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看经部学术思想的发展


一、从目录看学术


所谓学术，梁启超曾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 ，由此而知梁启超所言“学术”和当代词汇中的“科学技术”相差不远，而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学术”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界限，翻阅数部讲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著，很遗憾，也没有清晰的指向和定义。而从这些论著的内容再结合课上宁老师的讲授来看，就我理解而言，“学”为学识，“术”为道术，“学术”二字合在一起， 大约讲的是有关中国古人如何看待宇宙、自然、社会、自身生命及其认识原则，并且涉及如何改造等具体操作的学问，至于“学术思想”，则是关于这些学问所反映出的观念和认知。


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三部经典官修目录，仅是目录如何能体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这是由中国古代目录特有的内容决定的。西汉刘向及其子刘歆所著《别录》、《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成的国家藏书目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其中“撮其指意”即是指，刘向在将书籍校仇之后的目录工作中，除了记录书名、篇数和著者姓名之外，还写下叙录，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叙述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薄录篇》序中也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各部有部序、各类并有类序，部序和类序叙述各类学术思想和授受源流，《别录》、《七略》自此为中国古代整理图书编制目录树立了榜样，可惜的是二者皆已失传。而根据此二书“今删其要，以备篇笈”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汉书》编成时间约为公元一世纪）却得以保留、传至今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足见《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此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著作继承了前人著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因而后人可在这些书籍目录中一窥中国古代学术的源流和沿袭。


二、从目录看变化


1）《六艺略》和经部


观中国古代目录发展，虽著录繁多、形式各样，大抵都以六分法和四分法为分类标准。所谓六分法，最早来源于《七略》，《汉书艺文志》记载：“歆于是总群书 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中首略《辑略》，是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每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即各“略”之下所分的“种”，如六艺略中主要是儒家经典，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周礼·保氏》曾言六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到了《史记·滑稽列传》六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最终定义六艺：“《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从新旧六艺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从周到汉学术和学术概念的成型过程。《汉志》开篇即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汉志》将六艺独立且置于诸略之首，可见汉代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以及儒学文献之巨，并且其正处在学术体系顶层的特殊位置。


《汉书艺文志》将《七略》的分类方法继承下来，此后两三百年所编国家藏书目录，均因此法。直到西晋（公元三世纪）荀勖因三国时魏郑默的《魏中经簿》而编成《晋中经簿》，把各种书籍总括为甲、乙、丙、丁四部，始有四分法（《魏中经簿》的分类或是以《七略》，或是已用四部之法，史上无记载，不好臆断）。


《晋中经簿》将天下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甲部包括六艺和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京、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和汲冢书。《晋中经簿》其后五六十年，李充的《晋元帝四部目录》出现，该部目录同样也分甲、乙、丙、丁四部，但两部书区别在于后者的乙部为史记等史书，丙部为诸子著述，四部顺序由经子史集变为经史子集，成为此后各代官方藏书目录的定制。到了公元7世纪编成的《隋书经籍志》，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二最古的目录，它明确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又道经四类、佛经十一类，总共六部五十五类，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十类。此后数代大部分图书目录，包括《四库总目》均采取经史子集四部之法分类图书。


而比较六分法与四分法中各部包含的类别，可推断出六分法中的第一类即《六艺略》包含的内容，大致与后世经部内容相吻合。之所以会有《七略》到《晋中经簿》著录分类方式的不同，是因为在这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中，我国文化典籍发生巨大变化，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用玄学思想说经的新注解方式开始盛行，文学和史学书籍大大增加，而兵书、术数、方技三类新著不多，旧籍也散失不少，可见《七略》以降的六分法分类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当时图书分类的需求，所以《晋中经簿》在分类体系上根据著录发展实际作出相应变革，改六略为四部，合兵书、术数、方技合于诸子为乙部，新设丙部记录史书和类书，其后《晋元帝四部目录》、《隋书经籍志》又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调整，最终确立四部分类法，可见古时目录编纂分类体系是根据学术发展和藏书实际情况而变化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经”的概念逐渐成熟，加上“经部”从形成到完全确立，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各种目录中居首的位置从未变化，包括《四库总目提要》经部序所言：“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强烈的尊经意识。



2）部类与书籍入类流变


3）变化分析


【一】经部变化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部（《六艺略》）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发生了如下几个变化：


A． 经部的产生


前文提及，在《隋书经籍志》以前，图书分类大多延续《七略》和《汉书艺文志》

的分类方法，以“六艺”称呼后世经部著作，即使已经出现四部分类，仍然以甲部总揽六艺和小学，可谓有经部的事实而无经部“名头”，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有明确经部的概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经学在隋唐以前的发展转变以及人们对经的认识和接受有关。


经的概念始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乐》失传，始有五经。也就是说，经源于孔子的私学，他将《诗》、《书》、《礼》、《乐》、《易》、《春秋》整理成学，这些也是他教学的主要教材。可是到了秦朝，这些经书遭到毁灭打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丞相李斯向秦始皇进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后，汉代“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汉书艺文志》），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诏天下郡国立学官，从此儒家经学取代了先秦诸子之学以及汉初黄老之学，以封建正统思想的身份居于当时文化学术领域的独尊地位。


可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是经过改造以迎合汉王朝统治的儒家学说，这也为后世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伏笔。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言：“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通行于汉世，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时已不通用，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所藏书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逐与今文分道扬镳。”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书写文字和读法不同，其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解释也不相同，经学派别的矛盾，是学术之争，是不同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之争，同样也是争立学官权利利益之争。这样的争辩使得经学著作不断增加，推动了经学繁荣的同时，也导致经义说解杂乱反而淹没了经义根本宗旨，所以统一经义变得十分必要。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之后经今古文学纷争开始逐渐趋向于接近，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在古文经学基础上兼采今文经说，编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


可惜，经学集大成之后即走向衰微，因为东汉末期经学维护的君权旁落，朝纲崩坏、战乱不断，经学的学问已经无法容于动荡的社会，随着政权的动摇，经学被人摒弃，加上曹魏时期当权者重名法思想，于是研经之士失了进阶之路，儒家经学呈现极度衰微。人们鉴于东汉王朝被摧垮的现实，需要重新寻找重整统治秩序和纲常名教的理论依据，再加上当时苟且偷安又精神空虚、心怀忧惧的名士急切要寻找经学垮台之后的精神寄托和顺应世变的处世之道，综合儒、道、名、法诸家学说、以思辨形式出现的玄学应运而风靡一时，这也给经学继续发展寻找到一条新出路，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体现了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玄学经学的生命力。魏晋时代的经学，未能像汉代在学术思想界占据绝对优势，但玄学经学的发展打破了汉代经学僵化固陋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经学的内容。南北朝时期经学继续发展，南朝重郑学，北朝有王肃之学，总之，唐以前的经学思想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佛道思想威胁，但总体来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儒家经典仍然是太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并且随着隋朝的建立、国家的统一，经学又重新走向一统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经学不断扩大、繁荣，经学著作比之《汉书艺文志》时期扩充六倍有余（《汉书艺文志》“六艺”共130家，占全书总家数比例的24.7%，共3123篇；《隋书经籍志》经部为627部，共5371卷，通计亡书为950部，7290卷）于是传统目录学中的经部也顺应学术思潮发展，终于在《隋书经籍志》被正式确立起来。


此后，与经相关的重要书籍不断涌现，从汉代的“五经”（《易》、《诗》、《书》、《仪礼》、《春秋》），到唐代的“九经”（《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再到南宋的“十三经”（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虽然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屡屡受到佛、道思想的冲击，但它的正统地位从没有被动摇过，一直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到明清时期其地位愈加稳固。这也是经部书籍数量虽逊于子部或者集部，却一直稳坐四部之首的原因，这是其政治和学术地位决定的。


但是《汉书艺文志》并没有经部名称的存在，仅以《六艺略》代经部，也就是说尽管汉代儒学已经达到顶峰、经学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班固所做《汉书艺文志》却没有“总结归纳”出一个“经部”的认识，一个原因可能是经部著作还没有到达一定数量，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认识的延迟，即《汉书艺文志》作为一代书籍文献的记录，在汉代经学处于正统地位的前提下，班固或者汉代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把经部做为一个图书门类加以设定，它作为正统的学术思想，其价值认定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B．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中五经总义和四书类的产生以及论语类的消失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讲述了五经总义类的产生：


“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

《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

《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

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

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

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盖正名若是之难也。

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汉书艺文志》只有一篇《五经杂议》附在孝经类末，《隋书经籍志》在《论语类》中说“《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这里五经被置于经部论语类末，而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中五经总义已经独立成为部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经总义类存目后语》曰：“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数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着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由此可见，宋代以后五经类作品逐渐增多，明代著述者更多，因为宋代着重阐发儒家经典义理，这种融汇儒佛道的理学，把儒学发展推到新阶段，而到明清时期，宋明理学思潮向明清实学思潮转变，故“撰述弥众”，必须要调整目录结构易适应学术思想发展。


四书类的独立和论语类的消失同样符合这种消长规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四书类产生过程如下：“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四书”之称源于朱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本不并行，《论语》《孟子》是先秦儒家重要文献，从汉代起就是士人要学习的科目，所谓“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而《大学》与 《中庸》分别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在明代之前的图书目录中，有关训释解读《大学》和《中庸》的著作，皆被收入经部（或六艺略）礼类，附于《礼记》之下。


到了宋代，《孟子》《中庸》《大学》三部经典的地位逐渐升高，先是王安石的建议下《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下文详谈），后有《中庸》《大学》因被尊为《小戴礼记》中孔子之正传而大受宋代儒生推崇，为其专注者众，还有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理学家的“《大学》学”、“《中庸》学”并研究《论语》《孟子》的四书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直至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出现，体现了四书在五经之外作为独立的“四书学”体系在经学史上确立。从宋元到明清，《四书》逐渐成为科举取士偏重之目，相关典籍日臻繁盛，数量繁多，使得书目类目的编纂势必要将数量庞大的《四书》研究著作组织起来，新设类目。


与此同时，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论语》及训释分析《论语》的著作既已属于“四书学”的一部分，论语类也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


C． 孝经类在经部的地位不断提升


从上文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孝经类在《汉书艺文志》处于第八位，论语类之后，而到了《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从第七位又上升到第六位，并跃至论语类或四书类之前。这个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孝经》在中国古代政教和学术领域重要程度不断增加的趋势。


关于《孝经》，《汉书艺文志》中讲：“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隋书经籍志》中说：“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可见，《孝经》不仅仅是人行为道德、伦理规范，统治者更把它当作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法宝。至于其出处，郑玄在《六艺论》中总结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秦汉之际才成书，假托孔子所作，足以说明其重要地位。


而尽管在汉代人看来《孝经》早于《论语》所做，《孝经》应先于《论语》，但由于当时时代政治和文化因素，《论语》内容博大精深，人们需要不断剖析解释以丰富其理解，而《孝经》容量短小，内容比较浅显易懂，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孝敬》置于《论语》后有一定道理，在此，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表述的比较详细“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此事甚明。诸书或倒言之《汉书》、《后汉书》、《论衡》等诸书称引二书时，一般先言 《论语》后说《孝经》，乃以书之尊卑为次，不以受书之先后为次，受书时由卑及尊  乃其所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原本统一的国家一直处在分裂之中，统治者政权大多靠弑君篡位而得，君臣父子秩序紊乱，世风日下，所以每每新的统治者上位都希望重建君臣父子人伦秩序，宣扬孝道，多位皇帝还亲自为《孝经》注释，《孝经》研究成为一时风尚，在《孝经》强大的现实功利性质之下，《论语》地位受到冲击。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目录著作中已经存在将《孝经》排在《论语》之前的现象，作为《孝经》地位上升的一个记录。


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明显继承了魏晋时期目录著作的编排思想，再基于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孝经类在经部书籍的地位。晚唐的十二经和南宋的十三经均将《孝经》置于《论语》之前，更加巩固了孝经的地位。


D． 乐类地位的下降和退列


与孝经类地位提升相对的，则是乐类地位的下降。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乐》作为六经之一一直排在《春秋》之前，至《四库全书总目》跌落至《四书》之后，而原本应该属于乐类的部分书籍，因其“末技”，退列至子部艺术类和集部词曲类。


《汉书艺文志》关于乐类如此介绍：“《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可见，一直以来人们心目中乐的地位与礼一般，都是使国家、社会和谐发展，教化民众的工具。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记录了乐类的下移过程：

“抵《乐》之纲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

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这是说汉代根据《乐》的功能和“配于经”的地位，所以有必要在目录上将其独立一类并置于经部。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汉代之后乐类出现了许多“艳歌侧调”，并不符合乐类从前“感神人而通天地”、“配于经”的定位和特征，如《隋书经籍志》所说“魏、晋已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只能“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所以《隋书经籍志》中乐类多出很多如今看起来不太符合乐类定位的琴谱、乐谱之类的著作。


“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乐类主体文献一直缺失，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或因保证六经的完整度才将乐类保留在经部，经过《四库全书》的梳理，留下了那些“辨律吕、明雅乐”的乐类文献，其余的被分裂至别部。宋元明清之后，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词曲戏剧的增加，很明显这些文献已经与传统乐类渐行渐远，有一条属于它们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再将这些音乐类的书籍归于乐类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出现了乐类部分书籍由经部退列至子部和集部的现象。


E． 纬书类的产生和消失


关于纬书类，《隋书经籍志》论述如下：“《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这里讲述了谶和纬的来源：“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易类）的神秘预言，主要是政治性的；“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六经对应六纬，主要是将经学作神学的解释和比附，并将此托诸孔子所作。


纬书类在经部历史比较特殊，只出现了一段时期。《汉书艺文志》不著录纬书，《隋书经籍志》纬书类在经部独立为一类，《四库全书总目》中此类消失不单独设类，收纬书但“然伪本既托于三《易》，不可复附书类中，姑从《易》纬之例，附其目于诸家《易》说之末。”


纬书类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董仲舒提“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后，随着汉代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讲究阴阳灾异的迷信色彩越来越重，经学逐渐神学化，经学家把经附会到迷信上，把政治得失归结于“天意”，再加上连年天灾、战乱频仍，统治者热衷于以神学迷信、假借“天命”欺骗人民，所以这种把儒家经典和神学迷信联系在一起的谶纬之学泛滥起来，“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到了东汉谶纬一度达到神圣权威。


《隋书经籍志》记录了纬书类文献的消亡：“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而《隋志》将纬书类单列出来，只是“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二】 具体书籍编入部类的变化：


A． 《孟子》的入类问题


《孟子》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分属《诸子略》和子部儒类的，在《四库全书总目》里上升到经部四书类。


《孟子》地位的上升和两宋时期“四书学”的兴起相关。宋代以前，《孟子》和《论语》并不能相提并论，从其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入类差距便可见一斑。到了宋代，《孟子》“行情”一路看涨，先是理学先驱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尊奉孟子，形成了庆历之际的“尊孟”思潮；后王安石力倡以经义取士，《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科目。宋以后，得到官方认证的《孟子》一跃成为与《论语》并肩的官方儒家经书，并得到众多理学家解注，成为丰富理学思想、左右科举取士的“四书”之一。


B． 《尔雅》等训诂类文献的入类问题


《尔雅》专门训释词义，以词汇和事类分篇，是古人阅读、学习方言、辨识名物的工具书，而六艺略或者经部的小学类指的是教人识字、辨音、书写的启蒙之学，但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尔雅》却不归属小学类，于前者《尔雅》附在《六艺略》孝经类之后，于后者《尔雅》附于经部论语类之后。


我想这是由人们对《尔雅》的认识决定的，东汉郑玄《五经异议》中说：“《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可见《尔雅》的定位在于训释儒家重要经典，地位要高于小学，所以《汉书艺文志》在著录的时候将其置于论语类之末作为附庸，而先于小学，《隋书经籍志》继承这样的著录思路，将其与《释名》、《广雅》等语言学、音韵学文献也置于孝经类末，所谓“《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同样先于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更详细的三级分类，将小学类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属，这些文献都被编入经部小学类训诂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解释了如此入类的原因：“《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

因为《隋志》《唐志》等官修目录加增了很多与《尔雅》类似但本身定位并不相符的文献在经部之后，而《四库全书》认为这样等目录编排已经远离初旨，并不合理，所以重新作出调整，将门路旁杂的文献分录至子部：“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


可见《尔雅》《释名》等训诂类书籍发展到清代，已经逐渐从群经之末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而小学类收录了原本作为经末附庸的《尔雅》《释名》等语言学、音韵学的文献汇集成完整一类，整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字学演变和最终成型。


4）总结和思考


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对当时全国书籍文献总的记录和总结，我国历史上每一时代著录部类的增减和变动，都与该时代文献及其学术变化形成共进退的关系。目录反映学术，不仅仅在于它指出了藏录书籍的学术思想，更在于它的变动和设定体现了不同时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轨迹，为什么两个时代同一部书存在于不同部类？为什么同是一类在经部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些问题都反映着目录著录时代的人们前人学术思想的归纳和认识，我们也能从目录的变化按图索骥发现古代学术的源流和演进。


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目录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经部从产生到确立再到作为古代思想领域正统地位无可动摇的过程。除了《易》《书》《诗》《礼》四类作为“六经”的重要部分，在古代目录中位于经部前列的位置未曾变过，其余部类都有上升、下移、消失、新增的情况，经部的学术发展，由粗化大类到细分条目，由个别文献附庸吊尾到最终发展成独立学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部科目的分类和定义越来越清晰，经学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人们对于经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12年

[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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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四川图书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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