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经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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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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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经部目录演变与中国学术思想史经部文献演进与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经学与目录学

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图书目录中，而又因其编纂时代、主导人物的不同而体现出各自的独特之处。西汉刘向著《别录》，其子刘歆著《七略》，以他们广博的学识与高远的学术眼光奠定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汉书艺文志》中谈及目录体例时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说明刘向在编纂目录时不仅记录了书名、篇数和著者姓名，还写下叙录，说明了当时的创作和接受情况，叙述了部分书籍的学术源流。正如《隋志》薄录篇序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自此，《别录》、《七略》为中国古代整理图书编制目录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研究中国学术史的学者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以下分别简称为《汉志》《隋志》《总目》）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官修图书目录，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经历过王莽之乱的东汉、长期分裂后崭新而强盛的大一统国家唐和统治已经稳定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我们今天讨论的经部，更是所有封建政权都尤为关注的“君人南面之术”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厘清经部的建立与发展对了解统治集团与为其服务的精英文人的学术思想观念尤为重要。

(一）从六艺略到经部

《汉志》中还没有明确的“经部”分类，在《七略》到《汉志》的时代，目录编纂采用“六分法”，《汉书艺文志》载：“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中《辑略》是总序及总目。具体而言，《汉志》六艺略可视为后世目录中经部的前身，因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儒家经典以及它们的注释、研究都归属于其中。可以说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经部的雏形，“经”的核心内容也大致定型，只是还没有确定“经部”的名称而已。

《汉志》编纂的时期，正是经学极大昌盛，经生博士扬眉吐气的年代，故称“六艺略”不称“经典略”不免使人疑虑。可见目录学中经部这一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和确立的过程。“六艺”最早指儒家传统中“君子”需掌握的综合知识体系，包括军事和实用技能。《周礼·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子以之教学，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几部相传经过孔子之手的典籍被称为“六经”，并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时的“六艺”已经从“素质教育”转化为文教性质，和《汉书·艺文志》中“《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相去不远。论语、孝经、小学三类，地位本不及六经，其得入《六艺略》的原因，也主要由于其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观念，具有辅助教化的功用，能够帮助学者理解经书。因此刘氏父子选择“六艺”来囊括儒家经典，象征着他们不仅希望继承周、孔时代的典籍，更希望继承这种以经典教育民众的儒家知识分子理想。

《隋志》的问世标志着经部的正式成立，也意味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确立。经部的成立并非魏征等人所独创，而是存在着一个积累的过程。东汉到唐初的数百年间出现了三部重要的藏书目录，即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公元3世纪），宋王俭《七志》（公元4世纪末）和梁阮孝绪《七录》（公元5世纪初）。其中《新簿》是目前可知的中国最早使用四分法的目录，据《隋志》可知，其甲部包括六艺和小学等书，细观之，三者之的内容差距并不大，都包含有儒家经典书目以及小学工具书，并存在经史不分的现象，可以看出在当时“六艺”和“经典”可以视为同一对象的不同称呼，而《七志》首志为“经典志”，《七录》首录为“经典”录，则可见“六艺”之名逐渐被更直观的“经典”所代替，增广了这一类目的涵盖性，是后世“经部”名称的由来，此三者应为后世经部的直接雏形。在此后的一千余年中，“经部”这一分类保持了大致的稳定性和一定的灵活性，一直为官修史志目录所沿用。

(二）经部类目的变化

从经部的确立到《总目》的编纂，可以看到经的存录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做出了调整。其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钉子户”：易、诗、书、礼、春秋，此“五经”是经典行列中最早的成员，它们在古代学者与政府的观念中拥有着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首先，在古人的认知中，它们的创作时代都非常久远，且由“圣人”所著，甚至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始祖。虽然在漫长的时间里最初的文本早已面目全非，甚至掺杂着种种伪托与讹误，但它们对与“君人南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目录中体现的情况来看，这五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经典的主体，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并从未受到真正的冲击。与此相对，出现了明显变化的目录分类则代表了学术思想的更新。

①易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其小序云：“《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可见易类收录周易及解释周易的文献。《隋志》经部与《总目》经部继承，并随着释说者众，扩大了易类的容量。《总目》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於左。”说明《易》类的文献包罗万象，在封建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易》本身具有神异的特性，与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用社会上的迷信思想迷惑人民的需求相一致，民间也有利用易学牟利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将易列为六经之首的原因。

②书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书类在目录书中的地位稳定，长期居于第二位。“书”指《尚书》，在《汉志》时期出现了今、古文两套体系。《隋志》序云：“《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总目》序云：“《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可见书类在性质上属于史书，收录了中国虞、夏、商、周时期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时代尤其久远。

③诗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在目录书中长期居于经部第三位。《汉志》小序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诗类收录的是《诗》以及解释、训诂《诗》名物的文献。《隋志》与《总目》予以继承，《总目》认为：“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诗》的本质是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民间与宫廷、宗庙所演唱的乐歌，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形态。因孔子尤为重视诗的教育意义，故《诗》在目录书中一直以儒家经典的面貌存在。

④礼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汉志》序云：“《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隋志》云：“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礼类收录的“三礼”及相关的阐释性文献，目的是讲述和解释“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使社会的秩序和风俗井然，因为这类书籍规定了社会从君主到平民的秩序和纲常，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礼仪之邦的基石，所以在经部占有重要地位，《总目》也予以继承。

⑤乐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汉志》小序云：“《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 经学视野中乐的地位与礼一般，都是使国家、社会和谐发展，教化民众的工具。《隋志》云：“乐者，先王所以致神?，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魏、晋已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隋志》乐类除了原本《汉志》中的《乐》还增添了许多琴谱和歌曲类书籍。

乐类在目录书中的地位随着时间而逐渐弱势与分流。在《汉志》中，乐类在六经中处于第五位，在礼类之后，春秋类之前，这个排序一直保持到了清初编写的《明志》中，但在《总目》中，乐类的位置却滑落到了众经之末，仅在小学类之前。从上文中“六艺”相关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六艺成型之初，乐类和易、诗、书、礼的地位是相近的，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音乐在文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作为儒家典籍的《乐经》和上古乐谱在秦火后散逸较其他五经更为严重。《隋志》乐类序述其源流时说，古乐在周之后就已经“衰微崩坏，及秦而顿灭”。汉代人“虽纪其铿锵彭儛，而不能通其义”，故汉孝文帝立五经博士，未立乐经，到了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此时已经出现了乐类逐渐弱势的趋向，然而音乐作为一种愉悦情操，抒发性情的艺术有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民间通俗音乐的创作弥补了庙堂音乐典籍的缺失，汉魏乐府民歌中的部分作品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然而民间创作有其通俗性，其中大部分内容与经典雅正大要求相去甚远。《隋志》中可以见到《正声杂伎等曲簿》《乐府声调》等乐谱，说明当时的乐类还没有将庙堂之音乐和通俗的音乐区分开来，四库馆臣对此颇为不满。《总目》经部乐类序曰：“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四库馆臣非常反对以往将通俗音乐录于经部的做法，认为这会有损于经典的纯洁性，所以将礼仪性的音乐与审美性的音乐区分开来“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有唐一代，由于文化与商业的频繁交流，大量西域各国的音乐与乐器传入中原，使中国的音乐更加丰富而充满活力。但是也导致音乐门类的繁杂与通俗。南宋陈振孙甚至直接将音乐整体剔除出了经部，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子录音乐类序中说：“刘歆、班固虽以《礼》《乐》著之六艺略，要皆非孔氏之旧也，然《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秦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窦公之《大司乐章》既已见于《周礼》，河间献王之《乐记》亦已录于《小戴》，则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乃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今从之，而著于子录杂艺之前。”可以说《总目》选择的是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但是被剥夺了最为丰富和有生命力的部分之后，“辨律吕、明雅乐”的文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和六艺中的其他门类相比，而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乐经并不是考试的参考书目，其重要性也就退至对科举十分重要的五经、四书之后，由于小学实际上是解读经典使用的工具书，所以《总目》中的乐部已经沦为经部之末，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影响力。

⑥春秋类

首见于《汉志》六艺略，《汉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了官方史官记载王朝王室和君臣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以《春秋》及其解释文献为主，还包括《战国策》《国语》等文献。在《隋志》和《总目》中，春秋类略有变化，只单纯收录《春秋》及解释训诂春秋类文献，《战国策》《太史公》《国语》等更倾向于记载史实的文献被移入史部，《总目》中云：“《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希望保证春秋类文献作为儒家经典的纯洁性。

⑦四书类

《总目》四书类承袭《明志》，《总目》四书类序曰：“《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天下士人举子为了名列前茅，必须对“四书”钻研透彻，使《四书》的经典化与“四书”学的官方化成为必然。《孟子》《大学》《中庸》能够与《论语》相提并论并非一人或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论语类首见于《汉志》，其序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隋志》经部依然设有论语类，但是将论语类设在孝经类之下，在《隋志》论语类中，除了《论语》及其解释训诂类文献，还有《尔雅》《广雅》等古汉语词汇书籍以及《五经》类书籍。《汉志》六艺略到南宋的《遂初堂书目》，《论语》是大类的名称，彰显出《论语》的主要地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最早把《孟子》列入“经”部，和论语合称“语孟”，由此实现了《孟子》从子升经的经典化历程。晚唐韩愈在宣扬儒家“道统”时宣称孟子是孔子道统的直接传承者，他在《送王秀才序》中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宋代理学发展初期的代表人物张载已经开始把《孟子》与《论语》并提，例如“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二程论著中的尊孟思想更多，甚至称“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中科举制度的改革，首次将《孟子》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宋史·选举志一》载：“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可见在宋代学者，尤其是理学家心中，《孟子》完全可以和《论语》分庭抗礼。

《四书》成类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大学》《中庸》的升格。《大学》与《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大学”原为王公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所以《大学》一篇扩展了教育的概念，旨在说明古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次第，和儒家对”三纲八目“的理想的追求，是一篇儒学入门导引文章。《中庸》主讲“中庸之道”，一般认为，它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宋人普遍认为《礼记》不过是汉儒的杂记，而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其中只有《大学》《中庸》等才是真正“经”。如陈振孙说:“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二程也大力表彰《大学》、《中庸》，着手重新编定《大学》的章次，《河南程氏遗书》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一方面凸现《中庸》的地位，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四书集注》，九年朱熹首次将四书合刻。至此而后，中国经学史上始有“四书”之称谓。他花费一生心血写成的《四书集注》，标志着儒家经学体系中四书学诠释体系的正式完成。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综合诸家观念，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了整合与注解，为《四书章句集注》，但“四书”取代《论语》的决定性原因还是在元代延祐元年恢复科举之后，将《四书》作为了考试科目。

《总目》四书类序曰：“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中庸讲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大致分析了一下《孟子》从诸子中地位提高，《大学》《中庸》从诸礼中独立之后在经部逐渐调整位置的过程，并强调《总目》选择“四书”这一类目，是因为朱熹作《章句》之后，新的经义受到官方认可，逐渐取代了古代的单独解读的注本，使得先代注本逐渐消失在了主流视野中。四书之间的捆绑越来越严重，四库馆臣选择“循其实”，也就是根据创作实际来使用四书作为类目，而不强行将它们分开。体现了科举等文化制度对于学术思想的影响。

⑧孝经类

首见于《汉志》，其序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玄在《六艺论》中总结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汉志》中孝经类被置于论语类之后，《隋志》经部中却被提前，可见到了《隋志》时期，从统治阶层到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孝道。《隋志》云：“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可见，《孝经》不仅仅是人行为道德、伦理规范，统治者更把它当作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法宝。而《总目》中孝经类又被提升至春秋类之后，位于第六位，可见无论封建社会如何发展，孝经类被重视程度也都是尤为重要的。

《孝经》与《论语》的位置变化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汉志》六艺略和《隋志》经部下的各类排序中，《汉志》中是论语在孝经前，而《隋志》却相反的（《新簿》《七志》《七录》都已亡逸，故《汉志》与《隋志》之间的情况难以查证）。《隋志》之后的目录中，《论语》逐渐并入《四书》，《孝经》在其前的排序没有改变。古人对孝的重视在汉代达到高峰，可谓“以孝治天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方对民间孝悌子孙的奖励和标榜，吕后称制时置孝悌力田二午石官，惠帝时举孝子可免除徭役，文帝时增置县孝悌力田官，同时还有赐帛等经济帮扶。二是汉代统治者自身对孝的践行，自惠帝始至东汉末，刘氏皇族都标榜孝悌，如西汉景帝“尊赐孝悌”，东汉章帝，“尽心孝道”等等，故皆“以孝作谧”，《汉书》颜师古注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到了东汉，连宫廷侍卫也开始学习《孝经》，“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但《汉志》编纂时期，对孝的要求还停留在子孝亲的层面，没有明确扩展到一切下对上的服从，尤其是对君王。《汉志》孝经类序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相比之下《隋志》孝经类序体现出的对《孝经》的重视则明显得多：“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可以看出唐人对孝经的重视不仅因为它是孔子所作，更视其为六经的源头，《孝经》为本而《论语》为枝叶，而且《隋志》已经将明确孝作为统治的武器了。

《论语》和《孝经》对于孝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观念。《论语》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子弟”泛指所有的年轻人。《孝经》则对孝添加了等级的要求。如“天子之孝”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是“保其社授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是“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士之孝”是“守其宗庙”；“庶人之孝”是“养父母”。并且《孝经·广扬名章》有“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开宗明义章》有“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可见《孝经》将孝的教育和阶层划分、天下致治结合起来，将孝作为维系个人、家族、国家的纽带。对统治者而言，《孝经》对管理社会的指导作用强于《论语》。这也可能是《孝经》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中拥有稳定地位的更深层原因。

⑨五经总义类

此类在《汉志》和《隋志》中并不存在，但“五经”这一概念古已有之。《汉志》中孝经类末附有《五经杂议》，《隋志》经部论语类序曰：“《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而在《总目》经部中五经总义已经独立成为部类，《总目》中云：“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总目》中出现了“五经总义”这一新类目，其中收录同时注解多家经典的著作，其中又以易、诗、书、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为主。自秦火后，乐经不传，五经便成为了后世经学的核心，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确立了五经“国学”的崇高地位，到宣帝时，已经出现《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等统一注解五经的著作，但此时数量尚少，不足以单独成类，又难以归入五经任一之中，于是刘、班将之收录在《孝经》类，但对这一情况尚未做出合理的解释。

唐太宗时期，孔颖达等人奉敕编写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经义疏，是为《五经正义》，“正义”意为摒去“异端邪说”，《正义》的问世不仅为五经的注释理解提供了官方版本，为后世解经和科举确立了标准，也使得“五经”这一概念更加强化，有了取代以往“六艺”的气象。在科举制度形成后，“五经”成为了举业的参考书，因此受到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相关的注释材料也越来越多。但目录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未能找到合适的归处，《五经正义》的编纂稍后于《隋志》，此时注释“五经”的著作虽有一定体量，但《隋志》仍没有单独设类，而是和《孔丛》《孔子家语》《尔雅》诸书一起附在《论语》类的末尾。《直斋书录解题》设“经解类”，收录了解说诸经的书籍，但内容非常驳杂，如班固《白虎通》也在其列，明显是不科学的，《总目》归入子部杂家，是比较准确的。《明史艺文志》中设“诸经类”，总归是给了此类著作一个合理的容身之处，但“诸经”无法准确表达此类中多是注解、研读经典的创作，不够精确。四库馆臣在编纂《总目》时也意识到前人分类的不合理性，即按学术源流来思考，五经总义类不适宜附属在其他类目之下，而“诸经”又以“五经”为核心，因此单独设立“五经总义”类。五经总义类和四书类原本都附于《论语》后，后来却成为了独立的经典门类，由此可见科举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对经学发展的影响。

⑪纬书类。

纬书类是唯一一类未出现于“六艺略”中，而在《隋志》中单独成类，之后却逐渐消失在目录学视野中的经典门类，在《汉志》中，只有数本纬书杂见于易类，《隋志》中单列纬书类于诸经之末，二《唐志》中亦有谶纬类目，宋代，纬书已经不能单独称类。在《总目》易类的附录中，录有郑玄所注的八部“易纬”，四库馆臣曰：“按《七经》纬皆佚于唐，存者独《易》。逮宋末而尽失其传。”

在两汉时期，谶纬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野心家可用之制造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的舆论，以论证君权神授天赋的天然合理性，如著名的王莽篡位与光武中兴；另一方面，在经学领域，纬书被儒生经师所大量征引于自己的著述，为儒家经典添加神秘神圣的光环。《隋志》中录有《刘向谶》一书，班固的著作也习惯大量引用纬书。《白虎通义》开篇言：“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可见《汉志》的作者中有两位对谶纬之学都抱持着积极的态度。到了东汉中晚期，谶纬风行的恶果越来越明显，其危害性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批判否定之声逐渐响亮。如《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张衡说∶“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但在班固生活创作的时代，纬谶的风行应该说是压倒性的，所以《汉志》不仅不设纬书类，其他解读经典的著作中也很少见到，这一现象格外引人深思。

《隋志》设纬书类的原因则比较明朗，其纬书类序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从中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思想，《隋志》的编纂者一方面已经认识到了纬书荒诞不经、妖言惑众的本质，但又因纬谶起源自“圣人”“孔子”而对其抱有敬畏，不敢彻底废弃。这可能也是《隋志》重新将纬书提出并加入经部的原因。

该序又言：“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经过东汉的教训，后世官方对于纬书都采取了封禁、销毁的政策，其背后的原因仍是担忧有人利用纬谶妖言惑众，动摇自己的统治。到了《隋志》编纂的时代，纬谶之学已经到了末路，不仅儒生们不再传习，书籍也亡的亡，散的散，随着蒙昧时代的远去，理性精神的加强，纬书类在目录中的消失也只是时间问题。

⑫小学类

首见于《汉志》，其序曰：“《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可见小学类收录的是教人识字发音的基础类工具书，六艺略收录这一类书籍的原因是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认读方法，才能准确掌握经书的内容，因此小学是诸经的基础。《隋志》经部小学类予以扩充，并且受佛教传入影响，增添收录了域外文字文献以及部分讲论书法字体的文献，《隋志》曰：“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但其实石经的内容就是经典本身，而非认读的工具书，因此收录于小学中是不合理的。《总目》考订源流，将小学类定性为启蒙性质工具书，遵从“《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总目》曰：“《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不仅重新厘清了小学的概念，而且对内容混杂稂莠不齐的类目做了进一步细分整理。

（三）具体书目的数量变化

1.《系辞》

对比《汉志》《隋志》《总目》中易类的部分，可以看到，《隋志》中收录的《周易系辞》解读数量最多，而在《总目》中这一现象却不再明显。考察这些书籍的作者可知他们都是魏晋南北朝人，反映出这一时段内《系辞》受到重视的文化现象。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十分兴盛，而玄学是一种合儒道两家思想，而以有无、言意等哲学问题为探究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系辞》篇的内容结合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与道家的宇宙图式，《系辞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类对于对立统一哲学观念的探讨，和魏晋玄学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时，《系辞》篇还结合自然现象，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提供了合理性，《系辞上》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本无贵贱的东西一概要人为地分出贵贱，目的只有一个，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通过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来安定社会。在此基础上，《系辞》篇又进一步提出君子约束自身的标准，如《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系辞下》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因此《系辞》不只是对自然与历史的观察、思考，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将此二者与修身、治国等现实需要相结合。因此，在礼崩乐坏，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格外得到重视。

2.毛诗

《汉志》诗类中，齐、鲁、韩三家诗中数量以齐诗为最，毛诗为末，但到了《隋志》中，却发现毛诗压倒性地增加，而其他三家诗则式微了，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总目》中。西汉初年，鲁、齐、韩三家是学官所传授诗说，属于今文诗学，而毛诗专事训诂，为古文经学。今古文经的斗争最终以古文胜出，这是《毛诗》能胜于三家诗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诗》所以能在流传和保存上都压倒三家《诗》，政治的原因毕竟是外在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汉代的《毛诗》学者们坚持了一条脚踏实地、根基稳健的学术道路，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大毛公毛亨和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前者注《毛诗故训传》，是《毛诗》学的奠基之作。《故训传》言必典据，解经注重美刺、教化；后者作《毛诗笺》，不拘一格，用三家的学说来补正毛亨的误读之处，或抒已意，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虽然郑玄以他广博的经学知识将三家诗的可取之处融汇于《笺》之中，但郑玄的解《诗》体系无庸置疑属于古文性质，归根结底体现了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至此，《毛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真正地实现了后来居上。

3.丧服

自《隋志》起，能够发现无论是《仪礼》《礼记》还是整个礼的大类，最受经学家关注的是《丧服》篇，在《隋志》中有60多部，而在《总目》中，出现了将冠、丧、婚、祭四种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仪合称“四礼”，一同进行注解或论述的新分类方式，但单独注解《丧服》或凶礼的著作数量仍最多。

丧礼的重要性在于，它以为死者服丧的形式，体现了家族中的远近亲疏，也就是中国古代的亲等制度。《礼记·丧服小记》中规定了五服，“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其意为亲属关系是从自己推至父、子，为三族。再从父推至祖，子推至孙，就是五族，进一步从祖推至曾祖，孙推至曾孙，再推至高祖、玄孙便是七族和九族，以上都是是直系亲属范围。直系尊亲属中每推一代，与己身关系则远一层，服丧标准降一等。且这种血缘关系以父系宗族为基础，母系为外亲，处于从属地位。

《丧服》对于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于服丧本身。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尊卑亲疏身扩展到“家天下”的统治格局中，就成为了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而且决定了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权利再分配的比例。除了亲属关系，《丧服》还对君臣、夫妻、师生、朋友、主从等等关系规定了以义“相从”的内容，而使“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以臣为君、妻为夫、学生为师长服三年服，等这些均称“义服”。代表宗法制度的服制制度被纳入了法律范畴，使注重名分和等级秩序不但是一种社会文化还成为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恪守的准则，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晋书·刑法志》记载，从晋文帝颁布新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法律确认因五服关系的不同在诉讼中的地位备不相同认因五服关系的不同而同罪异刑，侵犯亲属人身，除因五服不同而异其科刑外，谋杀尊长的刑要比杀害无关的人重得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和礼法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服务的本质。

4.小学

与《汉志》相比，《隋志》小学类新增了大量音韵工具书，其中包括《鲜卑语》《外国语》《鲜卑号令》少数民族语言的音韵、字书。《总目》中出现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等东北、西北民族语言的工具书，而且多为最高统治者授意编订。这一现象与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息息相关。“华夷之辨”是中国一直持续的民族议题，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互相学习。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杂居的局面。晋八王之乱，大大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力量，各族乘机掀起反晋战争，迫使晋室南迁，同时广大的北方地区进入“五胡十六国”混战、割据时期。4世纪末，鲜卑拓跋氏建北魏，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因此《隋志》中才会录有鲜卑语工具书。

而《总目》中的满、蒙、西域语言工具书则与清朝统治时期满汉杂居的习惯，满清王朝的武功，以及爱新觉罗氏稳定政权统治的关系非常明显，不需赘言。

二、总结

从经部的流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经学思想有如下特点：

1.

始终坚持尊圣重儒的传统，在经部书籍中，《易》是占卜术，《书》《春秋》《论语》是史籍，《诗》是文学创作，《乐》是技术书籍，众经的本质属性各不相同，但它们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都被统一归入经学，正是因为这几部著作都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或者本身并不反映儒家思想，却因儒家重视而进入经学范畴，如《诗》。经学的共同属性就是儒家的属性。中国的传统经学一直都是封建统治的教化工具，因此，经学往往受到由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与文化制度的影响。蔡元培曾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到：“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这些文体殊异的书籍之所以一同被视为人“经”，缘于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组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术体系的核心，并在无形中帮助封建帝王与统治集团操纵思想、愚弄民众。

儒家经典始终位于众经籍的头部，其中“五经”作为经典的核心其地位在整个学术世上并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在谈及经典的创作源头时，学者们言必称伏羲、文王、孔子，如伏羲演八卦，文王作《周易》，孔子著《孝经》。这直接导致了两种治经方式，一是重章句之学，二是重师传与家法，因为只有流传有序，保有一条可向上、向古追溯的路径，才能保证经典在流传中不至出现重大的舛误。而章句之学，也是以还原经典本来面貌为首要目标的一种学术。虽然在实际应用中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无疑起到了极大作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另一方面，尊经思想也使学者在编纂目录时不断思考着经学与诸家理论、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越到封建社会末期，经的门槛越高，为了保持经典的纯洁性，私人创作的杂史杂传和民间音乐被剔除出经的行列，体现了经学与文学的分流、庙堂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分流。

2.

学科分类更加细致。《汉志·六艺略》所展现出的分类情况是只以大类区分，一个大类下的各个小类区分还不明确，往往混杂难辨。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例如《隋志·经部》中，礼类书籍按照《周礼》《仪礼》《礼记》的顺序，春秋类按照《左氏》《公羊》《榖梁》的顺序依次排列，有了“九经”的雏形，而《总目》的分类则更加细致，除了按照创作实际提出了四书、五经总义两个新的分类，在各类中也进一步细分了项目，如礼类，在原本三礼的基础上，还区分出杂礼书类和通礼类。四库馆臣在杂礼类的案语中说：“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通礼类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于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体现出四库馆臣在编纂《总目》时一以贯之的严谨态度。学科细分的现象证明了学术史初期的混沌状态逐渐走向明晰，也为“五经”到“九经”最终确定为“十三经”的经典发展史做出了贡献。《总目》还进一步将内容参差不齐的小学类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小学类作为释读众经字义的工具书，因古字、古音的失传，离经典产生的时代越远，学者对小学之书的需求就越大解。《隋志》中小学类虽然已有训诂、音韵、字书的排序，只是尚未以小类明确区分，但将一字石经列入小学类，未免失其本意。可见中国的目录书在学科细分的影响下逐渐进化为一个科学而富有逻辑的系统。

从二《七》编纂于《新簿》之后也可以看出，四分法并不是一经面世就迅速取代了六分法，而是依据图书创作和存逸现实的变化经历了一个调整、取舍的过程。

3.

始终保持务实的经学观念。虽然经典中的思想是形而上的，但治经的目的和方法一般是形而下的。尤其是为应对科举考试的举业之作与受“圣谕”而作两种现象，集中体现了经学服务于政治现实的情况。《汉志》《隋志》《四库》三部目录都是官方意志下编纂的，但明显《总目》受到政治制约的痕迹最重，动辄称“圣谕”“钦定”“御制”。经学的务实性还体现在目录书分类的变化上，目录能够不拘泥于传统的分类方法，以不同时期经典解读与再创作的现状来修改目录的分类，对前人的不足之处及时修正，走过了一个从粗略到细致的过程，但这并不是目录学家第一义的发明，而是跟随着经学中的学科细分而亦步亦趋的。纬书的消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经学与迷信思想的对立，因为迷信出于主观，而经学要求实证，尤其是章句之学，要求无一字无出处，因此谶纬之学在要求务实的大背景下才逐渐散佚，无人研习，以至于消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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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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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孚《经学概论》，杨成孚，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

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