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郭子仪李白互救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align]【摘要】唐代郭子仪与李白互救故事，在后世的小说、戏曲、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作品中均有记载与流传演绎，通过李郭互救的故事流变，体味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 郭子仪；李白；互救；中国叙事文化学







郭子仪，历任朔方节度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进封代国公、汾阳郡王、尚父，“图形凌烟阁”[size=10.5pt][1]









，《旧唐书》记载裴垍评价为“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size=10.5pt][2]









郭子仪戎马一生，史书记载其平安禄山之乱、收复长安与洛阳、领数十骑出阵说服回纥叛军、多次授官请辞，并由其家族兴旺子孙祝寿敷演满床笏故事、由其子郭暧与升平公主之夫妻矛盾敷衍醉打金枝等故事文本。李郭互救故事以李白之独具慧眼善于识才与郭子仪之功成名就知恩图报传为一段佳话。故事在流传过程张红，其文本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故事内容也更加丰富，其所展现的文化意蕴也耐人寻味。




一、李郭互救故事的文本流传与演变轨迹




据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记载，李郭互救故事最早见载于裴敬所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size=10.5pt][3]









，其原文记载如下：




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size=10.5pt][4]














本篇以短短三句话记载了记载了故事发生的大致情节。李白客居并州之时，在军中与郭子仪相识，李白不仅为郭子仪解脱了刑罚责备，同时还奖赏重视他。等到李白因为永王叛乱之事判罪，郭子仪正是功成名就之时，自请以所受官爵赎李白之罪。皇上同意，因此李白得免死罪。同时，裴敬对李白善于识才与郭子仪知恩图报进行了称赞。受于文体与篇幅之限，本篇故事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并且遗留了许多未说明的问题。




至宋代，《新唐书》卷二百二对李郭互救故事仍有简练记载：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size=10.5pt][5]














《新唐书》相对裴敬记载而言有所补充，记载了李白被永王璘召为府内的属官与属吏，但李白与郭子仪并非如裴敬所载，两人相识于军中，而是李白早年游并州之时，见到郭子仪，并以之为奇人，此与裴敬之前所载有所不同。而后李白为郭子仪脱罪，李白因永王之事犯罪，郭子仪以官爵为李白赎罪则无太大变化。与之同时代，苏东坡在《苏轼集》中为李白辩说永王璘之僚佐应为胁迫：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size=10.5pt][6]














在苏东坡为李白从永王之事发出此种议论之前，有关李白与逆王永王之事并无冤屈之论，至苏东坡充分肯定李白的识人之能并为之辩解之后，后世之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多有以之为然的作品与作家，文学作品在刻画李白与永王之事时多以其被逼迫为范本与依据。




有宋一代，李郭互救故事也进行了诗歌创作之中，梅尧臣的诗歌《采石月赠郭功甫》便是其典型代表。




采石月下访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在昔孰识汾阳王，纳官贳死义难忘。今观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复犹康庄，树穴探环知姓羊。




诗中表达了诗人对李白捉月仙逝、骑鲸飞天、羊祜转世等一代诗仙具有浪漫色彩故事的向往与赞叹，亦表达了对郭子仪以官爵相赎解救李太白之大义以及郭子仪之人物奇伟英俊、相貌英豪的赞扬。




元代有关记载相对较少，辛文芳所撰《唐才子传》中对李郭之事有所记载，然其所载与《新唐书》所载之内容大致相同，并明确提出李白所犯之罪为死罪，郭子仪救其死罪。




李郭故事发展到明代，正式进入小说、戏曲等问题的创作范围内。冯梦龙白话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集李白传说故事之大成，对李郭互救故事加以更加详尽的描述和刻画。




一日李白乘马游长安街，忽听得锣鼓齐鸣，见一簇刀斧手拥着一辆囚车行来。白停骖问之，乃是并州解到失机将官，今押赴东市处斩。那囚车中囚着个美丈夫，生得甚是英伟，叩其姓名，声如洪钟，答道：“姓郭，名子仪。”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为国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亲往驾前保奏。”众人知是李谪仙学士，御手调羹的，谁敢不依？李白当时回马，直叩宫门，求见天子，讨了一道赦敕，亲往东市开读，打开囚车放出子仪，许他带罪立功。子仪拜谢李白活命之恩，异日街环结草，不敢忘报。此事阁过不题。




……




后因安禄山反叛，明皇车驾幸蜀，诛国忠于军中，缢贵妃于佛寺。白避乱隐于庐山。永王璘时为东南节度使，阴有乘机自立之志。闻白大才，强逼下山，欲授伪职。李白不从，拘留于幕府。未几，肃宗即位于灵武，拜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克复两京。有人告永王璘谋叛，肃宗即遣子仪移兵讨之。永王兵败，李白方得脱身，逃至浔阳江口，被守江把总擒拿，把做叛党，解到郭元帅军前。子仪见是李学士，即喝退军士，亲解其缚，置于上位，纳头便拜，道：“昔日长安东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压惊，连夜修本，奏上天子，为李白辨冤，且追叙其吓蛮书之功，荐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报也。正是：两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时杨国忠已死，高力士亦远贬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归为太上皇，亦对肃宗称李白奇才。肃宗乃徵白为左拾遗。




白叹宦海沉迷，不得逍遥自在，辞而不受。别了郭子仪，遂泛舟游洞庭岳阳，再过金陵，泊舟于采石江边。[size=10.5pt][7]














该故事文本进入明代小说中后，其故事性增强，小说的艺术性得以提升，而不仅仅停留在文献记载层面。同时，作者对李郭互救故事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艺术化处理，其故事情节也有所改变。李郭相识之地由并州改到了郭子仪由并州押解，李白与其在长安街相遇；李白直接求见天子为郭子仪求赦免；李白乃别永王强逼拘留于幕府而非李白自愿；郭子仪捉拿叛党亲见太白，并上奏天子为太白辨冤，并未见以爵赎罪之说；太白未曾长流夜郎，直接徴为左拾遗，太白辞官不受。《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对故事做了较多扩写与改编，增加了较多虚构性的内容，故事的完整性与艺术性得以增强。




同时期，屠隆的《彩毫记》对李郭互救故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刻画与描写，戏曲中加入了哥舒翰这一人物角色，第十一出《预识汾阳》李郭的首次相见是在哥舒翰元帅府上而非囚车之中，李白向哥舒翰为郭子仪求情而非向天子求情；第十八出《祖饯都门》郭子仪送别李白；第三十六出《远谪夜郞》郭子仪为李白向圣上求情陈词，李白被赦出大狱，长流夜郎；第四十出《汾阳报恩》郭子仪两次上疏，身圣上宽赦李白之罪，起用原官，郭子仪派人向李白夫人报喜；第四十一出《钦取回朝》与第四十二出《团圆受诏》记载李白接到复官通知与回家团圆并接收诏书，其中都提到郭子仪上疏为李白诉讼冤情，才得以复官。其中第三十六出《远谪夜郎》一出完整的叙述了郭子仪向圣上为李白求情的过程。




【破第二】〔小外〕金门侍臣李白遭诬枉。下浔阳诏狱。钩治永王逆党。臣知寃状。义激冲冠。代为稽颡。念陨雹飞霜。孤忠可亮。




〔末〕璘庶人倡乱。李白久在军中。助逆情眞。汾阳王何故为彼称寃。愿闻其说。




【衮第三】〔小外〕臣念李白呵。为盛名。遭罗网。迫胁楼船上。他抗节怀忠阻逆谋。甘羁绁。雅志天淸日朗。犴狴桁杨湘水。累臣恻怆。把千金弃掷等浮云。拚余生草莽。




〔末〕李白旣不从贼。后来如何得脱。




【歇拍】〔小外〕幸义仆砍营。英雄斩将。运剑抽戈脱羁鞅。皎烈日。凛秋霜。侠气英风。已见垂声天壤。叩圣皇。莫使忠贤。遭诬受殃。




〔小外〕臣之为李白伸寃。乃朝廷公论。臣还有私情。控诉皇上。




【中衮第一】臣昔伏侍哥舒将。犯法几乎身丧。白也一见。奬英雄。推勇壮。脱锋铓。纔得有今日勋劳。扫腥膻。立庙廊。生死交情。深恩怎忘。




〔末〕卿感恩虽深。只怕李白情罪难赦。




【煞尾】白寃状。甚明傥。皇情不鉴亮。〔免冠俯伏介〕臣情愿让王爵。辞恩赏。赎无辜。免罪殃。伏遇天日重光大。宽法网。赦遐荒。忍使万国咸新。一夫罹枉。




由郭子仪的陈述可知，李白是被永王胁迫，并且以王爵为太白赎罪。《彩毫记》中对于李郭互救故事的刻画更加丰富完整，增加了较多人物对话，人物形象从而更加立体丰满，郭子仪报答李白恩情之诚意跃然。明代《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六亦对李郭互救故事有简要记载，其中亦加入了哥舒翰这一人物形象。




进入清代，李郭互救故事进入长篇小说文本当中，《隋唐演义》是一篇具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在第八十三回《施青目学士识英雄信赤心番人作藩镇》李白于辞朝在外游览之时，遇到郭子仪被押在囚车内，即将处斩，李白先是想哥舒翰求情，再则向圣上禀明情由，请求赦免；第九十回《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李白被永王劫取，被判罪；第九十六回《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郭子仪上表请奏，罪责得减，长流夜郎；第九十九回《赦反侧君念臣恩了前缘人同花谢》唐玄宗感叹李白识英雄之眼力，特旨赦归。




且说上皇常于宫中想起郭子仪的大功，因道：“子仪当初若不遇李白，性命且不可保，安能建功立业？李白甚有识英雄的眼力，莫道他是书生，只能作文字也。”[size=10.5pt][8]














《混唐后传》系清人伪托之作，其有关李郭互救故事的记载多与《隋唐演义》相似。




有关李郭互救的记载自唐代发端，但文献记载相对较少。进入宋代，《新唐书》、《李翰林别集序》中的李郭互救故事之变化相对较小，且李郭互救至此已进入诗歌创作领域，苏东坡为李白辩别，认为李白从属永王当属迫胁，并以太白于郭子仪困顿之时识郭子仪之才并解救之，焉能不知永王之必败。自苏东坡一辩之后，后世对于该故事的文学艺术创作多以李白被胁迫跟随永王为其脱罪。元代有关李郭互救故事文本相对较少。明代李郭互救故事正式进入小说、戏曲的创作领域，《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和《彩毫记》是其代表。清代较为典型的为长篇章回体小说《隋唐演义》。自唐至清，李郭互救故事的完整性与艺术性不断增强，




综上，李郭互救故事文本在其流变过程中，不论其认识与互救地点、互救方式、李白从永王是否为被胁迫等故事细节发生如何变化，其故事的根本着力点未曾发生变化。李白于郭子仪未遇之时，便识别郭子仪将来必定为国家之柱石，从而救郭子仪于危难；后李白因永王谋逆之事而被判罪，郭子仪为报当日之恩，向圣上求情，并在诸多文本中出现了以王爵赎罪的情节，最终李白之罪得以减免。







二、李郭互救故事文本演变的文化意蕴




1

、伯乐文化




故事文本自产生之后，经过历代文人之手笔匠心，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下，必然会留下时代的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故事文本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体现的文化层次与文化意蕴也有所演变，但也有一些故事文本其精神内核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未曾受到影响，这与古代社会几千年不变的小农经济、封建社会的中央帝王统治与儒家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等因素相关，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与延续性造就了部分故事文本的情节展现有所不同，但其部分精神内核变化不大。而这种精神内核的稳定性亦是文本流变的文化意蕴之一，也恰恰体现了文本的文化内核。本篇所论之李郭故事文本，其自产生以来，李白能识人于未发迹之时的独具慧眼、为国家保护人才的爱才之心，郭子仪功成不忘前恩的以爵相赎，其中所展现的伯乐识人文化、忠于君义于友的儒家忠义文化却未曾有所动摇。




伯乐相马的故事出于《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




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俛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音。何也?

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穷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荐拔仆也，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

”[size=10.5pt][9]














此典中，千里马被困逆境，伯乐识之而为之救助。屈原《楚辞·九章·

怀沙》：“

伯乐既没，骥焉程兮？”[size=10.5pt][10]









《列子·说符》：“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

”[size=10.5pt][11]










唐代韩愈《杂说·

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size=10.5pt][12]









后世多以伯乐相马喻慧眼识才于困境之中，太白能于郭子仪被囚困顿之际判断其将来必定为护国之柱石，此为大唐之千里马也，而郭子仪也确实如其所料，平安禄山之乱、多次平复周边小国的进击，得封代国公、汾阳郡王等称号。







2

、忠义文化




太白不仅能以伯乐之慧眼识别郭子仪之英豪，亦于其危难之际，为国救才，希冀郭子仪能成为护国之柱石，此为国家之计的忠君之心，是为“忠”的体现。《新唐书》记载太白随吴筠来到长安，结识贺知章，贺知章惊叹其文才，将其举荐给唐玄宗，唐玄宗爱其才，亲自为太白调羹，多次宴饮召见，并授供奉翰林。太白受君恩，救护护国将才，是为忠之体现。《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学乎？’”[size=10.5pt][13]









《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使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size=10.5pt][14]









忠君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统治秩序，忠于君成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的行为准则。明代《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李白见他容貌非凡，他日必为国家柱石”[size=10.5pt][15]









，因而亲自前往玄宗面前保奏；清代《隋唐演义》写“李白想道：‘这个人恁般仪表，定是个英雄豪杰。今天下方将多事，此等品格相貌，正是为朝廷有用之人才，国家之柱石，岂容轻杀。’”[size=10.5pt][16]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统治者对于忠君的提倡也大大提高，因此在明清这两部文学作品中，李白在预见郭子仪将帅之才后，便想到的此等人才将来必定可以成为护国之柱石，朝廷的人才，其维护封建统治的忠君思想可见一斑。




而在太白因永王谋逆之事被牵连入狱，以至被判死罪之时，郭子仪功成名就，却未忘太白在其困顿之时的赏识与救助，亲向肃宗亲自求情，免其死罪，是义之体现。《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ize=10.5pt][17]









义，为义气，情谊，合乎正义。《彩毫记》郭子仪在第三十六出《远谪夜郎》一出，为太白求情之前，曾自念道：“若非恩人李供奉救难全生，焉有今日。金石可泐，此义难忘。今者此公，坐永王璘之事，负冤下狱，下官见忠义蒙恩。”[size=10.5pt][18]









郭子仪之认李白救其于危难是为义，自身于太白负冤之时，若不能加以救助，则非为忠义之人，因此请奏肃宗，以王爵为太白赎罪，救友于危难，是为义之体现。




忠义文化作为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在维护封建统治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郭互救故事文本中所体现的忠君义友从唐至清，在整个封建统治的社会之中，由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精神内核不断加以深化延续，成为文化特质之一。李郭故事文本自唐至清虽有不断的演变，但其所展现的忠义文化意蕴却从未丧失，反而不断加强，这与封建统治的集权化也息息相关。







3

、报恩文化




李郭互救故事中，不断强调郭子仪的报恩之念。《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




子仪拜谢李白活命之恩，异日街环结草，不敢忘报。




……




子仪见是李学士，即喝退军士，亲解其缚，置于上位，纳头便拜，道：“昔日长安东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压惊，连夜修本，奏上天子，为李白辨冤，且追叙其吓蛮书之功，荐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报也。[size=10.5pt][19]














太白救郭子仪之后，子仪拜谢太白救命之恩，并承诺结草衔环，不敢忘记报恩。待李白因永王之事身受牵连，郭子仪见到李白倒头便拜，并称恩人，上奏肃宗，为李白鸣冤，此其报恩也。




《彩毫记》中第十八出：




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下官郭子仪。吐蕃之役。几乎丧身。幸赖翰林李太白力救。得免伏法。屡立战功。历官方鎭。今为朔方节度使。下官每思性命官爵。皆李公所赐。功名初立。大恩未酬。




……




【前腔】〔小外〕生死深恩在。关河别恨牵。




第三十六出：




下官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是也。破贼立功。勋存社稷。封王裂土。盟指河山。富贵恩宠极矣。若非恩人李供奉救难全生。焉有今日。金石可泐。此义难忘。今者此公。坐永王璘之事。负寃下狱。下官见忠义蒙恩。旣存公道。恩人有难。复轸私情。只得叩阙陈情。愿以王爵赎罪。




……




【中衮第一】臣昔伏侍哥舒将。犯法几乎身丧。白也一见。奬英雄。推勇壮。脱锋铓。纔得有今日勋劳。扫腥膻。立庙廊。生死交情。深恩怎忘。[size=10.5pt][20]














《彩毫记》中郭子仪为李太白所救，郭子仪功名初立，始终惦念大恩未报；至以王爵赎罪，亦是因“恩人有难”，而向肃宗叩禀其情。第四十出更是以《汾阳报恩》为题。




至《隋唐演义》中，第九十六回《拼百口郭令公报恩》回末“有恩必报推英杰，无罪长流叹谪仙。英杰拼家酬昔日，谪仙厌世再升天。”[size=10.5pt][21]









郭子仪感激李白活命之恩，并誓将结草衔环以报。郭子仪的报恩之念贯穿文本始终，并且在文本中得到了直接描写与刻画。报恩文化由来已久，贯穿历史始终。




《左传·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size=10.5pt][22]














《搜神记》卷二十：“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

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

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

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size=10.5pt][23]













结草衔环以报恩情是为报恩文化之典故，其他体现报恩文化的历史记载与文学故事更是多不胜数。《史记·淮阴侯列传》：“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size=10.5pt][24]









又：“信至国，如所从食漂母，赐千金。”[size=10.5pt][25]









韩信落魄之时，漂母饭信，待韩信发达之后，一饭之恩以千金相报。李郭故事文本则是典型的报恩文化主题。各文本中都比较着重强调了郭子仪对太白活命之恩时时惦念，太白因永王之事被诛，郭子仪更是以大恩未报，入奏肃宗，以王爵赎罪，以报昔日太白活命之恩。


























































[size=10.5pt]参考文献：




[size=10.5pt][1]


[size=10.5pt]《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size=10.5pt][2]


[size=10.5pt]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size=10.5pt][3]


[size=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size=10.5pt][4]


[size=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size=10.5pt][5]


[size=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size=10.5pt][6]


[size= ]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size=10.5pt][7]


[size= ]毛晋：《六十种曲》//

屠隆：《彩毫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size=10.5pt][8]


[size= ]褚人获：《隋唐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10.5pt][9]


[size=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10.5pt][10]

[size=10.5pt]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size=10.5pt][11]

[size=10.5pt]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




[size=10.5pt][12]

[size=10.5pt]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size=10.5pt][13]

[size=10.5pt]《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




[size=10.5pt][15]

[size=10.5pt]屈原著：《楚辞》，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




[size=10.5pt][16]

[size=10.5pt]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








[size=9.0pt][1]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size=9.0pt][2]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size=9.0pt][3]










《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元琦注曰：“此一事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size=9.0pt][4]










《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




[size=9.0pt][5]










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size=9.0pt][6]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p348

。




[size=9.0pt][7]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size=9.0pt][8]










褚人获：《隋唐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9.0pt][9]










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size=9.0pt][10]










屈原著：《楚辞》，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p139





[size=9.0pt][11]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size=9.0pt][12]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p35

。




[size=9.0pt][13]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p4





[size=9.0pt][1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p41





[size=9.0pt][15]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size=9.0pt][16]










褚人获：《隋唐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9.0pt][17]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P55

。




[size=9.0pt][18]










毛晋：《六十种曲》//

屠隆：《彩毫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size=9.0pt][19]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size=9.0pt][20]










毛晋：《六十种曲》//

屠隆：《彩毫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size=9.0pt][21]










褚人获：《隋唐演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9.0pt][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size=9.0pt][23]










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size=9.0pt][24]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p1270。





[size=9.0pt][25]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

年

，

p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