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修改）（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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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修改）（暂时）
	发起人：徐竹雅筠　　回复数：0　　浏览数：4113　　最后更新：2021/3/7 23:17:47 by ra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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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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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修改）（暂时）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一、学术研究方法的价值

方法，从最基本的维度上来看，是主体界定、认知外在世界的工具与方式。无论研究的是何种科学，人们总是渴望通过新方法，去界定不确定的生命过程有何意义，进一步而言，方法不是目的，是打通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途径与手段。因此，“方法论”的讨论，并非局限于学科本身，其实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最根本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科学与人文之间始终不绝的对立和联系。

首先，学术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者用以界定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工具。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中国古代也有相似的论述《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荀子《劝学》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对方法的追求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永不止息地回应研究中对理论和批评“科学化”的呼唤和要求。在文艺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并不能完全科学化，但是为了解释这些非科学的人文现象，也即还原文学本体性。研究者应该善于辨别与运用多种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工具。

方法的讨论与进步实际上暗含着思维与理念的变革。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出现了一定的断裂，如何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继承传统并走向发展，知识的重新统一何以可能是近现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以今立古——承继传统，寻求发展，构建民族国家，是“方法论”讨论不断思考的问题。从晚清“洋务运动”，民国“新文化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中国学者对何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议题的认识愈加深入。可以说，对西方学术方法论的借鉴是中国近现代寻求自身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中曾有过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潮，例如汉字拉丁化的尝试，建国后指导思想虽然不同，也犯下过类似的错误。随着科学的视野介入文学艺术研究，新旧对立的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如何建设成为更重要的关注对象。现代许多有见地的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对西方学说“削足适履”的弊端，重新冷静下来审视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开始寻找真正“中体西用”的科学方法。

二、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

1.目录学

目录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综合体现，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古代是古人读书治学之门径，在现代，是学人了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起点。从《七略》《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著作由产生至大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由形成到成熟。目录不仅是古人重视文献的一种产物，是工具性的著作，更在深层次反映着古人的知识体系、学术视野与审美批评。中国学者在编纂目录书时，不仅著录书名，更经常对书籍存佚、流传、版本等文体进行考证与评论，这些工作往往由政府指示，由当时最出色的精英文人完成，质量较高，可以说编纂目录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治学方法。

2.经学

尊经重儒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撼动的主心骨，因此经学便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因为经典的权威性，经学的研究方法多以阐释与考证为目的，力求将“圣人之意”还原。在经部书籍中，经典的原书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注解之书才是收录的主体。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辞章也。”这三大研究方法贯穿了经学研究的发展史，甚至影响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对于这三者的运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侧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汉学、宋学和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

①汉学

因秦焚书，汉代经学出现了两个学派，一种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进行记录，称为今文经，另一种是先秦时期保留下来，用篆书写成的，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学主要重视经文的义理，对词句的本意并不重视，而且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他们倾向于将经与阴阳五行相互联系，用灾异和谶纬学说来神化统治政权。古文经学派，更加讲求实学，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阐明经义，为后人研究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奠定了基础。因而今古文经学之争，带来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争。东汉郑玄是精通今古文经的大儒，他在注解《三礼》《诗经》时综合两派学说和方法，取长补短。西晋永嘉之乱后，因为战乱和今文经学本身缺乏实证性等缺点，今文经学几乎全部散佚，而古文经学却越来越被学术界接受。唐代大一统后制定的《五经正义》中，《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选择左氏传，都是注重考据、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最终得到胜利的证明。　　

②宋学

　古文经学的盛行导致儒家学者一度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创建。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考试上，也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导致经学道路愈走愈狭，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宋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了这种局面。宋儒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因此又称理学。理学家不仅关注经典本身，还试图通过构建宇宙图式来建立一套可以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学说，因此产生了关于理与性的辩论。在活跃的新思想之下，宋儒对《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例如朱熹《诗集传》中有多出批评郑玄之《笺》过于拘泥的地方。而理学进一步发展为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注解经义已经不是他们主要的治学方式，而是进一步追寻内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理学成为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③朴学

梁启超、胡适对清代朴学的论述颇为精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整体而言，朴学是推崇汉儒而反对宋儒的。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是古文经学的复兴时期，乾嘉学者将文献史料基础上的考据，训诂等学术研究方法发挥到极致。清代朴学的背后反映的是在失去文化话语权的高压态势下，文人们稍有创见便可能遭到牢狱之灾，只有埋首在书堆之中，做一些没有政治危险的考据工作。清代学者研究方法上回归质朴，也是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最后出现的空谈心性的弊端进行拨乱反正，与清代整体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紧密联系的。

虽然在历史上经学的形象有过数次转变，但其讨论的重点始终在“义理”和“辞章”两个层面上打转，也就是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的本质。从整体上可以看出，汉学最终以古文经血胜出，宣告了这一阶段的结束。古文经的不通义理和咬文嚼字渐渐僵化，在魏晋时期被综合儒道两家学说的玄学所取代，人们开始关注经典对于人生的意义。在隋唐大一统的时代，由《五经正义》重新建构起了新的官方儒学体系，崇古溯源的经学精神再次成为主流，并且乘着科举制度的东风使全社会的读书人争相学习。到了宋代，宋儒对汉儒的质疑、理学与心学的兴盛，使中国经学来到了新的巅峰。这一时期的朱熹、王阳明等人，实际上都是在使用经学作为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处理方式，对经学义理的解释有了灵活地时代色彩。到了清代，因为社会政治局面的收紧，文人动辄得罪，故钻研义理的乾嘉学派成为了经学的主流。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经学始终没有跳出这个循环的怪圈，因为经在中国牢牢地束缚住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像拉磨的毛驴一样，自以为走了很远，其实不过转了一圈又一圈。

3.史学

中国古代的经史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最初的目录书中，史书类就散布在六艺略和诸子略儒家类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因此，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学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对文本的考证和解读，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其中有几种主要的注解方法，一是着重训诂文字，如裴駰注《史记》，应劭注《汉书》采用的方法，二是注重事实考证，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还有对史料的审定，如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后，又自己作《通鉴考异》。

史学中最基础的研究方法是史料的收集与辨别。史料中又包括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现实中的古迹，传述中的故事，留存下来的古物都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司马迁编纂《史记》时，就曾经多方寻访故老，收集传说。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史部书籍中，子部和集部书籍中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内容，如子部之书，哲学部分是哲学史的史料，科学部分是科学史的史料，集部书中的游记等文有考察人文地理的价值。金石之学的兴起说明我国古人注重从多方面寻找历史素材并加以鉴别的优良传统。

对历史的评介也是古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批评史迹，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加以评论，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贾谊《过秦论》等文章。二是通过对史书高低优劣的评价，表达自己的史学观念，如刘知几《史通》等。

4.文学

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具有综合性，即文史哲的结合，文学与艺术的结合。他以古代诗歌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将批评方法分为三种：

①以意逆志法

以意逆志法要求批评者与读者追求诗人之志为指归。故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强调对作品的穷观返照，以获得作者的“苦心”之所在。正因如此，古代的笺注之学就不限于经史，而在文学作品方面也极为重视。如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汉儒在“以意逆志”的实践中将“志”的内容局限在“美刺”“讽谏”中，此种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政治批评，从现代角度看无疑抹杀的文学的特性，但亦有其气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其对“美刺”“讽谏”的强调也影响了创作本身，诗赋中的讽喻传统遂成为我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在文学尚未自觉的时代，最先出现的是关于《诗》经等作品风格、思想层面的研究，比如《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都是在《诗》经解读中中积累下的经验。可见在中国文学评论的起点，就有着重视文学作品与作者、时代、社会的关系的传统。

魏晋时期，李善注《文选》，引书一为注典一为旁征，“举先以明后”“引后以明前”“转以相明”“转以相证”。前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其实并非如此，李善的释义多是“依文立解”，不想“以文害意”而已，这与当时的玄学影响有关。体现在艺术表现的境界上，则追求“言近旨远”、“韵”，这是对魏晋“意在言外”的发展。由此，于作者而言，往往“托物喻意”，以达到含蓄委婉，于读者而言，则探索其“言外之意”，以求得其理。唐宋之际“文以载道”观念的加强，于是读者所探求、辨析的“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便大多偏重于伦理道德之一端，从而形成了由宋至明以意逆志法的新特征。

宋明理学是一种心性义理之学，其学说的中心问题是“性与天道”，李泽厚指出“宋明理学的核心是人性论”。宋代理学家秉承并继续发挥了孟子的性善论，也就同时恢复并重建了以意逆志法的哲学基础，使其摆脱了佛学玄学的束缚，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宋儒对以意逆志法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象类型，指由诗中一定的物象所构成的具有某种暗示作用的意义类型，其主要特色是通过物象来表达寄托。然弊在多有附会。二是以史证诗，纪事之体兴，年谱之作起。弊在牵合史传，也存在穿凿比附的现象。

清代是以意逆志说的集大成时代，此时盛行的通俗小说批评也遵循了一部分以意逆志的传统，比如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说其是“苦孝”之作，就是通过文字间流露的信息来判断作者的本意，从今天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但不可否认这是受到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影响。关于其他几部著名小说的主旨，在当时的批评界因为“以意逆志”的角度不同而出现了较大的争议，如《水浒传》是否“忠义”等。《红楼梦》索隐派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所以，穿凿附会是以意逆志方法发展到后来难以避免的弊端。

②推源溯流法

推源溯流法起源于中国古代尊圣重古的文化传统，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远古起源来为自己的思想、创作背书，是抬高新事物的有效手段。《中庸》称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述而不作”奠定了注疏传统，后世思想家们通过注释经典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故而他们的思想成果里就一定包含“旧学”和“新知”两方面。所以中国文化史上的复古运动往往是打着复古旗号的革新，如韩愈等人提出的古文运动。《汉书·艺文志》阐述诸子百家之源，都需要为它们在“王官之学”中寻找出处。魏晋六朝时《文赋》《文心雕龙》都谈到了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文与笔、言与意、雅与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当时的文人在创作中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勰提出了“明道”“征圣”“总经”的原则。也就是在创作内容上提倡复古，在语言风格上也要回归雅正，而对当时流行的文风提出了批评。

古代文学史上的摹拟之风，重视家法、师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此而起。后来导致了师古与师心的争议，刘知几《史通》提出了一种较灵活的师古的方法：“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到了《总目》时代，文人依然在为新兴的词曲向《诗》经寻求起源。

在小说批评中，推溯源流法主要体现在小说与史籍的捆绑上，小说作为一种“微末技艺”，在主流文学视野中是非常卑微的，许多魏晋时期的文言小说、杂史杂传在当时不被认为是小说，也是因为当时的批评观念认为这些创作虽然有虚构的因素，但还是可以补史之阙，以供资鉴的，所以《隋志》将之归入史部，到了《新唐书·艺文志》编纂的时期，才被重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到了唐代，传奇作者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虚构创作与人物塑造等观念，却依然在文章中表明自己是在“实录”，如《李娃传》《任氏传》都尽可能贴近史的体例，而在叙事上已经是成熟的文言小说了。到了通俗小说、章回小说的时代，批评者往往也不免为它们向《史记》《三国志》等史书寻找起源，以抬高小说的地位。

③意象批评法

意象批评法中“意象”的概念可追溯到《周易》。《周易》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象”。“象也者，像也”，其一方面是外在世界的客观形象，同时又是人们对客观形象的摹写比况。意象批评法中意象”的特点有二，其一，就其形成而言，它是由批评家面对作品，透过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而构造的一个或一组意象。其二意象批评法具有审美经验完整性的特点，以此提示了艺术作品的总体风格。意象批评的所用意象主要有两大类：自然意象与人物意象。

意象批评法的思想基础来自佛教和道家思想，《庄子》提出对“道”目击道存的把握方式，就是将“象”作为体会“道”的桥梁。从《易传》到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立象尽意”论。禅宗也提出“说一物则不中”的“悟”之方法。在魏晋时期，由以物象品评人物的传统影响到了用物象来评价文学艺术，如卫恒《四体书势》最早的意象批评法用于书法批评。东晋到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典型的意象批评法，其批评方法也从书法延伸到文学。如袁昂《古今书评》以评书，钟嵘《诗品》以评诗，皇甫湜《谕业》以评文。宋以后批评对象的门类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了博喻式的意象批评。其中又可分为“庄学的博喻”（“如……又如……”的句式）和“禅学的博喻”（如“质而实腴”，受禅宗“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影响），前者是同一类型的意象比喻，后者是不同乃至对立类型的意象比喻。这一时期的意象批评法受到禅宗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物意象、自然意象之外，更出现了禅语意象（如张舜民评王安石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二是自然意象更显得空灵剔透（如朱权评李好古曲词如空山清啸）。

此类批评方法在诗词等抒情文学中的应用较多，在小说批评中出现较少。

除以上三种具体的方法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也随着文学创作的独立与繁荣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如选本、摘句、诗格论、论诗诗格、诗话、评点论等。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注重作品的审美想象，与研究者主体认知经验相关，可以细致观察文学作品局部、独特的对象，形象有余，但缺乏客观宏观方法理论。往往依赖研究者本身的学识经验，所谓“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缺乏系统有操作性、形而上的方法论，而且缺乏比较精确的、概念性质的术语归纳，文学批评研究方法上更是如此，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情”“气”“兴象”等概念模糊不清，众说纷纭，与经史之学中注重考证的传统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哲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上基于实证和材料的考据为主，在文学研究上主观意识为重，整体上依靠学者个人的经验与学识积累。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体系性，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比较明显的缺陷。

二、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00年到1928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学、文章学的方法。当时先进的学者已经开始学习应用这些新的方法，如梁启超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王国维强调吸收西学注重逻辑的分析方法和注重思辨的综合方法，他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将文学作品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

“五四”之后仅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二）疑古思潮大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三）小说、戏曲、民间文学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

第二时期为1928年到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如闻一多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论方法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已经有一定影响，但运用唯物论方法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

第三时期为1949年到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引起了很大争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等成为了唯一“正确”的方法，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研究者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无论多么科学的方法，只要学术研究失去自主性，成为政治的附庸，都会变得教条僵化。

第四时期为1978年到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重新认识和阐释，确立其作为社会科学观念的应有地位；同时那些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多样化，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些新奇的观念和方法，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时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近代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屈辱与苦痛，列强在瓜分中国土地进行殖民的同时，也在输入着他们的思想和文化。饱受屈辱的国人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残败山河，开始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反抗。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起来后，也开始寻求学术上的“站起来”，在不断吸取新的西方成果的同时努力将它们改造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相适应的形态。这都与不同时期兴起的文艺思潮相关，而文艺思潮的盛衰又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