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size=14.0pt]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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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桃杀三士故事自从春秋时期出现之后，衍生出了画像、话本、小说、诗歌等多种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文本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文本演变过程，可以窥见故事叙述变化背后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

二桃杀三士；晏子；文本演变；文化意蕴







[size=12.0pt]二桃杀三士故事最早载于《晏子春秋》一书，后演化为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四》。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诗歌、小说、话本等多种文学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本文拟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对二桃杀三士故事演变的梳理，考察故事基本框架之下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变化，并尝试对故事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意蕴做出分析。




一、




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文本演变


[size=12.0pt]二桃杀三士故事是《晏子春秋》中著名的故事之一，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四》，名为“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故事叙述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事齐景公，皆勇而无礼，晏子为齐景公设计，馈之以二桃，使他们各计功而食。三人因争夺不均，又不肯相下，遂各自杀。故事中晏子以二桃轻而易举分化了公孙接三人，使他们自杀，免除了齐景公的后患。不过根据《晏子春秋》中的记载，齐景公开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想要除去公孙接三人的动机：




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 “

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size=10.5pt][1]














[size=12.0pt]由此可见，在故事的最初记载《晏子春秋》中，是因为三士并未向晏子行礼，而未记载是否对于齐景公有不敬之处，是当时的齐相晏子将三士对他的无礼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以至于齐景公想到了自身的安危，“二桃”的杀计才浮出水面。跟其他故事从一个简单的雏形慢慢发展的相对完整不同，二桃杀三士故事在最初出现之时就已经是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太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但它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起因、经过、高潮、结局等一应俱全。之后的诗歌、话本小说、历史小说等对于二桃杀三士故事的评论和改写皆不离《晏子春秋》中的基本框架。




[size=12.0pt]春秋之后关于二桃杀三士故事鲜有资料记载，而到汉代的时候，关于二桃杀三士故事却出现了很多的石刻画像：汉阳出土西汉壁画，绘春秋故事有作二桃杀三士场面，汉末武梁祠石刻也有《晏婴二桃杀三士图》，出土于河南洛阳西汉空心砖墓中的二桃杀三士壁画，山东嘉祥县宋山村出土的画像石等等。石刻画像的出现可以说明二桃杀三士故事在当时的广泛流传，因为只有广为流传的故事且有必要的故事框架，才会出现在石刻画像之中。由于时代久远，石刻画像又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因此对于汉代石刻画像二桃杀三士的人物形象和内容，并不一定能完全客观的进行说明，对于其故事情节也不能完全正确的进行解读，当然也不知道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如此，对于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演变过程，我们也不能忽略文本以外的其他传播方式，石刻画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故事在汉代的时候被广泛流传。同时在汉代的时候在诗歌中也有二桃杀三士故事的引用：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size=10.5pt][2]














[size=12.0pt]诗歌出自《梁甫吟》，或被称作《梁父吟》，是齐鲁民歌，一般认为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作品，郭茂倩所编撰《乐府诗集》曾引用此诗，直接署名为诸葛亮。[size=12.0pt][3]









“梁甫吟”在古代是用作葬歌的一支民间曲调，音调悲切凄苦，曲调已不传，此诗写了春秋时齐相晏子二桃杀三士之事，通过对死者的伤悼，谴责谗言害死贤臣的阴谋。由此可见，二桃杀三士故事已经作为典故被写进诗中。




[size=12.0pt]关于二桃杀三士故事还可以在李白的诗歌中见到，例如《俱谗》：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魏姝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行将泣团扇，戚戚愁人肠。《梁甫吟》：…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size=12.0pt][4]









在诗仙李白的诗中，二桃杀三士故事跟之前一样是作为典故写进诗中，来表达自己不被重用的愤懑。至此，二桃杀三士故事并未有明显的变化，都是指谴责谗言害死贤臣的阴谋。二桃杀三士故事频繁入诗，多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可以看出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




[size=12.0pt]二桃杀三士故事有更为详细的描述，更为细致的描写，增加一系列情节使故事更为丰满是在明代的拟话本中。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根据《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故事改编而来，故事正文的开端就一句话点出了故事的主题：“今日说三个好汉，被一个身不满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断送了性命。”不同于《晏子春秋》中的简洁，拟话本中详细叙述了三士因何被齐景公重用赏赐，三士立下大功被齐景公重用，分别被封为寿宁君、武安君、威远君，三人结为兄弟，誓说生死相托。三士不通文墨、不知礼让，在朝廷横行霸道，视君臣如同草木。齐景公每次在殿上看到他们，都如芒在背。这里便与《晏子春秋》有了差异之处，在《晏子春秋》中，公孙接等三士因无礼于晏子，故而晏子向齐景公进言：“不若去之”。之后晏子以二桃设计，三士自刎而死。而在拟话本《喻世明言》中却是三人横行霸道，不尊君臣，致使齐景公每每看到他们都如芒在背。在拟话本中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楚国使者靳尚前往齐国求和，三人大怒，叱靳尚曰：




“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践为平地，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而齐相晏婴认为“两国战争，不斩来使”，主张以和为贵，遭到三人的训斥：“汝乃黄口侏儒小儿，国人无眼，命汝为相，擅改乱开大口！吾三人有诛龙斩虎之威，力敌万夫之勇，亲提精兵，平吞楚国，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广学。且待入楚之后，若果获利，胜似典兵。”三士曰：“且看侏儒小儿这回为使，若折了我国家气概回来时砍为肉泥！”[size=10.5pt][5]














[size=12.0pt]之后增加了“晏子使楚”的故事情节，楚王三次刁难，晏子都巧妙回击，楚王以为晏子“真乃贤士也”，晏子请楚王亲往齐国和亲，结为“唇齿之邦，歃血为盟”。楚王担心公孙接三人皆无仁义之人，不敢前去。晏子承诺楚王：“臣愿保驾，聊施小计，教三士死于大王之前，以绝两国之患。”楚王曰：“若三士俱亡，吾宁为小邦，年朝岁供而无怨。”晏子大胜回齐之后，三士依旧无礼于君臣，带剑上殿，景公早已对三士不满已久，怕他们篡位，想要除掉他们，却深恨没有办法。此时晏子已想好了对付三士的办法——以二桃杀之，在迎接楚王的宴会上，晏子实施了计谋，使三士相继自杀。




[size=12.0pt]与之前《晏子春秋》中的故事相比，《喻世明言》中可谓是增加了很多故事情节，内容也跟之前有了不同之处。《喻世明言》中三士与齐景公和晏子之间有着更多的清理冲突，矛盾冲突更为激烈，三士对于齐景公蛮横无理，对于齐相晏子更是侮辱至极，楚王对于三士也是极其不满，重重矛盾冲突之下，加之楚王表示“若三士俱亡，宁为小邦，年朝岁供而无怨”这条导火索，导致晏子想出了计策，在迎接楚王的宴会上，以二桃杀之。




[size=12.0pt]在《喻世明言·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故事之后，清人蔡元放改编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为《东周列国志》，里面收录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第七十一回“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楚平王娶媳逐世子”中的第一部分即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东周列国志》中，故事较之前《喻世明言》中又有着很大不同，二桃杀三士部分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不似《喻世明言》中矛盾冲突比较复杂。在《东周列国志》中，三士因勇功获得齐景公的赏识，虽粗疏无礼，但齐景公仍十分惜才，不以为意。齐景公为了嘉奖三士的英勇，封三士为“五乘之宾”。所谓“五乘之宾”，“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即三士享受各自统领一辆总共有七十八人兵车的荣誉。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很高的待遇了，可见齐景公对他们三人的重用与赏识。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齐景公并未表现出对三士的不满，反对三士宠信有加，是齐相晏子认为“况其时陈无宇厚施得众，已伏移国之兆，那田开疆与陈氏是一族，异日声势相倚，为国家之患，晏婴深以为忧，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听，反结了三人之怨。”[size=12.0pt][6]









之后在鲁昭公来齐的宴会上设计，以二金桃为计，使得三士自刎而亡。在《东周列国志》中，齐景公是被动参与到杀三士的计谋之中的，他一直对三士宠信有加，从未想过要杀死他们，是齐相晏子觉得三士会危害社稷，设计杀之。在三士自刎之时，“景公急使人止之，已无及矣。”后只能厚葬三士。




[size=12.0pt]二桃杀三士故事中，一反晏子以往正面的形象，塑造的是一个偏负面形象的齐相晏子，很多版本中都未收入这个故事，虽然在汉代出现了关于二桃杀三士故事的画像石，之后也作为典故写进诗中，但受众并不是很广。在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之后，才广泛流传开来。以上三个主要故事版本，《晏子春秋》中，齐景公默认晏子用计杀死了三士，《喻世明言》中齐景公对三士忌惮已久，亲手缔结了杀死三士的阴谋，《东周列国志》中，齐景公一直对三士宠信有加，并未打算杀死他们，面对晏子的杀局却无力挽救。不过三个主要版本，故事情节虽有差异，三士毕竟都曾身立大功，最后都被以士礼安葬。




二、




二桃杀三士故事演变的文化意蕴


二桃杀三士故事自出现以来，以不同的文体在不同的时代被不断演绎，文人在故事的书写中受所处时代、文体体例、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桃杀三士故事中，齐景公和晏子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人物，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三方面的关系在故事演变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


（一）



二桃杀三士故事演变的时代特征


通过上文对于二桃杀三士故事文本演变的梳理，可以了解到三个主要故事文本内容的不同，三个不同文本内容分别处于春秋时期、明代和清代（诗词典故类、石刻画像暂不考虑其中），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同一故事有着不同的文本内容。


《晏子春秋》中“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所记之事发生在春秋时期，而春秋时期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反映历史内容，诸子散文主要为哲理议论。虽《晏子春秋》的定位至今尚未有明确结论，不过《晏子春秋》与《国语》类似，以记言为主，在记言的前后有少量的记事语相照应，补充说明与与言辞相关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构成所记篇幅中史实记叙的完整性。不过比《国语》更进一步的是，《晏子春秋》中已经开始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和曲折性，二桃杀三士故事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在简短的故事篇幅中可以看出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个完整的故事文本。此外，《晏子春秋》在合乎生活规律、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夸张和虚构，使人物言行更加奇特，情节更加离奇，环境氛围更加浓烈，既出于人之意料，又不出于情理之外，从而使人物性格特征得到突出显示。二桃杀三士中三士争功夸桃，旋又讲义让桃，因羞惭而一一自尽，前后变化异常迅速，这些故事情节的前后变化并不能说没有很大程度的虚构。而其中三士的慷慨陈词,

也无不极度夸张,

如其中的古冶子说“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砒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掣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冶视之,

则大鼋之首。”

古冶子的这段描述在夸张之中有合理的想象，生动形象地突出了勇士奋力擒鼋的勇猛特征。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晏子春秋》已经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散文，而在历史散文文学性发展的新阶段，其文学性比历史散文要强，其中故事的虚构性、形象性、完整性等方面可以看出蕴含在其中的小说化倾向。二桃杀三士故事有着一定的夸张和虚构，故事在形成文本之前，肯定经过了民间人们的口头传说，之后才被作者润色编入了《晏子春秋》，二桃杀三士的文本内容由此在历史事件之外增添了文学性色彩。但由于时代限制，当时文学性体裁并未有太大的发展，小说也是在《晏子春秋》出现之后才出现了雏形，所以二桃杀三士故事虽然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但跟后世的故事文本相比，还是略显单薄。


明代《喻世明言》中的《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相比之前《晏子春秋》中的故事文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和不同。故事情节较之前有了扩展，中间穿插了“晏子使楚”的情节，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究其原因，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明代，处于中国文学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突出的特征便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以普通市民思想观念为主体的作品主题和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得到了空前的成熟和发展，并因此而波及和渗透到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政治方面的高度集权，思想文化方面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社会矛盾空前激烈，但随着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城市经济的不断繁荣，强权政治下的约束力不断降低、江河日下，人们在长久的专制制度约束之下所压抑的情感便迫切的需要释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符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文学性作品的出现就显得很有必要性。明代文学中，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利益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从宋元时期开始的市民文学至此达到了顶峰。大量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出现，即使王侯将相的相关作品，也多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上，审美趣味更是带着市民的色彩，在艺术特征方面，更注重讲唱文学中情节的曲折安排和细节描写。从明代开始，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的天启、崇祯年间，随着社会上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人们对于小说的阅读兴趣也在不断增强。尤其随着小说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印刷手段的进步，话本小说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阅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即“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明代拟话本小说是面向社会普通读者提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主要从历史旧籍中挖掘材料加以改制，市民气息开始慢慢淡化，文人的典雅情调开始注入其中，说教的成分增加，情节趋于复杂。《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作为《喻世明言》中的一篇作品，跟之前相比确实情节要更复杂、更曲折，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一晏子以二桃为计，使三士自杀的故事，其中增添了很多故事情节，“晏子使楚”“楚王朝齐”等情节，使得故事更有吸引力，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这些都与明代的文学特征和时代特色有着重要的关系。


到了清代，清人蔡元放改编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为《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一回“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楚平王娶媳逐世子”中的前半部分即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相较于明代《喻世明言》中的故事文本，《东周列国志》中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变化在于人物形象和矛盾冲突方面，三士的人物背景更为详细，三士与齐景公之间的也不再是矛盾冲突关系等。在清代，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高压政治使文人备受压抑，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人战战兢兢，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制统治带给文化界的是“无一字无来历”的“乾嘉考据学”。统治者对于文人的高压政策，必然会导致文人思想的变化，他们渴望开明的统治者，渴望开放的思想环境，《东周列国志》中的二桃杀三士故事，虽然三士粗疏无礼，但齐景公却一直对他们赏识有加，从未想过要处死他们，在晏子以二桃之计使得三士自杀之后，齐景公十分难过，却已无力挽救，只能厚葬三士。在这个故事文本中，君王对于臣子的赏识重用、开明大度，大概是看到或者经历过清代高压统治、思想专制的作者或者当时社会的文人们所十分渴望的吧。


（二）



二桃杀三士故事的情理冲突


二桃杀三士故事中的情理冲突主要集中在三士与齐景公、三士与齐相晏子两个方面，不同时代、不同故事文本中，有着不同的变化。


三士与齐景公方面，三个主要故事文本中，三士皆因有勇而为齐景公赏识。不同的是，在《晏子春秋》中，三士因未向齐相晏子行礼，并未对齐景公无礼，然而齐相晏子以三士无礼于他这件事情上升到了国家层面，齐景公便联想到了自己，想到三士之后是否会对自己的国家、政权造成危害，暗许了齐相晏子可以处置三士，以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也就随之而出了。在《喻世明言·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中，故事情节更为复杂，三士愈加目中无人，三士与齐景公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并且日益激烈，“三个不知文墨礼让，在朝廷横行，视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见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带剑上殿，视吾如小儿，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size=12.0pt][7]









由此可以看出齐景公对三士的忌惮，想要除去他们却无能为力。在如此的叙述之中，可以明确了解到是因为三士无礼于齐景公在先，隐隐要威胁到其地位，因此才想除去他们，消除或者说降低了君王冤杀功臣的诟病。同时作者为了突出三士的蛮横无理，塑造了三士粗狂怪异的相貌，且用一系列叙述突出三士的霸道无理，为齐景公和晏子想要处置三士做了正当的铺垫，故而虽三士有恩于齐景公，却不得善终。在《东周列国志》中，却与之前的两个故事文本内容恰恰相反。文本中，三士因勇功被齐景公赏识，虽粗疏无礼，但景公毫不在意，依然对三士宠信有加，并封三士为“五乘之宾”，之后二桃的杀计亦是被齐相晏子裹挟，被动参与到其中，三士自刎之时，“景公急使人止之，已无及矣。”


以上，在《晏子春秋》中，景公因晏子的进言、怂恿加之隐隐感觉到威胁，默认了二桃杀三士的阴谋，《喻世明言》中，齐景公对三士如“芒刺在背”，有心杀之，主动促成了二桃杀三士的计划，《东周列国志》中则是一直对三士赏识有加，陷入了晏子的阴谋，无力挽救三士的性命。


二桃杀三士故事的形成、发展，晏子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是他缔结了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三士与晏子的情理冲突因此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在《晏子春秋》中，晏子身为齐国的丞相，身居高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于潜在的政治威胁自是想方设法去铲除，因三士无礼于其这件事便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向景公进言可除之。齐景公认为三士勇猛过人不好去除，晏子则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其中透露出了晏子对于三士的轻蔑，认为三士无智谋，易除之，且除之对国家没有什么影响。晏子以二桃为计，缔结阴谋，使得三士自刎。但是三士的自刎恰恰证明了其并无政治野心，如此这一故事就成了“晏子为报一己私仇便利用景公对他的信任和自己的‘奸诈’将他们置于死地。”三士成了可歌可泣的人物，尤其是公孙接面临晏子的阴谋时，仰天大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这表明公孙接看破了晏子设局，让他不得不以功争桃的困境，但却没有想到突围的办法，这也说明了三士并非一味勇武，也颇具智慧眼光，但是这种智慧还不足以和晏子的阴谋一较高下，因而晏子显得卑琐阴暗，齐景公放任晏子奸计逞凶，则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喻世明言》中，三士蛮横无理，齐景公每每看到三士，便如芒刺在背，晏子身为齐国丞相，对于齐景公的顾虑和忌惮心知肚明，义无反顾站在景公一侧，缔结了二桃杀三士的计谋。在这个故事文本中，三士与晏子的冲突可谓是十分激烈，对于齐相晏子，三士豪不放在眼中，并且每每口出侮辱之言，对于楚国来使也是口出狂言：


[size=10.5pt]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践为平地，人人皆死，个个不留。




[size=10.5pt]汝乃黄口侏儒小儿，国人无眼，命汝为相，擅敢乱开大口！吾三人有诛龙斩虎之威，力敌万夫之勇，亲提精兵，平吞楚国，要汝何用？




[size=10.5pt]且看侏儒小儿这回为使，若折了我国家气概，回来时砍为肉泥！[size=10.5pt][8]














三士对于楚国来使的轻蔑，对于晏子的侮辱可谓是令人气愤，也可看出三士的目中无人、蛮横无理，之后晏子出使楚国，以自己的智谋使得楚王拜服，顺理成章提出了三士是两国和平交往的阻碍，成功把楚王拉拢到了去除三士的队伍中。在晏子使楚归国之后，面见齐景公，说了三士的无礼之处，景公便也道出了自己想要除去三士的想法，如此，晏子献上了自己的计划：“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并无谋略，若如此如此，祸必除矣。”至此，晏子二桃杀三士的计谋已经成型，缺乏的只是一个时机，而迎接楚王的宴会上便顺利实施了这个计划，三士自刎之后，楚王拜服：“丞相神机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后，永尊上国，誓无侵犯。”在二桃杀三士这个计谋中，表现出了晏子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城府韬略。


《东周列国志》中，齐景公对三士赏识有加，三士在朝中横行霸道，“挟功恃勇，口出大言，凌铄闾里，简慢公卿。在景公面前，尝以尔我相称，全无礼体……异日声势相倚，为国家之患，晏婴深以为忧。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听，反结了三人之怨。”此为晏子想要去除三士的原因，而鲁公访齐一事则是二桃杀三士的契机。在鲁公访齐的宴会上，晏子奏请以鲜桃为两国君主助兴，并且亲自去园中采摘，因故只呈上六枚，分桃之际即是二桃杀三士计谋的出现，在摘桃、分桃、三士计功吃桃这一系列过程中，晏子一直谨小慎微、步步谨慎，直到三士因分桃而激化矛盾，自刎而亡。在三士自刎之后，景公变色不悦，晏婴从容进曰：“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size=12.0pt][9]









晏子进觞于两君，欢饮而散。在这个故事文本中，晏子是站在政治制高点的，他对于三士的杀机是为了国家，为了君王，为了维护政权。


综上所述，二桃杀三士故事在流传演变中出现了不同的故事文本，虽然故事大致轮廓是一致的，但是故事文本中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和人物形象有着巨大的变化。而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二桃杀三士故事的解读和分析，以及时人对于故事的理解也是有着不同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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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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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父吟》的作者是否为诸葛亮，文中暂不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size=9.0pt][4]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汪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09

，第169

页。




[size=9.0pt][5]










《喻世明言》，（明）冯梦龙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284

页。




[size=9.0pt][6]










《东周列国志》，（清）蔡元放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529-530

页。




[size=9.0pt][7]










《喻世明言》，（明）冯梦龙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283

页。




[size=9.0pt][8]










《喻世明言》，（明）冯梦龙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284

页。




[size=9.0pt][9]










《东周列国志》，（清）蔡元放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第5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