、文化和政治需要为背景对先秦诸子的阐释和流派划分，并未如实反映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状况。《汉志》中所收录的儒家篇目多为上层君臣的治国之策，如《高祖传》十三篇，《陆贾》而十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皆是君臣为政治谋策的经典篇目。汉代统治的长期稳固离不开儒家的支持，因而儒家学说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列为诸子第一，两汉时期的儒家学术在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方面都发展得顺风顺水，成为有汉一朝甚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作为学术思想的主体成为两汉时期的新官学，尽管保证了儒家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但其他诸家学术只能依附儒学，其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对学术自由与全面繁荣带来了消极阻碍。例如西汉初年盛行一时的道家因与儒家互绌而在儒家独尊后衰落甚至遭受排挤，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基本停滞，《汉志》“诸子略”所收录的道家篇目基本都作于武帝之前，仅《道家言》二篇作于近世。

　　东汉以来，尽管儒家学术一直独占鳌头，但其学术中心早已是儒家经学而非先秦时期的儒家子学，冯友兰认为“子学”的构建“以我为主”是“创构性”的，是春秋战国背景下学术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武帝之后的“经学”则是“依傍于经”，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借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来巩固统治为皇权服务，其本质是政治学说，这也是为何《孟子》等篇与六经皆为儒家学术而却被划入“诸子略”；此外，经学大盛致使部分儒生走向邪僻的极端，《汉志》和《隋志》皆贬斥部分俗儒背离了儒家本旨而专“哗众取宠、便辞巧说”，可以说经学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儒家子学的衰落。这种变化反映在目录志上便是《汉志》所录儒家著作到唐初多已亡佚，《隋志》所录儒家著作多为东汉及两晋所作，南朝所著仅有两部，足见先秦儒家子学在东汉之后的惨淡状况。随着儒家学说的僵化，忠孝节义的思想渐趋成为对人的自由发展的桎梏，《隋志》将《汉志》中一篇以蔽之的“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析为《女篇》《女鉴》《妇人训戒集》《娣姒训》等，这种对女性限制的倾向在此后的目录志中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帝国的统一敦促儒家经学在学术舞台上重新占据中心地位。而经学从一开始便是立足于儒家子学而产生的，子学对于经学的作用就在于子学是“源”、经学是“流”，子学对经学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制约乃至决定的作用。正如冯友兰所说经学是“僵化、呆板”的，为了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经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历代经学家却受制于经学思维，无法彻底挣脱切断与子学的联系，只能“求助于”子学，通过子学的扩张，确切来说是通过对“子学”扩充式的理解而使更多的著作（诸如《孟子》）成为“经”，从而保持经学的本质而不发生变化，也正是因此，从《隋志》到《四库总目》大量子学注疏出现，儒家对经典的解释不再局限于六经而延伸范围更广，最终导致儒家子部类书目数量激增。面对数量庞杂的子学书目，《四库总目》对其进行重新排列，以宋为界从内部划分为两部分，两宋儒师广泛援佛道入儒，形成理学，他们秉持“文为末而理为本也”的治学态度使儒学流于空疏，不仅如此，理学家还好以己意解经，欧阳修、朱熹好疑经惑古，王柏甚至敢于删经；而心学家进一步将心与理等同起来，侈谈“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其主观随意性比之理学更大，以至流为狂禅。心学思潮泛滥，造成有明一代的士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学风空疏。清儒将明亡归咎于此，因而痛定思痛，奋起而追改之，号为兴复汉学。学术见解的歧出纷争尚且其次，儒家内部又更各立门户，自树圣贤，笔舌交攻，以至结成统治者忌讳的“朋党”，与原始儒家的作风迥然不同。四库馆臣对此不良作风深加鄙薄，故在目录中特别说明，以推重宋儒以前统一的、尚孔孟的儒学。


（三）道家的发展

　　道家藉黄帝之名而宗老子之学在西汉初年达到极盛，谓之“黄老之学”。汉初之时黄老学派“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因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而被文景采纳并施之于政治统治，取得了显著社会效果，因而至武帝初年，上自帝王下至民间，黄老之术大行，反映在目录志中便是“道家”一类仅在儒家之下。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走向衰落，东汉以后道家开始分化，一部分吸收汉代以来流行的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逐渐走向神秘化宗教化——道教；另一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面目出现又杂糅汉代以来的儒名二家思想，重新思考社会人生和宇宙，成为魏晋时期知识阶层最流行的新思潮——魏晋玄学，也即“新道家”。这三百年间，道家一改前代低靡的现状得到了长足发展，《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三玄”，与之并行的便是为老庄注疏蔚然成风，《隋志》道家类所收书目有2/3是魏晋以来对老庄的注疏阐释，足见道家学术的盛行之势。


（四）诸子的式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学术摆脱了西周以来贵族垄断的钳制，产生“百家争鸣”这一自由繁荣的景象。《汉志》“诸子略”中诸子顺序的排列反映了诸子学术在两汉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汉代政治与诸子学术的关系。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政治格局进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而文化上则进入了帝王文化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必然要求统一的思想文化，一切的学术文化都受到帝王的掌控且要为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服务。出于巩固和延续统治的需求，秦朝大力推行法家思想，西汉初年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转而推行黄老之学，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阶级对待学术的专制态度使诸子之学遭受重创。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因此至《隋志》时，除儒道两家有多发展外，其余诸子已渐趋衰落。

　　法家之学伴随着秦朝的迅速陨落而渐趋衰微，《汉志》中就已提及法家“无教化、去仁爱…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后”，对严刑峻法予以严厉批评，《隋志》及之后的官修目录中所收录的法家著作除少数为后代所作余者皆为先秦子学，从中得以窥见自秦代灭亡之后法家之学难有新发展。

　　墨家在先秦时曾为显学、但随即衰落，《汉志》时墨家现存著作便只有六家，并在墨家小序中对其予以贬斥，认为墨家“不知别亲属”。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家所存书目日少，《隋志》时仅存三部，至《宋志》止剩《墨子》一部，因此《明志》之后便不再将墨家独列。

　　农家一类尽管贯穿目录志的始终，但其内容已发生质的变化。农家为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重农思想的流派，《汉志》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而由于农家理论著作少之又少，且《隋志》对农家思想的片面性进行驳斥，认为其“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但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又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农家一类在历代目录志中都得以保留，但农家类目所收录的书目则不再是思想类书目，取而代之的是农业技术生产。

　　阴阳之术部分内容融入汉代经学体系、部分内容被原始道教吸收，作为独立学派已不复存在。


（五）艺术的发展

　　汉末农民起义沉痛的打击了封建专制，社会陷入动荡分裂的局面，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人们的思想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觉察到独立的人的意义与价值。魏晋以来，中小地主阶层发展起来，这些门阀士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崛起推动了“人的自觉”，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成为必然要求。世家大族在拥有土地、财产和权力之后转而追求精神的富足，而这些就是文学艺术从社会政治功利的附庸变为独立的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音乐方面有琴学、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书法方面有卫夫人、王羲之父子以及书法评论著作《四体书势》；绘画方面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宗教画众体具备，出现了戴逵、顾恺之等一批名家和《古画品录》等理论著作；雕塑方面龙门、云冈石窟是此时期的杰出代表。艺术上的长足发展反映在目录志上就是王俭《七志》中专设图谱志，阮孝绪《七录》创杂艺类。

　　然而《隋志》由于严格采用四部分类法，故而并未承袭《七志》《七录》别立专门的类目收录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因此《隋志》只能按照“和其亲密”的著录原则将艺术类著作收入相近的类目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目录志发展史上的滞后甚至倒退。《隋志》中音乐类的乐理、琴谱、曲谱等归入经部乐类；博弈、投掷等游戏类附于兵家之末；而书画类著作因数量较少而不予收录。

　　经历唐宋两代士人文化的巅峰，至明清之际中国古代艺术已发展至巅峰，有大量的艺术类著作于世间流传。因而《四库总目》在子部之下独列艺术一类，并细化为四属。


（六）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四库总目》杂家：

　　《汉志》“诸子略”所列“杂家”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之一，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而至唐初“杂家”已与《汉志》不同，《隋志》“子部”“杂家”类包容四支——诸子之属、不名一体者、类事之属、释家之属。其中类事之属即为后来《四库总目》中的“类书”；释家之属为佛教相关而非经文的书，如《感应传》《高僧传》等。《隋志》“杂家”之“杂”已非诸子之属，而实为驳杂之“杂”，这反映出唐初学者对新起的类书及佛道类书籍的认识并不充分，因此将它们附于子部杂家类。后来随着学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学者对此类书目的认识不断清晰，《旧唐志》将类书移出杂家而独列“类事”，《新唐志》、《宋志》则把释家之属归于“道家”。

　　《四库总目》将“杂家”目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杂学之属、杂考之属、杂说之属、杂品之属、杂纂之属、杂编之属六类。在“杂学”类存目中收录了部分西学之作，如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天主实义》《交友论》、艾儒略的《西学凡》等书目，篇下提要中指出此种书目附于存目并非亡佚，而是为了“遏邪说之流行也”。对西学著作，《四库总目》均斥其为“异学妄说”这是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也体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保守性。

　　明代后期，心学思潮泛滥走向了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个体自由，造成有明一代的士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学风空疏。清儒将明亡归咎于此，因此在对明季心学进行反思和批驳的基础上，清初确立了以“求实”为要义的考据学。《四库总目》的编者多为当朝著名的考据派学者，他们将大部分心学著作附于“儒家”类存目，而将心学末流贬入“杂家”类存目并在提要中对心学大加诋毁。

　　“杂考之属”集中体现了当时考据学的发展成就：

　　首先是考订内容非常丰富，考订对象或兼考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或专考某一方面的问题，或杂考群书、或只考一书。考订内容由考订经、史发展到名物、典故、音声、训诂、地理、器物、诗文等多个方面。如《白虎通义》四卷“论定五经同异”，《资暇集》三卷“考订旧文”，《通雅》五十二卷“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正扬》四卷“皆纠杨慎之讹”……最难能可贵的在于，一些前人评论不高的书，《四库总目》也能从考据学的角度予以重新评定，《近事会元》五卷“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证亦极精核，不可徒以杂事细务目之”。

　　其次是对考据之学有了全面客观的认识，并对考据派学者治学应有的态度作出了翔实的总结。《东观余论》“盖考证之学本无尽藏，递相掎摭，不能免也”，清楚的认识到考据是一门累积性学术，《靖康缃素杂记》“然考证之学，大抵后密于前，不足为病”，强调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由疏到精的过程。在对书目的评价中提出了对考据派学者的要求：《刊误》二卷“颇资博识”《东观余论》二卷“要其精博，胜《集古录》多矣”，《芥隐笔记》七卷“是编考证故实，循循有法”，要求学者考据应做到详核精审；《拾遗录》一卷“援引采辑，颇有根据”，《义府》二卷“引据精确，不为无稽臆度之误”，《艺林汇考》“所论颇得其实”，考据治学应“笃实”，切忌穿凿附会。


（七）佛道思想的影响：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战乱的社会土壤中得以滋生发展，首先影响到的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和知识阶层，纵观两晋，此时期的佛教信仰者多为文人士大夫，因此可以说魏晋佛教是士大夫的宗教。南朝时期，佛教经统治阶级诸如梁武帝、孝文帝等人的推广逐渐向下层扩散，在崇佛的政治背景下，佛寺、经文大量出现，也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翻译学、注释音韵、建筑、美术）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开始介入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并成为经学的重要竞争对手。

　　佛教之所以能扎根中国的土壤，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包容性。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原因有二：一是佛经大量翻译，基本完成了佛教思想对中国的转输；二是佛经注疏充分与魏晋玄学等中国式学术思想的结合，佛经注疏开始“格义”探讨佛学理论，使佛经通俗易懂。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其外来属性仍然被视为方外之学，因此阮孝绪《七录》将其列于“外篇”，《隋志》《新旧唐志》承袭《七录》止在“杂家”或“道家”类下收录部分类书或传记性质的佛教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隋志》在四部后设附录列佛经书目与数量，共1962部，6838卷，佛经数量之多远超经学书目，这反映出尽管佛教被排斥在正统学术思想之外，但它毕竟影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移到佛教研究上。

　　有唐一代，佛教以一种迎合统治者需求和向儒家经学靠拢的态度基本完成了本土化转变，在宋代渐趋世俗化与市民化，真正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自《崇文总目》始，释家著作在“子部”中开始独立成类，成为此后历代目录志“子部”下的常设类目，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魏晋时期三教并立、相互辩难到唐宋之后三教合流，知识分子对佛教、道教的认知不断提高，佛教著作终得以在子部中独立门户。由上可见，学术发展趋势奠定了子部分类的主体框架。在这框架之下，凡是后世新出又无可归类的知识门类都可以杂入子部之中，也就促成了后世子部分类不断向繁杂的嬗变。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年。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80年。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