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由目录学经部的演变管窥传统经与经学的发展

[/align]

[align=center]

[/align]

[align=right]——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align]

[align=center]

[/align]

[align=left][size=10.5pt]
[align=left][size=10.5pt]


[size=10.5pt]“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校雠通义》），为古今读书治学之门径也，此义甚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既为古代目录之经典，亦为古代目录学史的三个关键节点。《汉书·艺文志》，东汉班固作，取古代第一部目录——刘向、刘歆《七略》之关要，稍作修改而成，《七略》因之得以流传后世。《隋书·经籍志》，唐魏征等撰，采以经史子集四分法编撰，奠定古代目录学四部分类体系。《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等撰，为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三部目录门类的设置、门类的收录标准以及“四分法”分类的演变与成熟，暗含着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源头、演变轨迹与独特的文化运作机制。此次以经部切入，考索传统学术思想，主要是经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

[size=10.5pt]《汉书·艺文志》[size=10.5pt]六艺略（9

种）：[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size=10.5pt][size=10.5pt]




[size=10.5pt]《隋书·经籍志》经部
[size=10.5pt]（10

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论语、纬书、

小学

[/align]





[/align]

[size=10.5pt]


[size=10.5pt]《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size=10.5pt]（10

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align]





[/align]




[/align]

[/align]

[size=14.0pt]一、《汉志》“六艺略”与汉人经学观念




《汉志》所收皆汉代以前篇章典籍，映射着汉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形态，同时又从整体上显示了汉文化的本土面貌与原生景观。经，圣人之言也，决定着传统文化心理与深层结构，是《汉志》收录的重要内容。


1.

《汉志》“六艺略”的设置与汉代的经学观念


《汉志》首设“六艺略”，收经九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虽未以“经”命名，但实为经部。


六艺，即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略”主体部分。《论语》《孝经》《小学》，为“六艺略”辅助部分。班固于“六艺略”末总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相备，而《易》为之原。”六艺，即六经统一为道，规引着古人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与社会文化运行方式。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亦有言：“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经纬天地之道，治以人伦之事。孔子通晓六艺精微之言，曾传或著之。至汉，六艺之旨逐渐不明，班固《汉志序》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即是所指。《论语》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遂班固将二者纳入“六艺略”，列于六艺之后，以考孔子所明六艺之道，相互发明也。《小学》，为字书也，通古今文字，方可解古之经也。也即，三者为解六经之辅助。综言之，一方面，《汉志》首设“六艺略”是汉人经学观念与汉代经的地位的反映，决定着后世目录中经部的位置。《隋志》言“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但重《孝经》如此，但仍将之置于六经之后，此即反映着《汉志》对后世目录著作的典范作用。另一方面，“六艺略”重六经，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先后顺序，基本决定着后世经部诸经的序列。


2.

《汉志》“六艺略”的收录内容与汉人的治经方法


《汉志》“六艺略”收录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除经原文数篇外，后人对经所作传、说、章句、训纂等亦占重要地位。秦焚书，诸经多丧于此厄。至汉，今、古文经或时出之，诸家以注、笺、章句等形式以传之。如大、小夏侯作《尚书章句》，鲁申公为《诗》训诂，扬雄为《仓颉篇》作《训纂篇》。“六艺略”的收录内容即反映着汉人的治经方法。另外，“六艺略”诸经之后皆有小结，言是经之源流。此即反映着汉人多治一经，重家法、师法传承的治经风气。如《小学》小结所言：“《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班固编撰“六艺略”，翻检诸多著述，识得汉人治经之弊，“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但此种治经方法对后世影响颇大，后人解经基本沿之。


需要注意地是，《汉志》未列史部或与之相类门目，将《楚汉春秋》《汉大年纪》等史部书籍列入《春秋》经，此处的史部观念导引史部门类的出现。另外，汉人注经重师法、家法传承，此即蕴含着史的延续观念，从大的思维观念层面推动着史部门类的独立。


[size=14.0pt]二、《隋志》经部的设置与唐代的经学思想




《隋志》首次采用经史子集四分法，经部收录内容与标准基本延续《汉志》“六艺略”，但有增添修改。《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1.

《隋志》经部的设置与经的纯粹、细化


《隋志》经部收经10

种，在《汉志》“六艺略”基础上增《纬书》，置于《小学》前，另将《孝经》调至《论语》前。《汉志》到《隋志》，门目的设置与门目内部的编排更为细化、合理。其一，设置《纬书》，将《易》中具有神秘色彩的著作分离出来。如《汉志》“六艺略”《易》目下所列“《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类著作与图画收入《纬书》。如此，《易》经的神圣性得以强化。其二，《礼》经细分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已成雏形。其三，《春秋》经史部典籍分离此目至史部，且形成“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雏形。故此，《春秋》经只为阐发微言大义，更为纯粹。其四，《小学》收录范围扩大，所收著作更为完善。《汉志》《小学》目只收字书，《隋志》《小学》目收录字书、音韵等，更为完善。


2.

《隋志》经部与唐人的治经趋向


其一，《隋志》与《五经正义》基本编撰于同时，前者或为后者提供了定本选择。《五经正义》，唐初孔颖达等奉敕编写的五经义疏著作。此书成书于唐高宗时，在内容上完成了五经的统一，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也即，《五经正义》确定了后世儒士注经标准。基于摒去“异端邪说”，统一五经内容的编撰目的，《五经正义》的底本选择甚为关键，须溯源五经之演变。而《隋志》经部每目下有小结，追溯各经在唐前的发展演变情况，在时间与内容上与之相合。《隋志》经部考索，《易》经王弼注本与郑玄注本于西晋列于国学，传至隋代，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五经正义》《周易》底本即选择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本。《五经正义》《尚书》底本用梅赜本汉孔安国传本，《诗经》底本用汉毛亨传、郑玄笺本，《礼记》底本用郑玄注本，《左传》底本用晋杜预注本，皆与《隋志》对诸经的考索情况相合。综言之，《隋志》经部影响了《五经正义》的成书，进而影响着唐人的治经趋向。


其二，《隋志》经部的细化促成“九经”“十二经”的形成。《隋志》经部内部编排逐渐细化，《春秋》经大致划为“三传”，《礼》经大致划为“三礼”。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的同时，又编撰《周礼注疏》(

贾公彦注)

、《仪礼注疏》(

贾公彦)

注、《穀梁注疏》 (

杨士勋注)

、《公羊注疏》(

徐彦注)

，合称《九经正义》，并将“九经”纳入明经考试的“经典”范围。唐代“十二经”，是在“九经”的基础上加入《论语》《孝经》《尔雅》三部形成的。太和七年(833)

，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

刻成，是为《开成石经》，立于国子学前。



其三，《隋志》中《孝经》位置的变化与唐人的《孝经》观念密切相关。《隋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论语》为孔子弟子所录，此或为《孝经》置于《论语》前的缘由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魏征及唐初的重《孝经》观念影响着二者的位序。《隋志》《孝经》小结：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隋志》《论语》小结：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





《孝经》既可体察六经之道，亦可治化天下，暗含着唐人将《孝经》伦理化世俗化的倾向。唐玄宗《孝经注》，通过改经、定注，将《孝经》解为教化天下的伦理书，其中虽有为迎合现实以具体典礼角度理解《孝经》所涉及的郊祀、明堂、刑律等礼乐制度，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经学固有的意义，但对后世的《孝经》解释影响深远。



[size=14.0pt]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对经的整合





1.

《乐》经位序的后移与古人的《乐》经观念



《汉志》“六艺略”反映了汉人治经尤重“六经”，但因“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乐》经之道至刘向校书时已日益寖微，所以汉孝文帝始置五经博士（《汉书·翟酺传》），后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但未曾设《乐》经博士，汉儒亦多治五经，较少涉猎《乐》经。在很大程度上，《乐》经，有其名而未有其实，汉人治六经以五经为主。但《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又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在六经中的地位不可动摇，遂史志目录由《汉志》至《明志》，经部仍首列六经，未曾有所变易。而至《四库全书总目》，《乐》经位序下降，为诸经最后。


[size=10.5pt]《总目》收“乐类”篇籍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经部《乐》序称：“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也即，《总目》为确保《乐》经的纯粹性与神圣性，将《隋志》至《明志》“乐类”中所收《琴谱》《琴说》等摒去，此与《汉志》“乐类”“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的意图同。《乐》经典籍于汉时即罕存，《乐》道亦逐渐衰微，

至清代益微矣。综言之，一方面，《乐》为先王所作，其纯粹形与神圣性确保其经的地位不可动摇，遂《总目》“乐类”只收录“辨律吕、明雅乐者”。另一方面，《乐》学在清代甚微，经部诸类，“乐类”所收著作最少，收录的最早著作——宋阮逸、胡瑗所撰《皇祐新乐图记》草创时间最晚，遂将之位序后移。



[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汉书·艺文志》[size=10.5pt]六艺略9

种：[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size=10.5pt][size=10.5pt]




[size=10.5pt]《隋书·经籍志》经部
[size=10.5pt]10

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论语、纬书、

小学

[/align]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旧唐书·经籍志》经部12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论语、图纬、经解、诂训、小学

[/align]





[/align]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新唐书·艺文志》经部11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论语、谶纬、经解、小学

[/align]





[/align]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宋史·艺文志》经部10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论语、经解、小学

[/align]





[/align]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明史·艺文志》经部10种：[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align=left][size=10.5pt]、四书、小学

[/align]






[/align]





[/align]

[size=10.5pt]


[size=10.5pt]《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size=10.5pt]10

）：[align=left][size=10.5pt]易、[size=10.5pt]书、诗、礼、春秋、孝经、[align=left][size=10.5pt]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align]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

[/align]

[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size=10.5pt][align=left][size=10.5pt]2.

《五经总义》与古人的“五经”观念


《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目收录经解类著作，非单本注解，而是“统说诸经”。“五经”观念及统说诸经的治经方式，是古人经学观念的重要部分，历代公私目录大多将“五经”置于经部之首即是对此的反映。


后世“五经”观念即肇始于汉人。至唐，《隋志》经部的设置孕育着“九经”的产生，即“五经”细分为“九经，”并衍生出“十二经”概念。在唐代，“十二经”的概念并未明确，“开成石经”是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于世，但当时以“石壁九经”称之，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亦称《九经字样》。综言之，唐人治经重“九经”观念，也即重“九经”之根源——“五经”观念。由宋及清，“十三经”概念日益成熟，但《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目称：“《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又称。也即，清人治经亦以五经为重。


至于“统说诸经”的治经观念，汉儒已有之，《汉志》“六艺略”：“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但汉儒治经，深陷其弊，“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代治经者，虽有郑玄兼注诸经，通五经之义，但尚不能纠此风气。汉代以降，治经者多守汉儒家法、师法，治以一经。也即《总目》所言：“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概言之，“五经”及“统说诸经”的观念，《汉志》《隋志》中既已有，《隋志》经部《论语》末直言：“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总目》经部《五经总义》末所言“今准以（五经总义）立名，庶犹近古”之意，即指《五经总义》之名与实皆源于古也。但《汉志》《隋志》所录《五经总义》篇章尚少，不能独立一类，遂将可见数篇附于经部之后，以作总结之义。即《汉志》“六艺略”收录《五经杂议》十八篇，附与《孝经》后，《隋志》经部收录《五经音》《五经正名》《五经异义》《五经大义》《六经通数》《七经论》等三十种著作附于《论语》后。此后，“统说诸经”著作在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中逐渐独立为一类。《旧唐书·经籍志》将此类著作与图纬并置一类，曰“经纬”“七经杂解”；《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设“经解类”，此门类始明晰独立，《明史·艺文志》更名为“诸经”，至《四库全书总目》以“五经总义”称之，并将之位序提前。


3.

《四书》与《孟子》《大学》《中庸》的经典化


《总目》经部《四书》序曰：“《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论语》，汉文帝时置博士，《汉志》将之收入“六艺略”，《隋志》至《宋志》诸史志及公私家著录皆将之收入经部。《孟子》，汉文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为传记博士，《汉志》将之收入“诸子略”，《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及唐、北宋时期的公私著录皆将之收入子部。《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二篇，二程始将《大学》从《礼记》中分离，独立成书，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南宋淳熙年间，朱熹统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将之视为儒家经典注解，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始。朱熹学说在南宋并非显学，其由南方一派上升为官方哲学，是在元代延祐元年恢复科举之后。元代科举将《四书》作为考试科目是推动朱子之学成为显学的关键之举，并由之促成了《四书》的经典化与“四书”学的产生。


需要注意的是，《四书》自朱熹始，但《孟子》的“经化”与《大学》《中庸》的独立化趋向，北宋时已有之。儒学发展至宋代，儒者试图建构一个完善、精细、系统的儒学理论体系，以复兴儒学。唐代佛教繁荣发展，韩愈“道统”与宋代理学皆深受其影响重视“心”的修养与发明。故而《孟子》“心性”之学、《大学》之“致知”、《中庸》之“诚”，成为宋人探求“道”的经典依据。二程、朱熹之理学，陆九渊之心学皆由读《孟》而来，《孟子》学由之繁荣。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孟子》列入经部即是对当时《孟子》地位上升的一种反映。《大学》《中庸》之学亦在当时渐成大观。


[size=10.5pt]《总目》经部“四部类”序言：“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自《四书》出，《论语》注解多以朱熹章句为准，前代经解承传者渐寡，而《孟子》《大学》《中庸》之学日显。所以，《明志》将《四书》入经，去《论语》，顺时而作也，遂《总目》依《明志》，立《四书》一门。

[/align]





[/align]














[/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