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作业2(倪洁洁2120191469)
发起人:倪洁洁  回复数:0  浏览数:4497  最后更新:2020/9/18 17:21:09 by rainning

发表新帖  帖子排序:
2020/9/18 12:44:21
倪洁洁





角  色:普通会员
发 帖 数:4
注册时间:2020/8/31
小说史作业2(倪洁洁2120191469)

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



倪洁洁2120191469



《文史通义•内篇五•诗话》中,章学诚曾以“三变”来概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唐前小说“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唐代小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从这一论述,能够清楚的看到中国小说逐渐摆脱史传文学影响而成熟的过程。

一、小说的起源

关于提到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大多数研究者都会追溯到远古神话和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提到:“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关于小说的起源,大体上有几种说法:

1.稗官说

所谓的“稗官说”,是主张小说的由来是源自于统治者为了解民情而派遣名为稗官的官吏去采集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来的。此说法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何为稗官,颜师古注云:“茹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师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人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在这段解释中,稗官即小官,为天子传达百姓之言,以察民之好恶。李剑国先生在《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一文中提到:“我们把《汉志》中的稗官指认为周秦传言之士及其他采言者和汉之侍郎待诏,并不意味着对小说出于稗官说的完全支持,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painmain的说法,因为从小说实际来看只能看出汉代部分小说为稗官所造,而从小说的材料的采集传述来说绝非稗官一途所能概括,把全部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归之于稗官显然过于偏执,非常不合适。所以后人论小说之出,并不提稗官,荀悦《汉纪》和《隋书•经籍志》都是这样。《隋志》论街谈巷语之所出,依据典籍提出六个方面。意识《左传》所说‘听舆人之诵’,即听取老百姓的议论。二是《诗经•大雅•板》说的‘询于刍荛’,就是向打柴人征询意见。三是‘士传言’,即传庶人之谤。四是《汉书•食货志》说的行人徇木铎采诗采风,‘道听途说,靡不毕纪’。五是《周官》说的通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通训是地官司徒属官,所谓‘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是采知地方邪恶禁忌之俗。六是《周官》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训方属夏官司马,其职责是了解各地政治状况和民意,并且了解‘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郑玄注)”由此可见,小说的起源绝非稗官一家之力,而是通过街谈巷语的多渠道搜集而成。

小说起源于稗官最早由东汉班固提出,这一说法影响深远,至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这一说法仍然是给予支持与肯定,因而稗官说也称为后世小说和小说家的代名词。

2.诸子寓言说

关于小说起源于诸子说,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提到:“小说,子书流也”明确提出了小说与诸子散文的源流关系。冯梦龙亦在《古今小说序》中提到:“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清代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也明确提到:“夫往古小说以文言为宗,考其体例,学原诸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的散文作品中都较多的使用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大多浅显直白,表现手法单调,《庄子》寓言更具想象色彩,《孟子》的寓言更具雄辩性,也都对后世小说的发展起到些许影响。

3.神话说

持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家是鲁迅。鲁迅先生在:“在《中国小说史略》之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指出:“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的文学奠定了基础。小说从神话中取材是不争的事实,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次,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的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神话具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者成为小说幻想虚构的源泉。神话在虚构性、形象性上对后世小说确实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小说起源的远古源头。

4.方士说

汉代学者张衡对小说起源问题有过明确的说法,《西京赋》中提到:“匪惟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求之,实俟实储。”“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便是明确提出了小说起源于虞初。何为“虞初”?《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中收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提到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式侍郎号黄衣使者。” 《史记•封禅书》记载:“(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匈奴、大宛焉。”由此可见,虞初是当时方士的代表。汉武帝嗜好方术鬼神迷信,大力提拔方术人士。《终于文学史论集》中说:“无论方士或道士(方术后来发展为道教,方士也即成了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的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任,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的乱打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凶吉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由于方士极受汉武帝重视,方士小说亦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因而张衡所谓的“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是符合当时汉代的小说发展实际的。

5.史传说

史传文学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极其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历来重视修史,史传文学和古代小说可以说是同在史官文化的土壤下生根发芽。小说产生之初,便一直被看做是“史余”、“史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提到:“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知几认为小说之所以能够“自成一家”,是在于能够“与正史参行”。《金石缘序》中说:“小说何为作也?曰以劝善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补也。”由此可见小说具有和史传文学同样的劝诫功能。史传文学和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多个方面,下面对此进行详尽论述。

二、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提到:“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某个意义上,应该被看成是维持在一种文学的相互连贯或互文性上。故事记述者的惊人记忆力和描绘技巧,以及在过去权威下被从属的小说谈论的复有生产性、创造性的实例不停地还原到回归历史。”古代小说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传统的史官文化的影响,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小说也被看作是“史官之流”,在后世的演变中,古人开始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这使得小说逐渐从史书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独立的文体。

1.史官文化的影响

一是实录原则。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干宝在创作《搜神记》是当作史籍来写的,认为自己所记录的灵异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其次像《世说新语》类的志人小说则完全像是小说体的史传。宋前许多小说作家本身就是史学家,史传文学讲究实录,因此这些作者笔下的小说自然就具备了补正史之不足的功能。例如唐代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被《新唐书》收入《列女传》,由此可见,一些小说并不被当作小说而是归为史传。再次,《史通•杂述》中,刘知几指出:“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娇《汲家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这就提到在史书编撰的过程中,受到编者能力范围的现实,必然会使得有些事件、人物不被正史所收录,在此情况之下,一些有志之士将其所遗漏的人物事件记录整理下来,这也促进了小说作品的产生。这类小说作品产生过程中,自然是被看做是拾史之遗、补史之缺,“史补”的意识非常明确,因此这种文化思想带入到小说中自然体现出实录的创作观。

二是劝惩功能。史官文化中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劝戒,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小说家所创作发挥。《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要“明人伦、戒淫奔,分淑,化善恶”“关系世道风华,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中劝恶扬善的思想意识较为明显,作者意在发挥小说的劝惩作用。宋代张齐贤在《洛阳搢绅旧闻记》中提到:“余未应举前十数年中,多与洛城搢绅旧老善,为余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往往褒贬陈迹,理甚明白,使人终日听之忘倦,退而记之。……追思囊昔搢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馀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宋代张贵谟在对《清波杂志》进行评价时亦提到类似的话:“余故人周昭礼,嗜学攻于文,.....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杂志》十有二卷,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闭遗者。”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也提到:“《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个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由此可见小说的中劝戒功能与史传有着密切的关系。

2.史传文学对小说叙事文体的影响

史传文学对小小说在文体方面的影响要从先秦说起,先秦时期史书的最高成就是《左传》,它不仅有事件记叙,而且有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场景描写与人物情态。史的著作的大量涌现,推动着小说这一叙述文体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思想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此时的史传文学以特有的生命力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上文中提到小说中的劝惩作用是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史传文学在叙述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褒贬分明的倾向,对中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除此之外史传文学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极其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插叙、倒叙、补叙等方式追述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受到《左传》等史传文学中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其次,我国古代小说描写人物的基本手法在史传文学中也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主要关注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很少出现对人物的外貌、心理活动进行大篇幅的刻画,这也是受到《左传》《战国策》等史传文学的影响而所具有的卸任的共同特点。

《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以《左传》为例,来论说史传文学在文体结构上对小说的影响。首先《左传》在情节结构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来交代故事的发生、经过和结果,典型的如《晋公子重耳之亡》以时间顺序叙述了重耳历经十九年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享乐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胆识具备、沉稳老练、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的经历。其次《左传》在行文结构上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喜以“君子曰”来表带对人物或时间的道德评价,具有劝戒作用,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这一手法也被后来小说家所借鉴,《聊斋志异》便是例证。再次,《左传》中的战争描写极其出色,在描写战争时,作者不局限与对于战争过程的叙述,而是详细交代了故事的起因、酝酿过程和后果,如其中著名的“四大战役”,对于战争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详细交代,并且在战争过程中,以生动逼真的手法,曲折细致的细节来进行刻画描写。这对后世《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起到了极大的带头作用。除此之外《左传》的叙事过程中掺杂着许多虚构和臆测的内容,这主要是通过梦来体现,如晋景公之死的记载就是由三个梦境构成情节。这一虚构的色彩被后来的志怪小说所借鉴。例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中就有“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雠。”的故事情节。这些都体现出史传文学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结语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脱离史传而独立成熟的过程。小说一开始作为“史”之外乘,在题材内容、创作观念以及行文笔法上都与“史”同出一辙,这是小说与史传文学同根而出的力证。唐代以后,“始有意为小说”,小说创作开始具有“虚构”的特质,这一创见彻底打开小说创作的大门,是中国小说史发展的转折点,小说开始逐渐具备自己的品格。宋元之后,市民经济快速崛起,受到经济、政治等更方面的社会影响,小说开始逐渐摆脱史传的束缚,更具备一种大众性和娱乐性,这使小说得以焕发生机,全面传播。总体而言,小说的发展是逐渐摆脱史传文学影响而独成一家之言的过程,也是小说本质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神话传说、诸子寓言、虞初方术都对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产生讷航影响,但是小说最根本的源头还是史传文学。

史传文学与小说关系之复杂,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论及到,比如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直书其事的叙事法则、决断去取的叙事伦理、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都是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应当继续补足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以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的相关知识。




[倪洁洁 于 2020/9/29 17:25:39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