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文君故事的叙事文化学研究韦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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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如文君故事的叙事文化学研究韦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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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如文君故事的叙事文化学研究韦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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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相如文君故事的叙事文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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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韦静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21201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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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摘要】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自汉代开始直到清代都广为流传，围绕这一故事类型出现了多种文学体裁。本文在梳理相如文君故事类型演变发展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故事类型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方面的的演变和不变进行文化阐释。

【关键词】：司马相如；卓文君；叙事文化学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从汉代产生之时起到清代，围绕这一故事衍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本文就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分析阐释这一故事类型的发展演变和文化内涵。

一、文君相如故事的发展演变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最初的雏形和框架是由《史记》和《汉书》勾勒出来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的情节是相如家贫，曾于梁孝王处做文章之士，梁孝王卒，往临邛县令王吉处，舍都亭。卓王孙家室巨富，文君新寡，相如于王孙家宴会上琴挑文君，文君窥户，暗暗心许，侍者私通消息，文君夜奔，卓王孙大怒。两人归还成都，只见相如家中家徒四壁，于是卖酒为生，卓王孙受人劝告，予以资财，遂为富人。除此之外史书还记载了司马相如受狗监杨如意举荐，被朝廷徵召为中郎将，开西南夷，死后留下《封禅书》之事。《汉书》的记载与《史记》一致，这是为后世相如文君故事情节的取材源头，也奠定了该故事类型基本的情节内容，是文君相如故事类型发展成的第一个阶段。

东晋时期的葛洪所著《西京杂记》中出现了新的情节，《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

鷫鸘

裘就市人阳

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

裈

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size=10.5pt][①]

《西京杂记》卷三又写道：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以所着鷫鸘裘就市人阳昌贳酒”的细节，对文君年龄十七，相貌姣好，放诞风流的描述，司马相如有消渴疾，作《美人赋》以及白头吟之事为文君相如故事增添了新的情节，影响了后世对这一故事类型的演绎和讲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文选》中《长门赋序》所言陈皇后千金买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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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晋《华阳国志》中司马相如题升仙桥注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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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

市)

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这两段故事也在后世进入了文君相如故事中，至此，文君相如故事所具备的的基本情节都已经出现，只是在这一时期还未能与原有的故事情节融合，产生完整的叙事作品。

唐宋时期多有吟咏文君相如事的诗歌，这些诗歌体现出情感和思想取向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歌颂赞咏文君相如的爱情，例如唐杜甫《琴台》：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第二类是根据《西京杂记》所载白头吟之事和长门买赋之事，责怪司马相如薄幸，宋牟巘五《相如抚琴》：“不负百年心，琴中托意深。如何浑忘却，犹费白头吟。”周南《卓文君》：“古来应有白头吟，谁念妾身今再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诗歌中，诗人们往往将白头吟和长门买赋之事并举。唐人崔道融《长门怨》云：“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宋乐雷发《司马相如》：“狗监无端荐薄情，鹴裘犊鼻帝乡尘。当时最有文君恨，不识长门买赋人。”陈皇后为重得恩宠向司马相如求赋，司马相如写下长门赋，自己却负了文君，欲娶茂陵女，此事天然具有戏剧的张力，因此成为诗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也是通过诗人们的反复书写，使得白头吟和长门赋之事进入了文君相如故事之中，成为了文君相如故事中具有相当分量的情节；还有一类诗歌是赞颂相如之才和他传奇的经历，宋陈造《相如二首》其一曰：“逸德狂情赖补苴，文君端合婿相如。白头曲里殷勤意，不愧先生谏猎书。”《相如二首》其二：“中宵卒卒去临邛，卖酒垆边混僦佣。想见令君醒后意，向人深悔谬为恭。”

除了上述三类诗歌外，关于相如的诗歌还出现了新的内容，那就是相如题桥，郑思肖《司马相如题柱图》：

初上升仙多慷慨，重来衣锦颇从容。男儿意气当如此，透过禹门方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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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关于司马相如新出现的故事情节零散分布，经过唐宋时期诗人们主要以诗歌形式进行的书写，一定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完全地进入了文君相如故事的情节中，这是文君相如故事发展的第二阶段。

唐代以后，由宋至清，文君相如故事出现了大量的俗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这是文君相如故事发展的第三阶段。宋元时期关于相如文君的戏剧很多，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有《司马相如题桥记》，剧本不传，《宋元戏文辑佚》存佚曲十一支。据钱南扬辑录，宋官本杂剧有《相如文君》一本，见《武林旧事》。南戏有元明无名氏《卓氏女鸳鸯会》一本，见《宦门子弟错立身》，

《汉相如四喜俱全记》一本，《汉相如题桥记》一本，俱见《宝文堂书目》。杂剧有元关汉卿《升仙桥相如题柱》一本，又屈子敬同名杂剧一本，李仲章《卓文君白头吟》一本，俱见《录鬼簿》。无名氏《卓文君驾车》一本，元杂剧《鷫鹴裘》，见《太和正音谱》。钱南扬辑佚残曲《司马相如题桥记》十一支和元传奇《风月亭》存残曲一支，其他的这些戏剧作品全部佚失。除此之外元代现存的还有散曲《题卓文君花月瑞仙亭传奇》，明陈所闻辑散曲集《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卷五收。

宋代的小说有《绿窗新语》中的《文君窥长卿抚琴》和话本小说《风月瑞仙亭》，今天还可以看到，《醉翁谈录》录宋小说《卓文君》则已佚。

明代关于相如故事的戏剧传奇也很多，汤式《风月瑞仙亭》，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佚。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有赵琦美辑《脉望馆古今杂剧》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古本戏曲丛刊》本。朱有燉杂剧《汉相如献赋题桥》，有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澹慧居士《凤求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叶宪祖《琴心雅调》，见《远山堂明剧品》；无名氏《司马相如归西蜀》，见《曲海目》。陆济之（或云陈济之）《题桥记》，杨柔胜《绿绮记》，俱见吕天成《曲品》。陈贞贻《当垆记》，韩上桂《凌云记》，俱见《远山堂明曲品》。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本；无名氏《风月亭》，见王国维《曲录》。明代小说则有冯梦龙《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三桂堂覆刊本《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兼善堂本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以其事录头回故事，略有改动。冯梦龙小说《卓文君》，《情史》本。

清代的作品有叶奕苞杂剧《长门赋》，叶弈苞《锄经堂乐府》刊本，黄文旸《曲海目》、王国维《曲录》并见著录。吴孝绪杂剧《鹔鸘裘》；朱瑞图撰传奇《封禅书》，现存清康熙间秘奇楼刻本，北京图书馆藏，《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朱凤森撰传奇《才人福》，今存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刻《韫山六种曲》本。清传奇《凤凰琴》，《曲考》、《曲海目》、《今乐考证》并见著录，现存长乐郑氏藏明崇祯间刻本。黄燮清撰传奇《茂陵弦》（一名《当垆艳》），二卷二十四出，道光间刻《倚晴楼七种曲》所收本，郑振铎旧藏，今存北京图书馆。

二、

市民文化和文君相如故事

文君相如故事发展到了第三阶段，产生了大量俗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上与此前的雅文学作品大相径庭。

在语言形式上，书写同样的故事，戏曲和小说体裁使用叙述、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渲染场景，描写人物的对话、动作和心理，情节完整，辞藻丰美。钱南扬辑录的《司马相如题桥记》戏文幽约婉美，情韵兼备，将卓文君寡居，相如琴挑写成了美女才郎，天教配偶的一段风流佳话，与史传叙述语言大不相同，审美性大大增强：

（文君唱）【南吕引子】【风马儿引】雪体冰肌恁娇容，兼六艺尽皆通。弦断鸾胶何日续?

不如桃李犹得嫁东风。

（文君）【南吕慢词】【木兰花】叹孀居绣阁间，听琴声韵美，徐步回廊。蓦然牵惹情意起，特来扣户，皓月东墙。

这是描绘相如文君会面情形。

（文君）【黄锺近词】【连枝赚】奴在幽闺，听得樵楼巳初更。”“蓦然到此，娘行早请归来寝。”“逢才俊，料宿世姻缘辐辏成，年纪青春能抚琴。欲求契合，料必是宿缘有分，愿永同衾。”

（相如）【前腔换头】小生，窨约思忖，谢你爹行好温存。娘子意坚，卑人怎敢图佳聘……。

【正宫过曲】【风淘沙】“感荷娘行恩爱美，与卑人共连理。两情愿结同心契，望团圆直到底。”“姻缘此处，定非容易。莫辜期，口负誓，一心二意。”“【合】如是，上有苍天鉴格，永教我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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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相如文君两心相许，月下盟誓的情形，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兼备，语言优美婉转，而且文君不请父命私奔，被改成了允婚，司马相如恭敬有礼，两人盟誓定约，这都是原来的故事中没有的情节。戏文不仅将叙述语言精致化，同时也将情节大大地丰富了。

在人物塑造的方法和效果上，俗文学作品一是将人物细化。相如、文君、王吉、卓王孙这四个主要人物以及其他配角都拥有了鲜明的形象和情感，像是文君的侍女，她在史传中只是一笔带过，在这时却有了姓名和性格，成为推动文君相如私奔成功的重要配角；二是人物都拥有了内心情感和行为逻辑，角色形象鲜明化。三是人物塑造类型化、脸谱化，《风月瑞仙亭》文中先是大肆渲染卓王孙何等泼天富贵，在两人私奔之后大骂司马相如所为是禽兽之行，卓文君是小贱人，“你也自幼读书，岂不闻：‘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则止。’事无擅为，行无独成，所以正妇道也。你不闻父命，私奔苟合，你到他家，如何见人？”显得是何等气愤，然而司马相如受徵召去做官以后，卓王孙却立刻改口说：“我女儿有先见之明，为见此人才貌双全，必然显达，所以成了亲事。老夫想起来，男昏女嫁，人之大伦。我女婿不得官，我先带侍女春儿，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无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时去看他，交人道我趋时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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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风使舵之快令人瞠目，前后对比，卓王孙的势利嘴脸跃然纸上，这样简单化、脸谱化的趋炎附势一类的角色在主人公发达前百般瞧不起，在主人公发达后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巴结讨好的情节，能够给阅读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

在情节的设计上，叙事的曲折性、可读性大大增强，明代有孙梅锡所著传奇《琴心记》首出自“家门始终”，题目为“汉武帝前席求贤，卓王孙杜门辱婿；倦相如终遂题桥，另文君不孤缄句”，尾出至“鱼水重谐”，篇幅扩展到了四十四出之多。故事情节上，直到相如被授中郎将，建节往谕巴蜀为止都无新意，而之后的情节变为王吉郊迎，卓王孙具牛酒通好，接回文君。唐蒙忌恨相如，假传相如被下蚕室。王孙逼文君改嫁，文君逃，出家为尼。唐蒙复于京师诬陷相如，相如入狱三年。逢王吉升任大廷尉，相如平反，并杀唐蒙。相如养病茂陵，坚拒东邻美女。陈皇后请赋，相如作《长门赋》。文君误闻相如别娶，书《白头吟》送至，相如迎文君，夫妇团圆。卷末收场诗云：“才子文章冠今古，佳人倾国更知音。花间每忆相思调，月下常追隔壁琴。分散莫嫌清夜怨，团圆须记《白头吟》。谁人为写云和曲，落魄孙生万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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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明传奇篇幅极长，添加了诸多情节和人物戏份，相如变为屡遭奸人陷害的可怜人，和文君也因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天灾人祸或是遭到迫害或是有所误会，所幸文君坚贞，相如亦是一心一意，二人最终团圆。文君相如故事本来到相如建节往谕巴蜀就已经结束，但是作者却在之后添加了这诸多波折，乃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曲折性，使其更加跌宕起伏，主角二人遭受的磨难愈多，过程愈艰难，才能体现出大团圆的可贵，体现出才子佳人的情比金坚，满足当时读者的阅读趣味，然而过度地追求巧合和波折，使得过于反复刻意，正如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所说：

孙柚与其善，性粗豪，不修曲谨。尝取长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传奇，亦俊逸可喜。第头脑太乱，脚色太多，大伤体裁，不便于登场，以故反不若梁辰鱼《浣纱》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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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民文化与文君相如故事的欲望逻辑

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情节变化方面突出的特点是司马相如升仙桥题柱事被广泛地书写。

升仙桥题柱一事出自《华阳国志》，是一段出自地理方志的记载，也见于此后的地理方志，像是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欧阳忞的《舆地广记》。蜀地的文人对这一事迹有极大的兴趣，京镗《成都文类》卷二十五《驷马桥记》对司马相如行经的驷马桥进行了考证，认为成都清远桥就是《成都集记》里司马相如题柱的升仙桥。并言“余谓长卿负飘飘凌云游天地之意气，发轫趋长安时，欲与蜀山川泄其不平……”可见升仙桥和司马相如题柱之事在宋代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了为人津津乐道的掌故，之所以如此，可以从京镗在这篇文章中所言得知：

粤自六丁开蜀，参井岷峨之英灵，耻秦不文德，不忍度剑关者，百七十有余年。至汉文翁守蜀，始振发之。长卿实钟其英灵者，首入帝京，以雄丽温雅之文，动万乘，震一时，其后蜀士接轸以进者，皆长卿破其荒，议公当为文翁亚。文翁创兴之学，长卿经行之桥，事虽不侔，迹皆不当芜没。[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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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镗认为司马相如是继文翁之后第一个杰出的蜀地文人，是此后接轸以进的蜀士们的先驱，或许就是因为这样，自宋至清，对于司马相如升仙桥题柱一事的诗歌文赋书写就没有停止过，明代的《天启修成都府志》，清代的《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国朝全蜀诗钞》和《赋海大观》都有不少吟咏司马相如题桥一事的诗歌和赋作，可以说司马相如升仙桥题柱一事进入文君相如故事序列中并与之融合离不开蜀地文人对此事的诗歌创作。

文君相如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畅，被无数文人以各种各样的题材进行书写，可以看出，在故事演变流传的过程中，具有稳定性的故事核心是司马相如“逆袭”的经历，一个贫困沉沦的文士因为才华横溢而得到了美人和君主的赏识，最终衣锦还乡，从临市卖酒，当垆涤器到太守郊迎，县令负弩，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相如题桥一事更为这个故事增添了戏剧色彩，司马相如在升仙桥立下誓言，不乘驷马，不过此桥，使得他的人生经历更加地传奇和令人扬眉吐气，这一故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共同的愿望和理想，这是文君相如故事的讲述动力根源所在，无论是在士人文化还是市民文化中，这类人物经历和故事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不同的文学题材中却还是体现出了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评价文君相如故事时，将《战国策》叙苏秦之事、《汉书》朱买臣之事和司马相如之事相提并论：

三者正是一副笔墨。史传中写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国策》、《史》、《汉》尤善描摹，穷秀才诵之，不觉眉飞色舞……若相如之事，轻薄文人自许风流，千载下犹艳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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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一个群体——“穷秀才”，这或许可以和宋代以后出现的游民和游民文化联系起来。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以游民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古代的通俗文学作品。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宋代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有文化或者说识字的人，比起前代大大增加了，而官场对他们的吸纳能力有限，于是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知识的分子也被抛到游民的队伍中，元代由于民族压迫和蒙古统治策略，科举数度停止，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堕入游民的队伍，从事通俗文学——戏曲、话本小说的创作。

论及通俗文学和文化势必要谈及市民文化，然而市民这一群体如何影响故事情节的演变还可以细分，就说话艺术来说，说话人群体和听说话的市民群体，在推动和改造文君相如故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市民作为读者、接受者，所影响的是通俗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呈现方式，例如更加通俗直白的语言、脸谱化简单化的人物塑造和戏剧化的情节，说话艺术是在宋代的勾栏瓦舍中发展起来的，为了迎合听说话的市民的审美趣味，而产生了相应的文学形式和叙事特点，但是说话人所讲述的故事文本不是市民文化的创造，它来源、取材于士人文化世界，将说话人归为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穷秀才”们，或许更为恰当。

相如文君故事的源头是史传，宋以前对这一故事的讲述多是史传、诗歌一类的体裁，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是是士人化的，到了宋以后，文君相如故事被改造成一个才子发迹变泰故事，其来源和动力是江湖艺人或者说是游民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只有这部分介于完全没有文化的小市民和进入了官场的士人中间的游民知识分子，由于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才会不安于市井生活，才会特别向往凭借一身才华一步登天，所以他们在编演通俗文艺作品时，寄托了自己对发迹变泰的向往，并把它表达的淋漓尽致，然而这一群体其本质上其实还是的市民，只不过是有文化的市民，由他们创作的相如文君故事，贯穿着一种与士人文化不同的欲望叙事逻辑。

唐宋时期吟咏文君相如故事的诗歌广泛地体现了相如情结，渴望以文扬名，然而诗歌中的相关书写属于士人文化的范畴，宋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

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手弹南风琴，心调东郊女。杂身慷保中，初不忌笑侮。大者故已立，下此皆可补。三赋争日星，一书起今古。其余不自秘，辄为人所取。何当尽见之，真是文章祖。凛然千载下，英气犹可睹。儿曹尔何知，杯酒那可污。故台已丘墟，胜绝谁敢据。我来访旧迹，低回不忍去。诗成欲叫君，云车隔烟雾。

诗歌中吟咏称颂司马相如，是赞扬向往司马相如的超然酒市中的情态、书赋千古的才气和文名以及高洁凛然的品格，而不是艳羡他抱拥美人，高官厚禄。以司马相如的才气和品格，他和卓文君私奔一事被看作是豪杰做派，嵇康对于文君私奔相如一事也是持有相同看法，其所作《圣贤高士传》中有关司马相如的传赞保存了下来，一半篇幅用于记载文君相如之事，最后评价相如：“仕宦不慕高爵，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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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末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嵇康出于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认为司马相如夜奔也是他越礼自放、超然莫尚的表现，与邵博“

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

”观点一致，而同时代的阮籍却在《猕猴赋》中以司马相如拟猴之淫欲，“耽嗜欲而盼视兮，有长卿之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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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出于要求克制人性欲望、回复自然清静的主张。无论是何种态度，在唐宋之前的史传、诗文和杂记中相如文君故事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形态与内容均是士人文化的产物，对于嵇康来说，司马相如人格上的超然自放，独立高洁可以使礼法退居其后，对于阮籍来说，相如文君的故事应该批判，因为节欲克制则是个人品格修养的重要部分，无论是何种态度，都有同一个出发点，在士大夫的观念世界中，相如琴挑文君之事存在礼法和名教上的问题、个人品德修养上的问题，这些命题是属于士人文化的，名教和人的矛盾、人的道德问题是他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士人文化是一种属于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所关注和追求的是人格、品质、社会经济等问题，士人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理想化、道德化的。

而在通俗文学中，虽然同样演绎的是相如从一个底层文人一跃而为朝廷功臣的故事，表现了文人对发迹变泰的向往与渴望，但是却与士人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关注点完全不一样，俗文学作品中所艳羡的不是相如的才华品格本身，而是相如以才华获得的名望、地位，是一朝翻身所带来的快感。

在士人文化中，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中并没有美女、红颜的存在，也不追求飞黄腾达扬眉吐气的快感和社会中他人的艳羡和认可，士人们追求的是内在品格的高尚、理想化的人格提升和自我认同，因此，雅文学领域里文君相如故事中，文君和相如的爱情是理想化的，诗人们赞美的是风流爱情本身，但是在俗文学领域中，卓文君变成了一个慧眼识英才的女子，敢于主动突破礼法与之私奔全是因为她知道相如日后定会大富大贵，以物质和名利为重的取向替换了原来的价值标准，《风月瑞仙亭》中卓文君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见其人俊雅风流，日后必定大贵。但不知有妻无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愿足！争奈此人箪瓢屡空，若待媒证求亲，俺父亲决然不肯。倘若挫过此人，再后难得。[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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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君当机立断与相如私定终身的原因在于她认为相如“日后必定大贵”，错过此人，再后难得，司马相如受到征召，卓文君再三暗示叮嘱相如，日后富贵不可相忘，故事的最后司马相如果然功成名就，卓文君慧眼择夫的形象因此凸显了出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少了动人的审美意味，多了一股市侩色彩，挑选夫婿如同是挑选可投资的产品，卓文君更看重的是司马相如日后的前程，这也解释了此一时期俗文学作品中对卓文君慧眼识君的屡次书写和强调。升仙桥题柱情节的大量书写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潜在逻辑，朱权《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开口以大量篇幅议论能屈能伸之道，渲染司马相如是如何地胸怀大志但时命不济，并以此暗示司马相如最后肯定鲤鱼跃龙门，升仙桥题柱就是对他日后的结局最好的伏笔和注解，故事的最后司马相如果然如愿，乘着驷马赤车回经升仙桥，太守县令都大礼相迎，这一段情节在这一时期是俗文学作品普遍大肆书写的内容，反映出的是对名利的追求和看重，对社会地位得到大幅提升的渴望和艳羡。卓王孙这么一个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物形象塑造亦同此理，卓王孙在司马相如发达之前百般看低他，不愿意女儿下嫁，这当然是读者们都会感到厌恶，希望他被制裁的一类角色，而制裁卓王孙的东西是司马相如的官职和政治功绩，卓王孙是个势利的人，趋炎附势，对于这样的人，作品不是批判他，而是用他所看重的名利征服他，使他拜倒在司马相如的脚下，这反映出的是游民知识分子的内心渴望和市民社会的价值取向，人们在乎和追求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想化、道德化的命题，而是名利和物质，这就是市民文化、游民文化影响下，相如文君故事中的欲望逻辑。

四、儒家正统文化和文君相如故事

为文君相如故事修改增添新情节的不只有《琴心记》，韩上桂撰明传奇《凌云记》写文君新寡，父兄屡欲其改聘康三官之子康冢，文君不从。相如客居临邛，偶游王孙后园，邂逅文君，一见钟情，县令王吉为媒，王孙有意但是文君兄坚阻，文君方谋私奔。武帝召相如，相如作《大人赋》，授著作郎，供职翰林。康冢以军功为边将，围困临邛，誓得文君。王孙逼文君从，文君以死自誓。其后相如使蜀，衣锦还乡，解救文君，得成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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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记》也对文君相如故事有较大改动，删掉了重要的琴挑一事，改成了偶遇邂逅，琴挑是塑造司马相如风流才子形象的重要情节，以往司马相如为文士们所诟病之处就在于他琴挑寡妇，文君夜奔，这一段情节一经修改，违背纲常伦理之处也就消失了，但是司马相如的形象独特性和魅力也一同消失。两人一见钟情之后，还有县令为媒的情节，以往作为两人爱情阻拦者的卓王孙也同意了，这也修改了过去文君相如故事中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节，两人爱情的障碍变成了文君之兄阻拦、逼迫，康冢强夺，无论面对哪一重障碍，文君都坚定不移，誓死不从，这些情节的删改使得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模式化、类型化，《琴心记》和《凌云记》的作者都对女主角遭父兄逼迫却誓死不从这样的情节有着极大的叙述兴趣，把文君相如故事原有的不合礼法之处全部删改，又添加上了各种反面角色无理的阻拦，以突出文君的节烈忠贞。

卓文君在宋代以后的俗文学中都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但是对她的肯定和赞许出于不同的角度和观念。冯梦龙《情史》将《卓文君》列入“情侠类”，作者解释道：“皆侠女子能自择夫者。”这部小说简括《史记》司马相如本传而成，并录文君所作相如诔文。其后按语云：

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为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长卿氏曰：文君之为人，放诞风流也。女不侠不豪，侠不放诞风流不豪，放诞风流不眉色姣好不豪，姣好放诞所奔非相如亦不豪，奔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不豪，家徒四壁不亲当垆、相如与

傭

保杂作、

滌

器于市亦不豪，亲当垆相如

滌

器、不得僮百人钱百万、太守郊迎、县令负驽、卓王孙临邛富人皆伛偻门下亦不豪，此所

以为放诞风流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诔，已足千古。

”[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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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肯定卓文君的角度有所不同，他肯定的是文君夜奔的行为，认为她能够“自择夫”，乃是侠女所为，无独有偶，明传奇《凤求凰》也将文君相如结合一事以“侠”相称，第十二出名为“侠媾”，戏中有言“小姐相慕颇深，且有委身之意。看来此女灵心慧眼，果是不凡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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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称赞卓文君慧眼识君，能够自择夫，称之为“侠媾”，与宋元时期对卓文君形象塑造的思想倾向一脉相承，似乎不愿意从礼法的角度对卓文君的行为多加苛责，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同时期的戏剧中又出现了以礼法论事的现象。《脉望馆古今杂剧》题作明丹丘先生的《卓文君私奔相如》中，文君和相如驾车私奔，文君说为妻子为丈夫驾车乃是大义，逼迫之际亦不可废，卓王孙派院公追赶两人，亦说若是相如驾车，就把两人捉回，若是文君驾车，就放他们走，因为“逼迫之际，不失大义，可谓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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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有明一代虽是对文君独立追求婚姻幸福的行为有所肯定，但却也要将她的行为纳入礼法大义的框架中，为她在儒家正统文化中找到行为的合理性。而清代，儒家正统文化对这一故事的改造更为彻底，清朱瑞图撰传奇《封禅书》改编了私奔之后的情节，文君私奔后，于都亭先谒王吉，吉为主婚，以归清白。而言相如卖酒，实则佯狂避世。西南白马国王杨氏许意相如，率众降服，相如以鷫鸘裘为聘，文君作《白头吟》，然武帝赐婚相如与白马王。卫青嫉妒相如，遂谗相如好色。上元夫人下凡，献仙丹与武帝，相如先食，帝怒缚之，相如吐丹飞仙。文君守寡十年，养遗腹子伯乐成人后，亦升仙。武帝封禅，命张骞往相如府寻出其欲先拟好之《封禅书》，叹服。作者自序云：

如是而曰文君真贞妇，真顺女，孰从而知之哉！孰从而称之哉！故不惜破格翻藩，自出只眼，自用大才，而以旅从一着，自定百年，留香千载也，岂匹夫匹妇之谅所得而弃之也哉！故曰：若文君者，天下之极贞而极顺者也，何谓无赖哉？[size=1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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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书》已经把原本的故事改的面目全非，在私奔后加上王吉主婚的情节，使“归于清白”，令原有故事中私奔这一妨碍卓文君贞妇身份的情节消失，再大幅改造情节，让卓文君为司马相如守寡十年，并为之养育遗腹子成人，由宋至明俗文学作品塑造出的慧眼择夫形象此时已经淡化，更加强调卓文君的贞和顺，虽然前一段时期的故事中也有删改私奔情节的现象，但是删改力度和《封禅书》难以相提并论，这反映了儒家正统文化和伦理纲常道德的强大影响。

总之，相如文君故事经历了一个从雅到俗，从初具梗概到羽翼丰满，从史传、杂志、诗歌到戏曲、小说的演变过程，无论是文学体裁、语言样式还是审美趣味、思想价值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直到现在，还有剧作者对这一故事类型进行着创作，文君相如故事在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意蕴丰富的故事类型，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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