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集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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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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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集部的成立

（表略）

集部的“集”由动词义转化而来，指“集合”“收集”某一种文类的行为，如曹丕《与吴质书》：“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是动词“集”用如名词的一个较早的例子。随着收集文献的成为一种现实需求，“集”逐渐成为一种具体的文献纂录形式，后世集部的概念也是由此引申而成。

《汉志》无集部，集部文献最早出现于目录，是《七略》中的《诗赋略》，后为《汉志》继承，列六略中的第三位。《汉志》诗赋略序曰：“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家数与篇卷数均超过《兵书略》与《方技略》。梁时阮孝绪《七录序》记载：“《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认为是因为诗赋类创作增加而自成一略。清章学诚也这认同一说法：“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这是诗赋略存在的原因。

《汉志》“诗赋略”设“屈原之赋”“陆贾之赋”“孙卿之赋”“杂赋”“歌诗”五个类目，后两类较好理解，但因前三类没有小序，作品散佚又非常严重，因此分类标准难以考证。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甚至说：“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姚振宗又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中猜想“刘氏编诗赋之例盖以体分”即屈原之赋类为“楚骚体”，陆贾之赋类“不尽为骚体”，“纤小者”是荀卿之赋类。但目前学界仍无完全足以服众的说法。

之后，王俭《七志》设《文翰志》，其书已佚，其分类方式与收录书目已不可知，但通过“文翰”这一类目名称，可知当时的文学作品已不仅限于诗赋，且把文章包含在内。“文（本义为交错的花纹）”与“翰（本义为天鸡的红色羽毛）”都有美饰的含义，体现出此时诗赋文章的审美意义已被认识。梁时阮孝绪在《七录》中著有《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4 类。后来《隋志》确立四部，改“文集录”之名为“集”，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由此成立，列四部最末。

从六略中的第三位变为四部中的最末位，集部的地位有了很大的下降，四部中的史部源于六艺略春秋类，子部是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的结合，分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原有类目的产生与合并导致集部必须为史、子让步。观察《汉志》诗赋略序与《隋志》集部总序对文学创作的观点可知，前者将诗赋视作辅助政治交往的一种工具，如“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或是讽谏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还能够帮助统治者体察民间风俗，如“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总而言之，在汉代文人眼中，诗赋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是和经、史、子一样，对维护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地位自然较高。而到了《隋志》时代，各种文体、文风所产生的不同审美体验已经被认识得十分详细：“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而文学对统治的意义已经变得十分淡薄了，中国古代尊经重儒的思想下，集部文献的官方地位也随着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而逐渐降低。

二、集部的发展

《隋志》的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3 类，它奠定了以后目录分类中集部类目的基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集部分类与《隋志》相同。《宋史·艺文志》集部的类目较前增加文史类，《明史·艺文志》集部只收明人作品，采取断代著录方式，分别集、总集、文史3 类。至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类目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 类，分类更清晰和细化，古代社会集部目录分类的历史发展脉络至此基本上清晰可见。

1.楚辞类

《汉志》无楚辞类，其作品收录于诗赋略下“屈原之赋”类，有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贾谊赋、枚乘赋、司马相如赋、刘向赋、王褒赋等。这些作者或为楚人，或以骚体赋见长，其中数人的作品后被王逸编入《楚辞》一书。《隋志》楚辞类为集部第一位，类序曰：“《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随着王逸对楚辞的整理，《楚辞》已经在文化意义上和其他赋体文学分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解读对象。

在《隋志》之后的公私书目中，无论分类方式如何，楚辞在集部体系中都保持着其独一无二的地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离骚》视为“百代词章之祖”。《四部全书总目》楚辞类仍为集部第一位，序曰：“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包括拟骚体赋在内，后世的赋作在《隋志》和《总目》依情况归入到文人的别集以及总集中，不再单独设立赋类，也不视为楚辞同类，只有《楚辞》的注解之书可录入《楚辞》类，与《诗》经与其他歌诗分流的情况类似。

2.别集类

《汉志》无别集类，其赋与歌诗类中“某人赋”“某人歌诗”的记录方式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别集形式，但《汉志》总体是以文体分类，与别集这种体例有矛盾之处。胡应麟《诗薮》所言：“西汉前无集名,文人或为史,或为子,或为经,或诗赋,各专所业终身。至东京而铭颂疏记之类,文章流派渐广,四者不足概之,故集之名始著。”《七录》改变了以文体相从的分类方式，确立别集类。《隋志》类序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魏征等人认为别集的出现与读者对某一具体作者创作思想的认识需要有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有相似论述:“昔屈原作《离骚》……众士慕向,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故别而聚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二者都提及了屈原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人格精神对于后世文人的榜样作用。随着魏晋时期士人文化的兴盛，文学创作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别集的编纂也成为了现实需要。

《总目》别集类以时代排序，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清代六个时间段。“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说明了东汉以来文人别集的复杂情况，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品质不佳或不受重视的别集散佚情况严重，故曰：“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薤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总目》别集类中，东汉至魏晋时期保留下来的别集，都属于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流的作家作品，如鲍照、谢灵运、陶渊明等，与《隋志》相比，真乃“十不存一”。《总目》所录别集也是经过四库馆臣挑选删改的，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所见的文人创作情况。

虽然别集是汇集一个人所有的作品，但是因为中国有着文人同时研究或涉猎不同学科门类的传统，这就造成了一个人的集子内容并不局限于一种文体的情况，其著录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别集中能看到诗、文、书牍、奏议等，其中文章内容有序跋、碑志、墓表、人物传记、杂著等，有着丰富的史料价值。

3.总集类

总集是将一种或多种文体的作品以特定的标准收录，形成一部文集的编纂方式。《汉志》无总集类，其杂赋与歌诗类中“某类赋”“某类歌诗”的记录方式是一种简单的总集形式。但当时创作数量尚不足以集成成规模的总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与文化繁荣，才足以令《七录》中出现总集类，被后世沿用。

《隋志》总集序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魏征等人认为有意识地编纂总集起源于东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其背后的客观情况是从广袤无垠的文海中拣取优秀之作以供欣赏和参考，但《隋志》总集类囊括的内容范围过大，标准不清晰，存在很多问题。

《总目》总集序曰：“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四库馆臣的观点是总集的产生，一为保存众家文献，使不至散佚，二为择取其中精华。其中“衡鉴”意味着对收录对象的品评，虽然《隋志》未言明原因，但其将诗文评类作品归入总集类可能基于此点，《总目》将理论文集另入诗文评类，反映着古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观念逐步清晰的过程。

4.诗文评

伴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了解得越多，认识越深入，对文学的理解也上升到更高层次，产生了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这就是所谓的“诗文评”。《汉志》尚无文学批评类书籍，《隋志》的相关内容主要收录在集部总集类中。《通志·艺文略·文类》有“文史诗评”类，《郡斋读书志》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收录《文心雕龙》《金针诗格》《韩文辨证》等九种文学理论著作，官修目志中《总目》始设诗文评类，反映着此此类文献价值认知的社会化与普遍化。

而“诗文评”类的独立，得益于唐宋之后，大量诗话、词话涌现于世，逐渐形成系统和规模。《总目》认为诗文评类作为集部的独立一类，可以对诗赋文章“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并有助于文学发展，那么它的独立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的成熟。《总目》诗文评类序曰：“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懦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可见四库馆臣对于历史上尤其是宋明两代文学批评自由化与通俗化十分不满，体现了其一贯追求雅正的观念，因此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挑选，以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且将以往文史批评不分的情况进行了纠正。

诗文评类文献的出现时间与创作的兴盛时期及反映在目录书上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体现了文学观念相对于创作实践的滞后性。

5.词曲类

词曲相对与诗文，在文体上出现较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歌词与歌曲被视为伎艺，而非文学产物。《总目》集部总叙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故《汉志》《隋志》中无相关书籍，但并不意味着汉代没有和乐演唱的歌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词和曲尚未出现。

《总目》于词曲类又再分为5类：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其类目清晰而完备，著录了有关词曲的各类著作。词与曲由于产生于民间，在封建社会中受到轻视，在正统的古籍目录中往往没有地位，只附于目录的最后。正如《总目》词曲类序所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总目》别集后序曰：“惟歌词体卑而艺贱，则从马氏之例，别立《词曲》一门焉。”虽然四库馆臣对词曲的整体态度是鄙薄的，但词曲创作毕竟已经成为文学中极为庞大的一只，加之清代市民文化的兴盛，四库馆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为词曲寻找一个足够权威的起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总目》于提要中多次溯源词曲的演变，其中往往上溯到《诗》经，如清王灼《碧鸡漫志》提要：“盖《三百篇》之馀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又如明程明善《啸余谱》提要：“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馀。源流虽远，本末相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词曲文体定名定位，即强化词曲的地位与价值。

三、集部内部细节变化

（一）体例与书目入类变化

举例：

（表略）

*杂赋与歌诗类信息过少且散佚严重，难以考查。

从图表中赋的入类变化可以看出，集部书籍入类的变化不同于经史子三部，由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导致，而是从诗赋略发展为集部，以及集部发展的过程中的存录体例变化造成的。

（表略）

可见《汉志》的分类体例中既有以作者为单位，也有以作品的某种共同点为单位的分类方式，前者类似后世的别集，后者类似后世的总集。这种分类方式符合汉代赋体兴盛，而五言、七言诗尚未成熟，诗的创作与音乐还未彼此独立的情况。从数量上也可看出此时参与文学创作的人数较少。《汉志》中以篇目存在的赋与歌诗，到了《隋志》时期还未亡逸者，已经被以集为单位的书目囊括了，但因为无法得知《隋志》的别集和总集中具体包括哪些篇目，《汉志》中大多数篇目入类以及存佚情况难以考证。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高祖歌诗》，后得见于《史记·高祖列传》中而非文集之中。《总目》集部采用其一贯的先录书名，后录年代、撰人、版本、提要的体例，除以作者身份姓名与所录作品共同点命名，文人自撰的题名更是五花八门，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不拘一格，以及创作者自我认同感的增强。

《汉志》诗赋略的排序规则，如孙卿早于陆贾，王褒早于刘向，却列在后。以地位尊卑而言，屈原赋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上”指汉武帝，却列于诸臣子下，在没有类序的情况下，后代学者只能做出许多猜想，杂赋与歌诗类的排序更难以找到规律。《隋志》的排序则要有迹可循得多，别集类大体以时间为序，在一个朝代中，以帝王之集为首，其他男性作者为次，女性作者列于最末。总集类以文体为序，每一文体中以时间先后排列。《总目》继承了《隋志》的做法，在别集类中将每个时代帝王的文集列于首位，男女作者不再分列。乾隆帝原本想要“朕意如列圣御纂诸经，列于各本经诸家之前，御批通鉴纲目等书列于各家编年诸书之前，五朝圣训朱批谕旨方略等书列于诏令诸门之前，御注道德经列于各家所注道德经之前，其他以类仿照编次”，但思考之后，又觉得这样“若以钦定诸书列于各代之前，虽为纂修诸臣尊崇本朝起见，而于编排体例究属未协”，所以最终仍“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可见书籍编纂方式、书目体例的变化，影响了集部书籍的入类。

（二）集部与其他三部的互动关系

经部是其他类目中集中体现儒家思想部分的优选和提炼，与其他类目不是同类可比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是《诗》经，就其体例而言，应归入集部总集。但在目录书中，《汉志》将之归入六艺略，《隋志》之后将之归入经部。最初《诗》入经，是儒家“诗教”观念影响的结果，因圣人孔子对《诗》的尊崇，使《诗》被视为一种考察民风，施行教化，改善社会风气的教材，在思想界享有极高的地位。观察《汉志》诗赋略中歌诗部分的作品，可发现，其中既有各地的民歌，也有宗庙祭祀所用的歌诗，还有与政教相关的部分，与《诗》经中风、雅、颂的内容相似，但依然无法进入六艺略。再往后，随着诗歌创作的繁荣，五言、七言诗的成熟，律诗的兴起，诗的形式与内容都与《诗》经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诗》经与后世其他诗作分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二者的文体是相似的，这种分流是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功用论主张的集中体现。

古人对《诗》经的品读方式也与品评后世诗歌的标准有着极大的区别，尤其是魏晋时期雨后春笋般的文学理论文章中，几乎都提及了“诗赋欲丽”等对诗歌语言的审美性要求。在古代学者对《诗》经的解读中，往往注重其思想内涵而极少针对其艺术成就进行鉴赏，如有，也多是将其作为文辞雅正，言约义丰的榜样，而对于有着生动描写与深厚情感的“卫郑之风”却给予批判。到了词曲兴盛的年代，虽然为抬高词曲的文学地位，使它们不必遭受歧视而能够健康发展时，评论家倾向于上溯《诗》经，如《总目》词曲类序曰：“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但此时经学观念中的《诗》与文学观念中的诗词，其高低贵贱之分已经深深刻入文人的观念之中。正是文化观念决定了同一种文体中不同作品在思想史中的定位。

《楚辞》与当时及后世出现的其他赋作，尤其是骚体赋之间的分流也与古人的经学与文学观念有关。首先，《楚辞》中的《离骚》虽不列入经部，实际上却具有经的某些特性。《总目》李光地撰《离骚经注》提要中说：“案《史记》但称‘屈原著《离骚》’，至王逸注本，始于《离骚》加‘经’字，而《九歌》《九章》加‘传’字。此称《离骚经》，从逸本也。”从“风”“骚”并举这一文化传统中即可看出，《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屈原本人的精神魅力也鼓舞着千年来失意的文人。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言：“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离骚》在内容上，的确表达了忠君爱国，怨刺讽议的主旨，因此与着重教化的五经可以共同发挥维护统治的作用。但王逸此言，是受到汉代依经立意的学术思想影响，因此必须从五经中为离骚找到存在的依据。这一行为无疑是成功的，经王逸注解过的《楚辞》地位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彻底与其他赋作分流。《楚辞》首次单独成类是在阮孝绪《七录》中。汉人重屈原之赋言辞华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魏晋士人重《楚辞》主体情感直接书写，即“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在《楚辞》成集之后，魏晋文士便以逸书为对象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训诂，逐渐形成一种新风尚。《隋志》所收《楚辞》十种，大约八种为魏晋注本。《楚辞》逐渐摆脱了汉人“依经立义”的狭隘视角，其玄妙瑰丽的描写，浪漫神秘的想象，华美动人的文辞得到了学术界的认识，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辨骚》与《诠赋》分立，专章讨论《离骚》，以“通变”的思想论证屈骚超越经典，“自铸伟辞”的成就，已有意识地对楚辞与其他赋作进行地位上的区分，《七录》文集录独列楚辞类之后《隋志》及后世目录集部均予以继承，《楚辞》作为一部总集，绝大多数情况下在集部中居首且独立于总集之外，体现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离骚》被视为经而始终不是经，而是处于经典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地位。历史上对《楚辞》尤其是《离骚》的评价实际上褒贬不一，如司马迁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是班固却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杨雄在晚年对屈原的态度也由褒转贬。以上种种，都说明《楚辞》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可置疑，但在以儒家文化为权威的中国思想界，究竟应如何评价《楚辞》的思想及屈原其人，仍是可以讨论的。与不可置疑的五经相比，《楚辞》《离骚》并不具有思想上的权威性，因此它不可入经部。

集部与子部、史部的互动主要缘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文化体系，既影响了学者的创作，也对“集”这个物质组成的内涵影响很大。从《总目》集部书籍的提要中可以看出，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文学含量是较大的，收录的书籍基本上符合今天看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概念。但是，在别集中，一个作者的文学创作、历史记载、思想表达往往汇于一集，作者自身或者当时编纂别集的人也没有将三者区分开来的明确意识。与之相比，子部是不同作者，同类思想的集合，二者在内容上有重合，而体制上也有相似之处。在文人的别集中，有史学价值的内容也很多见，往往与作者个人的经历与史学观点有关，是重要的历史研究材料。与史部书籍相比，集部中的史学因素体现出更加关注细枝末节，更加私人化的倾向。

（三）从集部的收录范围看文学与学术关系的变迁

文学和学术的关系，放在中国古代的大环境下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学自觉的问题。《汉志》诗赋略只收录赋作和歌诗，以今日的文学观点来看，近似于“纯文学”的标准。但汉赋，尤其是大赋中，叙事、描写、议论说理的因素占了主要篇幅，而抒情言志的内容比较淡薄，其内容不完全是文学性的，只是以赋这种文学的形式来呈现。《汉志》中未收录官员各人议论政治的文章，但在屈原、司马相如、东方朔、董仲舒等人的赋作中，都有着他们对于政治的看法。因为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有着官员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国家政权的稳固是他们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因此，有民歌属性的地方歌诗中可能具有更强的文学因素，但因为作品几乎亡逸殆尽，所以难以考证。从文体上看，汉代对辞赋、歌诗的分类都没有继续细分，说明此时对文学的理解与需求都还处于未独立的朦胧状态。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辞赋的细分与骈文的出现象征着文学已有了独立自觉的现象。而以《文选》为代表的文学总集的出现，更是表明了文学这一概念的明确，因为这类选集的目标是明确的，所选的属于文学，不入选的则不属于，这是一次极大的突破。类书的产生也直接得益于文学自觉，因为类书的作用是为了文学创作服务的。《隋志》集部楚辞类收录《楚辞》注解与考证书籍，别集类因无提要，故无法得知当时收录的文人别集是否有相应的挑选标准，此处暂且不谈。总集类收书较为庞杂，可大致分类如下：

①诗文选本：《文章流别集》《文选》《妇人集》

②理论批评：《文心雕龙》《诗品》

③赋集：《赋集》《历代赋》《杂都赋》《围棋赋》

④封禅书集：《大隋封禅书》《秦帝刻石文》

⑤颂集：《颂集》《木连理颂》

⑥诗集：《古今诗苑英华》《诗英》《玉台新咏》

⑦歌、乐府集：《歌录》《古歌录钞》《陈郊庙歌辞》《管弦录》

⑧品评与教化类文集：《古今箴铭集》《众贤诫集》《女诫》《贞顺》《画赞》五卷

⑨碑集：《碑集》《杂碑集》

⑩论集：《论集》《杂论》《东西晋兴亡》《翰林论》

⑪连珠集：《梁武连珠》《黄芳引连珠》

⑫政治性实用文章集：《魏吴二志》《晋诏》《策集》《后周与齐军国书》《上法书表》《山公启事》《政道集》

⑬其他文集：《诽谐文》《杂逸书》《杂集》《法集》

可以看到《隋志》集部所收书目是一个泛文学范畴，既有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也有大量议论性文章。论辩、铭诔等在体式、风格等层面上与诗赋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从“集”这个组合形态来看，论辩、铭诔等与诗赋具有同质性，也是“每章自为讫起”，在总集中每一篇都不依赖于其他的篇章而独立存在。在认识到这种共同点之后，魏晋时期，人们重构知识体系时，提出了文、笔两套彼此参照对应的系统。《金楼子·立言》曰：“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心雕龙》曰：“自《明诗》讫《谐隐》十篇，大抵有韵之文；《史传》讫《书记》十篇，大抵无韵之笔。篇次秩然，界画不紊。”但这种过于宽泛的标准也导致了书籍入类的混乱，如《隋志》子部儒家中同样收录有《众贤诫》《妇人训诫》《诸葛武侯集诫》等。

四库馆臣撰写《总目》时为每一部书籍都撰写了提要，使我们能够了解集部别集类所收录的内容中文学与非文学共存的情况，如《岳武穆遗文》中有“书一篇、奏二篇、状二篇、表一篇、檄一篇、跋一篇、盟文一篇、题识三篇、诗四篇、词二篇。”其中议论实用性的文章占了大多数，这与作者的身份息息相关。从中也可以看出，到了清代，古人在编纂文集时，仍是以大文学或泛文学的标准来收录的。《总目》的总集类整体以文学性的诗文集为主，并将政治论辩与诏令奏议类的书籍归入史部政书类，以彰显它们和文学之间在内容上的区别。虽然因为并没有所谓纯文学的观念，《总目》集部的别集、总集中仍不免收入许多无文学性的作品，但与《隋志》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总目》中呈现出的总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体量和种类上都体现出了文献的繁荣。既有网罗宏富的“全集式”总集，如《全唐文》《全唐诗》，也有挑选精品式总集，如《文选》，既有跨朝代总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断代总集，如《两宋名贤小集》，既有历代同一体裁作品总集，如《历代赋汇》，也有专门一个时期同一体裁作品总集，如《河岳英灵集》，还有汇聚各种体裁的作品总集，如《文苑英华》。在集部生成、延续、发展的过程中，有韵之文、无韵之笔作为两套子系统，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融会，共同建构起了集部这一复杂的知识体系。集部建构的层次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

诗、赋、文作为恒定的集部要素，是从《汉志》诗赋略继承而来的传统。从《隋志》到《总目》经历的千年间，诗文的核心地位并未因词、曲的融入被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强化。《通志·艺文略》文类中，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19类。将《隋志》统归如总集类的议论实用性的文章分离出来，排列在诗赋和文学类总集之后，并将理论批评类的书籍单独列出，在文和笔进一步区别的分类背后，是对文学本质认识的进步。集部在近两千年延续、发展的过程中，以诗、赋为核心，聚拢碑、箴，又融会了词、曲等知识要素，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大文学系统。

除文笔之分外，文学的雅俗之分也是集部内部细节变化所体现出的。从汉到清，集部的发展经历了从帝王文化到士人文化，再到市民文化的转变，文学创作者的阶级与他们选择的文体也出现了变化。首先，《汉志》诗赋略中，汉赋的主题多是描绘帝王宫殿、猎场、京都等恢弘壮丽的景色，在其中加入作者个人的议论与思考，但往往劝百讽一。《汉志》中有姓名身份可查的作者，基本上不是王室贵胄，就是围绕在权力中心的精英文人，他们与政治的关涉度极高。司马相如因上林赋得幸与汉武帝的故事也体现出赋的创作与取悦君王，为君王歌功颂德有着直接关系。在文人自我意识还未觉醒的时代，民间创作者难寻踪迹，这一时期可被视为俗文学的有《淮南歌诗》《洛阳歌诗》等地方民歌，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不受重视。在《隋志》中，别集类的产生与爆发式繁荣印证了魏晋六朝时期士人文化在帝王文化松动时期的极强生命力。虽然受到古代文化教育阶级性的限制，这一时期依然难以见到平民阶层的创作，但观察别集作者的身份，可见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与政治中心的距离是较远的，有徵士许洵、处士皇甫谧等不参与政治的文人，以及僧侣支遁等方外人士，都共同参与到文学创作之中，并得到官方目录的承认。文学的雅俗之论在魏晋时期也受到了新兴的理论家们的关注，这时人们对雅俗的认识还是诗文中内涵、辞章雅正与否的问题，而非文体意义上的区分，如《文心雕龙》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从史籍资料来看，魏晋时期的文人接触俗文学的情况应该较为常见，如曹植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从《隋志》虽呈现的情况而言，较明确为俗文学的主要有乐府诗以及歌诗、歌词类，数量与种类较《汉志》而言增长了许多。《总目》诞生的时代是市民文学极为繁荣的时期，虽然经历了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的努力，词所包含的内容早已与诗无异，从个人的情感生活到家国志向都可以以词来表达，但在官方眼中，词依然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词兴盛于宋，曲兴盛于元，但直到《总目》才设词曲类，词曲类的独立及在官修目志中独立为一门类的时间较晚，与这一文体出现、成熟曰相对较晚有关，而更为重要地是在四库馆臣的心目中词曲的地位较为低下。《总目》词曲类序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直接言明了词曲在古代文学观念中的地位。“作者弗贵”这一点也可看出下层文人是词曲创作的主要力量，因此词曲俗文学的身份更加鲜明。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明清两代是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通俗小说发展的高峰，《三言》《二拍》《金瓶梅》《西游记》等文学价值极高的作品都诞生在这一时期，但《总目》却不见其身影，直接无视了这些伟大的创作，可见，在市民文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市民阶级仍没有文化上的话语权。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受到帝王文化的控制，又把控在精英文人之手的整体情况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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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等《隋书·经籍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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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宁稼雨《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熊良智《〈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中州学刊》2002年5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