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文化学有助于拓展中西会通之路

陈文新

（430072武汉大学文学院）


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理论工具的运用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主流学术，关于“小说”已有一套共识，只认可今人所谓笔记小说才是“小说”；另一方面，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又形成了一套新的共识，认为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才较为符合小说的标准，而笔记小说顶多只能说是小说的雏形。面对这两种共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取舍，这是正常的；大多数学者认同20世纪形成的新的共识，这也是正常的。但简单套用甚至滥用这种新的共识，其负面后果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个后果是，中国传统的“小说”经典，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在近几十年来的小说史中被边缘化，在文学史知识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古今评价的差异之大，触目惊心；第二个后果是，即使有学者研究到这几部著作，也是以20世纪的新共识作为裁断的依据，论人物、论情节、论虚构，不甚切合作品本来的特征，大多没有说到点子上；第三个后果是，在上述两种共识之间，学者们通常只注意其间的差异或冲突，却没有注意到沟通二者的可能性，中西会通之路在无意中被堵塞了，很少有学者自觉考虑中西会通的可能性。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本文的预设是：上面说到的两种不同的共识，其间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其间也一定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谓文化的差异，其实是以文化的相似性为基础的。没有相似，也就谈不上差异。具体到小说这种文体，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两种小说观确实在某些方面赋予了它不同的功能或实现功能的不同方式，但至少在两个层面，两种小说观大体上是吻合的：一、小说文本以叙述作为主要的存在方式；二、小说作为一个叙述文本是有文化意味的，它传达出某种人生经验，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某种理解。两种共识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叙述和传达意味的具体途径上，它们有不同的选择或侧重。这种不同的选择或侧重，正如中国人和英国人在着装上存在差异一样，其共同点（“着装”）是比较其差异的前提。既充分明了两种共识之间的差异，又密切关注两种共识的相通之处，以期在中西会通之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面对这一使命，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宁稼雨教授是这些学者中引人瞩目的一员。近年来，宁稼雨教授大力提倡叙事文化学，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指导他的诸多博士---一群青年才俊，一起探索，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他们的贡献，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领域的这种叙事文化学研究，有助于拓展中西会通之路。我曾经断言，21世纪的学术主流必定是中西会通。现在，在这句断言的下面，我要加上一句：在中西会通之路上，宁稼雨教授和他的弟子们，以其持续不断的努力做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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