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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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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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方法作业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论略






一、学术研究方法的意义




    《朱子语类》中有:“伯丰有才气,为学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威廉·贝弗里奇也说:“人们普遍认为,多数人的创造能力很早就开始衰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姑且假定他迟早会懂得怎样最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但如果完全靠自己摸索,到他学会这种方法时,他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或许已经逝去。因此,如果在实践中有可能通过研究方法的指导来缩短科学工作者不出成果的学习阶段,那么,不仅可以节省训练的时间,而且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会比一个用较慢方法培养出的的科学家所能做的多。”这表明,中外的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都是有所关注的,且认为掌握了良好的学术方法,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注学术研究方法意义重大。首先,全面了解各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学术研究更具备科学性。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视野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会导致对批评方法认识的不够全面,而研究时就会有所偏颇。比如,只接受文献方面的训练,或者只接受逻辑思想方面的训练,都不能够进行完整的科学研究,势必会偏重一边而忽视另一边。如果在进行学术研究前就接受了方法论的指导,了解了各种研究方法,在进入学术领域后就能全面的思考问题,然后根据不同问题采取相应的指导办法来解决。就古代文学来讲,程千帆先生就曾提出“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基础,是一种必要的训练手段,但是研究古代文学不能止步于此,文献并不是研究的目的,文献学要与研究思想理论的文艺学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这种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就是程千帆先生在全面了解各种学术研究方法之后总结出来的。

    其次,历史的不断演进要求我们要找出更适应时代的研究方法。任何一种研究的方法都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总体思想条件条件相适应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会产生特定的要求,这种要求会产生相应的方法,而这些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当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方法所固有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进而就需要有新的方法对旧的方法进行革新。比如清代文人重视朴学的研究方法,朴学也确实解决了很多学术问题,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发展到最后容易变成一种对文字细枝末节的研究,让人深感枯燥。如果不断探索学术上的研究方法,就可以避免一直用同一种方法来解决不同时代的学术问题。




二、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




1、汉学




    汉学是指在先秦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它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学的形成期,此时的儒家经典有六经,秦统一天下后实行思想统制,“秦火”之后,留存的少量典籍又在随后不久进行的楚汉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损毁。儒生凭记忆和口耳相传,使一部分儒经流传下来;此外,民间也藏匿了一些战国时的经籍,这些为汉代经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汉学重训诂,因五经时代久远,文字古奥、字义艰深、佶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又历经秦火和战乱,其残破不全,汉学学者为了弄懂五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工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重视对经书文字名物的训诂,其代表人物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在训诂学方面对后世影响较大。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部分,认为在经学时代,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的典籍成为“经”,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即使有新的见解,也往往用注经的形式表现出来。汉儒对经典的诠释以经学诠释为主,较少哲学思辨。




2、宋学




    宋学指宋代义理之学,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即义理是对礼的合宜得理的解说。汉晋时指经义名理,故后来学者将其作为一门讲求经义、探讨名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经路数不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北宋张载提出“义理之学”这一概念,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意即义理之学是要深入到儒家经书的内部,探讨其大义:只有沉潜深入,才能通天下之志;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说经,貌似圣人言语,实则并未领会其精神实质。后来便将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称为义理之学。




3、朴学




    “朴学”一词,早见于《汉书·儒林传》,武帝说:“我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清儒钱大昕《仪礼管见序》也有“独《仪礼》为朴学”之言,盖谓质朴之学。清代朴学由顾炎武、阎若璩于顺治、康熙间开端,由惠栋、戴震于乾隆间发扬光大。乾隆之际,朴学鼎盛,惠栋、戴震相继成为一代宗师。由是乾隆以后的朴学,即被称为“惠戴之学”。惠戴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儒家的经学,以及研究经学的工具小学,因为由训诂以明义理,读经必先识古字,审古音。清代朴学亦称“考据学”,清儒用以达到实事求是的共同手段便是“考据”。考证重在证据,故而学者研究问题必先从广泛取证即搜集资料入手;然后进行比较鉴别,辨证据的真伪,辨证据版本不同的是非,辨证据内容的差异;最终归纳确凿证据,得到真实的结论,这是清代朴学家的共识。清儒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提倡穷经博古,客观征实之学。由于读经的需要,牵动了探讨诸子百家、历史、地理、金石、天文、算术、目录版本、鸟兽虫鱼草木等一切诸学,形成了一个空前结实的学术群体。




4、意象批评




    在诗、词、曲、散文、书法、绘画等艺术中,“意象批评”法是十分突出且常见的方法,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则是意象”,这是从对古代诗词曲及其它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出的简明扼要又易于理解的理论。对对象直观而不思辨的“意象”批评法特点,与“目击道存”的思维方式有关。老庄契合忘言的体道方法和“神遇”、“心斋”、“坐忘”和“见独”等意念方法是“意象批评”法的核心内容,《周易》中“立象尽意”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5、推源溯流




    张伯伟先生从《汉书·艺文志》中“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入手,指出《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的溯源思想是“论治,非论学也”,从而认为“推源溯流”法应该有其它直接的渊源。再以《隋书·经籍志》提到孔子和史官在学术源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导出“推源溯流”法与孔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指出创作上的摹拟之风是“推源溯流”法存在的原因,并对摹拟之风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考察和文学的实证,指出:“在这一传统的形成中,史官文化传统的影响最为根本。而在创作实践中,因阅读而受到感动,并进而摹拟其作,在创作心理上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掌握写作法则,达到‘以故为新’、‘点铁成金’的目的,摹拟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再加上体裁过早成熟并定型,虽然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但也同时留下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6、以意逆志




    《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泥于个别词句而误解作品完整的意思;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才是懂得了阅读作品的正确方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把“以意逆志”法分为两汉、魏晋至唐、宋代至明、清代四个阶段并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认为魏晋以来经典解释的主要特色是得意忘言和义疏之学,贯通两者的是对“大义”的追寻,这种追寻必然影响到对文学的诠释,如郭璞的《楚辞注》、李善的《文选注》等;宋代理学和言近旨远的美学思想对意、志提出了新要求,这导致了物象比附、以史证诗的繁荣,同时带来了穿凿附会;清代辩证地看待“以意逆志”,并对它做了正反总结等都紧密结合时代文化环境和学术思想氛围,全面、细腻地对“以意逆志”法考镜源流,真切地再现了其特点和发展脉络。




三、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




1、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方法的最早提出,是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时向学生授课的内容,并在其后的《古史新证》一书中加以明确。王国维去世后又由好友陈寅恪概括总结,更为学术界所熟知。《古史新证》是以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结合来探求古史真相的讲义,在“总论”中,王国维认为考证古史必须做到利用遗留下来的古籍与地下发掘的新材料相互印证:“吾辈全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稚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这是王国维本人对“二重证据法”的经典理论总结。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一重证据即是纸上之文献、已有之古典文献;另一重证据即是出土的地下文献与文物等。这种方法是用地下材料来证明纸上之材料,从而“补正纸上之材料”,证明古典文献中哪些是实录,也可证明一些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献中也“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虽然王国维重点强调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补正”,其实也含有纸上材料对于地下材料的作用,即由已有的文献材料为桥梁去理解、考释地下材料,如由《说文》考释甲金文,由《史记》等考证甲骨文中殷商的历史等。而所谓地下之材料其实并不只限于甲骨文、金文,王国维在实际的应用中又有用简牍、封泥、兵器、货币、陶文、玺印文等,并且也并不限于“地下”,如于敦煌文献材料的应用,于“异族之故书”的应用,于古器物的应用等等。同时纸上的材料也不只限于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列的,在实际应用中王国维又施诸众多的文献材料,有上古历史文献的,也有其他历史文献的,有古典文学文献的,又有语言学文献的等等。

    “二重证据法”不仅是一种历史考证法,而且是一种具广泛使用的治学新法,王国维在哲学、美学、史学诸领域都用过该方法。在实物和文献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利用玺印封泥、兵符、唐尺等来考证经史,在研究版本目录学时也利用了很多古籍版本实物。在文献和实物铭文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根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商周史,根据汉简研究汉唐历史,据碑文考证高昌、回鹊史实,以及对石经作研究等,在使用材料时,文字考释、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三者融为—体。




2、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法




    文史互证方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史证文,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二是以文证史,用文学作品来补史之缺。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




3、文学伦理学




    文学的伦理学不是一门新的学科,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文学不仅是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研究的对象,而且也一直是道德学家重视和研究的对象。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可能,也为它奠定了基础。

    伦理学研究的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道德现象,以及在社会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规范,并用这些原则规范去指导人的行动。而文学却借助艺术想象和艺术描写,把现实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把真实的人类社会转化为虚构的艺术社会,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各种道德矛盾与冲突。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典型地、集中地反映人类社会道德现象,描写了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因此文学也就必然可以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它通过艺术环境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并通过文学中的艺术世界提供研究不同种族、民族、阶级、个人和时代的行为类型的范例。因此,文学为伦理学的批评提供的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广泛,也更为典型集中。




4、文学地理学




    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




5、语料库语言学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以电子文本形式的出现,中外文学作品的语料库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语料库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计算机储存大量的真实语料,对语料做各种带有研究目的的加工标注,然后利用研制的检索工具对标注语料进行快速便捷的搜寻和分类,从而很客观地发现以往因条件限制而未能注意到的语言现象。建立大型语料库的初衷虽然主要是进行词汇研究,然而已经收入语料库的大量文学作品却无形中成了文学赏析与文学评论的材料。一部文学作品会在文字中形成独特的文体风格,并在字里行间反映作者的意图,所以研究文体风格必须源于作品的文本,也就是语言的使用。语料库语言学正是从这一点上切入到文学赏析与文学评论的研究范畴。语料库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结合,是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以及计算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6、域外汉学




    域外汉学研究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汉字文学研究;二是东方文学研究;三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很大影响,形成汉文化圈,除中国以外,主要还包括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后者又可称作“域外汉文化”。直到20世纪初,汉文化圈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知识人写作了大量的汉文作品,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保留下大量的汉籍文献。域外汉籍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经过前辈学者的辛勤收辑,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但古代域外人士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却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域外汉籍的主体。




四、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方法




1、心理批评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产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情感性,而情感性又和作家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作家的心理才能理解作品中许多情感与精神现象。心理批评强调文学是作家心里欲望的表现,不同意把人看作是环境和自然的奴隶。心理批评选择的途径是直指作家的内心,揣摩作品中蕴藏的作家的心理情绪,寻求作家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的印记。




2、原型批评




    原型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象”。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现象,然后在不同时代通过无意识激活为艺术形象。原型批评又称神话批评,主张从文学史中追溯种族心里的印痕,达到对文学宏观的把握。原型批评着眼于作家个人心理中的集体意识,认为是这种集体意识的积淀物对文学创作起到了作用。




3、创作心理学




    创作心理学全称文学艺术创作心理学,是研究文艺创作的心理机制、功能、特征和心理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学科。




4、道德批评




    道德批评模式十分注意文艺作品的内容及其对读者的作用和影响,尤其关注它产生的道德影响,并认为批评要有原则,避免夸大批评和虚假批评。




5、俄国形式主义




    俄国形式主义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并把它们运用于文学与美学。在语言学与文学批评中强调形式而忽略内容,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等级,与普通的语言根本不同,普通语言指向外界世界,面对听众,沟通信息,而文学语言则以文学形式为中心,排除外向指称。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性,应最大程度地突出表现与语言本身。




6、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结构主义还强调共时性,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他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




7、现象学




    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描述和分析观念的构成过程,以此获得有关观念的规定性的实在性的明证。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强调创作过程本身。




8、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接受美学把文学接受活动分为社会接受和个人接受两种形态。读者作为生物的和社会的本质,无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所接受的一切信息,都会影响到他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




9、阐释学




    阐释学又称诠释学、解释学美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技术,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弊端在于追求恒定不变的作者本意。




五、学术研究方法的启示




    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多是针对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而产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抒情文学,例如诗和散文,这种倾向带来较大的局限性,导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的实践较少。如今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论的提出为中国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叙事文化学参考借鉴了西方民间文学主题学研究方法,以故事类型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出发点,在梳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对其中重要个案类型做系统深入研究。这种方法本身要求研究者有一定的文献学基础,所以关注清代朴学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西方原型批评理论对集体无意识的探讨可能会对神话主题学研究有所帮助。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中国道术史分为主系、闰系、旁系,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闰系是一个曾做主系的学派出来以后继承他的,不过有些整理解释的工作,也有相当成绩的。旁系是外国思想输人以后,消纳他,或者经过民族脑筋里一趟变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也就是说所谓主系思想是指具有原创意义的本国思想;闰系思想则是对主系思想的解释和发挥;旁系思想即是指经过“民族化”或“本土化”的外来思想。这种看法也可以运用到学术研究方法上来,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好是要发展出新的主系的时刻,而新的主系思想要从外来思想中吸取养分,然后与本土化的思想结合,最后产生新的独立的思想。中国叙事文化学正是结合了中西研究方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文献学与西方主题学的融合下产生的学术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3]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6]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5月.

[7]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8]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9]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10]傅刚,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目的、意义、方法,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11]张三夕、刘烨,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7月.

[12]朱志荣,论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