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看史部学术思想变迁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作为我国最早的历史记录，见证了中国祖先自觉记录历史的思想萌芽。中华文化的传统就是史官文化，从商代有史官记言记事到今日三千多年的时间，中国记录帝王将相、政策经济、王朝更替的传统从未断绝，东汉史学家班固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也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正是因为有了每个朝代史官的秉笔直书，才有了中华文化如今呈现出的博大精深，由此可见，历史记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历史记录的历史及其思想也同样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三部最经典藏书目录史部的不同，来分析中国古代史部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一、部类与书籍入类流变


（此处表格）


二、变化分析


1）史部的产生和独立


由上图表格可以清晰看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将天下藏书以六分法著录的时候，并未设立史部，但并不意味着《汉志》中没有著录史书。经过梳理，发现《汉志》中的史书，散见于六略各部分：

《六艺略》——《书》类收有《尚书》、《议奏》；

《礼》类有《周官传》、《周官经》、《军礼司马法》、《古封禅群祀》、《汉封禅群祀》、《议奏》；

《春秋》类有《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国语》、《议奏》、《太史公》等；

《诸子略》——《儒》类有《周史六韬》、《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等；

《阴阳家》类有《五曹官制》；

《小说家》类有《周考》、《青史子》、《师旷》

《术数略》——《历谱》类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

《形法》类有《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


而根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史部之下的十三部类——

①正史：“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隋志》史部）可见，正史类收集的是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等官方纪传体史书，多为后朝为前朝修史，以及为史书作注疏、补续的训诂类著作。

②古史：“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传》扶同。学者因之，以为 《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隋志》史部）可见古史类收集的是由《春秋》、《左传》延续而来的编年体史书。

③杂史：“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隋志》史部）可见杂史类收录的是官史之外、纪传编年体史书之外各路学者所著史书，如《战国策》《吴越春秋》等，因其种类繁多，故称“杂史”。

④霸史：“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隋志》史部）可见霸史类主要记载晋永嘉之乱以后各国史事。

⑤起居注：“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近代已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后，编而次之。”（《隋志》史部）可见起居注专载帝王言行。

⑥旧事：“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绅之士，撰而录之……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 （《隋志》史部）可见“旧事”是记录朝廷推行政策的律令章程、政令的史籍。

⑦职官：“古之仕者，名书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职，以相统治。” （《隋志》史部）可见职官类史书记百官官职。

⑧仪注：“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隋志》史部）可见仪注记载历代皇室、世家等社会各界的礼仪举止规范。

⑨刑法：“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 （《隋志》史部）可见刑法类记载有关律法方面的书籍。

⑩杂传：“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隋志》史部）可见杂传类记载各类人物如先贤、王侯将相、名士、列女、僧道乃至神仙的各种言行事迹。

?地理：“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 （《隋志》史部）可见地理类藏录的是历代记载地理山川、风土人情的史籍

?谱系：“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 （《隋志》史部）可见谱系类收录的是关于世族姓氏的书，其中也有名物谱系的文献。

?簿录：“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 （《隋志》史部）可知薄录搜集的是历代目录书籍。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汉志》中的许多文献与《隋志》史部类似，有的以《隋志》史部的概念来看本该予以归纳，有的更是另入别部，如《六艺略》《春秋》类的《战国策》归入《隋志》史部杂史类，《太史公》归入《隋志》史部正史类，《术数略》历谱类《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谱录书籍等归入《隋志》史部谱系类，形法类《山海经》归入《隋志》史部地理类——这就说明从史类书籍的创作到史部及史部概念意识的形成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时目录学家们收录史书，但对史的概念尚属模糊。


而史部的形成与独立，我们可以从目录学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班固《汉志》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部目录著作体现了史部的逐渐形成确立及其仅次于经部的第二地位。我想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经学相对衰落，统治者需要在历史中吸取治理国家的策略，因此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先是西晋荀勖作《晋中经簿》，这是我们现在所知第一部采用四部之法的目录，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据《隋志》载：“（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可以看到这段时期藏书类别起了大变化，史书大量增加，人们已经有意识将史类书籍并为一大总类。


《晋中经簿》完成后五六十年，出现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这部目录同样按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但互换了乙丙两部之书，使得史先于子，第一次出现了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从此四部顺序“秘阁以为永制”。这体现了人们对史部的重视加重，这种变化与史可以“解经”、可以服务于儒家思想和统治者统治的定位，并得到官方和民间支持和认可密不可分。


待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部影响比较深远的七分法目录，一方面体现目录分类从七分法到四分法过渡时期的不稳定，另一方面《隋志》史部及史部格局也由此承接。


首先是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史部并不单独设类，以“史记”和“杂传”归入第一类“经典志”，在六艺、小学之后；第七类新增“图谱志”，收录地域及图书。这种安排体现了当时史类书籍虽然已经逐渐摆脱了经部附属的地位，但还没有完全从经部脱离，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仍以经的观点看待史类书籍（关于经史关系将在后文详谈），所以《七志》中有专门的“史记”和“杂传”，但仍被归为“经典志“并在六艺、小学之后。而“杂传”的出现体现文晋南北朝人物传记发达，有《史记》等纪传体史书影响，也与当时门阀制度相关。另新增的“图谱志”，也体现了当时门阀制度下世家林立，谱牒学的兴起，以及魏晋时期地理学的发展。


如果从《七志》看史部还不甚清晰，到了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的史部已经具备了后代史部及其子目分类的雏形。《七录》将天下藏书分为七类，史类位于第二类被称为“记传录”，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十二类。根据阮氏自序，《七录》的分类参考了《七略》和《七志》，收录的书籍仿自《晋中经簿》和《晋元帝四部目录》，可见其吸取众家之长，成为这一时期相对详尽和科学的目录——就史部而言，其“记传录”既包含了《晋中经簿》丙部中的叙事类和典章制度类书籍，也包含了《七志》的“杂传”，又将图谱志并入史类，并新增鬼神、薄录类书籍，这种安排奠定了后世“史部”格局，即包含传记叙事、典章制度刑法和地理谱录三大类，此后史部变化大多局限在内部子目类别和名称的调整，总体上变化不大。


史部内容的丰富和细化，体现了史学思想的不断独立和完善，把史书单列为一个部类也适应了当时史学发展的必要。《七录》记传录奠定了后世“史部”格局，《隋志》史部沿袭《七录》，删“鬼神”增“杂史”，分解“注历”为“古史”和“起居注”，其余对子目名称作细微调整，最终将“记传录”定名为“史部”，处于“经部”之下，体现着史学在观念上的成熟和学科学术意义上的独立。


史部目录的变化背后是有关于史的学术思想的变迁。从《汉志》中史类书籍散见于六略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史的依附地位，而《汉志》中大部分和历史叙事相关的重要史书如《春秋》、《战国策》、《太史公》都依附于经书之后，这应该是汉代经史不分、“史附于经”或者以史为解经之学这种学术思想影响的结果。


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表彰《六经》定儒学为一尊，在汉代以及之后长久的时间里，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据当时政治、学术乃至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史类书籍作为记录朝代兴替、王政智慧、帝王或圣人先贤言行的书籍，其宣扬的许多思想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再加上著录史书的作者如司马迁、班固等人都受教于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所用，在这种双向的影响下，史依附于经的思想就很好理解了。


而这种思想在《汉志》《六艺略》《春秋》类的小序中也有很好体现。小序直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是说在记史的传统下，产生了成为经学经典的《春秋》和《尚书》，在这个因果链里，虽然史在前，但在一切要为儒家思想或者经学思想服务前提下，史的性质被弱化了，成为依附于经的存在，也体现了经史不分的思想；后又言：“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可见，《春秋》《左传》一开始是作为史书存在的，后来人们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这段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代表了当时人们把史书《春秋》当作经来对待的观点，所以在汉代人眼里《春秋》是史书，但它作为经的身份更重要且其重要程度在逐渐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经和史的两种性质并不矛盾。


而像《国语》、《战国策》这种史书性质更强的史书，在《汉志》中被置于春秋之下，《书》类、《礼》类中同样纳入许多带有史书性质的文献，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史附于经”，但这背后似乎还有一层逻辑，就是经史同属一源，经和经学发展本身处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体系中，即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隋志》在其序中也说：“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疑”。后来周氏衰微，典制散乱，史官记录已经不能保证客观真实，所以才有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然后有了经。只是在历史和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如《春秋》等文献，为经学、为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服务，其经的性质更为突出，所以被留在经部，而如《太史公》《战国策》等更贴近史书身份的文献，伴随史的观念逐渐形成，慢慢从经中脱离出来。但在《汉志》的历史阶段，显然人们还不能完全辨清这些文献经史性质，属于经的文献还不能摆脱它拥有原始史料的性质，所以可以看到那些许多史书性质如《太史公》、《国语》、《战国策》等文献因在这一方面与《春秋》相类似，被一同置于《六艺略》中。


总体来说《汉志》体现了两汉时期史类书籍作为为经学、为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服务，是统治者推行王政教化、统治思想的武器，也从侧面证明了两汉时期儒家思想顶级权威的地位。同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史学的概念也开始了从产生到逐渐形成的过程。


众所周知，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出现史官，他们只是负责记录帝王言行和国家大事，汉代之前史官编撰的“史书”也不称之为“史”，而被称为“志”或“春秋”，如《周志》、《艺文志》、《楚汉春秋》， 可以说这段时期有史书而无作为一个学科或概念的史学存在。这也解释了《汉志》不设史部的另一个原因，除了它和经学互相包含、互相交叉，还有就是史学的观念尚未形成。


关于历史或者史学的概念何时开始发端，中国何时开始出现史学的自觉，史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但据此最早有明确论述的，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番剖白，作为自己的撰著宗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想要通过对史料的汇总整编、论述评价，考察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考察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报复，最后一句“成一家之言”也是第一次在史学领域提到了“家”，强调了史学家记录历史、评介历史的自觉。之后，保存历史文化成为史学家当仁不让的职责，并且在叙述的同时有所议论，阐明其中的道理，而且这种编载王政兴替、整论思想学术的立言事业本身也是不朽之盛事，优秀史学家可以借此扬名立身。在司马迁的影响下，班固、陈寿、范晔等史学家都有遵承，魏晋之时许多善文笔的名士，如谢灵运、郭璞等，加入操笔撰史的内容，私家撰写史书风气盛行，史类著作的羽翼逐渐丰满了起来。


《隋志》言史：“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著史行为的自觉与史学观念、概念的形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独立。


2）史部的发展


从《隋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史部在独立之后又由于学术思想的变化影响进行许多适当的调整，总体来说变化不大。


及到《总目》，史部已经发展到十五类，除谱系类被删之外《隋志》大部分类目得以保留，大方面的调整有：将《隋志》中“古史”更名为“编年”，“杂传”更名为“传记”，“霸史”更名为“载记”，“簿录”更名为“目录”；将起居注并入编年类，旧事、仪注、刑法合为政书类；增加了纪事本末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史钞类、时令类、史评等类目，这体现了史部不断规范、范围逐渐界定清晰的过程。


细节方面：


①纪事本末类的产生。纪事本末体起于宋代，“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 之所以会产生纪事本末类，因为“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总目提要》） “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於二体之外，别立一家。”《总目?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对于纪史而言，可见纪事本末类是取纪传体、编年体两家之长、补两家之短而形成的独特历史叙述方式，随着学术史的演变，纪事本末类已经慢慢地自成体系，自成一家，随着其学术地位的提高，《总目》如此创新分类正是肯定其学术地位的认证。


②别史类的产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隋志》没有别史类，因为别史的地位不及正史，也不至于像杂史，可以与正史相辅相成。《总目提要》又说：“《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可见别史类大体与正史类相近，也是用编年类方式著成，有的入类的文献本是正史，但因为已经不是完本，有散佚有后人添加，这部分书也被收入别史。


③杂史类。《隋志》经部春秋类下的《国语》在《总目》中被置于史部杂史类。


④诏令奏议类的产生。《汉志》、《隋志》没有诏令奏议类，却收录了此类文献，《总目提要》中说“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至于该类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也在《总目提要》叙述的很清楚：“《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於《集部》，次於《别集》。……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


⑤传记类。《汉志》的《列女传》位于诸子略儒家，而到《隋志》归于史部杂传类，《总目》改名为传记类；位于《隋志》杂传的《高僧传》、《列仙传》等佛道类传记，《总目》归之于子部释家类和道家类；《隋志》杂传的《搜神记》、《齐谐记》、《灵异记》等灵怪逸事的文献，归于《总目》子部小说家类。


⑥史钞类的产生。《汉志》、《隋志》没有史钞类，《总目提要》中说“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宋志》始自立门。……。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末流芜滥责及本始也，博取约存，亦资循览。”可见史钞类是摘取正史精华而成的文献，《隋志》杂史类有《汉书钞》《晋书钞》等。


⑦载记类。《汉志》、《隋志》没有载记类，《隋志》中与此相似的是霸史类。《总目提要》中记：“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


⑧时令类的产生。《总目提要》中记：“《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亦先齐七政。后世推步测算，重为专门，已别著录。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徵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纲欤？后世承流，递有撰述，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经》所载小异。”《尧典》出自《尚书》，记载尧的政绩，其中有观察时令以利农耕的情节，但与《礼经》所载区别不大，所以在《汉志》《隋志》期间并未得到重视，随着学术史演变，相关著作已经可以独成一家、自成体系，《总目》将其总结出来，应是重农重民的思想。


⑨地理类。《总目》地理类与《隋志》地理类相较差别不大，扩充丰富了许多内容，子目分类愈加详细。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山海经》和《十洲记》，前者原属《汉志》数术略形法类和《隋志》史部地理类，后者原属《隋志》史部地理类，《总目》都将其归于子部小说家类，理由是“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⑩政书类。《汉志》、《隋志》没有政书类，但有此类文献。《总目》政书类是《隋志》旧事、仪注、刑法合并而成，所谓“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值得一提的是《西京杂记》和《汉武帝故事》两部文献在《隋志》中处于史部旧事类，而在《总目》被归于子部小说家类。


?目录类。《汉志》没有目录类，《隋志》称之为“簿录类”。《总目提要》中说：“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录学著作的丰富，目录类也自成体系成为类独立的学科，《总目》予以总结肯定。


?史评类。《汉志》、《隋志》没有史评类。《总目》中讲“《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可见史评是历史记录及其相关评价，《史记》的赞就是最早的史评，中间评论历史的学问经过刘知几、倪思等人的发扬，不再附属于史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及到《总目》肯定了史评工作和思想的价值。


?谱系类的消失。《隋志》史部中有谱系类，而《总目》将部分谱系类的内容归之于子部谱录类，如《竹谱》、《钱谱》，《总目提要》中说：“《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解释了为何《竹谱》、《钱谱》回出现在《隋志》史部的原因。至于谱系类消失的原因，《总目》中说：“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後，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


从以上史部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史学思想在史部独立之后的发展。


第一，整个史学发展虽有史官、文人著史的秉笔直书，但它同时也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工具，为政治服务，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是夹在撰述者意志和统治者或者权力阶层的意志之间的产物，史官只能保证相对客观。以正史为例，正史一直处于顶级尊崇地位，从《隋志》到《总目》，其史部第一的位置从未变过，这体现了在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中，以官方、权威的身份著史是必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隋书·经籍志》中说：“世有着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 《总目提要》中却说：“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且“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可见随着史部的发展，到清一代统治者对正史叙述有着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尤其是正史选择继承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书写，比编年的形式更能突出人物的特点，使人物事迹和生命可以与历史长存，这样一来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得到极大发挥，有志之士利用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发奋，官方意识到这点后也将国史撰述的权力收归中央，借以推行官方政教，正史被打上浓重的政教烙印，逐渐向“皇权下的名人录”或者“道德教科书”倾斜。包括史部“霸史”或者“载记”类在《总目》也很明显受清朝统治者影响，因为“霸史”是记载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建立政权的历史，不属于正统王朝，而清王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它自认正统，于是《总目提要》中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於义为允。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不仅不承认这类少数民族政权，不称这些政权的记载为“史”，还在小序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鄙薄之意，这也体现我国古代历史记录充满了政治色彩。


第二，史部的变化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治史需有益于国事，以治事、救世为急务，以史鉴今。比如《总目》史部诏令奏议类的创立，从上文可知此类从创立之初，就徘徊在史部和集部之间，直到《总目》，才真正被确认为史部，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与其文学性相比，它更多体现了施政上的得失，于统治者而言它的存在可以让他们以史为鉴，诏令奏议类的设置正是反映了这种学术思想。另外，史评类的调整也可看出这一点，在唐代此类著作被看作文学评论，宋代史学评论繁荣发展才将其归于史部，可见长久以来人们修史不仅仅为了记录，更希望能通过历史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来影响当下的社会发展，以有利于国家社稷。


第三，从《隋志》到《总目》史部分类的细化和调整背后是清代学术盛行的朴学和考据思想，重实求是、反对玄虚。《总目提要》中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所以在正史等类目之中有大量训诂文献，体现了清人在治史中对考据的重视。


除此之外，《总目》对许多文献入类的调整，也体现了这一点。以杂史类为例，《总目》史部《杂史》中的国语在《汉志》和《隋志》中都在经部春秋类下，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总目》中说“《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附之于经，于义未允。《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史左史之遗，今改隶之?史类焉。”这说明《汉志》《隋志》时期记载历史人物言论、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到了《总目》被认为随着历史流变和后人加工存在大量讹字、衍文、甚至散佚等现象，已经不再符合“春秋外传”的定位，所载的史料并不可信，由此降至杂史类。再比如《隋志》史部中都有属于杂传类、起居注类、地理类、旧事类的文献，在《总目》中被归为子部小说家类，如杂传类的《搜神记》、起居注类的《穆天子传》、地理类的《山海经》、旧事类的《西京杂记》等，其理由基本上如《总目提要》中所言“不可为信史”、“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总目》的史部已经不收录那些不真实、不可信、虚妄乖诞的“史籍资料”，还有《隋志》谱系类的消失，及其部分文献被下移至子部谱录，这些都是当时正流行的“朴学”和考据之学思想影响下让史部各类最终名副其实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12年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

[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四川图书馆学报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