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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静 “白罗衫”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分析
贺静 “白罗衫”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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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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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静 “白罗衫”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意蕴分析
一袭罗衫话久长——"白罗衫”故事流变梳理与文化分析
摘要:“白罗衫”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一个“信物线索”型认亲复仇的故事母题。最早见载于《太平广记》所列入“报应”类中的三篇唐人传奇,分别是《原化记·崔尉子》、《乾子·陈义郎》,以及《闻奇录·李文敏》。在宋代此故事依然沿续前代所作,没有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至元代,借助元杂剧这一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无论在形象塑造还是人事情境的描写上都较之前鲜明化、丰富化了。跨越明清两代,人物角色和故事逻辑的定型、小说戏曲乃至各类说唱文学的繁荣发展,为这一传统母题的扩大生发提供了依托,不同的文体艺术形式使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表达。本文即是在搜集整理迄唐至清此故事在纵向的跨时代与横向的跨文本的截面上,内容与形式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试图探讨推动其故事沿革的背后动因。
关键词:白罗衫、文本演变、叙事文化学、文化意蕴
一、 由唐至清的白罗衫故事书写梳理
(一)唐宋时期的“罗衫”故事
1.故事雏形——《太平广记》中所记三篇唐人传奇
《崔尉子》中崔县尉因被同舟舟子推入水中溺亡,留下遗腹子,舟人爱之,细心养护,成年后赴京赶举,路宿崔尉老母家中,因其面目酷似崔尉,得到一领“衣衫”,特点是下襟有火烧的小孔,此子穿在身上回到家中,被其母认出是当日手作之衣,就向官府鸣冤昭雪,得以大白于人间,而其母本应因包庇而连坐,其子哀求得以免之。《陈义郎》故事中陈义郎在父亲被同乡所推溺亡欺瞒众人时只有两岁,而此篇的故事结构与前相似,不过信物变成了临行时一领因划破手沾染血迹的衫子,后义郎明白事情缘由后于夜晚手刃了贼父并投官,被恩准免罪,祖孙三代得以相认。《李文敏》中的贼人同样是官员,其中相认的信物是半臂有灯烬烧灼痕迹的“天净沙汗衫”。可见在《太平广记》所记载的此三篇故事中,故事结构大同小异,信物也皆与衣衫有关。
2.宋代其他有关“白罗衫”的故事
宋代其他著录有与《太平广记》中所收故事相似者,如《青琐高议》后集卷四所收宋代传奇《卜起传·从弟害起谋其妻》一篇,此故事中并未出现信物“罗衫”,但情节仿似,卜起也是被其从弟(即堂弟)推落水中并冒名顶官,其妻忍辱负重在其子长大后俱以相告,终于见官,其子得一职位,其妻初被连坐,后被免。除此之外相似的还有周密《齐东野语》卷八所载《吴季谦改秩》,此篇中吴季谦只是充当了一个“清官”的角色,写其破盗,引入一个“江流儿”的故事,一小僧的生身母亲把他放入“黑漆团合”中顺流而下被寺庙所救,后其母入寺重见此物,复得相认,报吴断案,而吴也得以升官。
(二)元代的新变化——“罗衫”杂剧的出现
1.小说中的“白罗衫”故事——唐宋基础上的丰富化
元代佚名作《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收录在“人伦门”的《母子重见》一篇亦相似,但有所不同。赵氏被劫杀,其妻怀有身孕而被掳,后赵氏母亲独居,其子随贼人姓叶,赴省还乡途中投宿赵母家中,赵母见其样貌似亡子,殷勤款待,临别嘱咐其回途再来,叶氏回途买了布匹赠与赵母,淹留几日,一日步入后园见一画中人酷似母亲,又文了详细的关于画中人的体貌特征,大为吃惊,回到家中暗问母亲得知真相,遂报官,最终祖孙得以相认。可以看到在这篇作品中,情节的丰富性有所提高,添加了以画辨认和叶茂卿的小心谨慎,更加符合常理。此作与之前唐宋所记相似,因而虽皆不以“罗衫”为名,但与后世题名中有“罗衫”的故事结构基本相同,可视为后期白罗衫故事的早期雏形。
2.世俗化的表达——元杂剧对“白罗衫”故事的阐释
自元代始,白罗衫故事在唐宋文言短篇的基础上借助杂剧这一艺术形式重新表露出它的叙事光彩,张国宾的四折杂剧《相国寺公孙合汗衫》,又名《汗衫记》、《合汗衫》,《录鬼簿》将其题名为《金山( 院) 父子再团圆》,简名《汗衫记》,《元曲选》中题名为《合汗衫》,现存有完整文本。顾学颉记现有三种传本,分别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正名题“马行街姑侄初结义,黄河渡妻夫相抱弃。金山院子父再团聚,相国寺公孙汗衫记”;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内府本《古今杂剧》,题目正名:“金沙院子父再团聚,相国寺公孙汗衫记”;明臧晋叔的《元曲选》本,题目正名为:“东岳庙夫妻占玉珓,相国寺公孙合汗衫”。脉本、选本曲词大同小异,与元刊本差距异较大。这里选取《元曲选》本作一梳理,其题目正名同时也是故事梗概:
全剧记金狮子员外张文秀之子张孝友先是误因善心在冰天雪地里欠债被赶的陈虎、赠与钱物并与他义结弟兄,谁料他不满现状、忘恩负义,觊觎张孝友之妻李玉娥,以其怀胎十八月仍未分娩为由,拐带夫妻二人到东岳庙摔玉珓占卜,张父张母苦留不住,便把张孝友一席贴身汗衫一分为二,留下半截作念想,谁料刚送走儿子,自家产业也起火化为乌有。
全剧最精彩的莫过于由此展开的双线叙事,一边是陈虎溺杀了张孝友,认了遗腹子,起名陈豹,不受陈虎待见,听母亲劝告,发奋得了武状元,拿着母亲交付的半领汗衫要认老亲,苦寻不得来到相国寺散斋;一边是张员外夫妇风雪中潦倒不堪,沿街乞讨到相国寺求斋,终以汗衫重合与孙相认。在金沙院中,重逢了未亡出家的张孝友,并最终在早年救济过的囚徒赵兴孙巡检的帮助下终得团圆。故事套路虽沿旧统,却因文体形式的特殊性而在无论情境的渲染、情绪的铺垫还是人物形象的表现上都较唐宋短篇更有生气。虽然本剧未取得像其他大家所作经典剧目的传诵度,诚如青木正儿评论:“此事奇则奇矣,但情节的转变,有的地方不合理。并且因为太繁复,所以排场极其冗杂。说它是杰作,便难以承认。”(【日】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元人杂剧概说》,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但较之故事原文本也有它的优点。
元代后期另有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共有六本二十四出,其中第一本讲述了唐玄奘西天取经之前的身世,也在后来的《西游记》通行本中以附录的形式展开进行了说明。
(三)明代拟话本小说与传奇故事中的“罗衫”故事
1.“白罗衫”故事的成熟定型——拟话本小说的成熟
明代最为人熟知的白罗衫故事是冯梦龙拟话本小说《警世通言》中的《苏知县罗衫再合》一篇,其中主人公名为“徐继祖”,此后的白罗衫故事中主人公姓名基本定型为此,并且发展出新的文体形式。《苏知县罗衫再合》由财色祸人入话,讲述苏知县携妻赴任途中遭徐能一行贼人劫杀,其妻被徐能之弟所救,于尼姑庵中生下徐继祖,以贴身罗衫与金钗傍于婴孩身边,抛于柳树下,碰巧被赶来的徐能所收养。少年科举路上遇到祖母,又收到一领苏知县留给母亲的罗衫,苏母托其高中之后代寻儿子,徐继祖高中进士,遇到了前来告状的生母、生父,终得知自己身世,令贼人伏法、一家团聚。
至于间接描写的罗衫故事的小说即《西游记》第八回附录记载唐僧身世的故事《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更是为大众所周知。
2.明代“白罗衫”说唱文本的存佚
《苏知县罗衫再合》篇末说道: “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关于《苏知县报冤》唱本,可以佐证的是明代宋懋澄《九龠集·瞻途纪闻》“高邮邵伯河”一篇中提到:“弹词家载苏县令事可骇也”(【明】宋懋澄《九龠集·瞻途纪闻》明万历刻本,第320页。)可知《苏知县罗衫再合》篇末提到的《苏知县报冤》唱本或为弹词唱本。
3.明传奇中的“白罗衫”故事
除小说和弹词之外,明代白罗衫故事也因其故事情节的离奇巧合性而广为传奇所传唱,如沈璟与周继鲁都曾创作《合衫记》传奇,但已佚而不可考,但《远山堂曲品》有著录。吕天成《曲品》评价沈璟《合衫记》: “苦处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此乃元剧《公孙合汗衫》事。曲极简质,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明】吕天成撰、王卓校释《曲品》,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沈璟云: “取元人《公孙合汗( 衫) 》剧参错而成。极意摹古,一以淡而真者写出怨楚之况。”(【明】祁彪佳撰、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页。)评周继鲁《合衫记》谓:“作此专以供之场上,故走笔成曲,不暇修辞,此事绝与《芙蓉屏》相肖,但此罗衫会合处,关目稍繁耳。”(同上,第82页。)可知传奇本《合衫记》受元杂剧《汗衫记》的影响极深。
除此之外,《郑振铎所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中收录一部《罗衫记传奇》,又名《罗衫合》,乃明代无名氏所作。《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收入,亦题作无名氏作。《罗衫合》故事与冯梦龙的《苏知县罗衫再合》故事情节除增改一些支线情节外大体相同。郑振铎所藏莲勺庐本《罗衫记传奇》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白罗衫传奇。郭英德在《明清传奇综录》中把《罗衫合》归于清代刘方据明代阙名传奇而改作的作品。
(四)清代各类笔记与小说与鼓词、宝卷中涉及到的“罗衫”故事
1.笔记、传奇、戏曲中涉及到的“白罗衫”
清代的白罗衫故事依然广为流传,在首先传奇戏曲方面,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录目元人杂剧《合汗衫》,明沈璟传奇《合衫记》以及国朝传奇《罗衫合》与《白罗衫》(【清】李斗撰、周春东注《扬州画舫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43页。)
;王先谦《虚受堂诗存》卷十六“和金桧门先生德瑛观剧绝句三十首”,其中有诗云: “乐昌合镜痛生离,三代罗衫取证奇。赤子扶瞻年十八,人生难得是佳儿。(《白罗衫》,明无名氏撰,刊入《纳书楹谱》”(【清】王先谦撰、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16页。)此诗所写即作者观明代无名氏所作《白罗衫》剧后感;钱德苍《解人颐》涤烦集中,集成戏目七言绝句四首其一以诗体记当时传唱度高的戏曲:“玉簪连理翡翠园,画中人去奈何天。焚香欲拜鸳鸯冢,投笔愁看燕子笺。一种情多万事足,喜奇缘少想当年。白罗衫染红双泪,水浒桃花笑独眠”(【清】钱德苍撰、范叔寒校《解人颐》,新文化书社1948年版,第78页。);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对白罗衫的本事由来作了录入。
传奇所演绎的“白罗衫”故事有《罗衫记》传奇,无名氏撰,全剧两卷共二十八折,与《苏知县罗衫再合》大体情节一致,不同的是其中苏云苏知县赴任兰溪途中被推落水后是被山寨大王所救,拘滞山中直待山寨兵变才脱身,苏夫人被王员外救起收为乳母,苏云找寻哥嫂未死。在徐继祖高中后巡按兰溪在王员外宴请的后花园中,苏夫人拦道冤情,苏云之后也来告状,两案相合,徐继祖查明真相,一家团聚。孙楷第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白罗衫二卷旧抄本”中介绍:“考冯梦龙《警世通言》有《苏知县罗衫再合》小说一首,所记与此本全合,其结尾云:‘至今京师盛行 《苏知县报冤》唱本’,疑此本所据非《通言》小说,即《苏知县》唱本也。”(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9 页。)谭正璧、谭寻的《评弹通考》里录有《苏知县报冤》弹词资料,也是据《警世通言》中《苏知县罗衫再合》卷尾,应是前所提到的明代唱本,但已亡佚不可考。
《古本戏曲剧目提要》记有清传奇题作《罗衫记》,亦作《白罗衫》。《曲海总目提要》所记既有《合汗衫》,也有《白罗衫》,在卷四《合汗衫》杂剧中提及两者区别及其源流说:“元人所作。剧中合汗衫关目,与原化记所载崔尉事,及近时人作白罗衫相似。但白罗衫与小说中苏知县罗衫再合,姓名事迹同。此与崔尉姓名亦别,其入手处亦不相符。或即一事而作者增损更易,或别是一事,中有相同处耳。陈虎、陈豹。殆非的名。【原化记载白罗衫剧】”;又在三集四卷录有《白罗衫》中《请酒》《游园》《看状》几出。
清末,昆曲舞台上尚能搬演有关该故事的折子戏《贺喜》《游园》《看状》《井会》《报冤》等,并载于《昆曲大全》、《集成曲谱》、《缀白裘》等书。
前所提到的明代陈光蕊江流儿故事在戏曲方面也有发展:赵景深在《元明南戏考略》中考证了见于《南词叙录》中《宋元旧编》中的《陈光蕊江流和尚》,其又称作《江流记》,大致认为其诞生于明初。在转录了钱南扬先生辑得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的陈光蕊故事与小说作对比,发现江流记南戏的内容是接近于小说的叙述。而清初内廷抄本十八齣戏曲《江流记》是元明以来江流故事的集成剧本。可知戏曲中的白罗衫故事经久不衰。
2.小说中间接反映的“白罗衫”故事
小说方面,侧面反映“白罗衫”类型故事在民间的普及有沈起凤文言短篇集合《谐铎》卷十一《盗师》中记谭某误被金盆洗手的贼盗请入家中教书,宴席途中,“谭心惊股栗,进退失措,主人笑曰:‘先生勿惊,仆江湖豪客也。因我辈中,恃强劫杀,罔顾仁义故令小儿受业,得以稍知大体。今幸不弃,嘉惠后学,特治卮酒聊明忠敬。’言毕,梨园以剧本呈点,谭未识乐部名色,故点《白罗衫》全本。演未及半,主人色变而起,急命撤宴曰:‘仆未尝开罪先生,何讪笑若此?虽然,亦天命也。’遂具彩缎数段,黄金十锭,命其子星夜送归。”(【清】沈起风撰、刘颖慧注《谐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以戏中戏的方式借周知的“白罗衫”故事来和此处的误点戏曲影射东家形成一种互文的关系,同时点明了此篇中“盗师”的欺世盗名和主人的心虚,达到一种讥讽笑弄的效果可见“白罗衫”故事在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传唱度。
石玉昆的《三侠五义》第七十一回《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和后几回中提到倪继祖的生身故事:“…真仿佛白罗衫的故事,此处不能不叙出”(【清】石玉昆著《三侠五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0页。),其中大体与前所述徐继祖故事类似,不过这里的倪继祖是被一位无后的老人捡来养育,信物也变成了生母的内衫和一枝并梗玉莲花,
3.说唱文学对“白罗衫”故事的继承与改写
明清说唱类文学中现今存世的有清抄本《佛说白罗衫宝卷》和石印本《白罗衫鼓词》,故事梗概与小说基本相同,但也有改动之处;语言由于说唱文学的特性而更加生动而具有传唱性;同时故事主旨也更加鲜明。
宝卷是一种附带有浓厚宗教气息的民间说唱文学,《白罗衫宝卷》又一题名为《佛说苏知县白罗衫再合宝卷》,“佛说”二字就奠定了佛家思想的基调。北师大馆藏《白罗衫宝卷》三册,讲宋朝仁宗年间事,车锡伦在《新发现的江浙民间抄本<古今宝卷汇编>》一文中,按宝卷故事发生的朝代顺序列目,其中有《白罗衫宝卷》三册,所讲乃宋代故事,或与车锡伦先生所发现的为同一故事文本。此《白罗衫宝卷》与前代白罗衫故事相差甚远,改动较大。同名宝卷尚有《白罗衫宝卷》一卷,道光二十七年抄本,一题为《佛说苏知县白罗衫再合宝卷》,此宝卷应脱胎于明代的拟话本《苏知县罗衫再合》,《佛说白罗衫宝卷》系列另有清同治年间抄本和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异名宝卷又有《双罗衫宝卷》一卷,讲演明永乐年间事,与《苏知县罗衫再合》事相同。
二、故事内容的具体演变与社会文化动因
(一)由唐至宋——“白罗衫”携带的社会文化信息与故事雏形的确立
首先可以说明一下“白罗衫”作为重要的信物,自身作为人物身份的表达所附带的文化信息,从文献记载中会发现“白罗衫”在服饰文化上至少隐含了两种意思:一是士子所著,带有身份特征;一是近于礼制中的丧服。了解唐宋时期科举兴盛带来的阶层流动与赴任带来的地理位移作为故事产生的大社会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传递出来的文化内涵。
1. 士人文化的昌盛助力白罗衫故事的发展
首先,白罗衫故事中总涉及到为官上任与科举取士,角色的衣着就代表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在唐代牛希济《荐士论》中记录了举子到京后的盛况:“麻衣如雪,满于九衢”。“麻衣”与“罗衫”应是一类服饰。王定保《唐摭言》中记录进士科作为热门科目,选中者被推重为被称作“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记录科举取士与社会风气之关系,首先及第者可以全家免除赋役,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了特权。“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页。),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送薛蔓应举》,《王建诗集》卷四),韩愈器重的散文家欧阳詹说的更明白:“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归宁。”(《与王氏书》,《欧阳行周文集》卷八),晚唐诗人李频也说:“一第知何任,全家待此身。”(《长安感怀》,《全唐诗》卷五八九)以上种种都表现出在科举取士出现后,唐代社会约定俗成的、渴望通过科举来实现阶层翻身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期待。
在宋代对于士子的服饰也有类似的记载:宋代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记:“溪湖先生在某州为解元,亦曾预元正朝会著白罗衫、青褖,有裙有佩,并朱语录教大晟乐籍溪云士服白罗衫……”(【宋】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抄本,第8171页。)朱熹同样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一·礼八》中提到士人的着装打扮:“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叙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叙衫……士服著白罗衫,青褖,有裙有佩。绍兴间,韩勉之知某州,於信州会样来制士服,正如此。某后来实录,乃是教大晟乐时士人所服,方知出处。”在宋代这样一个以文治国、科举制度大发展的朝代,宋代的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主体,“白罗衫”的文化意味应该向前更进了一步。“白罗衫”既然代表了一定的士人文化主体,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也有指涉政治正统的意味呢?像上面“白罗衫”在宋代皇帝的丧服中常见,在皇家礼制中担负着一定的文化意味,那么它具体在小说中作为一种找寻回原本身份的信物,是可以理解为正统身份的确立的。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从《崔尉子》到《三侠五义》中涉及到的主要男性角色的身份就能清晰地看到各类记录白罗衫故事体裁中牵涉到的政治文化信息。(表略)
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与科举取士有关,自唐代开科取士起,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提高,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它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不仅是在“白罗衫”类型小说中,在流传下来的各类创作中,政治身份的取得与失去都深深影响着士人的心态。
2. 白罗衫与丧服礼制
此外,从宋起,“白罗衫”就作为皇帝在丧礼中所著的服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王礼考十七:“皇太后初丧,皇帝服素纱软幞头、白罗衫、黑银带......”明代俞汝楫编撰《礼部志稿》,同样记王妃谢氏薨命,宋濂议丧服礼制参考唐宋之志:“常服宋制皇帝为皇亲举哀,素服幞头、白罗衫、黑银带”(【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四十七年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52页。)《宋会要辑稿·礼四三》记“景献太子攒所。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皇太子薨。七日,礼部、太常寺言:「参酌已行典故:一、皇帝为皇太子薨服期,六宫并不从服。一、发哀日,于皇太子宫正厅之东设素幄,其幄系青素,令仪鸾司钉设排(辨)[办]。皇帝服皂幞头、白罗衫、黑银带、丝鞋,就幄发哀,令文思院制造。” “白罗衫”小说定型后,主人公的名字叫作“继祖”,既有继承延续祖宗香火血脉之意,也通“祭祖”,以血脉的回归祭拜告慰祖先。在传统中国孝悌观念中,血亲的相认尤其是儿子的认祖归宗意味着重新纳入社会正统人伦道德规范的轨道之中,是纲常得以申张的结果。
3. 跨越唐宋文本内容的因袭与改变
在具体文本的改变上,由唐至宋可以说没有很大的变化。唐宋时期的“汗衫”故事与后期成型的“白罗衫”故事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传奇白罗衫有所本”中列举了唐代三则故事,也认为其“事迹似小异,但亦有一衫则同也。”(【清】俞樾《茶香室丛钞》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699页。)在这三篇故事当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是“祖母”这一角色,写其哀痛与执着,又安排祖孙离奇的相遇才得以以附有独特标记的汗衫相认。其余的人物中,被杀的父亲、不敢声张的母亲都没有一个明确可辨的面目。故事大致的走向也趋于一致。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在宋代没有得到新的生发,而是接受了唐人的书写因而后继乏力。对于这种接受,在宋代文言小说的书写上不是个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开头道: “宋一代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也。”唐代三篇作品借助于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得以留存,《太平广记》的集纂继承了宋前小说的成果,又为宋元小说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的兴盛如何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左右着民众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宋人由于受到理学的约束,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整体呈现出平淡尚朴的理念,一方面又歌颂纲常孝道与妇女贞节。从唐代三篇的结尾来看,《崔尉子》中其母因“不早自陈”而被连坐,儿子哀求得以幸免,《陈义郎》和《李文敏》中都未提到对母亲的责难,而宋代《卜起传》中继承了《崔尉子》中“母不先告,连坐,其子诉讼,乃获免焉。”说明宋人更为接受的是对于被迫失节女性如何自处的一种质问。
(二)由宋至元——世俗化表达带来故事格局的新变化
宋代到元代“白罗衫”故事的变动实现了一个可观的变化,内容上最值得关注的是元杂剧对原文本内容的扩写,在丰富细化原故事内容与主人公身份面目时,又不自觉间成为了社会文化变动市井与风气的见证者。文体形式上,由文本改写为剧本,适宜于场上的演出。其身世之离奇、家庭之坎坷悲欢都能带给观众以极大的情感激荡。
1. 元代杂剧兴盛对罗衫素材的利用
元杂剧的发展期王国维将其分为三期,其中《合汗衫》的作者张国宾身处元杂剧第一期全盛期之中,同辈才人热于此业、竞相创作,在这种境况下利用前代素材进行创编改写是顺应潮流之举。元杂剧的诞生在继承了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结构上发展为较为严谨的四折多曲,其一本四折的严格限制就要求剧作家在紧凑的篇幅中尽可能突出主要人物与线索,而“汗衫”这一关键性的认亲信物就正好承担起串联故事的作用;内容体例上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于科白中叙事,曲文则为代言。作为戏曲上的一大进步,其全然摹拟剧中人物口吻来抒发胸臆,在王国维看来是其佳处所在:“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9页。)
2.新的背景构设折射出的元代市民社会百态
元代国土辽阔而社会阶层又复杂,元杂剧作为时代之文学自然承担起了反映社会变化的任务,这为我们参照变化提供了方便的角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认为元杂剧因其“自然”而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情状”(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6页。)
《合汗衫》杂剧中相较于原文本可以注意到的内容变化有:一、剧目中增加了对社会世态生活的铺陈写照:元代连年杀伐导致农业生产的破坏,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买卖手工业的发达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放贷现象在元代十分普遍,官方甚至支持欠贷难还情况下用良人抵债,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就是被其父用来抵债的。在《合汗衫》中,陈虎欠债被赶出旅店,赵兴孙街头助人被判罪流放,陈虎帮张孝友收放贷之钱,这些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
二、背景设定上更加贴近时代:元代工商业十分发达,“商贾之有税,本以抑末,而国用亦资焉。”(【明】宋濂等《元史食货志二》“商税”,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页。)
商人容易凭借财力的丰厚成为社会上具有话语权的人,而汉族士人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道路已前路暗淡,反映在《合汗衫》中就是原本家庭的人物设置不仅多出了一个重要人物——祖父张义员外,而且他们经营着一间当铺,生活原本十分美满。被杀的父亲张孝友不再是上任途中的官员,而是乡绅阶层,上任情节的缺失作者替换以夫妻去庙里求子路上遭难,张孝友也所幸被救未死,作了和尚。
三、 人物关系改动的更为现实、合逻辑。陈虎并不把陈豹视如己出而是动辄打骂;陈豹也不再是进京文试而是以“武状元”夺魁。从如亲子般的培养到视为眼中钉,可以说十分贴近现实生活,为后期母亲的主动坦白和其子寻求功名提供了合理动机。陈豹做了武状元而非以文试求取功名,这一身份的改动彰显出元代重武抑文政策下的时代性。
四、女性形象的丰满与对女性精神的赞扬。李玉娥从始到终都充满了反抗精神与机智意识,并嘱咐孩子主动认亲寻找公婆。不再是忍辱负重等到孩子主动问起才袒露,李玉娥从丈夫救起陈虎时就对此无赖抱有戒备心,并提醒丈夫,被强占后她也一直与之周旋,也要儿子博取功名,寻找公婆,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沉稳刚毅。
五、情节设置上更加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如张孝友夫妇刚离开,张家就在火海中断送家产等。张家公婆沿街乞讨、颜面无存的痛苦心理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陈豹主动寻亲并于施斋的寺庙中与坎坷流落的祖父母相遇,使得戏剧发展达到了设想的高潮。
(三)由元至明清——市民文化影响下故事框架的成熟与人物定型
前已说明到明代此故事内容上在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中得到了最终的成熟,同时文体上也突破了小说一体,由于传奇的兴起而搬演不衰。由元至明清,市民阶层作为作品素材与阅读群体的繁荣扩大影响“白罗衫”故事在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反映出新的风尚。
1. 明代拟话本小说与清代对罗衫故事的改写。
“拟话本”之名,首提于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拟话本,鲁迅先生初指那些“蒙话本之影响”的这部分作品,由于这个定义太过宽泛,又为它加了三个条件:须讲近世事、什九须有“得胜头回”、须印证诗词。关于拟话本的定义,论争至现在,普遍认为是“说书人的底本”,讲究的是一个起、承、转、合。《苏知县罗衫再合》开篇以一毫不相干的象征酒色财气的四女争李生这一故事劝诫远其害来入话财色之祸如何殃及一家,在行文终也多次对中途插入议论来直接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阐明其宣扬的伦理规范。
明代传奇盛而杂剧衰,“白罗衫”故事因其曲折动人、宣扬忠孝而堪作道德教化剧,宜于改编为传奇,但未有留存下来的明代传奇作品。
2. 较元杂剧所不同的诠释方式背后的时代内涵
明代伦理道德的要求依然十分严苛,明代自建国起就提出以孝治国,孝亲同时也是尊君的表现。父子血亲伦理是拟话本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叙事者通过塑造一个“鸠占鹊巢“的徐能;一个“认贼作父”式的徐继祖,满足民众批判破坏宗法伦理秩序者的道德冲动。通过儿子对真相的寻明使得宗法关系回归正统之中。的《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主人公名为“徐继祖”,就是一个明显的忠义符号式人物。他最终觅得生父,但并未生硬地罔念养恩,而是在知晓真相后仍然给养父徐能尽了磕头的礼数;
在女性一方,就要求对女性守节。据《明会典·旌表门》载,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 (1368年) 下诏:“凡孝子顺孙, 义夫节妇, 志行卓异者, 有司正官举名, 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 转达上司, 旌表门闾。……”凡民间寡妇,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 五十以后不改节者, 旌表门闾, 除免本家差役。徐继祖之母郑夫人和以往被贼人强占后逆来顺受的态度不同,被劫后她既不从,管家朱婆就说“于船上寻个自尽”,这是节妇烈女的道德表率,终说服朱婆带她逃跑,又于尼庵生下孩子放于柳树下,从此躲世做了十九年道姑。这朱婆也是个有节有义之人,路上为不拖累郑夫人竟然跳井自杀。可以看到行文中随处可见的价值导向性。
明显看到的文本内容变化是:
一、在情节结构上它承袭了唐宋时期官员上任途中被害、儿子科举成名这一故事套路发展,与元杂剧那种刻画世俗市民的悲欢故事十分不同,重点刻画了徐继祖心理活动的刻画与审问破案的过程,使得故事发展更符合人物逻辑与事物常理,如徐继祖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作为主审官员对养父的复杂感受,从而使徐继祖这个人物的形象更为立体。
二、功能性角色的添加与主线角色的发展。人物设置上添加了之前所未有的苏知县之弟苏雨、贼人徐能之弟徐用等,不仅对于主线故事的走向起着推动作用,同时自身展开的支线也丰富补充了文章内容。主线人物中苏知县幸被救下在三家村教书,郑夫人央人写下状纸与徐能对簿公堂。
3.清代各类文体的发展为罗衫故事多维度展现提供可能
清代“白罗衫”故事借助小说、戏曲与俗文学在民众普及度上的优越性更加有利于宣扬其孝亲恩义的观念。《三侠五义》作为公案小说,“倪继祖”篇的故事较之以往的改动有:一、人物塑造上突出倪继祖的成长,倪继祖不再是由贼人养育长大,而是由好心人抚养成人之后为父母报仇,从而不用再面对“情”与“法”的抉择,削弱了悲剧性。这是作为侠义公案小说常见的套路,即主人公自身所结的离奇身世来为其神秘化;同时倪继祖见到生母后寻玉莲花、为父报仇的主线和其他故事分支并行发展并且互相穿插从而各色人物得以一一登场,群体性人物出现。二、情节上不再是沿着主线叙事而是发展出许多故事支线穿插纽结在一起,这也是依托长篇章回体小说的作用。身世故事穿插在“包青天”类型的公案故事,反映了民众对于借助清官断案来肃查真相,拨乱反正、匡扶正义的心理期待。
在戏曲方面,戏曲因其普及性高、潜移默化的观念影响而受到欢迎:“天下之治乱,国之兴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妇之心,莫不成于其耳目之所感触,感之善则善,感之恶则恶,感之正则正,感之邪则邪。感之既久,则风俗成而国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清】欧榘甲:《观戏记》,《历代曲话汇编》近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5页。)白罗衫故事因其曲折离奇宜于搬演台上,在激发民众情感的同时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起了铺垫作用。
《佛说白罗衫宝卷》同治年间抄本开篇即有:“罗衫宝卷终展开,保佑大众永无灾。”正文开篇以三言或四言一断的短句式叙说苏知县临行前嘱咐兄弟:“留下咱,老母亲,要你看承。”之后又以拟话本形式以一句引子:“只因在此把船坐,惹起一身大祸根”引起后文“有朝同在船上坐,明日夫妻两下分”的曲折故事,再就是以三四言句和七言句段落这样明显的说唱界和形式在正文故事中交替使用,所述故事基本为《苏知县罗衫再合》的内容,结尾有:“木从根上长,水性向东流。为人常行上,神明暗几(记)功。”充满了宗教劝告世人行善积德的说教意味。
清代说唱文学中的白罗衫故事除宝卷外,另存所传晚清时期的木刻本《白罗衫鼓词》,目前据《中国鼓词总目》所载,仅有民国时期三种石印本可考。鼓词的来源,始于“变文”,至宋,变文之名消失,而鼓词以起。这部《白罗衫鼓词》在前代白罗衫故事基础上有了发展,情节更为复杂,内涵更加丰富。从内容上来看,《白罗衫》鼓词也具备直接的劝善功能,《白罗衫鼓词》第九回诗中云:“劝人行善休行凶,凭空三尺有神明。福因善庆人间乐,祸因恶积不安宁。”白罗衫故事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佛教因果观,《太平广记》中三则故事均收录于“冤报”篇,《苏知县罗衫再合》也蕴涵着戒“酒、色、财、气”的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而宝卷和鼓词中的因果报应故事又是其重要主旨,《白罗衫宝卷》虽不属于教派宝卷,却蕴涵着浓厚的佛教观念。
结语
“白罗衫”故事作为“认贼作父”故事与重归血亲伦理这样深入市民人心的套路,从雏形诞生到跨越几个朝代依然保有其文本的丰富面目和故事的内涵,在孝义思想主旨的一以贯之之下,情节的完整细化与故事逻辑的发展逐步合理,充分证明了叙事文学在历时表达中可以顺应文化的发展而自我充实革新,同时在后期共时的文体也有争鸣,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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