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1      光明日报

2009，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历史注定它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并在这一年的国学史部著述中留下回声。



　　一些学术刊物基于不同的意义认知，分别就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史学，组织刊发了一系列综述性论文，回顾和总结不同领域的学术成就与不足，并对今后的发展作出不同的期许和展望。仅史部的专门刊物，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等，就刊发了相关综述十数篇。其中就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国学史部研究的整体方面，有卢钟锋《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思考——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为线索》(《历史研究》第4期)、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第5期)、乔治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第7期)、周祥森《新时期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及其思考》(《史学月刊》第9期)等。就古代史代方面，有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第1期)等。就近代史研究方面，有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第5期)、李喜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史学月刊》第3期)等。专门史方面，第3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约请了厉声、贾建飞等专家，分别围绕边疆研究、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研究、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研究等基本状况进行总结和展望。中国文化史，有何晓明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法制史，有陈兆肆发表的《近三十年清代监狱史研究述评》(《史林》第5期)。2009年，亦值刊发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镇《近代史研究》创刊30周年，该刊亦以此推出回顾总结的系列文章，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近代史研究》30年来的成就与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史研究》第3期，则以“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为题，组织发表了7篇笔谈，在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该学科发展的期许。



　　国学史部的学人以2009年的历史意义为契机，基于不同时段的立场对学科予以回顾、总结及展望，充分显示了国学史部学人的学术自觉与成熟。



一



　　纵观2009年国学之史部研究，总体上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继续对新出土文献保持高度的敏感。



　　新材料的发现与问题的提出，不仅是20世纪初以来新国学区别旧国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新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方面。盘点2009年的国学史学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新材料的史学价值，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



　　在新材料中，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及清华大学分别收藏的两批流失海外的秦简和战国简的反映最突出。先是2009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清华简《保训》座谈会”(座谈会纪要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年6月29日第12版)，此后《文物》又分别在第3期和第6期中发表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继而是《中国史研究》，以“新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专题的名义，分别约请从事其整理工作的专家撰文论述。其中论“清华简”者5篇，论“岳麓书院简”者5篇。此外，其他的史学专门刊物也对这批新发现的文献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史林》第4期，便集中刊发了几篇研究“清华简”的论文。



　　整体看，尽管新材料的利用，是推动2009年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对于传世文献史料的寻绎探索，依然具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而二者的结合或所谓二重证据法，则业已成为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如段渝的《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第1期)，就是通过古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的结合考察，得出了历史上存在从中国西南经印度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结论。



　　新材料促进新问题的提出，新问题的解决促进人们历史认识的深入，2009年史部学人对于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也是推进这一年国学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注意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思考与运用。



　　2009年度接近尾声之时，《历史研究》专门约请了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人，组织了一组“宋辽金史研究”的笔谈，其主题就是“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刘宗灵的《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第3期)，指出身体史因采用独特的分析视角分析传统史料，能够使人们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而姚霏《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初探(1903——1927)——以“身体”为视角的分析)》(《史学月刊》第3期)，则属于身体史研究范式的尝试。值得注意的还有李玉在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域探析》(《历史研究》第6期)。该文联系当前国学史学认识的实际，探讨了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方法存在的认识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宏大叙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这种将研究方法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2009年度的史部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内容。



　　三、有关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的问题，继续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侯旭东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因提出否定中国自秦至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体制的观点，在2009年遭到多名学者反驳。其中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第6期)，及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第9期)，分别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上对侯旭东的观点进行反驳。宁可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第1期)，则从正面阐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及演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学术领域也愈来愈活跃，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如何对待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问题，便成了常被涉及的问题。张海鹏认为:“在学术领域多样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近代史研究》第6期)。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些争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会持续下去。而对待理论讨论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或许也可看作是2009年度国学史部研究中的一抹光彩。四、以中西史学的比较揭示中国史学传统的现代价值。



　　所谓国学的概念本是因西学的存在而成立，所以国学的特点及价值，也只能通过比较才能彰显。脱离世界的孤芳自赏只能使国学丧失生命。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度的史部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构成其年度进展的一大特点。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一般性特点，一直受到19世纪初黑格尔相关论述的影响。对此，虽然中外都有人予以批驳，但很少有人从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作出深入的剖析。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一文，以恢宏的视野，通过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层面的比较，从逻辑与历史(经验)两个层面，对黑格尔所谓中国的历史是“非历史地历史”的曲解进行批驳。这也是国学从历史理论的高度与西方进行的对话。杨念群的《“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史林》第5期)则从中国传统历史“文质之辩”的视角展开分析，指出中国历史观拥有自己的独特构造，并非西方历史演进观念所能解释与说明。这些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历史分析，无疑是2009年国学史学研究中值得肯定的方向。



　　值得称道的还有一些学者进行的史学比较。有关论文有:董欣洁《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的编纂》(《史林》第3期)、向燕南《从“是∕应该”问题看传统史学理论中的现代因素》(《史学月刊》第12期)、乔治忠《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第2期)，以及王成军《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史学理论》第3期)等。在标榜“理性”及“科学”而建立的“现代”史学范式，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上都遭到困境之时，从一个比较的视域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无疑是弘扬国学的机遇，也是国学工作者的民族责任。



二



　　在具体的专门史研究方面，2009年国学史学也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



　　对社会史仍然保持着最大的关注度。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大多注意采用社会学理论，尤其是近年来兴盛起来的人类文化学进行分析。也许是缘于史料丰富，这些成果，研究明清及近代时期的更多一些。如赵世瑜于山西村镇聚落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冯尔康于宗族与祭祀等活动的研究、陈宝良于妇女生活的研究等等，2009年均有相关成果刊发于《清史研究》、《安徽史学》及《福建论坛》等刊物。从内容涵括的方面讲，2009年的社会史研究也保持着拓展的势头，举凡社会组织、阶级阶层、宗族、妇女、流民、赈灾救济、医疗保障及慈善等等，均有所涉及。



　　在社会史研究发展的强势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热相比，纯粹的文化史研究近年多少有些式微，2009年的一些研究，则表现出与社会史结合，将文化现象置于社会中予以考察的趋势，例如《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的韩晓莉《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一文，就是从秧歌小戏入手研究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文化史外，法律史的研究也有受社会史影响的趋向。2009年还可以看到法律与社会结合论述的许多研究成果刊发，其中张承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及司法案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2期)，就是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在婚姻政策、礼仪法规、司法案件、人身及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提出当时妇女在法律上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发生大变化的观点;张永萍的《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与〈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河北学刊》第2期)，采取的也是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视角。而注意到民族政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如邵方《西夏的诉讼审判制度初探》(《法学评论》第4期)、姜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佛道法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等，则是2009年法制史研究中值得肯定的走向。



　　经济史的研究，与其在国学史学中多年来保持着相当热度的趋向一致，2009年刊发的相关成果也相当的多，其中既有通过新出土材料的分析提出新问题进行的论述，如张荣强的《〈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3期》;也有对以往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其中如陈尚胜的《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贸易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第2期)，就是对国学界广泛赞同的所谓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学术观点是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加于清朝的话语霸权。盘点2009年的经济史研究，其所表现出的深化和细化程度，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盘点2009年的政治史研究，可以看出几年前邓小南等学者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的观点，逐渐得到一些认同和响应，这使得前些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渐渐显现出新的活力。2009年有关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不少，如卢向前、熊伟之《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查明昊之《从唐五代功德使一职的变迁看宦官势力的消涨》(《宗教学研究》第3期)、余蔚《分部巡历:宋代监司履职的时空特征》(《历史研究》第5期)等，都表现出注重制度的发展变迁、注重政治制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范式取向。



　　从国学史学学科结构看，史学史本应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基础学科，它不仅使史部的从业者对自己事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能让研究者对其所用史料建立起历史认识论的分析高度。然而与其他方向比较，2009年的史学史成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故而乔治忠在《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这门学科的前景表达了忧虑，认为史学史研究中，诸如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发育等等，都是应引起重视并需要改善的大问题。



　　国学史部的研究，2009年事实上仍存在许多问题，然而或拘于与现代学科分科的枘凿难合，或因国学概念认识上的分歧，使许多问题难以得到讨论，例如对于世界史，中国传统观念的“天下”本是具有世界意义，而传统史学中，从《史记》开始，无论记述还是考证的内容，无不包括“四夷”，为什么我们今天自置其于研究之外?80年前，影响于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迫于与现代学科体系的枘凿而解散。考虑到规定性与否定性的并存性，我们今天要再建立国学学科，就不能不解决好国学的学科内涵或界限的问题。



　　历史毕竟逝去，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还是未来。我们在2009年的大幕已落之时，盘点这一年的国学史部研究，其最终的目的不外是要寄望于接续而来的2010年。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



编写组执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向燕南　张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