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化学作业】陈抟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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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化学作业】陈抟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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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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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化学作业】陈抟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陈抟故事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

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另有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是生活于五代宋初的著名隐士。关于陈抟事迹的记载，自五代以来不乏其人，除史书中的记载之外，在诗词、笔记、戏曲、小说甚至宗教典籍中均有出现。本文拟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通过梳理陈抟故事的跨文本发展演变情况，试图剖析陈抟故事背后的文化意蕴。

自五代起，《旧五代史》《宋太宗皇帝实录》《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5种史料记载了陈抟故事，《杨文公谈苑》《邵氏闻见录》《画墁录》《老学庵笔记》《诗话总龟》《东都事略》《续墨客挥犀》《东轩笔记》《玉壶清话》《贵耳集》等14种宋代文人笔记，《夷坚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青琐高议》等重要的小说集中均出现了预测吉凶、以睡为隐的华山隐士希夷先生为主人公的故事。从南宋开始，《三洞群仙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太华希夷志》等道教典籍也陆续出现了陈抟故事。元代马致远的杂剧《陈抟高卧》、明代冯梦龙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陈希夷四辞朝命》更是广为流传。除此之外，以陈抟为人物故实的诗词、散曲、文章中更是数不胜数。

一宋元：陈抟故事的基本定型及陈抟身份道士化

有宋一代，是陈抟故事的形成期。后世陈抟故事中幼遇异人、隐居华山、皇帝召见、与逸人处士的交往、化形异象等情节均已流传于世。
陈抟故事的本事，最早见于《旧五代史》：
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
其后，《宋史·陈抟传》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将周世宗召见陈抟的原因改作因“好黄白术”，陈抟则回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于黄白之事乎？”《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是，因为陈抟生活的时间一直到宋太宗端拱年间，所以就现存资料来看，宋初杨亿《杨文公谈苑》是第一部完整记载陈抟故事的笔记，其中增加了入宋以后的情节：
……讫太祖朝，未尝诏。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为修所居观，留阙下数月，多延入宫中书阁内与语，颇与之聊和诗什。谓宰相宋琪等曰：“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力，真方外之士。……”……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传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神养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尝习练吐纳化形之术，无可传授。……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主，正式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时，勤行修炼，无以加此。”……上览之甚喜。……端拱二年夏，令其徒建石室，室成，手书遗表曰：“……于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至期卒于石室中……死七日，肢体尤温，有五色云闭塞洞口，终月不散。
杨亿曾经参与纂修《太宗实录》，与稍后张方平在《华山重修云台观记》中的记载相比，可以发现陈抟故事的基本情节没有变化，只是在开头增加了陈抟幼年遇异人的神话：
始四五岁，戏涡水之滨，有青衣媪召至怀中乳之，自是聪误。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无复遗忘，尤工诗。
结尾增加了陈抟隐居原因的描述以及陈抟“能逆知人意”，与华阳隐士李琪、关中逸人吕洞宾等人的交往等新内容。
神宗年间，曾巩的《隆平集》中也记载了录自国史的陈抟传记，只是删去了陈抟幼年得遇神人的情节。南宋时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东都事略·陈抟传》基本保留了北宋以来官修史书的相关内容。《东都事略》中仅增加了陈抟与高祖、太祖交往的情形：
……尝乘白驴，欲入汴中，途闻太祖登极，大笑坠驴，曰：“天下是定矣。”……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府厮役，皆将相也，王可知矣。”
结合上述史料，可知在北宋初年，陈抟主要以隐士的形象流传于世，主要事迹由幼年遇异人、数举不第隐居山林、二帝诏谒三个主要情节，而本领则主要集中在睡功了得、善于相人、能掐会算三个方面。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宋史》列传的素材来源于官修国史，但是经过元末史官的加工，定然已经与北宋初期的原貌产生了差异。但是对比北宋初年的文人笔记以及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发现陈抟故事道德基本情节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不断增加丰富的情节集中于善于相人上。
在宋代文献中，关于陈抟善相的故事，最著名的是他准确预测了宋高祖和宋太祖会先后登基为帝，但是流传最为生动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陈抟为钱若水相面事。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早记载是《钱若水墓志铭》，但此时是处于陪衬地位，主要目的是突出钱若水天赋异禀，资质上佳。北宋中期以后，从《湘山野录》开始，故事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陈抟开始成为故事的主人公：
钱文僖公若水少时，谒陈抟求相骨法。陈戒曰：“过半月，请子却来。”钱如期而往，至则邀入山斋，地炉中一老僧，拥衲瞑目，附火于炉旁。钱揖之，其僧开目微应，无遇待之体，钱颇嫌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陈发语问曰：“如何？”僧摇头曰：“无此等骨。”既而钱公先起，陈戒之曰：“子三两日却来。”钱曰：“唯。”后如期谒之，抟曰：“吾始见子，神观清粹，谓子可学神仙，有升举之分。然见之未精，不敢奉许，特召此僧决之，渠言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尔。”问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邵氏闻见录》中的记载基本承袭这一情节，但是此时陈抟相面之术仍然稚嫩，还需借助“麻衣道者”的帮助。其后，王巩在《闻见近录》中记载陈抟为其先祖王曾等人看相，后来三人仕途“卒如其言”。这无疑相比于钱若水自述其事更容易取得世人的信任，进一步增加了陈抟善于相面的神奇性。而他善相对于北宋皇位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无疑将这一特质发扬光大。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曼、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晏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
可见，连册立太子这样的国家大事，陈抟“善相”这一本领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宋人的印象中，陈抟不仅善于相面，而且对于国家大事也有准确的预测。《邵氏闻见录》中记载陈抟在入汴途中“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指明陈抟准确预测了五代乱世的结束。张舜民甚至认为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之事都是来自于陈抟的计策，“或云陈希夷之策”。经此以来，陈抟“语人祸福，合若符契”的善相前知形象即以在时人心目中确立。这一前知善相的特质，显然为陈抟由隐士向道士转变提供了可能。
在北宋时期，最早称陈抟为道士的史料，是修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的《册府元龟》。在该书中，同时出现了“华州道士”和“华山隐者陈抟有道术”两种记载。陈抟形象的多样化的出现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陈抟长期隐居山林，是典型的隐士生活，另一方面则是相传陈抟自号“逍遥子”且“好读《易》”。这种生活方式与道士相类，使人产生了一种陈抟是“道士”的误会。无论如何，这至少说明此时陈抟的形象已经是一位仰慕道家文化的隐士。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道教类书《云笈七签》记载，张守真曾向翊圣保德真君求问陈抟“羽化”之事的真伪，真君答曰：“抟之练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尔。”虽然没有正面承认陈抟是道士，但无疑从侧面借助修炼方法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皇祐二年有道士武元亨撰写《希夷先生传》已经把陈抟的装束转变为道士模样，“华阳巾，垂绦蹑屩”，显然在道教内部已经开始流传道士陈抟的事迹。
南宋建立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故事情节，为陈抟“道士”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邵氏见闻录》记载陈抟在得知宋太祖登基之后“入华山为道士”，“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其基本情节与武元亨《希夷先生传》大同小异。但是此时陈抟故事开始逐渐夸大。最典型的莫过于陈抟的睡功已经开始从百余日增加至半年之久，甚至“大则几年方一觉”。明确承认陈抟道士身份则在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据说亲眼见到署名“道门弟子图南”的刻石。及至《夷坚志》，明确将陈抟与南北斗、真武、岳帝、成汤、伊尹、周公等并列为神仙，而且出现了许多道教因素。“民焦老者，居山下，陈每日一访之，且至，则二鹤翔空，飞舞而下”。可以说，在此时随着文人的传播与记录，使得本来不受重视的宗教文献得到重视，推动了陈抟道士形象的初步形成。
入元之后，有关陈抟的故事写作，由于距离陈抟生活的年代相当久远，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仅仅以史实作为故事底本，野史笔记大规模进入文人视野，且增加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在《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增加了陈抟出生的传说，认为陈抟是渔夫“举网得物甚巨，裹以紫衣……衣裂儿生，乃陈抟也”。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综合了宋代关于陈抟的文本素材，加之以自己的创作，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本来前后相继的师承关系全部变为陈抟的弟子，壮大陈抟的弟子群。
在此时，比较重要的是被收入《道藏》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太华希夷志》，将陈抟与道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陈抟道士形象得以最终确立。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在既有情节的基础上，增加了金人持剑劝告陈抟徙居华山和陈抟叱令食人虎去的情节，显然已经具备了道教神仙的特质。在《太华希夷志》中更是出现了五老人经常听诵陈抟读《易》并且主动建议陈抟栖隐华山的情节，并将《入室还丹诗》《养生要旨》及《李真人服饵法》等论著归入了陈抟名下。这无疑是陈抟道士身份的确证。
在陈抟身份道士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还有他在两宋之交确立的易学宗师身份。北宋易学家邵雍去世之后，其子邵伯温为传承先君之所学，对其父师承加以发挥，形成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这一先天易学体系，后来晁补之加以完善，弥补时间断限上的漏洞，确立了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这样一个比较可信的谱系。最终，朱震作为当时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易学家，将它写入《汉上易传》，为当时的思想界重视和接受，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先天易学谱系。其后，胡宏、魏了翁、方大琮、乃至于朱熹都认同了先天易学由陈抟始有源，甚至增加了吕洞宾传授《无极图》给陈抟的细节。学界承认的宗师地位无疑使得陈抟道士流传有源，更加可信。
综上，在五代至元，陈抟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历史事实的底本之上，不断经由书写者的塑造，经历了由实入虚的变化过程，最终服务于不同阶层的需求。从北宋初年以华山隐士为名经由易学宗师最终转变为道士，被纳入道教谱系当中。

二陈抟高卧的流行与元代士人心态

陈抟高卧典故作为一个人物故实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致是从宋代开始。除了在笔记小说中日渐夸张的睡眠时间外，在诗词和书画中，陈抟嗜睡的特质也开始频繁出现。陈抟本人的诗中，便经常出现“睡”“眠”“卧”等词，似乎无处不可睡。历检《全宋诗》，其中出现比如苏轼、陆游等人的睡隐诗中“非梦亦非觉，请问希夷叟”“华山希夷翁，千载可与游”等等，甚至出现了陈抟酣睡图，有诗《题陈图南鼾睡图》为证。金元时期，陈抟高卧意象在诗词中经常与庄周梦蝶、南柯一梦等连用，在隐逸之外，更多了一些人生如梦、逍遥自得的思想。入元以后，陈抟的道士形象最终确立，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陈抟高卧作为典故频繁出现，代表了元代陈抟故事的主流。
与诗词一脉相承，在散曲中以陈抟高卧作为典故的篇目多达25处，涉及题材也相当广泛，除叹世隐逸主题之外，在赠别、写景甚至闺怨、嘲妓等曲子中也有。有表现隐逸之乐的，诸如“睡神仙别有陈抟。拂袖华山归去”（冯子振［正宫·鹦鹉曲］《处士虚名》）、“华山高与云齐。远却尘埃。睡煞希夷”（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游太乙宫》）；也有借陈抟也无法酣睡表现心中郁愤的，如“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睡不着”（关汉卿［双调·大德歌］《秋》），“〈驻马听〉聒煞我也当当丁丁。恰便似再出世陈抟睡不成”（蒲察善长［双调·新水令］）；也有表达对隐逸高卧羡慕之情的，如“回头那顾名和利。付与希夷”（赵显宏［双调·殿前欢］《闲居》）；甚至是单纯借用嗜睡这一特质的，“莫不是陈抟的姨姨。庄周的妹妹”（［越调·斗鹌鹑］《妓好睡》）……可以发现，相较于陈抟在宗教层面得到的推崇，散曲作家更加偏好于陈抟高卧中的隐逸情绪。即便是在马致远杂剧《陈抟高卧》中，虽然陈抟自称贫道，但也是隐士的色彩多过神仙：
【倘秀才】我但睡呵，十万根更筹转刻，七八瓮铜壶漏水，恨不的生扭死窗前报晓鸡。休想我惜花春早起，爱月夜眠迟，这般的道理。（第三折）
【三煞】身安静宇蝉初蜕，梦绕南华蝶正飞。卧一榻清风，看一轮明月，盖一片白云，枕一块顽石。直睡的陵迁谷变，石烂松枯，斗转星移。长则是抱元守一，穷妙理造玄机。（第三折）
他极力讴歌清风明月的田园自然风光，完全就是沉醉于隐逸生活的文人口吻。诚如《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评价元曲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但这种自然得来的代价对于元代士人来说却是相当沉重的。他们失去了以学问文章步入仕途的体制，无法在官场中获得功名，也失去了以文章传世的路线，过去的一切突然就变得荒唐而陌生。所以在元人的杂剧和散曲中，都能感觉到他们对所有事物的意义都丧失的惶惑。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从元初丘处机不远万里谒见成吉思汗之后，全真教便逐渐成为元代在汉人中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流派。全真教的宗旨就是“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从这个角度讲，全真教就是隐逸精神的宗教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全真教的昌盛为文人提供了精神寄托。全真教祖王重阳本身就是一个“有文武艺”的书生儒士，他的弟子徒孙也大多出身儒家。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更是“以儒家学道，主宫门二十年……掌教长春”。文人、隐者和道士三重身份被全真教有机结合在了一起。道教的宗教追求化解了人生的失意，而这种宗教境界与隐逸精神是相通的。隐逸风流就是神仙境界。这就为神仙道化成为元杂剧重要场景之一奠定了社会基础。
元杂剧《陈抟高卧》一本四折，无楔子，是元代神仙道化剧的代表。把陈抟的事迹集中在宋太祖登基前后的数年间展开，在情节上选取了陈抟“善于相面”和“睡仙”这两个流传于民间的特征，改变了正史中所记载的“讫太祖朝，未尝诏”，而是详细叙述了陈抟与宋太祖之间的交往。第一折陈抟为宋太祖和郑恩批命，第二折使者来访，勉强入京，再到第三、四折的经受住了名、利、酒、色等重重考验，依旧不改其志，最后仍然回到西华山过着隐居生活，但求“身闲心中全无事，除睡人间总不知”，突出了了陈抟的神仙归隐之心。
从故事情节来看，《西华山陈抟高卧》做出了几处改变和增加。首先，改变了陈抟归隐的原因，把原本因“数举不第”而心灰意冷的归隐，改变为“因见五代间世路干戈，生民涂炭，朝梁暮晋，天下纷纷”，目的是“以观时变”。其次，增加了陈传下山在竹桥边卦肆指迷津、酒肆中接驾呼万岁、析形势指明兴龙地等情节，将陈传赴朝拜见宋太宗改为宋太祖派人召请陈拎，将周世宗、宋太宗等以功名诱传、传固辞不受改为宋太祖君臣以富贵、功名、女色诱惑，陈抟毅然拒之，丰富了陈抟与宋太祖的交往的情节。最后，虚构了郑恩、党继恩等人物，增加了人物冲突。
对比马致远前期《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陈抟，“高耸耸卧仙台陈传华山”、“可乾坤做一床黄细被，单擂着陈传睡”等依旧着眼于历史原型中的陈抟。但是在《陈抟高卧》中的陈抟，他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隐士或者得道者，反而带有了几分浓郁的儒家色彩。“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陈抟并不完全是自己所标榜的“物外之人，无心名利”“推开名利关，摘脱英雄网”，而是游走于山林与庙堂之间。首先，他做好了入世的准备，立志“救万民”、“扫风尘”“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其次，他虽然身在山林，但心忧天下“却教谁救那苦饮饮天下生灵”“见中原地分旺气非常，当有真命治世”便下山卖卦“与人间结福缘”：
【后庭花】黄河一旦清，东方日已明。有兴处饮醁醑千钟醉，没人处倒山呼万岁声。贫道呵，索是失逢迎。遇着这开基真命，拚今朝醉不醒。……陛下欲知兴龙之地，莫如汴梁。听贫道说来便见。
【金盏儿】左关陕，右徐青，背怀孟，附襄荆；用兵的形势连着唐、邓，太行天险壮神京。江山埋旺气，草木助威灵。欲寻那四百年兴龙地，除是这八十里卧牛城。
在宋太祖大功告成之后，更是喜形于色，放声高唱：
【红芍药】开基创业圣明君，舜德尧仁；玉帛万国尽来尊，一统乾坤。眼见得灭狼烟、息战氛，早则是泽及黎民。又待要招贤纳士礼殷勤，币帛降玄纁。
陈抟甚至一反道士常态，反对帝王将相求方术、慕神仙的行为：
【牧羊关】则你这一身拜将悬金印，万里封侯守玉门；现如今际明良千载风云，怎学的河上仙翁、关门令尹？可不道朝中随圣主，却甚的林下访闲人。既受了雨露九天恩，怎还想云霞三市隐？
设肆课卦点拨明主、出谋划策安定江山、拒绝名利归隐山林，与其说杂剧《陈抟高卧》中的陈抟是一位道士，毋宁说他是一位实践了中国传统文人功成身退理想的知识分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求其道”。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和自己心中治国安邦的抱负，他从出世转而入世；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出于对现实的极大愤慨和恐惧，他又由入世转而出世。
同时，陈抟不免又带有了世俗的色彩。下山卖卦时特意强调“吾徒不是贪财客”，甚至在赵太祖许诺“他年倘或应口，必须物色，以共富贵”之时，更是不假思索“贫道陈抟，隐居西华山中”，此时的“不求人间富贵”便带有几分欲拒还迎。自始至终，陈抟对名利本身并不反感，而是想要名利事功所伴随的危险性有所规避，他拒绝出世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便是为了躲避“是是非非无尽期”，他对入朝为官所要面临的危险十分恐惧，所以陈抟反复渲染功名利禄的虚无和宦海沉浮的危险：
【滚绣球】三千贯两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茵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带云)贫道呵，(唱)本居林下绝名利，自不合刬下山来惹是非，不如归去来兮。（第三折）
即便在散曲中，与陈抟一起出现在典故里的范蠡、张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建功立业获得礼赞，而是因为他们功成身退的明智。站在俯察历史的高度上，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功名富贵面前退而却步。从这个角度出发，陈抟是马致远思想的外化，是根植于作者经历生活的失意知识分子的生活。
马致远在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但是在经历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终于参破人间荣辱，但是在《半夜雷轰荐福碑》中，还是倾吐了自己的不平之气：“这壁栏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该受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所以在“半世蹉跎”之后，走上了退隐的道路。所以马致远的隐逸，没有了魏晋名士“志远而疏，心旷而放”“游目骋怀”的旷达风流，也没有“寄余命于寸阴”的悲凉，而是带有无尽的嘲弄意味。他彻底否定了尘世的价值，认定在人间没有什么永久性的胜利，“三千贯两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希冀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永恒。这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元代文人所面临的境况，看似达观的选择实则透露出几分无奈。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王朝。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族才刚刚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到奴隶制的过渡，因此在马背上得天下得元初统治者而言，“儒者之说，急于所缓，高而迂，滞而疏……不能成事”。这种贬斥无疑打破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文人理想，甚至实现这一理想最冠冕堂皇的途径科举也是开无定时。元代一共开科举16次，取士1200余人。即便考中进士，更多只是充当州县儒学教授、提举。终元一代，由进士出身官至行省宰相等较高官职的不过65人左右，像唐宋进士出身官拜宰相的只有9人，而且任职时间极短，更多是一种官场上的陪衬点缀。文人在官场上，充其量只是进入了中心的边缘人，根本成不了主流，更不要谈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除此之外，在民族歧视的重压之下，儒生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悲境地，“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从出入庙堂最受尊崇的地位跌落底层，强烈的失重感取代了以往的使命感，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深刻怀疑。他们临泉丘壑之隐，相较于前代显宦追慕山林之态，便多了几分真诚。

三明清：陈抟仙化与陈抟故事的衰落

紧随而来的明代，文人失去了元代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重新为“重”所奴役。朱元璋、朱棣父子“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的铁血政策，阻断了士人的隐居之路，隐逸之风在明初就被荡涤殆尽。据《明史·隐逸传》统，整个明代的隐士仅有12人。所以关于陈抟故事的书写进入衰落期。
此时，陈抟已经成为传说中的神仙，在《三宝太监西洋记》《残唐五代史演义》《杨家将演义》《风云会》《飞龙全传》中或是预测世事的世外高人，或作为服妖降魔的外援。而在《西厢记》《桃花扇》《香囊记》中也只是单纯作为典故出现，由对嗜睡的揶揄之意。以陈抟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明清两代仅有冯梦龙《陈希夷四辞朝命》（《喻世明言》第十四卷）一篇拟话本小说。
《陈希夷四辞朝命》以陈抟辞后唐明宗、后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入朝为官之命一心修道为主线，杂糅正史与传说中陈抟的一生，更像是为陈抟作的小传。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冯梦龙重点突出了陈抟与神仙的交往。从陈抟幼年开始，便奇遇不断。幼年遇毛女授书、赠诗、传修炼之术，使陈抟由一个不会说话的普通孩子获得了通往神仙之路的机会。陈抟开始修炼之后，冯梦龙更是化用了《太华希夷志》中五老人的情节。陈抟一辞后唐明宗之命远游武当山隐于九石岩。日月池中的五龙化为白须老叟向陈抟请教《周易》精义，五龙则以“蛰龙”之术授以陈抟，使得陈抟的睡功更进一步，可以延至数月。陈抟与五龙交往二十余年之后在五龙的指点下前往华山隐居。在华山，陈抟的睡功已然出神入化。在《宋史》和《唐才子传》的基础上，冯梦龙兼采各种笔记，从侧面突出了陈抟的睡功：
一日，陈传下九石岩，数月不归。道土疑他往别处去了。后于柴房中，忽见一物，近前看之，乃先生也。正不知几时睡在那里的！搬柴的堆积在上，直持烧柴将尽，方才看见。又一日，有个樵夫在山下割草，见山凹里一个尸骸，尘埃起寸。樵夫心中怜悯，欲取而理之。提起来看时，却认得是陈抟先生。樵夫道：“好个陈抟先生，不知如何死在这里？”只见先生把腰一伸，睁开双眼，说道：“正睡得快活，何人搅醒我来？”樵夫大笑。
关于陈抟与宋太宗之间的交往，冯梦龙将询问黄白神仙之事的主人公由宰相变为太宗自己，并且在《说郛》的基础上强调河东征战的第二次会面，冯梦龙这样的删改无异于借助皇帝的威望进一步神化了陈抟的形象。最后，陈抟化形之后，冯梦龙在结尾增加了两处细节，更是为陈抟增加了神秘色彩。一方面以回顾毛女“相将入翠微”的预言代替了正史中上表于帝；另一方面增加了宋徽宗宣和年间道士徐知常见陈抟尸骨，报与宋徽宗，徽宗欲取之供奉时却遍寻不获。不仅呼应了幼年时遇毛女相助的情节，而且添加了桃花源式的结尾，陈抟见首不见尾，飘渺难寻，更是突出了神仙的变幻莫测。
通过一系列的增添、删改，使得陈抟由介于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逐渐演化成为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全然洗去了宋元小说杂剧中游离于山林与庙堂之间的俗气。胡士莹先生认为冯梦龙陛下的陈抟“只是历史人物事迹的复述，毫无写作技巧可言”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但是，故事的主旨并不是歌颂隐逸劝人信道，冯梦龙所撰“入话”最具有启发意味：
《心相篇》有云：“上床便睡，定是高人；支枕无眠，必非闲客。”如今人名利关心，上了床，于思万想，那得便睡？比及睡去，忽然又惊醒将来。尽有一般昏昏沉沉，以昼为夜，睡个没了歇的，多因酒色过度，四肢困倦；或因愁绪牵缠，心神浊乱所致。总来不得睡趣，不是睡的乐境。
“且莫论闲忙，一入了名利关，连睡也讨不得足意”这才是小说创作的主旨，意为一切名利都相伴着是非，摆脱了这些纠缠，才能无挂无碍、自由自在，心闲然后才能得睡趣。
作为明代短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之一的《喻世明言》，在体现时代“情”“欲”纠葛的同时，还承载着“载道”功能，浸润着教化思想。“抽其可以嘉惠里耳”，将佛道教义故事化、伦理化作为伦理道德教化的手段，有意识的借佛道二教为儒家伦理服务，“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这是冯梦龙的一贯主张。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强烈冲击，逐渐发生嬗变。随着商贾势力的日益壮大和世俗意识的深入人心，金钱至上的观念渗透于日常的迎来送往中：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何异大毫末而小丘山，非毫末果大，而丘山果小也。见毫末而不见丘山，若前驱而后迫耳。
《金瓶梅》中一个个被利欲扭曲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欲横流的世道人心的缩影。这样的背景下，急需一种劝诫世人的手段以改变腐朽的社会风气。在冯梦龙看来，“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的通俗小说，可以满足市民求新尚奇的阅读需求，能够最快、最大程度地达到教化目的。所以他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表现情理和逻辑的需要，对各种素材做出取舍，进行一番艺术再创造，其中特别关注人物的奇特遭遇。这也是《陈希夷四辞朝命》集中展现陈抟非同常人奇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在明代中后期反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个性开放，人性解放，使得冯梦龙对佛教的清规戒律、禁欲色空十分排斥。在“三言”作品中，出现的佛教僧尼多以市井气的反面形象为主。而道家识心见性、蔑视功名富贵、追求逍遥自在，自然成为冯梦龙寄托式的向往。在《陈希夷四辞朝命》中，陈抟得高人指点，博览道家书目，自己主动隐居修行，成了以高尚闻名的活神仙，恬淡无心，与世无争。高官厚禄、酒色前程都不被他放在心上，真正的与世隔绝、恬淡无心。所谓“彭祖寿经八百年，不比陈抟一觉眠”的睡功，归根结底来源于他闲散的心境，没有名利的纠缠，没有欲望浊乱心神，清闲率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仙风道骨正是世人应该追求的境界。相较于宣扬宗教教义的作品，作者以现实人生为出发点，劝诫世人抛却恩怨、欲望、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以进入无拘无束、无挂无碍的自由境界，这正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境界。
当然，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陈希夷四辞朝命》不免也沾染了世俗色彩。陈抟作为踪迹难寻的仙人，但他的居所不过是“蓬莱高处是吾宫，出即凌风晓跨风。台榭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相较于道教典籍中的黄金满地、白玉为阶、宝盖层台的仙境，多了一丝清幽，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神仙居所不再飘渺神秘，而是有樵夫往来，有道士偷看，多了几分市井的狡黠。在这样环境下的神仙，不正是为大家树立了一个“人人皆可成神仙”的典范吗？

陈抟由五代时期数举不第的隐士，经过正史、笔记、杂剧和小说的演义，成为了仙风道骨的神仙，这体现着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对于陈抟故事的不同理解。陈抟故事流传至今，仍然在不同文学作品中焕发生命力，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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