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方法”在本质上是一个哲学认识论范畴。学术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者用以界定主体与认知客体工具。

就人文领域的研究方法而言，其核心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或者思考向度，从而导致认识在不同方式上的前进。如胡适所说：“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所以有时候新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一种新的方法或模式。古典文学研究进入现代的历史,从某一方面说,正是观念更新的历史。20 世纪 20 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得以面目一新,是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引进西方近代民主科学观念,批判封建传统意识的进程同步的。50 年代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兴盛,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普及和运用分不开的。近十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正在取得新的突破,这也是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人们力图从传统的一元化研究体系中挣脱出来,在文学本质,文学价值、文学倾向,文学功能、文学特征,文学方法等各个问题上,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他们的探索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开辟了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思路,却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一些合理、有效、直接的可能性选择。方法的进步就是研究的进步,反之亦然。因此,梁启超认为,做学问若得法而事半功倍,就是要得到能点石成金的“金指头”。梁启超说：

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羊研究之方法,而以新蜕之精神贯注之。

这也就是说,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是方法的进步。傅斯年所谓“凡一门学科能扩充其工具的便进步,否则便退步”,亦为此意: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凡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必在于其拥有自己的方法。数学、物理、逻辑为自然科学奠定方法与前提；经济能够独立,大半在于数学之引进；而人文学之文学,有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之方法为基础;历史亦有文献史料学,人类学,语言学之方法为基础。反过来说,没有方法的研究或反思,就是一种模糊的研究,绝成不了系统的科学。

最后，有效的研究方法一旦产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就规定了研究对象的内涵。研究方法从不断对认识对象的过程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我们认识对象。

二、中西传统研究方法对比

（一）对“方法”之理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即是对认识论问题本身不作深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维没有自己的认识方式。实际上，“方法”一词古已有之，《墨子·天志中》：“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这里的“方法”是方形量度之法，后进一步引申，生出“办法”“途径”之义。但“方”的原始本义还有“一方之间” “一类”等这样的特指意义，《庄子·天下》所谓“方术”泛称道术，后世引申“方术”为“一方之术”或“专门之术”，在这个意义上，“方”与“术”相连，方法、方术等也与普遍意义上推崇形而上有差别。

中国古人重“道”，重“体”，重“形而上”，而对“术”、“用”及“形而下”存在着一定的忽视倾向。古人认为“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性认识是具有限度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始终坚持真理或大道取法自然而不能强求的准则。但这并非是否定方法，而是对方法本身不作穷究而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庄于》“庖丁解牛”寓言，一方面它承认“熟能生巧”，合于自然之法；另一方面却对“熟”如何生成“巧”、“巧”如何得到重复等则不予关注。这种观念的长处在于：一是强调对“道”的注重，反对为方法而方法，注重防范“以术坏道”；二是极为推崇“最高法”，认为即使存在“法”，也是“法”无定法，“无法”于是为最高法，并把“最高法”与终极目标合二为一，“法”遂与道体契同。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思想则始终从主客体关系的哲学高度理解并探讨“方法”。黑格尔的一个总结可为代表：

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在真理的认识中,方法不仅是许多已知规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这种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词(即认识客观真理的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有客观的东西的意义。……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不是起外在反思的作用,而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

“方法”既在于它就是对象属性本身,那么不同对象及其种规定属性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方法”的存在。西方思想的此一认识成就,催生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和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法”的成立,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科学哲学对“科学方法”的思考。

“方法”的探讨虽然古已有之,但“科学方法”的认识是与近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当然也是与哲学思考特别是认识论的发展彼此互动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到伽里略再到培根,笛卡尔、牛顿,休谟,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认识日渐深入,并逐渐形成一个“科学方法”的体系。当代科学成长与不断涌现的科学革命,又大大刺激了在科学哲学层面上的方法探讨,出现了许多崭新的观点。科学方法的认识从近现代科学研究中酝酿生发,并力图通过对方法的认识进一步催动科学的深人甚至指导科学的发展。

简单地说,“科学方法”就是系统地观察并描述对象,将观察结果进行分类与比较,通过归纳或演绎得出假说,然后进行可控制与可重复的实验去得到证明。科学方法必须通过不断的实验,测试来进行自我纠错,消除偏见。当然有些研究无法进行实验,如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的某些领域,但并不影响科学方法的本质仍在于逻辑的,实验的排除、否证和证明。显然,就具体的学术研究而言,古代中国始终未能发展系统的科学方法意识,与中国没有生发出近代科学这一根本事实有关。

（二）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展是由中国特殊的文学观念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这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放性结构。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广义的文学可以包括哲学、史学等所有书面著作，几乎相当于精神文化的代称；狭义的文学，也往往包括各种属词运思、稍具文采的诗词文章，相较于今天的“文学”一词，古代所谓“文学”的概念要更加宽泛。

在“大文学”“泛文学”观念的制约下,古代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史学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在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内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始终是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浅显的例子,如《诗经》首先是经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史记》首先是史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而注疏方法原本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后来才引人文学领域,文学文献研究一直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基本材料,必须也只能大量地从历代的经学研究、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中钩稽,发掘和整理。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不仅如此,在文学研究独立、成熟以后,经学,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便成为文学研究中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基本方法,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例如,经学研究强调“述而不作”,即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而不提倡另起妒灶,自创新说。影响所及,在文学研究中,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就格外发达,而自创新说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往往是在述旧中创新,在论古中标今的。

再如,“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一大特点,它更具有史学色彩,因为自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作家传记的研究方法以后，为历代文学家立传,作年谱,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文学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人际交往中,来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和创作,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

又如,“疏不破注,注不彼传”是文献学研究的一大准则,它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至今不衰。人们对文学著作的本文习惯于采取一种近乎神圣的看法,力求以注疏方式阐发其内在的含义。特别是对一些视为经典的著作,如《诗经》《楚辞》陶渊明诗、杜甫诗、唐宋八大家文、《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等,历代有无数学者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加以整理、校注和评点,乐此不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最丰富的遗产。

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经学的,史学的和文献学的研究,远远比单纯文学的研究,成果要丰富得多,成就也要突出得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辉煌灿烂的学术史,实在应该归功于历代学术文化的滋养哺育。

1、经学的阐释方法：训诂与讲义

2、历史学的考据方法：编年、纪事与传记

3、诗文评的文学批评方法: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选本批评。

4、文献整理的校注方法：以目录、版本、训诂考订为基础的作品辑佚、校勘、辨伪和注释工作。

在成果形式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闲情偶寄·词曲部》这样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著作,在中国古代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著作是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学家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眉批,笺注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或史学著作之中。像《文选》《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唐诗品汇》《古诗归》《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等文学作品总集,虽然表面上自成系统,内在主要的研究形式却无非是注疏评点式的,在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这种只言片语、散金碎玉式的成果形式,实际上是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的产物。而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有机体系,就深藏于这种零散纷杂的成果形式中。

直到“五四”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现代时期,这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形态特色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大量思辨性、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论著问世,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三）西方学术研究方法

西方学术研究方法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蓬勃发展，20世纪被称为“批评理论的世纪”。批评多元化，研究系统化、专业化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明显的特征。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简单而言，20世纪的西方学术研究发生了三次转向，

第一是非理性转向，这主要反映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这类文论深受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唯意识论的影响，把文学批评的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所忽视的非理性方面，如表现主义批评对直觉的重视、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等。非理性转向主要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文论同古典哲学一样，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人能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这是那一时期，甚至更前的一段时期的所有西方思想家共有的理想，但那是更多的是我们所谈及和了解的人文主义思潮，在那是，人文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初期的人本主义，理性是主宰一切的“神灵”，但叔本华和尼采打垮了黑格尔曾引以为豪的理性人本主义，他挑战传统，发出了人可以超越自身理性的哲学观念，这种绝对夸大人的理性对世界的改造和创作性的文学观念发展到极至，就出现了所谓的“非理性转向”，他们认为传统理性不能认识这个世界，不能解释人类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是理性无法涉及的，但确实客观存在的，于是，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思维前逻辑、审美期待视野等种种心理活动拓展了人们对于自身意识的认识，这些“非理性”的文学观念挑战了“理性”无法解释的文学创作现象，伽达默尔“合法的前见“的提出，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重现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发现和张扬。但越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越是难以解释更多的文学理论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无定的文论阐述和解释，于是科学主义文论预示着”语言论转向“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的一次文本主义的理性回归。”

二是语言论转向。它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这次转向受20世纪兴起的语言哲学和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语法、修辞、格律、文体、风格、结构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由所谓外部研究“向内转”的倾向，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等，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哲学对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他由真理转为了有待证明的理论转变决定了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哲学观念对经院哲学推崇的信仰的反叛，也成为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这种哲学转变和发展在文学就表现为“语言论的转向”，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嗯体得到了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广义）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于是人们的问题不再是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又是什么？的疑问，而是“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以及“我们为什么知道人区别与动物而称其为人“的。任何非理性和主观判断和建立在为实证的客观数据上的论辨都被否定了，在文学上，强调了对于文学作品应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的观点。反应在文学理论上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一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
第三是文化学转向。这一转向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侧重语言形式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越过它的全盛期，人们逐渐感到了这种文学批评的弊端，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开始抛弃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的研究。体现这一转向的有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论、当代女性主义文论及近几年新崛起的文化研究等。这表明，当代西方文论走上了一条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最后又回归外部研究的道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性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同性恋批评等批评理论几乎变成了泛文化批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现象结合得更加紧密。

三、目录学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清乾嘉以降,学者始终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意义:“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直至今世尤然,“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古典目录学”被公认为是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和基本方法之一。

古典目录学方法的成立,在于古代“目录”所具有的宏大意义。

首先,目录是文献的形式总结。当文献大增并形成一种“集合体”的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形式整理”,这是文献的“图书”物质形式所决定的。文献图书集合体外在整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分类与编目。尽管文献本身并非就是学术本身,文献分类也不完全等同于学术分类,但它们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内涵。余嘉锡认为:“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

其次,高明的目录,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的学术研究成果,因为它在形式整理之外,尤进行了内容研究。《汉书·艺文志》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序洪烈。”又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向,歆于定书名、纪篇目、叙部类撰成《七略》以外,尤述一书大意,载在本书称“录”,编集别行称《别录》。此后《隋志》、两《唐志》有类叙,《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有提要,明清以降,进行文献内容研究的高质量目录不断出现,以《四库全书总目》为最后的殿军。

第三,每一次广泛的,富有成效的以及专门性的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目录,都会形成一个历史性的标杆,从而对文献积聚、散佚,异文,真伪的考察产生重大的作用。

第四,每一种富有意义的目录既是特定文献和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果和阶段性反映,当然也就是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反映。尽管古典目录学的基础是“明目录”亦即必须首先掌握古典目录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其构造,判别不同目录的内容与性质,但古典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目录学”并不是目录发生,发展史,也不是现代图书情报领域内的分类编目等技术之学,而是广义古典文献学的一部分。它具有特定的方法意义，通过对具有指导性意义目录的研读,了解文献大概,开始读书并进人学术研究之门。如张之洞《书目答同·略例》所云: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梗精往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来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铁然,握急高见。凡所著录并是要要雅记,各适其用。总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速周眩惑而已。

而研究性的目录,功用更著。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第二》日：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敦为无本之俗学;更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宣决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而且，可以以目录及目录所构建的历史文献的发生、发展事实为工具,发现并考定具体文献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余嘉锡通过古代学术实践中的具体例证总结此一方面的方法功用,即以目录为工具,考定文献的分合,性质与真伪。此三点是文献发生、发展历史实况的核心,也是目录所描述、构建、研究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由于目录对文献外在方面诸如版本、载体,收藏,流通以及内在方面如特定文献的特定内容等历史实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构建与研究,因而目录学方法多与其他文献学方法结合,亦常常运用在版本与异文谱系的考订,书籍史与出版史和种种专门领域内,以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可以说,任何古典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这种目录学方法。

另外，通过对重要目录特别是具有学术史总结意义目录的分析,理解与认知,综合文献学的其他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目录学和文献学方法的灵魂,它奠基于宋代郑樵,经过清章学诚的系统提倡与清儒以来至近现代学术的具体实践,已经成为古典学术研究方法的根本基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映出“科学方法”与“反思视角”的结合。一方面, 通过对目录记载,目录分类系统的分析与认识,构建文献历史面貌,从而获得实证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以这种实证基础作为观照角度与思考方法,用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人文反思,即通过目录之学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进而探求“文史”的义例,最后则由“文史”以明“道”。

四、叙事文化学的提出与应用

中国近现代学术经历了两次“方法的时代”,总体上都与方法的引进相关。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近代学术研究诞生之际,西方科学观念的输人: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对国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方法的引进。

任何观念与方法的引进只有契合于对象属性才能发生作用,正如陈寅恪指出的：“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人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近代学术的奠基者王国维、陈寅恪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既融合外来新思想,又不失民族之本位,方才成为楷模,从而影响了一代学术,形成一种优良的传统。

不幸的是,民族传统在“五四”以后的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民族本位有所削弱,导致对象属性发生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唯引进而引进从而忽视西方学术方法的实质及局限的弊病。这一弊端在第一次引进的时代就时有发生,但更显著的表现则是在第二次引进的时代,亦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新方法”并未能直接取得新进展。周勋初先生就古代文学领域的状况总结道：

由于国外各种思潮的涌入,学术界也常有人介绍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九八五年前后,提倡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人很多,但仅仅停留在介绍与宣传上,未见研究成功的实例。结果历时不久即自行消歇。由于社会上趋新成风,学术界也相应地兴起阵阵新风,经过多次折腾之后,大家也就慢慢地体会到,文史不分的传统研究方法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欧美学者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原型研究等方法,也有人使用,但还未见规模发大的成功之作。这些方法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我国古代文学情况有别,因此使用这些外来的方法,还得经过较多时间的考验,才能作出是否适用的结论。

当然,这还牵涉到文化差异,不同语境之间的文化交流,阐释与解读等若干根本性的问题。重要的是,“方法”既然是对象内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方法的意义就是获得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那么对于不同的对象,方法也必然呈现出差异,有共同的因素,也有不同的特质。因此,方法所必然要求我们的,是“好好地尊重我们要去研究的对象,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一样地交往,在过程中慢慢地熟悉,知道它的生命,它的脉胳,久而久之,你可以用一套语言文字,符号,象征系统去分析它,去解开它,去说它,而且说得准确”。如果不能深入理解“方法”必须符合对象属性这一根本原则,一切引进,革新与创获必将是空谈。

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研究而言，几十年来侧重于以西方思想、西方观念、西方方法为准则归纳、评价和衡定中国古典文学。基于这一现状，宁稼雨教授所开创的以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独特视角在于，不再是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而是以故事主题为对象，更符合中国叙事作品的实际，也不再限于小说、戏曲的叙事文体的限制，而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古代的叙事文本。其意义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有其在转换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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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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