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故事的文本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燕青在水浒故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情节。从宋元的文人笔记和杂剧传奇，到明代的《水浒传》小说文本，再到清、近的水浒故事续书和剧目，燕青的形象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本文运用叙事文化学的思路方法对燕青故事进行梳理，从而不仅可以看出这一人物自身性格内涵的演变与丰富，亦可觇见不同时代文化意蕴的差异，以期起到丰富《水浒》研究的作用。


关键词：燕青 水浒故事 形象演变 文化意蕴


在《水浒传》中，燕青是梁山好汉中较为特殊的一位。这是因为从地位来说，燕青位居天罡星之末，更无缘于“宋林鲁武李”这五大主角，但却是颇为读者熟悉的角色；从自身性格来说，在“百川归海”、梁山大聚义之后多数原本生龙活虎的好汉都变得不再那么个性鲜明时，他却和李逵一样，成为《水浒传》后期故事中刻画得仍然较为生动的人物之一；从戏份来说，燕青出场甚晚，但却有孤身救主、面见徽宗、泰州打擂等在全书中颇为吃重的情节，尤其到了以陈忱《水浒后传》为代表的《水浒》续书中，燕青的戏份和形象更是产生了质的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文化意蕴的演变。

燕青的形象，可以说伴随着水浒故事发展的始终，早在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元代的《大宋宣和遗事》等作中就有了燕青这一形象。在随后的时间里，随着创作者的不断加工丰富，时代的雕琢打磨，这一形象的自身内涵得到不断的扩展，最终成为《水浒传》的主要人物之一和相关题材戏曲、续作关注的重要对象。因此，分析这一形象的性格演变和故事嬗变，其研究价值即在于不仅可以深化水浒人物研究和水浒故事流变研究，亦可管中窥豹，觇见不同时代文化意蕴的差异。本文试图运用叙事文化学的思路方法对燕青故事进行梳理，揭示出这一人物自身性格内涵的演变轨迹以及折射出的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蕴。


燕青故事的文本流变与故事嬗变

（一）宋元：燕青故事的初起与尚未定型

众所周知，宋江起义是北宋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这一事件在正史如《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文人别集或私人史著如王偁《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张守《毗陵集》、方勺《泊宅编》《青溪寇轨》、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有零星记载。而具体言其人数者，则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 但这些头领的姓名却均无记录。宋末元初的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的“舌耕序引·小说开辟”中，记录了许多当时的说话名目，其中《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历来被认为是后来水浒故事的部分来源。

宋元时期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和发展阶段，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记录了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是龚为李嵩所画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画像所写的赞语，这是现在可见的最早记录了宋江团队三十六人姓名的史料，并附其绰号和简短评语。这些画像和其时的水浒故事今已不传，因此现有的赞语和人物绰号自然就成为我们研究水浒人物和故事源流的重要材料。燕青的姓名在此处首次出现：


浪子燕青：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这里的燕青已经有了“浪子”的名号，但却与其评语颇不相符，盖因宋代“浪子”之谓多指放荡不检、游手好闲、浪迹的平康巷陌公子哥儿，如《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辞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而此处说“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其意恰恰是说平康巷陌等娼妓所居之处，根本不知道燕青的名字，证明燕青并非拈花惹草之辈。“太行春色”是宋江起义故事流传于当时的抗金根据地之一——太行山一带的证明，这一地名其他好汉的评语里也有出现（如卢俊义“风尘太行”，戴宗“敢离太行”）。至于“一丈青”的说法，后来又成了《大宋宣和遗事》中张横的绰号。宁稼雨教授认为，这可见“一丈青”这样的绰号是宋代民间较为流行的取名方式，并非哪一个人的专利。 此处用指燕青，多半应指其身材高大，形容俊美。《宋江三十六人赞》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大体定下了燕青品性和体貌的特征，“浪子”的称号与“平康巷陌，岂知汝名”的赞语之间的矛盾，也很可能对后世《水浒传》作者关于燕青和李师师故事的创作有所启发。

元代的《大宋宣和遗事》分元、亨、利、贞四集，前两集讲述梁山泊宋江故事，其中很多故事成为后来《水浒传》故事的雏形。此书中燕青之名依然出现，但仅是作为劫取生辰纲的八个大汉与宋江三十六将之一被提及姓名，并无情节和性格可言。值得注意的是，李师师和宋徽宗交往故事在此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燕青尚未参与其中。虽然如此，比较完整的水浒故事已在此时基本成型，这为后来燕青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本基础与故事框架。

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日趋严重，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道路不复前朝之畅，加之宋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曲艺的兴盛，元曲成为有明一代的重要文体，文人纷纷参与到杂剧的创作中来，其中水浒戏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元代杂剧剧本的著录为五百五十多本，加上元、明之间的作品，实际上约有七百多种，其中，“水浒戏”约有三十二种。《录鬼薄》著录的元代水浒戏剧目有20种，现存4种，分别是：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又名《报冤台燕青扑鱼》）、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头》、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又名《大妇小妻还牢末》）、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录鬼薄续编》著录的元末明初水浒戏剧目有5种，现存2种，分别是：《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此外，《也是园书目》著录的水浒戏共7种，其中4本今存，分别是《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综上，元代和元明之间的杂剧，水浒戏现存10种。

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是现存唯一一部以燕青为主角的元杂剧（氏著还有《燕青射雁》，未见刊本流传。由剧名判断应为后来《水浒传》中“双林渡燕青射雁”的故事雏形），但该故事未被后来的《水浒传》采用。在这则早期的燕青故事中，他的形象并不怎么光彩。故事梗概为：燕青因为误了宋江规定的假期，受军法痛笞，以致一眼失明，只好孤身一人下山求治，他无钱住店，又被恶少杨衙内所欺，与别人博鱼（用鱼作注以赌输赢）却连本钱都是借的。后来他与燕顺、燕和结为兄弟，被燕和治好眼病，又偶然识得燕和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之奸情，却和燕和二人被杨衙内拿入狱中。幸得燕顺上梁山求宋江搬来兵马，救了他的两位兄弟。除此之外，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裕》、《梁山七虎闹铜台》、明初朱有燉的《黑旋风仗义疏财》等作品中也有燕青形象出现，但再未成为主角。


（二）明代：燕青故事的定型和圆融

明代戏曲中亦不乏“水浒戏”的著录。根据《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远山堂剧品》的著录，杂剧方面，明代“水浒戏”包括朱有燉的《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李开先《乔坐衙》，以及无名氏作品4种。共8种，今存5种。传奇方面，包括李开先《宝剑记》、陈与郊《灵宝刀》、沈璟《义侠记》等14种，今存5种。这些作品大多以宋江、李逵、林冲为主角，燕青故事在其中的所占比重很小。

在明代的叙事文本中，燕青故事得到极大的完善，燕青形象的文化内涵也变得远比前代丰富，还是主要见于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虽然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水浒传》终究是元明时期的历史文化土壤上茁壮生长起来的一株参天大树。本文采取《水浒传》成于元末明初这一说法。 陈大康先生在《明代小说史》中提出过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为我国最早的两部章回体白话小说，产生于元末明初，绝非偶然，它们因之带有那个血与火的岁月所独有的特征。笔者认同陈先生的这一看法，从这一角度去看待这两部名著，可能对其中的人物和情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燕青首次出现于《水浒传》的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甫一出场，作者便用两段韵文详细交代了燕青的年纪、相貌气度、服饰装扮和多样的才能：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带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着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脑后一对挨兽金环，护项一枚香罗手帕，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四季花。

唇若涂朱，睛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禀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夸能。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    听鼓板喧云，笙声嘹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


作者还在叙述文字中这样交代：“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

从这些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燕青的形象已经比元杂剧更为鲜明圆融，也更加光彩照人。大体来说，明代小说及以后作品中的燕青形象有如下特征：一，形象俊美，体格健壮。二，武艺过人，尤长箭弩。三，智力高，学习能力强，“艺苑专精”，精通乡谈（即方言）、市语，本领众多。这些特征都为后来情节的发展奠定了逻辑基础。此后，随着主人卢俊义的落难和主仆二人双双入伙梁山，燕青日益成为水浒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梁山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清、近：燕青形象的发展与新变

    清代以后，水浒故事仍是戏曲创作的重要题材，如杂剧中的《黑旋风寿张乔坐衙》、《戴院长神行蓟州道》和《十字坡》，传奇中的丘园《虎囊弹》、李素甫《元宵闹》、范希哲《偷甲记》、金蕉云《生辰纲》、介石逸叟《宣和谱》《翻水浒记》等，以及京剧中的《大名府》、《丁甲山》、《清风寨》、《神州擂》等。这些作品中大多还是集中在李逵、宋江、武松等人，燕青的出场一般是作为配角，且故事大抵同与《水浒传》小说。燕青故事在清代、近代的新发展，还是主要见于一系列《水浒》续书。

《水浒》的故事和人物，尤其是招安的悲剧结局、所剩的三十六员好汉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继续创作的可能。从清初至民国，有多部《水浒》续书出现。这些续书或在原著七十回后插入新的故事情节，展开新的叙事的小说续书，如《荡寇志》、《续水浒传》、《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浒》、《残水浒》、《水浒中传》、《水浒新传》；或从原著末尾接续，编织新的故事，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还有一种是完全另起炉灶，借原著人物表达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如两部《新水浒》、《水浒拾遗》、《戏续水浒新传》。这些续作都打上了创作者所处的时代文化的深刻烙印，是我们探究从明末清初至近代文人心态的珍贵文本。在这些续书中，燕青形象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总体而言，燕青在保留了前作中聪明机智、多才多艺的形象外，还具有了忠义的品性和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这在陈忱《水浒后传》、褚同庆《水浒新传》等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燕青故事演变的文化意蕴

（一）宋元：底层民众心态的形象书写

宋代的水浒题材作品还停留在史实记录和初创期，人物形象缺乏独立的意志和圆融的内涵。真正开始具有比较丰满人物形象的水浒作品，当始自元杂剧。元杂剧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元代的社会文化烙印。明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探讨南戏不如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时，曾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南戏“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 也就是说，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等一批“名人题咏”加入到杂剧的创作中来，是不可能有有元一代杂剧的兴盛的。这是元杂剧的大幸，又是有元一代文人的大不幸。在元以前，文人一直处于四民之首的位置，尤其是元代之前的宋代，在宋太祖以文治国的理念下，文人的地位更是空前提高，达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状元及第，岁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其荣亦不可及矣” 的崇高位置。因此不难想像，由宋入元，地位一落千丈的文人该承受了怎样的心理落差。钟嗣成说元曲作家中许多“高才博识”者也终身“门第卑微，职位不振” ，焦循《剧说》引《真珠船》语，谓元曲作者 “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 。当元杂剧作家们被迫从事这一行业时，他们却发现了在四书五经和翰墨书斋中所没有的世界：吏治黑暗，压迫残酷，很多比他们处境更艰难的平民百姓就生活在这样的不公正之中。于是他们把自己身处的、看到的悲愤与理想的蓝图统统化入笔下的作品中。《燕青博鱼》等一系列水浒戏，自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细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燕青形象和我们印象中的《水浒传》中的燕青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剧中多次描写燕青的平凡乃至落魄的生活细节，论才智，他没有《水浒》中燕青的机灵，而是一上来就误了宋江规定的假期多达十日，因此被责以致失明；论形象，他“白毡帽半抢风，则我这破搭搏，落可的权遮雨”，颇为寒酸简陋；论境遇，他“欠下房宿饭钱，一些没有”“我揣巴些残汤剩水，打叠起浪酒闲茶，我着些气呵暖我这冻拳头，再着些唾揩光我这冷鼻凹。瘦的来我这身子儿没个麻秸大，兀的不消磨了我剌绣的青黛和这朱砂”，又被恶少杨衙内“雨点也似马鞭子”一通鞭打而毫无办法，诚可谓栖遑落魄如丧家之犬；论本领，剧中的燕青也会武艺，但并无太多文艺才华，正如他所唱“往常时我习武艺学兵法，……我能舞剑，偏不能疙蹅蹅敲象板；会轮枪，偏不会支楞楞拨琵琶，着甚度年华？”在这里，与其说燕青是一个笑傲江湖的梁山好汉，倒不如说他更接近元代最底层人民的形象，比起后来《水浒》里的八面玲珑，杂剧中的燕青少了很多传奇色彩，多了许多平民气息。

其次，剧中也展现了燕青善良和敢于反抗的一面。当他在大街上被纵马的杨衙内撞倒，怒不可遏地骂道“又不是官街窄，怎故意的把人欺压。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云阳将赴法？”并声称“若见了他呵，我一只手揪住那厮黄头发，一只手把腰脚牢掐，我可敢滴溜扑活撺那厮在马直下”。当有幸遇到燕和，为他治好了眼病时，燕青感动地说出“哥也，你请坐，你是我重生的父母，再养的爷娘，请受您兄弟八拜咱”的谢语；而当他撞倒到王腊梅与杨衙内的奸情时，他没有因惧怕杨衙内“打死人如同那房檐上揭一块瓦相似”的势力而缄口不言，而是如实告诉燕和：“哥也，你是个好男儿，休戴着这一顶屎头巾！”并欲和燕和一起杀掉奸夫淫妇，虽未成功，但已见其胆魄，连作品开头对其大为不满的头领宋江也称赞“这的是与民除害，不枉了浪子燕青。”

如果结合其他元杂剧水浒戏中的好汉形象，我们会发现元杂剧中的趋于平凡的燕青形象并非特例，例如《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后来在《水浒》中威猛无比的关胜下山而染病又身无盘缠，只好趁夜偷走人家的狗煮熟充饥；徐宁同样下山后得病，欠了店家饭钱店钱，以至被赶将出来。对比之下，读者会惊异于这种“独自下山——遭遇挫折——路见不平——行侠除难”的故事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水浒》中动辄劫法场、打猛虎、拒千军的超人式英雄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在描摹水浒人物的人生历程时，元杂剧作家一方面同公案剧一样寄予着大众惩恶扬善的理想、反抗暴虐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时时流露出自身坎壈困厄、沉郁下僚、有志难伸的深沉悲哀，他们更加关注这些英雄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辛酸与无奈，更加着眼于他们平凡甚至潦倒的生活细节。可以说，这些描写正是元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杂剧作家们外在生活环境与内在心灵世界的折射，也是生活在底层的广大普通百姓的心声。

诚然，元杂剧作为俗文学题材，有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但创作者毕竟是士人群体，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又会相应的带有一定的文雅气息。元杂剧中的燕青形象亦然。如《燕青博鱼》中，时值八月十五，燕青看到中秋圆月，忍不住唱出一段《中吕·粉蝶儿》：“鼓打初更，是谁人推出这一轮明镜？原来是配金乌那兔魄东生。这早晚玉绳高，银河浅，恰正是夜阑人静。端的这月白风清。我则见滴溜溜倒垂着斗柄。” 后来明初朱有燉的《黑旋风仗义疏财》中燕青也有对于秋色的赞语：“三秋美景最堪怜，霭蔼凉风下碧天，红叶满山铺蜀锦，黄花遍地绽金钱……”近人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中这样评价元曲的风格：“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这些文雅而真挚的描写，应该对后来吹拉弹唱无所不精的燕青形象不无影响。

然而，当我们把这种雅化的描写和前面对燕青落魄不偶、粗枝大叶的形象相比，就难免会感到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分裂。如果结合元代其他水浒戏的燕青形象，这种感受就会更加明显。其他几部相关杂剧中，燕青再未成为主角，只是偶尔被提及，如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宋江发问“那个好男子汉，敢去十八层水南寨打探事情去？”结果竟然是“俺哥哥传将令三四番，可怎生无一个承头的？这一个燕青将面劈，那一个杨志头低。”如此畏首畏尾，不仅与《水浒传》中屡屡承担梁山重任的燕青殊不相类，也和一遇战事无不跃跃欲试的梁山好汉群体形象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元杂剧中的燕青形象，有着底层好汉的反抗精神，亦有一定的雅化倾向，但更多的是平凡的底层人民生存状态与内心的写照。这样的形象自然不够圆融，但确是元代社会文化的真实反映，也是水浒故事尚未定型、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定本出现时的必然现象。


（二）明代：多重而圆融的文化意蕴

明代燕青故事的文化意蕴主要见于《水浒传》，小说中的燕青形象得到了质的飞跃与丰满，开始成为水浒故事中的重要角色，呈现出多层面而又圆融的文化意蕴。按照故事内容和文化内涵，《水浒传》中的燕青故事与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板块：

1.卢俊义故事——士人文化：信而见疑的忠臣形象和急流勇退的高士形象

小说第六十一回交代，燕青是北京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幸得卢俊义收养，教会其一身的本事。卢俊义不仅是燕青的主人，更如他的父母和师长一般。燕青知恩图报，终生竭忠尽智地服侍着卢俊义，他的人生轨迹和卢俊义相伴始终，其形象和文化内涵自然也就首先形成于卢俊义故事当中。

小说中的卢俊义并不是一个多么睿智的角色，在书中他对忠心耿耿服侍自己的燕青总显得不那么信任，这在小说中有三次突出的描写，一是六十一回，燕青劝说卢俊义不要听信吴用之言出行，卢不听，结果中计，造成后半生的大悲剧；二是六十二回，燕青以李固、贾氏之奸情告知从梁山泊返回的卢并劝其不要回家，卢不听，结果被李固、贾氏诬告，险些丧命；三是一百一十九回，劝说已经功成的卢辞官归隐，以免鸟尽弓藏的下场，卢不听，结果被高俅、蔡京以毒酒毒死。

可以看出，卢俊义在人生中的三次关键时刻，都拒绝了燕青的忠告，结果每次都吃了大亏，以致搭上性命。如果联系到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的人生经历，或许就能对作者这种意味深远的安排有进一步的思考——前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后者乃“有志图王者”。虽然这些记载未必尽合史实，但仍可看作对乱世之中有理想抱负之士人形象的抽象概括。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由来已久，最初只是“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并能“通古今，辨然否”。随着封建秩序的解体，上层贵族下降与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数量大为增加，逐渐形成一种力量不可小视的社会阶层。然而，士阶层和统治者恰恰在所拥有的资源上是不一致的，前者拥有知识道德，以道自任，乃“道统”的代表，后者拥有政治权利，能够宰割天下，乃“政统”的代表。前者欲实现其理想抱负，势必要亲附、辅佐后者。当处于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之中时，道统靠士人自身的自尊与统治者争夺人才带来的礼贤下士或许还可以维持，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而当大一统之后，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士与政权的关系——也即臣和君的关系就被固定了下来，君权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士志于道”，从此，士之生命价值的体现就在于“以道事君”。孔子曾对君臣关系做出如下规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和“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⑪但在“政统”的束缚与压迫下，这种比较健康的君臣互动关系往往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之下，士人的命运或偶或奇、谏言或纳或否，往往就取决于君主的好恶，士人一心为君为国的忠贞也常常有可能遭到误解甚至毁灭，对此司马迁有精辟的概括：“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其实是千百年来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永恒的悲剧，从屈原遭贬、伍员赐死始，可谓绵延不绝。这些读圣贤之书成长起来的士人往往有一种自尊甚至自恋的心态：认为自己掌握着精深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自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使命。然则当他们的努力和忠贞遭到无情的打击时，其失落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明清小说的作家们虽然未必都以士人为创作对象，但却多为仕途蹇阻、怀才不遇者，所以在撰写小说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愤懑带到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中：


燕青又道：“主人脑后无眼，怎知就里？……主人若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倒来反说！我到家中问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么？”燕青跪在地下，擎着两行眼泪，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水浒传》六十二回）

孔明闻知，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孔明回至成都，怏怏不乐，顾谓众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三国演义》八十一回）

（悟空）止不住伤情凄惨，对唐僧道声：“苦啊！你那时节，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两界山，救我出来，投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千辛万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涂，只教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唐僧）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

行者骂（八戒）道：“这个好打的劣货！你怎么还要者嚣？我老孙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那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你趁早儿告诵我，免打！”（《西游记》二十七回、三十一回）


无论题材是传奇、历史还是神魔，作者们笔下时时不忘对“信而见疑”的忠臣形象做出点染：他们一再遭遇君主（或主人、师傅）的误解乃至贬谪，却毫无怨言，心里始终装的都是自己为之效忠的对象。其忠心执着如此，而命运复不公如斯，令人扼腕再三。明乎此，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虽然燕青的身份不是士人，但在卢俊义故事中他的形象确实有作者感慨于士人悲剧而给予的深沉寄托。2011年的新版《水浒传》电视剧在此特增加了“卢俊义错打燕小乙”情节，述李固反诬燕青调戏贾氏，燕青被不明就里的卢俊义在暴雨之夜痛打，但燕青为维护主人名节而忍气吞声，这可以看作燕青形象中这一文化内涵的合理延展。

    不仅如此，在卢俊义故事中，燕青还表现出对政治的清醒认识和激流勇退的见识。小说在七十四回开头即说：“话说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全书末尾对燕青的“了身达命”有更细致的描写，先是写他反复劝告卢俊义：“小乙自幼随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难尽。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并引用韩信、彭越、英布之典加以劝谏。如此强调再三，作者似仍觉不够，径直评价道“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并以“略地攻城志已酬，陈辞欲伴赤松游。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的七言诗和燕青自己的七言绝句“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再次申述。试想全书虽然多次描写燕青才艺，却何曾写他作过诗？如此众多较为违背常理的写法，只能显示出一点：作者对于“鸟尽弓藏”的中国古代政治规则有着深切的感慨。如果再联系到明初的政治生态，我们就能对这一点有更切实的感受。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以胡惟庸案、蓝玉案为始，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其牵扯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即使在这个“鸟尽弓藏”成为千百年来政治潜规则的国度中也是令人咋舌的。据有学者研究，《水浒传》中征方腊及后续部分，很大程度上影射了元末朱元璋灭张士诚及屠戮功臣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⑫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水浒传》作者对于燕青结局的刻画，既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专制体制下功臣的悲剧命运，又是对自己身处或耳闻的明初政治生态的无声抗议。同时也未尝不可以说，作者借燕青的结局，传达出建功立业之后急流勇退这一自己对士人理想人生道路的构想。


2.李师师故事：多才多智的能士形象和宋明青楼文化、市民文化的新变

在通过与李师师的交涉来达到面见徽宗、实现招安的大事中，燕青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干。本文开头说过，燕青形象确有一些特别之处，试看招安部分，燕青上山既晚，又非宋江嫡系，但却在招安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除了他的忠心足以为宋江所信任，自然也是因其过人的才干。

首先，燕青在与李师师交涉过程中表现出的才能和操守。小说中，燕青见李师师凡两次，第一次是七十二回，燕青先是巧妙取得了王观察的衣着，助柴进进入睿思殿。再是以如簧之舌、千金之利说动虔婆，从而见到李师师，促成了宋江和李师师的交涉，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调节氛围的作用。但这次会面因李逵闹事而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八十一回，此回燕青顺利完成了多项任务：一是以地道的“乡谈”瞒过军汉，进入东京，从而再见李师师，在解释原委之后充分施展其吹拉弹唱的本领，既大得师师欢心，又能坐怀不乱，巧妙化解了师师的勾引，不仅没有影响任务完成，见到了徽宗，还为自己讨到了赦书，也详细阐明了梁山招安的策略，得到了徽宗的青睐，于公于私皆大有收获；二是设法见到宿元景，转交了闻焕章的信和金银，使宿元景能更好地为梁山办事；三是和戴宗用计从高俅处救走了萧让、乐和。

从上述情节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不到一回书的篇幅中，燕青几乎以一人之力，在第一次宋江等人见李师师失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通过“枕头上关节最快”的手段，直接从徽宗入手，使梁山泊与宋王朝的紧张关系得以大大缓解，使招安事业有了质的突破，这得益于他对局势准确的认识：“旧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肩。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说：‘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来惊吓。’已是遮过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第二，燕青在整个过程中，穿梭于军汉、鸨母、名妓、皇帝、官僚等各色人等当中，并且都能应对自如，处理妥帖，证明其有过人的办事能力。如果说，卢俊义故事中的燕青形象主要展现出士人的忠诚肝胆，那么李师师故事中的燕青形象则主要刻画出士人的才能智慧。

上文提及，《说文》对“士”的解释很简单，“士，事也”。孔子说“推十合一为士”。《白虎通》进一步解释士乃“任事之称也”。近人如吴承仕者还曾从“臿物地中为事”的农业生产角度解读士的起源。综合各种说法，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士”是对古代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的统称。既是掌事，便需多方面的才能。《论语·子路》中有这样的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⑬可见在儒家的评价体系中，有真才实学、能够很好地完成君主所交付的任务，是一个合格的士所应达到的标准。从广义的士人形象来看，燕青是符合的，他既有士之忠，更有士之能，不妨把这个形象看作《水浒传》作者对理想士人形象在草莽中的想象。也正是因为《水浒传》中对燕青才干的集中刻画，才有了清初陈忱在续作中进一步描写的形象基础。

其次，元至明初青楼文化的发展变化。宋、元两朝，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民阶层的数量较前代远为增加，相应的娱乐要求也必然提高，“说话”艺术便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形式。在“说话”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商谜（“说话”四家的分类历来有争议，此取胡士莹、孙楷第二先生说法），其中“小说”的内容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烟粉”类所表现的自然与秦楼楚馆密不可分，又位列“小说”之首，足见此时这类题材有着不小的市场。加之世俗观念的影响，元明之际的青楼文化呈现出由礼教向世俗的转变，正如陶慕宁先生所说：“（篇中的主角）多多少少熔铸了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象。”⑭以李师师形象为例，南宋末年的《李师师外传》中，李师师痛骂卖国贼张邦昌，甚至为保名节不惜吞金而死，这就远远超出风尘女子的范畴，而俨然一殉国的烈妇形象。这一特征显然和南宋末年岌岌可危的形势与理学思想影响有关。而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中的李师师则毫无这些作为，而是一个道地的青楼女子形象：“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而燕青也深谙平康北里钱色交易的游戏规则，更深知李师师这类风尘女子的所思所想，故能左右逢源，完成宋江所托。因此可以说，《水浒传》中的燕青李师师故事呈现出明初青楼文化进一步向世俗情色的转变，李师师形象也更符合其较少受礼教束缚的风尘女子的形象。⑮

再次，燕青形象是宋代以后市民文化高度发达的缩影。这也是这个形象区别于其他好汉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城市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加上城坊制度的改变，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竞相发展起来了，其中尤以汴京、杭州最为繁荣。这时的民间艺术分类已经相当细致，如小唱、嘌唱、杂剧、傀儡、杂手艺、说话、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等，南宋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化。《水浒传》中多才多艺的燕青正是取材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小说中描写了燕青的多种才能，首先是“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鼓板喧云，笙声嘹亮”，指的是歌唱技艺。“荒鼓板”多为三五人为一伙，在秦楼楚馆之地，佳节欢聚之夜，沿街歌唱小词，以赚钱财；“唱赚”指只唱不说，并以鼓、板、笛子伴奏，这在杭州尤为发达，并有专门组织叫“遏云社”，取“响遏行云”之意，燕青的判词中“唱出绕梁声”灵感也或来源于此；其次是“拆白道字、顶真续麻”，即拆开一字，使成一句话的文字游戏，此为“说话”艺术中的商谜，即猜谜语，“先以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第三，燕青使得好枪棒，箭弩娴熟，有精湛的相扑技艺。在宋代，百戏与使艺艺术和相扑是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相扑还分官方与民间，获胜者会得到颇为丰厚的奖赏：“如头赏者，旗帐、银盆、采段。”可见，燕青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深扎根于宋代及后来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这就使得这个形象相比其他很多好汉，更具有民间文艺色彩和时代风貌。


3.征战故事：智勇兼备的良将形象

燕青的诸般才能集中体现在李师师故事当中，但又不尽然，如智扑擎天柱的相扑技艺，再如百回本《水浒传》七十八回开头所说“燕青能减灶屯兵”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水浒全传》中梁山受招安后燕青展现出的作战才能：征辽时，燕青随卢俊义攻破太乙混天象阵，班师途中在双林镇遇故友许贯忠，获赠三晋山川城池关隘图；征田虎时，燕青进献三晋地图，使大军占据先期优势；征王庆时，燕青在龙门关之战前劝谏卢俊义，让他不要亲自临阵，被拒后又调五百步兵，在平泉桥附近砍伐树木，搭建浮桥。后卢俊义战败，平泉桥被乱军压塌，大军全亏燕青搭建的浮桥才使得以保全。   

而在简本的《水浒忠义志传》中，燕青还潜入越江城做卧底，策反了守将胡俊、胡昷兄弟，里应外合协助李俊夺取城池；征方腊时，燕青假扮吕师囊帐前虞候，与解珍、解宝一同混入扬州城外定浦村，杀死勾结叛军的陈观父子。他还曾化名云壁，随柴进诈投方腊，以为宋军内应。清溪之战时，燕青又协助柴进，阵前倒戈，杀死敌将方杰，引宋军攻入帮源洞。可见《水浒全传》的作者在三传部分充分描绘了燕青的军事才能，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和燕青形象部分取材于历史上的太行山忠义军将领梁兴（即梁青）梁小哥有关。⑯而这也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作为一部诞生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的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定的军事作战能力自是燕青形象不可缺少的元素。而前述燕青自身灵巧多艺的特征，又使这个形象和武松、李逵等纯粹的武将产生了区别。因此可以说这一形象是好汉共性和自身个性的有机结合，使燕青有可能超越一般的武将形象，上升到运筹帷幄的战略层面。清代的几部续书也证明了这一形象的可延展性。

综上所述，《水浒传》中的燕青形象具有多个侧面，丰富且圆融，明初的士人文化、青楼文化、市民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因之，燕青在清近的水浒续书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三）清、近：感时伤世的家国情怀

明亡清兴，异族入主，这“天崩地坼”的现实以及清初的一系列镇压手段，种种这些带给清初汉族文人心理上极大的震动，“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可以说写出了许多清初文人内心的剧痛与无奈，文学遂成为他们发泄内心孤愤愁绪的重要的途径。终清一代，感伤悲凉的愁云始终笼罩着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体现在小说续作上，就是出现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续金瓶梅》等大量寄托着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的作品。

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是《水浒》续书中的佳作，也是燕青戏份最重的一部作品。陈忱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入清后绝意于仕进，而是寄愤懑与笔墨。他号称“古宋遗民”，其《水浒后传》的创作目的就是“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全书因而借宋事写明事，借书写梁山好汉抗金的事迹抒发歌颂英雄，贬斥奸邪，贯穿着比前作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这一创作意图在燕青形象上有比较突出的体现。燕青在该书中出现于二十二回，“巾帻短袍，丝鞋净袜，手里拿一张弩弓，背后小厮跟着，折一枝野花，并提一对斑鸠”，俨然仍是前作的潇洒灵巧形象。但其文化内涵已较前作远为丰富，该书中的燕青不止于聪明，而是进一步向心忧国家社稷的士人形象靠拢。他既有谋略又有行动，堪称《后传》中梁山好汉的主心骨，有着大量精彩的表：二十四回和杨林入金营探徽宗，神色自若，见其胆略；其对形势的概括“东京里面消息大是不好，金兵扎营在驼牟冈，皇帝又是个柔软的，拜李邦彦为相，力主和议。那兵部侍郎李纲是个文武全才，忠贞为国的大臣，反不听任。割了三镇，搜括富室金银犒师。百姓愁苦不可胜言！” ⑰对徽宗的评价“从来亡国之君多是极伶俐的……朝欢暮乐，哪知民间疾苦”“有国家的不比庶民，须兢兢业业，若偷安纵逸，大则丧国，小则亡身。如道君皇帝，用蔡京为相，奸党互结，上下蒙蔽，不亲政务，致陷了汴京，父子北狩” ⑱，面对王进责问的据理而谈，都可见其智识非凡；面对“那龙楼凤阙……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赵的皇帝了”的情形而不胜伤感，以及智赚高俅蔡京等四大奸臣，斩之以出梁山兄弟恶气，可见其侠义情怀；在酒楼上拾得金兵信物，以此多次用计，救出关胜等人，又在和金兵的对抗中多次出谋划策，可见其过人的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连宿将呼延灼都感叹到：“若无兄弟你这副大胆，会讲各处乡谈，也做不来”⑲；对暹罗国国王“岂不闻经传云：‘阴阳和雨雨泽降，夫妇和而家道成。’”的说辞讲婚姻与国家相联系，可见其儒家“齐家治国”理念的影响。⑳《后传》中的燕青形象，带有作者陈忱的思想烙印和国破家亡的沉重寄寓，较前作更为新鲜和丰满，如作者自己所说：“燕青忠其主，敏于事，绝其技，全于害，似有大学问、大经济、堪作救时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拟也。”“燕青是本传第一出色人物，前篇表其至性，此回写其才情。”○21 “救时宰相”正是作者陈忱对燕青这一人物的定位，其寄寓之重可见一斑。

《后传》中的燕青形象，首先是中国文人由来已久的“帝王师”梦想的延续。这一概念首先由孟子提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表达了一种士人既能入世辅佐君主以建功立业、又能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的典型代表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陈洪先生认为，《演义》中的诸葛亮有三个最主要的特征：1.书生出身而具有将略；2.与君主关系甚洽；3.事实上指挥、控制着一切。后世小说中的吴用、姜子牙、文素臣等无不受其影响。○22结合本文之前对燕青形象有士人情怀寄托的论述以及《后传》中的情节，应该说，燕青在这部小说中确实寄寓了陈忱“帝王师”的梦想，在前作中的吴用、朱武等人均已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而天崩地坼之时又需要有此人物出现之际，智勇才艺品行均备的燕青自然就成为这一形象的最佳人选，而《后传》中的燕青又被赋予了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最终护高宗返临安，辅李俊定暹罗，均显现出其“帝王师”式的才华。其次，结合明王朝崩塌毁灭的历史背景和陈忱的创作意图，可以说，更加才华出众的燕青形象是作者在大时代背景下对人才的呼唤。1644年，崇祯煤山自缢、明朝覆亡后，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荡。清朝的兵力本来十分有限，但他们看准了南明王朝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嘴脸，采用“以汉制汉”的手段，逐渐瓦解和消化南明政权。然而肉食者鄙，此时的南明高层统治者似只知道眼前小利，或如弘光、史可法等南明君臣迂腐裹足，一味偷安，或如郑芝龙、何腾蛟等一味保全实力，全然不顾更大的覆亡之祸，反倒是一些旁观的士人看得比较清楚，如崇祯朝大学士上书称：“今奴雏（指顺治）方幼，诸虏争权，河淮之辈，奴骑不到……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宋可拟也。”○23然而并无甚用。天崩地坼，却无有过人才智的南天一柱以重整乾坤，这正是令陈忱等士人最为愤懑之处，他们只得借笔墨抒写自己对德才兼备之大才的呼唤，《后传》中塑造了更为杰出的燕青等人，尤其是浓墨重彩地刻画其忠义精神和军事才能，正是寄托了他们这一深沉而永未实现的梦想。

清、近其他续书中，燕青也有比较重要的戏份，但再未成为主角。如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第一回便述燕青重游梁山泊，得知宋江、卢俊义被害，痛苦不堪而求教于罗真人，罗真人却以“天理所以昭彰，天运所以循环”来解释，为作者以“天道循环”将杨幺写成宋江转世这一整体构想的一部分，燕青后托生为心月狐宿钻心虫遍地锦殷尚赤。此书对招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塑了义军领袖杨幺的形象，继承了前作惩恶扬善的主旨。

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中，燕青是海盐县蛇山大王。宋高宗为躲避金兀术，乘船入海，结果在蛇山被小喽啰抓住。燕青听闻是宋朝皇帝，便命绑去砍了，却被护驾的李纲怒斥痛骂，燕青悔过便将高宗君臣送回海中，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作品均有感于明亡清兴的史实，燕青形象寄寓了他们遗民追思故国的复杂情怀。

较为特殊的嘉庆年间俞万春的《荡寇志》，该书立场完全与前作向左，述梁山好汉最终均遭虐杀。该书中燕青全然没有其他作品中的风采，而是在把守梁山泊后关、与欧阳寿通交战中，因三关已失导致六神无主，未及使用弓弩就被一鞭打中囟门，脑浆迸裂而死。俞万春如此安排燕青等好汉的结局，是和他目睹嘉庆后日益严重的帝国危机的现实、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事的经历和希望借此安定天下的思想分不开的。

程善之的《残水浒》是续作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它虽只有短短十六回，却别出心裁地抓住了前作中好汉们的矛盾，描写梁山覆亡的经过。此书中燕青和卢俊义组织“军官团”，倾向招安，最后投奔老种经略相公，被授为清塞军左厢都指挥；燕青偶然听得金大坚、萧让的谈话，知道了石碣乃宋江所造的真相，并指出宋江金钱笼络和暗中害人的卑劣手段。此书构想奇特，燕青也有比较重要的戏份，但人物内涵仍是聪明伶俐型，并未有太大突破。

20世纪后，中国长期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尤其是日寇入侵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这时期许多《水浒》续书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的。如张恨水的《水浒新传》  就是借张叔夜、宋江的事迹展现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对沦陷区的民众无疑也是一种鼓舞。此书中燕青仍然参与抗金，北宋灭亡后，他与卢俊义等三十三人被汉奸范琼用毒酒毒死。褚同庆的《水浒新传》中，燕青是北地好汉，与石秀是同门师兄弟，曾在代北一带抗击辽兵。他明确反对招安，最终随穆弘离开梁山，重回太行山扎寨，继续反抗朝廷。这几部作品燕青形象都寄寓着作者在国破家亡背景下浓烈的爱国情怀。

综上可见，在清初至民国的《水浒》续书中，原著中燕青多方面的文艺才能和轻快的喜剧色彩再无展现，取而代之的他卓越的军事才华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换句话说，在天崩地坼的历史转折时期、国家面临异族入侵的危难关头，燕青只可能是智勇双全的猛士，而再无暇去做吹拉弹唱风流倜傥的“小乙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梁山头领中，如果说宋江、卢俊义、吴用等高层领袖象征着士人“忠义”的人生观念与选择，李逵、武松、阮氏兄弟代表着彻底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的坚决反抗者，那么可以说，燕青是一个兼有二者色彩的独特形象，某种程度上有衔接的作用（作者将其排位安排在天罡之末或许也有意无意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出身下层，惯会吹拉弹唱，通晓民间技艺，有着鲜明的市民文化的特征，与多数好汉能够融为一体；同时又心怀忠贞，对士人兔死狗烹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体现出作者对士人命运的关注。在清、近的续书中燕青则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寄寓了复杂深沉的家国情怀。燕青形象虽小，却如水滴折射阳光一般照应出从宋元至近现代某些文化内涵的复杂变迁。对这一人物形象内涵的揭示，对于我们研究《水浒》人物、故事的变迁和元明清三代的文化流变，当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明]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

[2][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

[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4]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2月.

[5]傅借华.元代杂剧全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6]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

[7]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9]王齐洲.元代水浒戏三题[J].江汉论坛，2000年8月.

[10]汪姗.明清水浒戏改编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1]田同旭.元杂剧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

[12]陈建平.水浒戏与中国侠义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3月

[13]詹凌菲.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J].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

[14]何红梅.十年来《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与版本研究述要[J].菏泽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1页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0页

  宁稼雨.水浒别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关于《水浒传》成书年代的争议，可参看何红梅《十年来<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与版本研究述要》一文。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60页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60页

  [明]徐渭著，李俊勇疏证.南词叙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第6页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第230页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59册：录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41页

  [清]焦循.剧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第10页

⑪分见《论语·八佾》和《先进》，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5月，第41页，165页[西汉]司马迁.史记（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2月，第3010页

⑫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334页

⑬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5月，第194页

⑭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105页

⑮ 李师师形象的演变可参看詹凌菲.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

⑯ 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 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

⑰[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第204-205页

⑱[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第223页

⑲[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第250页

⑳[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第363页

○21[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宝文堂书店.1986年4月，第3页

○22陈洪、马宇辉.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南开学报，1998年第4期

○23顾城.南明史（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7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