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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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
马周作为文人“发迹变泰”的典型代表，与之相关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对该故事从唐至清的文本进行梳理，并对该故事中的“发迹变泰”主题进行文化动因分析，从而更为清晰地展现该故事的演变轨迹及不同朝代的人们对此故事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马周；发迹变泰；主题

　　　马周（601-648），字宾王，清河庄平（今山东）人，精通《诗》、《传》，为人放荡不羁、不为州里敬重。贞观三年（629），马周至长安，经中郎将常何举荐，得太宗赏识，官至中书令。马周故事自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演变，人物形象及故事内涵均发生了变化。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首先梳理该故事的文本形态，其次动态分析其演变的文化因素，并深入挖掘其流传至今的根源，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该故事。
一马周故事形态演变
　　　马周独酌的故事最早见于《大唐新语》。该书卷六记述“马周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补州助教，颇不亲事。刺史达奚怒杖之...遂感激，西之长安，止于将军常何家”[1]，后因代常何上策，被太宗重用而发迹。其后《谭宾录》（佚，《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四《马周》注出此书）[2]在此故事基础上，新增马周悠然独酌情节；《定命录》（佚，《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卖炊媪》注出此书）[3]又增马周落魄长安时，经卖炊媪引荐成为常何家客的情节。此外，该故事还作为典故被文人写入诗中，如白居易的《新丰路逢故人》、李贺的《致酒行》。此时期，马周故事已初步成型，但故事短小、情节相对简单，故事内涵的独特性与唐代的尚武崇文风气密不可分。
　　　五代至宋元时期，在《旧唐书》、《新唐书》、《南部新书》、《绀珠集》中，马周故事的情节基本延续前代；而在《神仙拾遗》（佚，《太平广记》卷十九《马仙官》，注出此书）[4]、《三洞群仙录》中，马周是“华山素灵宫仙官”，故事围绕“奉命佐国”的情节展开，叙述马周佐国成功、复归仙班之事，故事充斥着神仙教化思想。同于唐代，马周故事也被写入诗词中，或表达对马周才能的认可，如《过丹阳界中新丰市》；或表现马周怀才不遇的无奈，如《和渊明贫士诗其一》。在此时期，马周由人变为“天官”，故事情节、内涵较之唐代更为丰富，故事情节的改变、马周命运的转变都与宋代市民文学的发展脱不了关系。
　　　明清时期，马周故事进入繁盛期，出现在多种文学样式中。史书、方志有《松江府志》、《明一统志》、《大事记续编》、《资治通鉴补》，所述故事情节同于《旧唐书》；丛书有《天中记》、《山堂肆考》、《弘简录》，多记述马周独酌的情节；诗词如龚辇《赠顾潘》、蒋主忠《玉山人才歌》。但此时期该故事在杂剧、白话小说方面更为突出。杂剧有茅维的《醉新丰》、杨潮观的《新丰店马周独酌》、叶承宗的《穷马周旅邸奇缘》（佚）。这几部杂剧多围绕马周落魄独酌的情节展开，叙述其由落魄走向发迹的经过。通俗白话小说有冯梦龙的《穷马周遭际买炊媪》、《买炊媪》，这两种小说则延续前代马周与买炊媪的故事情节。清代褚人获的长篇历史小说《绣像隋唐演义》也记述了马周故事，虽然所占篇幅不大，但却是马周故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及通俗文学繁荣的背景下，马周故事所蕴含的士人心态通过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展现出来，进一步增加了此故事的内涵。
二马周故事中的“发迹变泰”文化内涵
　　　自唐至清代，马周故事基本围绕“落魄-常何家客-发迹”的线索展开，在此基础上，文本形态及内涵不断变化。文本形态由唐代的志怪小说、诗到宋元时期的史书、笔记、诗词典故，再到明清时期出现的戏曲、小说等形式。马周的形象也由正统文人向市井生活中的不羁文人转变，故事中的“发迹变泰”主题内涵则由唐代文人笔下的渴望建功立业变为市民文学、俗文学背景下的追求富贵。下文以朝代为序，对该故事文本演变及主题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唐代：尚武崇文政策下的“发迹变泰”
　　　《汉语大词典》认为“发迹”即“由卑微而得志显达”。可知“发迹”指人扬名，富有；“变泰”则是变好，安宁、舒泰，古人通常叫通泰。因此，“发迹变泰”即凡事闭塞到极点就会转向通泰。《史记》中便记述了“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5]。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混乱，氏族门阀制度森严，“上品无寒门”的现象突出，身处乱世下层文人改变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可能性降低，相关的“发迹变泰”的人物也减少。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拔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在唐代得到发展，从而为唐代文人发挥才能，建功立业提供了契机。
　　　唐代马周故事几乎都是围绕“落魄-发迹”这一线索。此阶段马周故事主要见于《大唐新语》、《谭宾录》、《定命录》中。《大唐新语》记述“贞观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故事中常何为将军，是臣；马周是门客，依附常何。《谭宾录》一书同样记述“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6]此故事中，马周代武将常何做策论。《定命录》也记述“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7]在这三个版本的马周故事中，不能忽略的一点是马周的通泰都离不开常何，即使《定命录》中马周的命运与天生具有富贵相的卖炊媪联系密切，最终还是脱不了常何的引荐，马周的发迹与武将联系密切。此外，马周的发迹还在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大唐新语》中记述“遽召周与语，甚奇之。直门下省，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谭宾录》中也记载“遣使催促者数四”，此处都表现唐太宗的求贤若渴、选贤任能。因此，从此时期故事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周的发迹完全依托在武将常何及明君唐太宗身上。唐初有著名的“贞观之治”，在唐太宗的治理下，久经战乱的文人武将以天下昌泰为己任，武将出征边塞立功、文人走科举之路发迹，都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马周作为太宗时代的著名宰相，其相关故事的文本形态及其发迹的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氛围都分不开。唐朝建立之初，北有突厥、西有吐蕃、东北有契丹等民族，它们虽然与唐朝有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但是在其壮大时又会与唐朝为敌，于是清除边患、保证边境的安全是初唐边塞战争的主要任务。如唐太宗李世民便有《执契静三边》、《经破薛举战地》、《伤辽东战亡》等边塞诗，以所见所闻表达对于边患的担忧。唐太宗甚至亲自教授士兵射术等技能，其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至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边塞征战、边塞诗的繁荣都表明唐代尚武尚侠风气十分浓厚。常何一介武夫，备受尊崇也是理所当然。所以马周选择做常何家客，正是因为其在唐初的地位和影响较大。另外，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的积极入世思想浓厚，他们追求建功立业，渴望进入仕途，改变命运。强烈的精英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使他们不忘记自己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8]，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往往与国家、百姓密切相关。因此，马周不甘于为一个州里助教，不甘落魄。同时，在唐代，即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往往也希望通过战场杀敌来实现自身抱负，如李白有《侠客行》，王维有《老将行》。因此在仕途上不得志的文人，往往通过拜谒或入幕来等待实现抱负的机会，以求改变自身经济、政治地位，如渴望“画图麒麟阁”的高适便是通过边塞入幕，成为哥舒翰的猛将，最终封侯。常何贵为将军，马周依附常何，正是当时尚武政策下，下层文人为改变命运入幕、做家客的一个缩影。另外，《谭宾录》、《定命录》均是志怪小说，如《谭宾录》中“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定命录》中“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李淳风、袁天罡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上面所述作品都具有志怪、志人小说的特点，其中《定命录》中还蕴含着浓厚的命定思想，所述马周故事更多一些传奇色彩。志怪传奇小说的关注点也与科举制度相关。唐代科举考试不实行糊名，而是公开采用一种“通榜”的办法，即主考官可以采访举子在社会上的才德声望，因此“行卷”、“温卷”成为科举路上的一块垫脚石。擅长写小说而又渴望在仕途上有成就的文人通过创作更为吸引人的作品让自己扬名，从而为自己的科考增加筹码。在唐代，除正史，唐人志怪传奇小说往往会记述诸如爱情、神奇经历等方面的故事，唐代文人也乐于将这些传奇故事写入作品中，从而吸引读者和关注，从而获得众多的声誉。马周出身下层百姓，官至宰相，其落魄、被鞭笞侮辱的经历激发了文人的好奇心理，其最后发迹的经历则更是让文人羡慕。因此，《谭宾录》、《定命录》增加了《大唐新语》中所没有的马周悠然独酌、卖炊媪助马周等情节，并将故事与人物命相相联系。这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增加作者的知名度，对后世马周故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相关的独酌情节，其后甚至被载入正史。此时期的马周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科考举子希望借助其“发迹变泰”的经历带给自己“发迹”好运的心理。
　　　《定命录》中记述“（周）明诗传”，马周通《诗》、《书》，不满于仅在乡里做助教，他渴望一朝“画图麒麟阁”。马周故事中的这种渴望建功立业的想法除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氛围相关之外，还与唐王朝的崇文政策密不可分。唐代帝王尊崇儒学，鼓励有才能的人为国出力，因此文士社会地位升高。唐王朝建立之初，继承北朝、周隋的典章制度并完善科举制度，国力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兴盛打破了氏族门阀制度的限制，给了文人平步青云的机会。于是众多无势文人通过苦读来获得“发迹变泰”的机会，马周也不例外。唐太宗让武将文臣上策论，正体现这点。
　　　这个时期的马周故事数量少、篇幅短，“发迹变泰”主题与传统的立功、立言思想密不可分，反映了历经战乱的武将文臣渴望建功立业，追求国泰民安，而马周便是其中的代表。
（二）五代至宋元：市民眼中的“发迹变泰”——追求富贵与成仙
　　　“发迹变泰”一词最早出自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9]，可知“发迹变泰”题材的小说在五代至宋元时期已蔚为大观。此时期马周故事淡化了唐代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追求，凸显了宋元时期市民对“发迹变泰”的理解和追求，即修道成仙，得享富贵。此时期涉及马周故事的有《两唐书》、《绀珠集》、《神仙拾遗》、《三洞群仙录》。
　　　《两唐书》从史家角度，将志怪小说中所述与马周相关的奇闻记录下来，如《两唐书》都记述了“（马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绀珠集》记“马周微时入都，至新丰，逆旅。遇贵公子，饮酒不顾周，周即市斗酒，独饮之余以濯足。”[10]五代至宋元时期，马周饮酒故事中增加了被“贵公子”怠慢的情节，但马周悠然独酌，其沉稳大气形象突出。欧阳修在《新唐书》写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11]，此句话不乏羡慕，但更从客观角度认为具备真才实学才是走向富贵通泰的充分条件。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写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12]，可知文人往往借发迹变泰题材的小说来激励寒门，要下层文人努力掌握真才实学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分析故事中此种看法的出现，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氛围。五代至宋元时期，旧的经济制度的崩溃、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供人娱乐的场所“瓦舍”。商人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宋代文学的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即故事要适应社会现实中普通民众的观念、习俗和文化。在宋代，经历战乱的百姓已经不再具有盛唐那种大气和风骨，经济上的富足让他们不再汲汲于科考。而且宋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他们相信具备真才实学、脚踏实地会让自己平步青云，不再希冀于入幕或者做家客来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
　　　《神仙拾遗》和《三洞群仙录》则对该故事进行了重新的解释。《神仙拾遗》记述“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赦之下佐于国。而沉湎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13]后经点化，佐国成功，复归仙班。《三洞群仙录》也记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何为沉困于酒，自掇困饿”[14]。这两部著作均从道家的角度来演绎此故事，故事中的马周贵为天官，因沉溺于酒，错失良机。但马周虽是仙官，却关心国家治乱、百姓饥寒，这似乎与唐五代之前神仙思想中追求独立出世、上升仙界不同。此时期马周故事文本中，道教著作最多，故事内容、主旨无一不与道教相关。马周故事与道教相联系或许与宋代大力提倡道教相关。赵宋王朝从前代的佛道斗争中认识到道教对巩固统治必不可少，宋真宗更是道教的狂热提倡者。宋代积贫积弱，赵宋王朝提倡道教是为了维护统治，如马周的穷达富贵皆因神仙的操控而非人力可及，借用道教故事中的人物来让百姓便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将祸福生死寄托于神仙。此外，故事中，马周的溺酒行为才是其未发迹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是道教修持的禁忌。唐末五代后，道教开始关心世俗的苦难，往往具有救世思想。宋代，道教的修持与儒教的自我修养、佛教的禅定结合起来，道教的修炼方式也由外丹向内丹转化，注重修身养性。此时期，经文人重新创作和抒写，马周故事与市民百姓生活联系，成为劝诫世人修身的工具。
　　　这个时期，马周故事典故还被文人写入诗词中，借以表达自己的苦闷及对马周发迹的羡慕。如张耒的“马周未遇虬须公，布衣落魄来新丰。一樽独酌岂无意，俗子不解知英雄。”；陆游的《读杜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遭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叹。”；元代徐再思的《双调•水仙子•夜雨》“落花灯，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马周新丰独酌后有“发迹变泰”的经历，但这些文人则始终苦闷、无奈。“沉下僚”的境遇让他们多借此表达自己的忧愁、抒发自己心中无奈，此故事也具有了其在雅文学领域的活力。
　　　宋代社会的风气平实，这让宋代士人对马周故事也持一种客观态度；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学的发展与道教相结合，则让马周“发迹变泰”前因后果成为劝百讽一的范例。
（三）明清：专制主义高压下“发迹变泰”内涵的丰富性
　　　明清时期，“变泰发迹”题材的小说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在类型方面，除了武将发迹和文人发迹，又增普通商人发迹类型，呈现复杂化的倾向。在专制达到顶峰及改朝换代环境下，马周故事中的“变泰发迹”主题也变得复杂：一方面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马周故事成为亡国遗民情绪的投射；另一方面马周发迹经历中的市井、流氓气息愈加浓厚。
　　　除去不存的戏曲作品外，此时期涉及该故事的作品有四部：茅维《醉新丰》杂剧、褚人获《绣像隋唐演义》小说、冯梦龙《穷马周遭际买炊媪》白话小说、杨潮观《新丰店马周独酌》杂剧。其中茅维《醉新丰》杂剧是唯一一部表现亡国遗民情绪的作品，余下则可以从中了解专制主义高压下的市井百态。
　　　《醉新丰》中记述“非是俺无志建功，朝廷上妒贤嫉能的多，哪个肯举荐俺哩”[15]。从马周口中得知其虽然有才华却一直未发迹的原因。正目“华山仙召问素灵宫，醉学士亲巡光禄塞”，马周代太宗巡边塞的情节则为茅维新增。剧中还有几处与其他文本不同：其一，在剧中有马周“今日斗酒安足辞，且喜有个好盆在此，把那吃不完的倾在盆内，且权与我濯这双足者”，以葡萄酒浊足，表现了马周的狂妄；其二，马周骂贪官污吏“你昧心肠数黑论黄，每卖弄著家私好好汪脏”，表现了马周的正直和耿直；其三，常何主动荐马周“俺虽武职，安忍蔽贤，要上一本，荐举他适皇上”，马周的才华终于被发现，其发迹由此开始。但作者也指出“那神仙本具英雄性，那辞章怎比清虚胜”，羡慕马周的“发迹变泰”正反映出自己的无奈。《醉新丰》作者茅维生活于明万历、天启、崇祯、南明至清初时期，他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梦想却一生未仕，他正是通过对马周故事的重新改写来表达自己的苦闷彷徨。而重新改写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及时间似乎是明末清初遗民作家创作特征，如王夫之在《龙舟会》中将谢小娥的复仇时间提前，土石道人的《鲠谶诗》将贯休拜访钱镠的时间拖后、吴伟业在《通天台》中不提沈炯曾为贰臣之事等。杜桂萍在其文章中说“戏曲独具特色的代言体叙事方式，能够充分展露遗民作家种种复杂幽微、难以言说的个体情感，为他们排遣彷徨失路的现实苦闷提供了相对便捷顺达的渠道”[16]，故《醉新丰》中马周的“发迹变泰”已经成为遗民作家发泄遗民情绪的工具，马周故事也因为与这个时代背景的结合而增加了故事的内涵和魅力。
　　　《穷马周遭际买鎚媪》一文中，马周与王媪结为夫妻，王媪是“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山根不断，乃大贵之相，他日定为一品夫人”[17]，文中着重叙述了马周与王媪的相识，这让马周故事更具市井生活化，反映的是市井生活中的人物发迹。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了满足市民的口味与选择，如同才子佳人小说一样，明清时期的发迹变泰小说中，主人公落魄时总有慧眼识英雄的女子相伴，如柴郡主和郭威、日霞仙子和郑英等。因此落魄的马周，有王媪这个天生富贵的女子陪伴也就不足为奇了。
　　　《隋唐演义》中“沽酒饮醉了，便击棹大哭道：‘李陵呵，汝有何负，而使汝辱及妻孥？汉王何心，而使汝终于沙漠！’...又向孙膑的牌位哭道：‘孙膑呵，汝何修未得，以致结怨于好友。汝何罪见招，以致颠踬于终身’。”[18]马周骂座哭诉维护了尊严，但马周酒后不顾文人形象地撒酒疯是该故事的一个亮点。《醉新丰》记述“非比得瑶池宴上泛流霞，不过是新丰市上闯入鸡豚社，只当得群猪接饮余糟粕”，酣畅淋漓地借酒骂座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但作为文人的马周，其骂词粗鄙，与其文人的身份并不符合。不能否认，马周吃酒骂座的行为具有一种市井流氓气息。
　　　《新丰店马周独酌》杂剧则从马周发迹前的新丰店独酌入手。马周发迹前，“是新丰鸡犬，也欺人坎坷。是长安风雪，也将人折磨。我只要问天公，怎安排这后乐先忧我？”[19]，发迹后则“了不得！了不得！真乃有眼不识泰山。你看他壁上题诗，这是留下名公笔记。伙计，快把碧纱笼罩起来！”世人嫌贫爱富的做法在马周故事中林淋漓尽致表达出来还是第一次。明清时期，专制主义达到高峰，科举制度僵化。尤其是清代，大兴文字狱，文化高压与封建专制的结合造成了诸多文人借酒消愁，如徐渭之流。“独酌”情节贯穿唐至明清马周故事的所有文本中，但明清时期已经由“悠然独酌”变为酒后骂座、哭诉，同于魏晋时期的刘伶、阮籍，马周故事也因为这个时期的专制主义集权统治而变得荒诞、怪异。
　　　明清时期，马周故事在通俗文学领域的繁荣是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与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商品经济、市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同作家对该故事的再创作，正反映这个时期的独特社会氛围。
　　　总之，马周的故事自唐代流传至明清，人物经历及其“发迹变泰”内涵的演变与各个时代特征、作者的个人经历等都密切相关，分别传达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氛围中士人的心声，而这也正是马周故事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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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清]杨潮观.吟风阁杂剧[M].胡士莹，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The Evolution For The Story Of Ma Chou And The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Abstract:
Ma Chou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mong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rise into prominence from being broken-down.Lots of literary works which refers to him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masse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With the the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 we could get a more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materials ranging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n trace the evolution trail of the Ma Chou Story clearly.Meanwhile, the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 can also helps us analyze the theme of rising into prominence from broken-down in a dynamical way,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a Chou Story in the end.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ology;Ma Chou;“rising into prominence from being broken-down”;th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