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一、史部目录的变化：
图表所反映的史部目录变化：

（1）《汉志》承袭《七略》，并未设置独立的史部目录。史学著作多依附于六艺略中的书类和春秋类之下，而后世史部中的“地理类”“谱系类”则散见于数术略下的历法类和形法类。

（2）史部见于目录著作可上溯至西晋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新簿》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对后来《隋志》确立史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然南齐王俭的《七志》中又将史学目录归于《经典志》，史部与经部再次合为一部；南梁阮孝绪《七志》又将史部单列出来位列第二，直至《隋志》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史部终于自成一体而完全独立于经部之外，成为目录著作的重要一部分。

（3）从《汉志》至《四库总目》，所收录的史学类著作不断增多，尤其从《汉志》至《隋志》数量激增，反映出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迅速繁荣。

（4）《隋志》史部分十三类，其中正史居于第一位，后来“官簿私录，多所沿袭”，《隋志》后诸志谨遵，并无不同。细读正史类可知：正史属纪传体史书，后世正史皆拟诸班、马，即《隋志》所言“依其时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5）《四库总目》中史部目类名称与《隋志》相比有较大变化，除“正史”“杂史”（所记与帝王相关）“地理”“职官”得以保留之外，其他各类皆有改动：

A.“古史”之名自《新唐志》之后更改为“编年”；

B.《四库总目》将“霸史”改为“载记”，缘于“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

C.《四库总目》删去“起居注”一类，新增“诏令奏议”。唐以后起居注“惟存穆天子传及唐创业起居注二种，余皆不存”，《四库总目》言“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尚书誓诰，经有明征。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世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文献通考》又云“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庶从其类云”，因此《四库总目》所新增的“诏令奏议”实为《隋志》“起居注”所析之；

D.《隋志》“职官”在《四库总目》中拆分为“官制”“官箴”；

E.“仪注”部分与“刑法”归入“政书”并析为六属，余者入经部“杂礼”；

F.“杂传”改为“传记”，细分为四类，并将其中备述“诸事本末”或“一事本末”者自为门目，命曰“纪事本末”；

G.《四库总目》删掉“谱系”类并改“簿录”为“目录”；

H.新增的“时令”类见于史部始于《崇文总目》，“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然“民事即王政也”，因此《四库总目》将之附于史部；

I.《四库总目》承袭陈振孙《书录解题》将“正史”和“杂史”类加以甄别，“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独列一类，谓“别史”；

J.新增“史抄”类，其源流可追溯至《隋志》“杂史”类《史要》十卷和《三史略》二十卷，此后历代都有或“专抄一史”或“合抄众史”者，故《四库总目》谨循旧例，别立“史抄”一类；

K.“史评”一类，《四库总目》作者斥为“瑕类丛生，惟此一类为甚”，多为“虚谈”，与乾嘉学风全异。“史评”类的出现揭示了国家图书目录须反映现实存在的大量书籍并予以归类的需要，尽管此类著作与其著录宗旨相异。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尽管目类名称有较大变化，但目类和内容基本承袭《隋志》并无太大变化。


二、史部目录变化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先秦至唐初，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是经史不分。《春秋》及三传既是史学著作，又是儒家经典。“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但《汉志》将《史记》列入“春秋”类之下。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六经也因而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在“重道崇经”思想影响下，史学沦为经学的附庸，成为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史学对经学的依附性，一方面形成了“春秋笔法”、讲求“经世”的史学传统，另一方而也限制了史学本身的独立发展。

　　第二阶段为从隋唐至明代，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最大特征是经史分途。由于晋以后史学著作的大量增加，到唐初《隋志》，史部最终膨胀为独立的门类，史学开始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但同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仍兼有经学、史学、文学等不同方面的内容和价值。

　　第三阶段为明清时期，由于经学的逐步僵化，史学摆脱羁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直至章学诚《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思想，即经书也是史书，经书也应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此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同时也带有冲破封建教条的积极意义。


1.“史”“史官”与“史部”的产生

　　“史”

　　《汉志》所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是中国古代对时事记载的传统，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习惯。关于“史”的缘起，《汉志》至《四库总目》均论及《尚书》《春秋》。但《尚书》《春秋》之前是否有“史”？梁启超将“最初之史”上溯至氏族部落时期，族部长老以记诵（即口耳相传）的形式将先辈的事迹与经验传诸后代子姓，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未已，其事迹便取得了“史”的性质，即所谓的“十口相传为古”。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故而以文字的形式将传说记录下来以应社会之需，然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视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韵语也”，因此成文的“史”应当自史诗开始，《诗经》雅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生民》《公刘》“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商周时期封建制度尚未确立，“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所谓‘民族心’者于兹播殖焉”，梁启超认为这些史诗之最大作用在于维系人们的社会性，增强凝聚力，将个人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一条精神纽带。

　　“史官”

　　中国史学最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从现存甲骨文和今文来看，至迟在殷时就已有史官；《尚书》《国语》《左传》等记载来看，周代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明确分工，且“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由此推出周代之时，史官系统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史官之职不仅在作史，更是社会最高学府：人类尤其是中国人恋旧的本性致使国家需要设立史官来记录旧闻，由于史官职在记述，因此凡有关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因此史官渐渐成为社会智识中枢。也正因如此，先秦史官还兼为王侯公卿的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因而史官自诞生之初就与统治阶级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换言之，史官是为权力服务的。

　　从汲冢书和《春秋》等早期史书以及先秦诸子的记载可以窥见史官所作之史的一些特点：其一便是文句极其简单且采用编年体，但一条纪一事难以缀连，；其二，是所记事件仅为“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中国历史皆为精英史而非民众史；其三，详细记述了天灾地变等自然现象，由此推知先秦时期史学思想尚未成熟，难以对史的概念和范围作界说分明的界定；其四，《孟子》中提及的史书有《乘》《梼杌》《春秋》，《墨子》载录百国《春秋》，先秦时代史书数目之众多预示着早期史学的高度繁荣；最后，孔子所修《春秋》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也反映出先秦时期史学思想上经史不分的局限性。

　　“史部”

　　《七略》《汉志》中并没有单独史学目录，《汉志》中史书主要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其目的也并非客观的记录历史，而是“拨乱反正”；其二，两汉学术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史书作者及著述过程都深受经学影响，史学成为经学附庸，失去史学独立性；其三，秦火之后保存下来的史书较少，加之统治阶层严格控制史书编修，而社会的学术重点是经学而非史学，这使史书数量严重不足，难成一目。

　　史学著作自成一部始于西晋秘书监荀勖所作的《中经新簿》，荀勖将史学著作归入丙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急速膨胀。动荡的社会背景为史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儒家衰落、统治阶层放松了对修史的限制，私家著史的风气大盛，“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源于经学之衰者一也”。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是《隋志》中杂传类书目数量迅速增多的重要原因。魏晋玄学的“辨名析理”思想有利于史学思维的严密性，也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史论著述数量增加。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发展活跃动摇了儒学的地位，但儒学在学术地位上仍占主导，儒学思想一直是社会统治的主导思想，所以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学的控制。也正是因此，魏晋南北朝在处理“经”“史”关系时不断反复，南齐王俭《七志》在荀勖《中经新簿》之后将史部重新归于《经典志》，史部再次与经部合为一目；南梁阮孝绪《七志》，又单独列史学目录为第二《记传录》。

　　但毕竟相较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学有了飞速的发展，史学不仅有玄学思想的深刻性又有儒学思想的厚重性，这使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有显著的时代特点。

　　这种“经史不分”的学术后退至《隋志》确立经史子集四部才终结，史部终于自成一目完全独立于经部之外，成为目录史书重要一部，史学学术也随之完善。

　　《隋志》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史部的独立，还通过对经籍兴起的考辨及经与史各自功用的阐释，传达了重史思想。“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史官的职能在于纪录先圣言行，“以成国家之典”。《隋志》将经典的兴起归功于史官。出自史官的“国家之典”即史籍，先于经而出现，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后来章学诚所说的“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源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仓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经”是在周室衰微，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史”的补充。


2.史学与政治

　　    中国古代，“史”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史官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政府机构，直接侍奉在王的身边，因而与政治最接近。“史官的这一特殊身份及其记事工作的政治属性，对早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模式与主体精神也正由此而得以奠定。”中国传统史学“依附于国家政治”“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史学与政治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权力支配历史的书写，其二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作用主要在于“以史为鉴”。

　　中国史学在产生之初对史学的功能与作用就有了清晰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著述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以史为政。不论是以史为鉴、以史教化、经世致用还是以史明道，都是为了政治目的，都是要为统治集团服务。，西周以来便形成了“历史鉴戒观”，《诗经》有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也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是对史学鉴戒功能的最初认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言“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是为后世传“道”，通过以史为鉴针砭时事、垂戒后人，由此观之，孔子强调史书要符合政治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孔子“鉴往知来”的史学功能观在一定意义上是历代史学家总结历史经验以为政治服务的先声。

　　随着两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统治者开始重视对政权的强化与巩固。司马迁父子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之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文史，余甚惧焉，汝具念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司马氏父子都把颂扬圣主贤臣作为自己治史的义不容辞之责任。

　　西汉末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都带有鲜明的史鉴倾向和封建政治色彩：《说苑》列君道臣术，专记维护封建统治的前人前事，《列女传》“其文美刺《诗》《书》以来女德善恶系于国家治乱之效者”。班固在《汉书》中更明确提出作史“以光扬大汉，轶声前代”。至东汉末年，荀悦对史学的政治功能提出了全面系统的主张，“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荀悦重视史学在于它是巩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他强调历史书写须“达道义”，即宣扬正统伦理道德；“彰法式”，记载祖宗功勋；“通古今”，探讨历代兴衰，为现实政治服务；“著功勋”、“表贤能”，颂扬明主贤臣。荀悦从理论方面把史学和皇权巩固、道德教化直接联系并加以阐述，他提出的史学作用论和史书写作的要求对后世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司马氏到荀悦，两汉史学家都有意识的利用史学为皇权政治服务，其间完成了“史学为皇权政治服务”这一史学观念的确立。魏晋以降，这种史学观念被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所巩固，并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发展而成为史学思想的支柱。在封建时代的后期，史书不仅成为统治者合法化自身权力的工具，也成为帝王驾驭臣僚的利器。这一史学观念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始终，一方面制约了史家对史书内容的选取，另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强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政治性，也巩固了儒学在古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对史学自身而言，一方面促成了古代史学的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史学发展畸形，削弱了史学多方位、多层次服务社会的功能。


3.史德

　　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而违背了史学应有的客观性。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作史时往往会打着“明道”“经世”的旗号。

　　孔子修《春秋》乃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汉儒谓之“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宋儒说“寓褒贬，别善恶”，我们在肯定孔子为史学所作的贡献时，也应当理性看待孔子所秉持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甚至“为亲贤讳”而不惜颠倒事实，如狄灭卫之事，《春秋》为掩齐桓公之耻而削而不书；又如杞伯姬之事占用大量篇幅仅仅是为了奖励贞洁。《春秋》中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即是中国古代史学丧失客观性的直接源头，也正因如此，汉代今文经师将《春秋》归为经书而非史书。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家逐步意识到应改变以往史学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极力强调史学家的学术修养。《隋志》在总序中极力推崇像春秋时期晋国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及南史这样不避强权，甚至不畏牺牲而实录史实的史官。“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隋志》对史官所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为唐代及其后代史家四长“才、学、识、德”提供参考。



4.精英史与民众史

　　中国古代“惟史官能作史”，加之史官从诞生之初就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因此先秦时期史书多记宫廷之事，“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换言之，先秦时期史书多为“王侯贵族史”，这种传统延续至《史记》，面目为之一变，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在《左传》中就已显露端倪。梁启超称“左氏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传》一书虽未能摆脱“王侯贵族史”的框架，但其叙述已不局限于政治，常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左氏对当时典章大事的详叙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之活态”，实为《史记》之先声。

　　左丘后四百年，司马迁的《史记》横空出世，《史记》在为帝王卿相作传的同时，又收录了许多闾巷之人，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描绘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梁启超称《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然而这种包容客观的风气并未持续多久，“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巩固，史书又向为帝王贵族作史的传统回归，《汉书》以下以帝史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因此梁启超哀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且自后历代正史都依循《汉书》莫敢立异而作断代史。断代史的根本谬误在于“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原本应展现历史之全貌的史书成了“帝王家谱”，史学沦为政治统治的附庸，随之而来的便是史学客观性的丧失，因此“南朝不得不谓北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传统史学思想的一大弊端便是“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


5.从私著到官修合著

　　尽管中国古代“惟史官能作史”，但私人作史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私人作史，自孔子始”，但孔子并非史家，真正第一部私著史书当是《史记》，《汉书·杨恽传》中已断言司马迁虽然身为太史令，而《史记》一书实为私撰。司马迁身后，私人作史的风气大开。有汉一代，为数众多的史书作者，如褚少孙、冯商、贾逵，至于鱼豢、王铨、陈寿、范晔等辈皆非史官。尽管班固身为兰台令史，然而《汉书》仍非以史官身份而作，《后汉书》甚至记载班固“以私改史记勾罪系狱焉”。

　　“惟史官能作史”的传统至汉代已被彻底打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打破了旧有的“学在官府”，私学的兴盛使得原本史官专有之智识渐渐成为社会所公有；其二，两汉经学的繁荣、书写工具的革新等多方面原因促进了著写传抄收藏之法朝着更便利的方向发展，史料搜集更加容易；其三，司马迁的《史记》以其“尽善尽美”而受到学者的追捧，一时间作史靡然向风。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原因就在于此。

　　隋唐帝国的建立打破了私撰史书的局面，自此正史不仅皆官撰，而且也不再成于一人之手。《隋书》之前的十二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独力所成”，而自唐太宗之后，此风一变。太宗统一天下之后，以“右文”自命，意欲彰示自己的学术水平，为陆机王羲之作传，因此命史官修《晋书》以及梁陈齐周隋五部史书，“置员猥多，以贵官领其事”。自太宗以后，陈陈相因，合撰官史、以权臣领事的现象蔚然成风，早期史官制度的独立性早已形同虚设，这造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大流弊——著史者不再有责任心，即刘知几所说的“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因而丧失了个性与史书应有的生命力，以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梁启超更斥其“如聚群匠共画一壁，不过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史官制度的设立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而史官制度的异化则加速了近代史学的凋敝，所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成也史官，败也史官！


6.史的概念和范围界定

　　《隋志》将史部独列一目的同时，也意味着史学发展突破了“正史”的框架，史学领域扩大。《隋志》史部共分13类，可以看出自魏晋以来史学著作的多样性。除正史、古史两部分外，杂史虽因其“体制不经”而独成一目，却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霸史史书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起居注兴盛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对皇帝言行的记载更加详细，成为研究君王的重要史料；典章制度史包括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制度、礼仪、刑法等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地理记主要记载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使地方史籍更丰富，对研究地域文化有重要意义；杂传中传记类史书大大扩大了史书记载的范围，谱牒学的兴盛反映家族史被人们重视，两者都体现了史学向社会生活层面的扩展。


7.佛道思想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道佛宗教思想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使史学研究形式和史事内容有了很大的丰富。道、佛宗教史书在《隋志》史部目录中占有一定比重，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史学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杂史目录中有僧道传 92 卷，仙传 103 卷；地理记目录中有沙门僧人撰《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交州以南外国传》一卷、《京师寺塔记》十二卷、《外国传》五卷、《历国传》二传、《世界记》五卷、《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等。外来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其注疏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评论，并为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7 年。

2.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2 年。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 年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