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笑话集初探
　　从《笑林》算起，中国文人有意识写作、编辑笑话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不少笑话集在艺文志中被归入小说类，但并非今人所理解的作为叙事文学重要分支的小说，而是“丛残小语”。中国古代笑话从内容上可以分为“记一时可笑之事”与“诸家杂说”两类，从写作手法上则是以《笑林》和《启颜录》分别开启的以虚拟人物和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两种类型。相较而言，“记一时可笑之士”或虚拟人物的笑话，更像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小说”。
　　
一、历代笑话集概览
　　《笑林》始载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三卷，题“后汉给事中邯郸淳传”，两《唐书》所记同《隋书》，但在《宋史·艺文志》已不载，大约此书到宋代已经失传。吴增《能改斋漫录》卷七记载“秘阁有《古笑林》十卷”，王利器据此认为《笑林》在宋代仍存，且经过了后人的增补。其《历代笑话集》以清马国翰收入《玉涵山房辑佚书》辑佚所得《笑林》二十七条为底本，以《古小说钩沉》为补遗收录了二十九条。但其中人事显然发生于邯郸淳之后，不可能出自其手。１现存近三十条中，大多数笑话都寓有比较积极的教育启迪意义。这些笑话有些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更多是作者在生活中看到某些可笑可鄙之事，加以改造、集中、生发，虚构出人物和情节，于嬉笑怒骂中给予否定、抨击。可以说，《笑林》的故事对小说在艺术虚构与想象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另外，从体裁方面而言，《笑林》也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笑话故事集，对此后同类作品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在隋代的轶事类作品中，较突出的是笑话类作品，其中可以考辩的是《笑苑》《解颐》和《启颜录》。《启颜录》是继邯郸淳《笑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笑话集。作者侯白。《太平广记》引66条，今人王利器《历代笑话集》辑得敦煌卷子36条，加《太平广记》25条，共计61条。《启颜录》中有唐人故事显系后人所加。《启颜录》的故事题材丰富多样，既有出自成书的古代笑谈，也有采自当时的民间创作，以及子史旧文。《启颜录》中的民间故事，具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价值。其出现对此后的笑话的写作和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入唐以后，笑话类轶事小说见于《新唐志》但已失传的《俳谐集》（刘纳言）十五卷，可见数量是十分巨大的。早于刘禹锡的何自然有《笑林》三卷以及朱揆《谐噱录》等。范摅《云溪友议·序》云：“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嘉话》，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羡。”何自然等人的笑话创作，大约是对邯郸淳《笑林》和侯白《启颜录》的增补。《谐噱录》既记唐代人物，也记六朝人物的可笑言行，但大都是以官僚士大夫作为对象。内容不如《笑林》广泛，而写作手法亦不如邯郸淳诙谐幽默，常常以文字本身的可笑，来增加故事的讽刺性。仅就现存唐代笑话来看，明显不如汉魏六朝古朴有致，且大多改自旧作，了无新意。
　　至于五代，《宋史·艺文志》著录皮光业《启颜录》六卷，《南唐·艺文志》著录杨名高有《笑林》。但与何自然一样，大约都是对邯郸淳《笑林》和侯白《启颜录》的增补，由书名可见一斑。
　　两宋时期，更多文人参与到了笑话的创作之中，出现了以苏轼《艾子杂说》《调谑编》、徐糙《漫笑录》、邢居实《拊掌录》、朱晖《绝倒录》、吕居仁《轩渠录》、天和子《善谑集》以及周文玘《开颜录》、《籍川笑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笑话集。除此之外，罗烨《醉翁谈录》、陈元靓《事林广记》中也有部分门类收录了笑话集。傅惜华曾根据日本有关资料考证《笑苑千金》系南宋张志和撰，共四卷，记载了68条笑话，并有简单分类。文人的参与使得笑话得以采择子史著作和笔记中的幽默材料为笑话所用，扩大了其表现范围。
　　明代是笑话的成熟繁荣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笑话集。但正如王利器先生在《历代笑话集续编》的前言中所写：“其余明清笑话,所见者尚多,大都辗转钞胥,叠床架屋,或流于移独,不堪寓目……”２明代很少有完全原创性质的笑话集。明人抄录编选的笑话主要集中于丛书和选本两类。丛书中收录的笑话集一般是全书收录，《五朝小说》收录了12部笑话集；《古今说海》《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烟霞小说》等较少，大多只有一到两部。除此之外，明末江盈科《雪涛谐史》作为一套以笑话为专题的丛书，收录了十种诙谐笑话之书。笑话选本则一般包含于类书之中。或以笑话为专题，如《解愠编》钟惺《谐丛》、冯梦龙《古今谭概》《笑府》《广笑府》、《捧腹编》《广滑稽》赵南星《笑赞》、浮白斋主人《雅谑》、徐渭《谐史》郁履行《谑浪》、潘游龙《笑禅录》、刘元卿《应谐录》、醉月子《精选雅笑》耿定向《权子》、李贽《山中一夕话》、陆灼《艾子后语》、郭子章《谐语》等；或专辟一章收录笑话，如《焦氏类林》《舌华录》《玉堂丛语》《绣谷春容》《国色天香》《六语》《群谈采余》《名世类苑》、潘埙《楮记室》《国献家猷》《见闻搜玉》等；或将笑话与其他文类混杂，如谢肇制《五杂俎》《靳史》《灼艾集》等。可见文人投身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是笑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人士大夫把笑话纳入他们的霄贤生活。创作笑话和编纂笑话集成为当时文士们诗文创作之外的又一乐趣所在。甚至将在小说领域新出现的“评点”应用于笑话集的编纂中，出现了《笑赞》《笑得好》等评点式笑话。明代笑话集体例受《世说新语》影响较大。《世说新语》有“排调”一门，专门收录诙谐戏谑事，《焦氏语林》直接因袭世说门类设“排调”一门收录诙谐戏谑的笑话；《舌华录》则扩展“排调”一门为“谐语”“谑语”“讽语”“讥语”四门记录引人发笑的人物言行。
　　及至清代，陈皋谟《笑倒》、石成金《笑得好》、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小石道人《嘻谈录》以及《笑林广记》等笑话集的出现更是  《笑林广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游戏主人撰辑，粲然居士参订的，分古艳、腐流、术业、形体等十二卷，计收笑话八百二十五则，每一则都有一个小标题，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另一个是程世爵撰的《笑林广记》，不分卷，共三百四十五则，成书在清光绪二十年左右。部分内容袭用游戏主人版《笑林广记》。
　　明清时期的笑话内容十分丰富，在基本沿袭前代笑话的创作题材的基础上，涌现出更多关于私塾先生、秀才、庸医以及不识字的笑话，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征，还有女子急于出嫁的笑话和请客吃饭时极端吝啬的人的笑话等，可见笑话的表现领域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二、从笑话集看古代笑话的发展
　　我国古代笑话起源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文集中即已出现真人真事的讽刺小品。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宋襄公之仁”，以及随之而来的天下愚人皆归宋。“守株待兔”“揠苗助长”“少年学饮”“信子疑邻”等，小自身边琐事，大至经邦伟业，都可资一笑。但这一笑却是为了增加其理论观点的说服性，且大多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正如曹林娣先生所说：“依今之所见及艺术形式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依附于经史子书，应该是滥觞时期笑话的主要存在方式。” 就是说，作为自娱性的民间笑话，当流传既久深入人心时，便由其蕴含的理性精神引起先秦诸子的瞩目，被改转为寓言保留在诸子论集中，既显示着哲学家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源发着劳动人民自觉的理性精神。中国笑话好讽喻重教化的特色和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从一开始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一篇中,专门有为古代俳优立传,认为他们“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把笑话故事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使笑话故事更加生动丰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谐隐》一篇，肯定了优人通过笑话委婉的劝诫，可以减少当政者的一些昏庸残暴的行为，具有正义性，但是他还是认为笑话容易流于滑稽，否定其娱乐价值。
　　《笑林》的产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继承了滥觞时期笑话故事创作和流传的基本特点，同时也为后代笑话集的形成提供了借鉴。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威胁人们的生存，文人士大夫感到生命的短暂和瞬息万变，转而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享乐。笑话以幽默诙谐的轻松交流，使人们开怀解颐，逐渐成为人们喜好的对象，并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自此，笑话脱去了深刻的寓意，真正成为了娱乐性质的文学。
　　隋唐到宋代，笑话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所表现的生活范围更加宽广，反映了大量的民间市井生活内容，更加贴近现实表现出通俗、诙谐和娱乐的特性。如《启颜录》中有《董子尚村人买镜》一文，他们面对镜子，不知所措时，便请来了所谓预测吉凶、迎神歌舞的女巫来做法事，要通过祭祀神明来请出买来的奴婢。甚至将镜子破碎解释为荒唐的“神明与福”，全家人欢喜无限，歌咏拍掌，十分荒唐可笑。宋代笑话集从整体上更加偏向于犯人士大夫的生活，大量辑录了一些文人名士之间的幽默言谈。许多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参与笑话创作并成为笑话的主人公，如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秦观等名士是笑话中的常客。如吕居仁《轩渠录》记载司马光在上元节百般阻挠夫人出门看花灯，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当夫人说也想去看看游人之时，司马光更是直接回怼“某事鬼邪？”感叹司马光的不解风情之时不禁会心一笑。再如《调谑编》记录了苏轼评诗十分，但却“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显示了苏轼即使评诗也与众不同的幽默性格。可见，文人的参与使得宋代的笑话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相比于隋唐两宋，明清时期的笑话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笑话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表现出很强的驱动性和模式化倾向，时代虽然变化，但这些题材内容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批判昏聩无能的官吏，揭露官场的黑暗腐败，嘲弄官僚贵族生活的笑话，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且，在笑话集的编订过程中，明清两代也多口耳相传，鲜少创新。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中国笑话提要》一文中写道：“明人的笑话书雷同者极多。我想不一定是互相抄袭，多半还是由于大家都是听得来的传说之故。”
　　当然随着时代风貌的变化，明清时期的笑话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人成为笑话描写的主要对象。明清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与债务有关的笑话，如放债避债索债转债的内容，生动形象，贴近生活。此外，就写法而言，明清笑话为了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口语，已经不再注重于文学修辞及其手段的运用，而着眼于谐谑逗乐的愉悦宗旨。正如鲁迅在《六朝时的志怪与志人》一文中认为：“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３

三、古代笑话集与小说的关系
　　《解愠编》粲然子评曰：“古今漫录，雅俗兼收，义存箴警，一笑舒忧。”作为兼具社会作用与娱乐作用的笑话，对同具社会教化作用与娱乐作用的其他小说是否产生影响呢？
　　从笑话本身发展而言，明清之前的笑话无论是民间搜集还是文人创作，无论是叙述故事发展，还是刻画人物形象，都非常简洁凝练。但不同来源的笑话仍然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取材于民间日常笑话喜欢使用夸张手法；俳优流传下来的笑话针对性较强；文人创作的笑话较为细腻委婉、富于机趣。总体而言，并不具备小说的情节故事单元。
　　笑话真正具备小说色彩大约是从宋代初现端倪。《艾子杂说》《艾子后语》以及《迂仙别记》都把所有的笑话集中于艾子或迂仙身上，笑话明显故事化，人物也随之性格化，初具小说规模。明代赵南星《笑赞》和清代石成金《笑得好》在笑话后面附评、赞，颇类文言小说体例；戏剧《博笑记》、《四声猿》等借用笑话题材、手法创作叙事文学，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作家更重视语言的诙谐而非故事的有趣。因此笑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偏重于谐文，而不曾向真正的滑稽小说发展。甚至在长篇小说中也出现了笑话的影子。《红楼梦》第54回贾母在凤姐耍完巧嘴之后紧接“孙悟空尿的儿媳妇嘴巧”，大家听了之后就都笑了起来。薛姨妈说“笑话儿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这也是时人对笑话的认识。
　　虽然不少笑话集在艺文志中被归入小说类，但并非今人所理解的作为叙事文学重要分支的小说，而是“丛残小语”。即便出现在小说中，也只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而不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笑话小说。笑话真正开始进入小说，是在晚清时期吴趼人、李伯元的谴责小说中，将笑话虚拟成为书中人物的所见所闻，成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晚清几乎所有小说杂志都有刊登笑话。至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笑话运用，则还有较大研究空间。
　　
１ 在宋佚名《五色线》卷下和宋僧赞宁《笋谱》四中在一段笑话前有“陆云字士龙，为性喜笑，作《笑林》云……”，所以有学者认为发生于邯郸淳之后的笑话应为陆云所作。
２ 王利器、王贞珉编.历代笑话集续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第6页。
３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参考文献】
[1]王利器.历代笑话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
[2]王利器、王贞珉.历代笑话集续编[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3]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
[4]杨晓明.中国历代笑话大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5]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文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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