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分析

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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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分析

李芸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史弘肇故事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跨越了多种文体，故事的情节、人物等在演变的过程中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主题的呈现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或同或异的变更。发迹变泰是宋元明时期史弘肇故事共同的关注焦点，到了清代则开始借史弘肇故事来表现传统儒家的经世思想。

关键词：史弘肇；故事流变；发迹变泰；经世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3−0001−01

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跨越了史传、类书、话本、南戏、杂剧、章回小说等多种文体，故事的情节、人物等在演变的过程中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主题的呈现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或同或异的变更。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梳理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形态，并尝试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史弘肇故事的文本演变

史弘肇是五代时期后汉名将。其事记载最早见于薛居正应诏监修的《旧五代史》。后，欧阳修重新私修五代史，即《新五代史》。前后两部五代史都载有史弘肇传，所记内容文字大体相同，所述人物事迹主要有：少时行侠仗义、健步如飞；在晋高祖麾下效力，一鼓而拔平定王晖叛乱，一马当先击退契丹，崭露头角；严毅寡言，治军有道；受后汉高祖临终托孤，辅佐幼主安定京城之乱；轻重有失、淫刑黩货，喜以告讦杀人，其属下解晖、杨乙等负势生事、贪戾凶横；重武轻文，与宰相苏逢吉屡生嫌隙，势如水火；怒杀太后亲族，夺回隐帝对乐人的赏赐，以致君主憎之；隐帝受佞臣挑唆将史弘肇等暗杀于广政殿东庑，待周太祖践阼，追封为郑王，以礼葬之；其子德珫正直聪颖。此后的史弘肇故事在这两部五代史的基础上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背离与吻合。

除新旧五代史之外，宋时涉及史弘肇故事的现存文献尚有史书8部，诗集注3部，类书6部，话本2部。史书中的记载变化不大，多因循前说。诗集注、类书所收词条多为毛锥子、长枪大剑、阎氏、水火、偻倮儿等，解释多采用史书文字。史学类书《册府元龟》中则有一些记载为其他史书所不见，如史弘肇为许州节度使时晋高祖委以禁戎之任，“弘肇擐甲在野，昼廵宵警，与士卒均其甘苦，无所间然，时人推其威而有爱，乃近代之良将也”，展现的是史弘肇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亲民形象。又如，“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幸城西城南御园及史弘肇园，帝尝与弘肇游宴其间，临觞嗟叹久之”，表现了周太祖郭威与史弘肇往日深厚的情谊。明代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目载有：“史弘肇传。”[1](第110页)程毅中认为《史弘肇传》即宋话本，而明代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是据《史弘肇传》辑录。原因有二：其一，冯梦龙自己在第十五卷篇末说道“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其二，话本中提到了镇越堂，程毅中认为镇越堂是嘉定年间汪纲所建，因此此篇头回应当是南宋人纂撰。因而程毅中先生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一篇换名为《史弘肇传》收入《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另有宋代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叙五代故事，每朝分上下两卷，《梁史》《汉史》皆缺下卷，史弘肇事仅见于《周史》，所叙与正史相近，情节简洁朴实，史弘肇还只是配角，故事演绎的成分极少。

金人王朋寿《类林杂说》卷十四“笔墨篇”收录“史弘肇”词条，云史弘肇不喜文士、重武轻文之事，与史书说法无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曰：“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偶得院本名目，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2](第276页)于下文“诸杂砌”下载有“史弘筆”，“筆”与“肇”形近，史弘筆可能是史弘肇之误。钱南扬在《宋元戏文辑佚》中亦认为金院本有《史弘肇》一本，见《南村辍耕录》[3](第55页)，现大多数学者亦认同有已佚金院本《史弘肇》一说。

宋元尚有南戏《史弘肇故乡宴》，作者不知，见于明人徐渭著录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4](第132页)。此戏现仅有两支佚曲存世：

【道宫慢词】【梁武忏】“冒雪，遇著娘行多娇媚。料想姻缘来这里，分福须定便留意。奴家不胜忻喜，列心肠待说详细。”

【南吕过曲】【梁州新郎】“……悄如花共柳，翠红妍……。”[5]（第一支曲见第907页，第二支曲见第458页）

第一支曲子乃男女互诉衷肠之辞，男女大抵便是史弘肇与其妻酒家倡阎氏。第二支曲子题为《史弘声》，冯沅君在《史弘肇——<金院本补说>之一》一文中认为，声肇形似，史弘声可能就是指史弘肇[6]（第27页）。《史弘肇故乡宴》全剧所演无从详知，既是“故乡宴”大概所写应是史弘肇发迹变泰、衣锦还乡之事，这是此前正史中没有出现的。

元时史书、类书涉及史弘肇事者，大都遵照前代说法。永嘉书会才人所编南戏作品《白兔记》叙的是刘知远的发迹史及其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史弘肇是戏中一个配角，由小生扮演，一共出场三次：第二出“访友”、第二十七出“凯回”、第二十九出“受封”[7]（第1-5页，第70-72页，第73-76页）。与此前的史弘肇故事相比，增加了史弘肇大雪请流落街头的刘知远到宅中吃素面驱寒的情节，表现了二人兄弟之谊。在这一情节中，还塑造了史弘肇妻子三七嫂言语俏皮的形象。与此前故事相同的是，刘知远前往太行山剿灭山贼，史弘肇是其先部前锋，因剿贼有功，史弘肇升为团练使。

明人冯梦龙所纂辑《古今小说》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叙述了史弘肇、郭威二人的发迹史。故事情节增加了神异色彩，叙述了东峰岱岳庙炳灵公请开笛阎招亮来开一对龙笛材之事。正是这个契机，使得阎招亮在阴间看到了史弘肇被封为四镇令公，继而伺机恳请炳灵公答应阎招亮将其妹娼妓阎越英嫁与史弘肇。阎招亮返回阳间主动邀饮结识史弘肇，阎越英见史弘肇异相愿嫁之为妻，亦可见社会风气如此。史弘肇偷锅之事以及与郭威在孝义店日逐趁赌、偷鸡盗狗，则表现了其粗野而憨傻的性格。故事最后刘知远起兵入汴，史、郭二人为先锋，驱除契丹，灭晋称帝，史弘肇自此发迹，则大致与史书相同。

《残唐五代史演义》题署“罗贯中编辑”[8]，而据当代学者研究并非罗作，似为明代后期无名氏作品。《残唐》以编年体例，主要描写唐末五代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民间流传较广。明末刊本《李卓吾批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八卷六十回，涉及史弘肇故事者集中在卷八。其中描写史弘肇助刘知远征讨反贼的情节详细生动，不见于史书记载。到了汉隐帝时，安定京城之乱、与宰相生隙、夺乐人赏赐、被暗杀于广政殿等事，则与五代史所记无差。

明代尚有已佚杂剧《巧配阎越娘》叙史弘肇故事。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专门著录明人杂剧，包括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品共二百四十二种。《巧配阎越娘》列入雅品，注：“巧配阎越娘，南北二剧共八折，叶宪祖。郭、史为五代间霸主能臣，槲园主人传以新声，满纸是英雄侠烈之概。八折分二剧，如《会香衫》式，而此更杂以南曲一折。”[9]（第161页）《旧五代史》载史弘肇“妻阎氏，酒家倡”，大概可以断定阎越娘就是史弘肇之妻。此外，《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写史弘肇妻子乃阎越英，也当与杂剧《巧配阎越娘》有关。从祁彪佳的注来看，杂剧不仅写史阎之配，而且似乎更要突出郭、史霸主能臣英雄侠烈之事，这与《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的人物情节比重分配有相似之处。

清代有两部涉及史弘肇故事的作品值得注意。其一是《飞龙全传》，清人吴璿根据旧本《飞龙传》增补改编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主要讲述的是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的故事。小说共六十回，第三十回“柴荣荐朋资帷幄，弘肇被谮陷身家”专写史弘肇事，故事情节不见于他书[10]（第729-752页）。叙的是，汉主听信国丈苏逢吉谗言欲铲除郭威，史弘肇再三谏言却被革职为民，恰巧看到苏逢吉不觉心头火发，与之大骂，举朝笏击之，汉主大怒下旨将史弘肇斩首示众，又听信苏逢吉谮言将史家满门抄斩。满朝文武都怀不平，却无人敢上前保奏。城内百姓忿忿不平，齐聚法场为史弘肇焚化纸钱，最终史家一百零五口全部被杀。与其他不同的是，《飞龙全传》极力渲染苏逢吉的奸诈、汉主的昏庸、史弘肇的孤忠，史弘肇之死亦与正史所记迥然不同。其二是心远主人所著、芾斋主人所评的《二刻醒世恒言》，又名《醒世恒言二集》，分上下两函，一函十二回。上函第三回《九烈君广施柳汁》所叙史弘肇故事也不见录别书[11]（第17-23页）。讲的是，九烈君与儒生的禄籍大有关系，凡得九烈君的柳汁染衣者皆得中高第，不遇柳汁染衣者尽管才华横溢仍然终身不得荣显。太上真人见王章读书半世未得显荣心下恻然，便恳请九烈君施柳汁，谁知柳汁不仅染了王章衣裳，又被太上真人拿去乱洒五方，一字不识、专使刀枪的郭威、史弘肇等也被施了柳汁，故二人亦得为官。汉隐帝时，郭、史二人被星士瞽一灵蛊惑谋反，弘肇之兵素无纪律四下乱杀，谋事不成，郭威大怒杀了弘肇，就势将谋逆之罪都归于弘肇。这两部作品与正史所差甚远，对于史弘肇的态度则是截然相反。

整体而言，一部分史弘肇故事在正史的范围内波动，吻合程度较高；另一部分则完全超出正史所载，神异色彩加深，人物增加，人物关系背离于正史，与此同时主题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关注点。

二、宋元明：发迹变泰之中的文化心态

历宋至明，史弘肇故事的情节、人物、文体都在发生各种变化，而发迹变泰始终是此期史弘肇故事的关注焦点与核心主题①，并且呈现出两个比较稳定的叙事特征：

其一，发迹变态之人总是具备不同常人的异相。在宋代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中史弘肇还只是配角，主要叙述的是刘知远、郭威等人的发迹史，已出现对刘、郭二人异相的描写：刘知远“面色紫黑，目多白睛”，在李敬儒梦中化身为一条赤蛇，继而变成一条青龙；郭威“左边颈上生一个肉珠，大如钱样，珠上有禾穗纹，十分明朗”。元代南戏《白兔记》亦写刘知远异相。明代《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宋话本《史弘肇传》）中，写史弘肇有“铜胆铁心”，在阎越英萧墙内藏身时化作“雪白异兽：光闪烁浑疑素练，貌狰狞恍似堆银。遍身毛抖擞九秋霜，一条尾摇动三尺雪。流星眼争闪电，巨海口露血盆”。题目既然是“龙虎君臣会”，龙指的应该就是刘知远与郭威，而虎指的则是史弘肇。“雪白异兽”应该就是虎的形象。虎者，百兽之长，在中国文化中是刚勇威猛、驱凶避邪的象征，人们也常常将那些横扫千军、威仪雄健的将军称之为“虎将”。这种赋予主人公异相的叙事方式，早在神话传说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当时是出于图腾崇拜的缘故。汉代以后，异相的附会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借异相来象征天命，论证政权的合理性。这也被运用在文学故事的创作中，通过异相的渲染一方面为主人公的发迹变泰找到“合理性”的支撑，另一方面让故事本身笼罩上了神异色彩，读之有味。

其二，人们都愿意主动结交异相之人。《五代史平话》中，李长者看到一条黄蛇从睡梦中的刘知远鼻孔内自出自入，断定“这厮必有大大发迹分也”，遂招刘知远做了入赘女婿；同样，柴长者因听道士说那郭威有天子之相，遂“别作一眼觑他”，并将女儿柴一娘嫁与郭威。《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阎招亮在阴间先知史弘肇是可当四镇令公之人，于是回到阳世数次相邀史弘肇饮酒。史弘肇为人粗鲁莽撞，阎招亮之妹阎越英在未见史弘肇之前听说要嫁给他，“好场恶气”，直到亲眼所见史弘肇异相，便请来哥哥说媒“情愿嫁他”。更有诗曰：“君不见张负有女妻陈乎，家居陋巷席为门。门外多逢长者辙，丰姿不是寻常人。又不见单父吕公善择婿，一事樊侯一刘季。风云际令十年间，樊作诸侯刘作帝。从此英名传万古，自然光采生门户。君看如今嫁女家，只择高楼与豪富。”夫荣妻贵，自古有之。一方面，这些女子能够慧眼识珠，甚至帮助夫君发迹变泰，最终获得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古代女子受传统礼教的约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没有财产所有权，“出嫁从夫”，因此只能依附于丈夫获得名誉和财富。此外，刘知远之所以将郭威收为牙将，也是因为见他“生得清秀，是个发迹的人”，又“见史弘肇生得英雄”，遂也留在手下为牙将。篇末诗曰：“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无论是夫荣妻贵，还是结交英豪，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原则。夏丏尊就曾在《中国的实用主义》文章中说：“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12]

这两个叙事特征在其他武人发迹变泰类作品中也十分显著。如“三言”中的《临安里钱婆留发迹》、《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在史弘肇故事的长期演变发展过程中，发迹变泰这个主题之所以能够历宋元明三代而经久不衰，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发迹变泰，指的是由贫致富，由贱致贵，由卑微而得志显达。在中国传统古代社会，发迹变泰的最主要标志就是进入仕途，出将入相。“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森严的门阀制度是两汉到隋唐赖以选拔官员的政治系统，国家官职被豪门世族垄断，出身背景决定了仕途前景。因此在宋之前极少出现以“发迹变泰”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到了唐末，门阀士族受到了黄巢起义的极大摧毁，逐渐衰落。加之五代十国，连年战乱，社会动荡，士族颠沛流离，终趋消融。另一方面，“乱世出英雄”，政权的频繁更迭，也给下层草根平民一步登天提供了机遇，从而出现了刘知远、郭威、史弘肇等一系列发迹变泰的传奇人物。到了宋朝，重视和改革科举制度，广开寒俊仕进之途，一朝之间跻身于上层社会成为可能。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是目前所见最早将发迹变泰作为小说的一种题材类型的：“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13]（第9页）可见宋时发迹变泰题材已占有很大比重。元代民分四等的等级政策与半行半废的科举制度使得汉人士子平民的发迹变得愈发渺茫，此期的发迹作品则寄托了大多数汉人的一种希冀。到了明代，以“三言”为代表的发迹变泰作品汩汩而出，于文人发迹、武人发迹之外，此期开始出现工商业者发迹的故事。明政府注重发展经济，工商业日益繁荣，商业城市增多，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大大发展，商人地位亦水涨船高。对于下层平民来说，发迹之路又多了一条新的选择。

发迹变泰题材的受捧，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于生活的不满，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对于富贵的向往。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的这些草根皇帝将相，刘知远、郭威、钱镠、朱元璋、史弘肇……为他们的发迹梦想提供了可能性的论据，有朝一日他们也可能高冠陪辇、驱毂振缨，甚至称帝为王。而与此同时，却将发迹的可能系之于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中若有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比于统治者对于天命论的政治利用，中国传统底层民众对于天命始终保持着敬畏与信奉，以及作为失意时的自我告慰。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科学的不发达，人们将很多事情的解释归之于天命，这是早期朴素的天命思想。之后统治阶级、诸子百家历朝历代对于天命的解读虽有种种不同，则更多是出于政权的巩固与稳定。而对于被统治者普通老百姓来说，天命就是可以左右他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死生寿夭、穷通得失的一种神秘力量，这个观念变化并不很大，并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特性。

三、清代：褒贬不一背后的经世情怀

到了清代，《飞龙全传》与《二刻醒世恒言》开始出现了对史弘肇明显的褒贬意向，主题也与此前有所不同。

《飞龙全传》第三十回“柴荣荐朋资帷幄，弘肇被谮陷身家”写史弘肇进谏隐帝最终被苏逢吉谮言所害之事。历史上苏、史二人却有嫌隙，但并不能简单给出对错善恶的评论，且史弘肇也并非因苏逢吉所谮陷害而死。而在《飞龙全传》中，苏逢吉完全被塑造成了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妒害忠良，笼络奸小，在朝十奏九准，任意横行”，冤枉史弘肇通同郭威谋反，害史弘肇满门被斩，此后又激变郭威，怂恿隐帝御驾亲征，导致隐帝被弑，后汉衰亡。而史弘肇则被塑造成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形象，再三劝谏隐帝“亲贤远佞，贵德褒能”，却被革职为民；满朝文武无人敢与苏逢吉作对，而史弘肇敢公然大骂苏逢吉“眼见锦绣江山，毕竟断送在你这奸贼之手”，举起朝笏击打苏逢吉面门；城内百姓“平日间承他惠养爱恤”，都到法场为弘肇焚化纸钱。

《二刻醒世恒言》第三回“九烈君广施柳汁”写隐帝重武轻文，最不喜文臣“识得几个字，变坏祖宗制度”，“专任武臣及九流异术之人，以佐太平”。左丞相王章劝谏隐帝“文能安邦，武能定难，不可偏废”，史弘肇反驳王章曰：“陛下何不即令王章赋诗以退之乎？据臣所见，长枪大戟可以杀贼，安用毛锥。”隐帝听信史弘肇之言，将王章免官出朝。后，郭威、史弘肇二人被星士瞽一灵蛊惑谋反，弘肇之兵素无纪律四下乱杀，谋事不成。隐帝被乱兵所弑，皇弟刘赟即位，郭威大怒杀了弘肇，就势将谋逆之罪都归于弘肇。这篇小说与史书所载相差更远，按《旧五代史》所载，王章与史弘肇一样轻视文臣，曾说过“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隐帝并非被史弘肇所杀，而是恰恰相反；史弘肇与郭威感情甚笃，郭威即位之后，追封弘肇为郑王，以礼葬之。

无论是把史弘肇塑造成忠臣，还是逆臣，两部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对于昏君佞臣的批判，对于明君贤臣的呼唤。《飞龙全传》在第三十回回末总评曰：“弘肇侃侃进言，分别厉害，陈时政之是否，指君道之从违……诚无愧乎！古昔大臣之风矣……围殿毁打虽失朝仪，然待权奸一辈不妨激烈，朝笏一举便折三段，此事何等畅快！惜乎，笏无锋利，不能斩伎臣之首也。”《论语·宪问》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4]（第151页）意思是说，事奉君王，不可欺骗，且要敢于直言不讳、当面规劝。儒家的直谏传统正是吴璿所谓古昔大臣之风。《二刻醒世恒言》第三回借九烈君之口说：“我所以珍重柳汁不肯轻染人衣者，正为这些酸措大功名到手，就不顾国家利害，只图自己富贵，坏天下、家国的，都是这些人了”，又在回末总批曰：“定天下事者，固是我辈；而坏天下事者，半是经生。”这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达的都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15]。

吴璿或是心远主人都在其创作与评论中，流露出对国事朝政的关注，一个追怀“古昔大臣之风”，一个讽刺“坏天下事”的酸措经生，根本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经世精神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内涵之一，孔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儒家士子积极地参与政治，可以说传统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一直讲的都是入世之道。宋代理学大兴，到了后期逐渐僵化，脱离世事，走上穷理之途。之后产生的陆王心学也未能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路上走太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开始极力主张倡导关心时政，心系民生。然而继之而来的文字狱，造成了大批士人闭门考据，不闻国事，他们对自身政治使命的高度觉识几乎丧失殆尽。《飞龙全传》与《二刻醒世恒言》正是创作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中。

综上，不同时代对于史弘肇故事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发迹变泰是宋元明时期的关注焦点，到了清代则开始借史弘肇故事来表现经世思想。史弘肇故事之所以能够自宋至清不断被讲述、搬演，与其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注释：

① 宋话本《史弘肇传》与明《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所叙内容应当相近，金院本《史弘肇故乡宴》从其剧名分析应当叙的是史弘肇发迹变泰、衣锦还乡之事，明杂剧《巧配阎越娘》既写郭、史霸主能臣英雄侠烈之事，亦应离不开发迹变泰。

参考文献：

[1] [明]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明]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5]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6] 冯沅君．史弘肇[J]．俗文学专号．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

[7] [明]白兔记．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明]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M]．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10] [清]东隅逸士．飞龙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1] [清]心远主人．二刻醒世恒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2] 夏丏尊．中国的实用主义．月读，2013(7)．

[13] [宋]都城纪胜（外八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 徐月高，汪谦干．谈儒家担当观．光明日报，2015-06-03(14)．

〔责任编辑刘小兵〕

英文：

The Text Evolution and Cutural Analysis of ShiHongzhao’s story

Li Yun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choses Cultural Narrative method to review text patterns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of ShiHongzhao’s story and analyses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of plots or themes .The story contains many stylistic.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tory line and characters undergone various changes,and the theme also changes. the theme of becoming prosperous is the focus of the story from Song to Ming Dynasty.But,in the Qing Dynasty,the story began to show the thought of administer affairs.

Key words: ShiHongzhao’s story;spread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story;culture;the theme of becoming prosperous;the thought of administer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