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size=14.0pt]学术研究方法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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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0pt]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




1

．经学的阐释方法：训诂与讲义。（1

）《诗经》学与诗的解读，美刺比兴说，风雅正变论，诗无达诂。（2

）《春秋》笔法与文法，微言大义，道统与文统，“

古文”

义法。（3

）《易》学思维模式，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人合一的比附和类推。（4

）“

我注六经”

与“

六经注我”,

六经皆史。


2

．历史学的考据方法：编年、纪事、传记。“知人论世”是古人进行人物评判你的重要标准，注重作家的生平考订、年谱编撰，作品系年及本事索引。


3

．诗文评的文学批评方法：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评，选本批评。以诗学为主，诗说，诗品，诗格与诗式，论诗诗，诗话等古人论说评论诗歌的主要撰写形式。宋以后，书序、题跋、评点成为古人品评的另外主要形式。古人诗文评的阐释立场一方面基于儒家思想，注重诗文的社会功用价值，即文学的外部研究，自《毛诗大序》到清代诗文评，阐说框架与意旨基本没有发生转向；另一方面深受佛老庄禅影响，注重以审美角度阐发诗文的艺术价值与文体特征，即文学的内部的研究，诗文批评理论框架的建构与理论的拓展大多借助佛理系统化的学说体系与释道向内感发的思想特性。


4

．文献整理的校注方法：以目录、版本、训诂考订为基础的作品辑佚、校勘、辨伪和注释。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1

）目录学：“

辨彰源流，考镜学术”

，古人读书治学之门径。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著作由产生至大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由形成到成熟。目录虽是古人重视文献的一种产物，是工具性的著作，但在深层次反映着古人的知识体系、学术视野与审美批评。（2

）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3

）总集编撰，别集校注。宋人对整理唐人著述，保存唐人集子尤功不可没，元明清总集编撰与别介校注多在宋代刊本基础上进行。（4

）清代文学文献学的贡献，清人对子学文献与词曲文献的整理与阐释贡献尤大，尤其是词曲文献，词曲文体地位在清代发生重要转变，清人的词曲观念与阐释理路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的词曲研究，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


5

．清代朴学。梁启超、胡适对清代朴学的论述颇为精当，或可以之切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其治学根本方法，在‘

实事求是’

、‘

无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

汉学’

之目。”

学风特色： A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 B

．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作比较研究以求公则；C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喜专治一业作“

窄而深”

的研究； D

．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

言有枝叶”

。胡适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

）大胆的假设，（2

）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从个别的例得到通则，又把通则用到个别的例上。考订一部分经书的真伪和年代（产生考证学），弄明白古代的“

韵母”

（韵部）和“

声母”

的性质（音韵学）。


综而言之，传统学术文化以经史文章之学为主，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以及四部（四库）之学是古代学术的重点关涉对象，并以治经史之学治一切学问，也即经史为根本，以之通达其他。古人治经史以注疏与考据为主，遂而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以注疏与考据为主要特色。深而言之，这种研究方法与学术视野，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知识考古和历史还原，从而逼近文学史的原生状貌。这对于文学史作家、作品的谱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毋庸置疑，它本身也存在着局限。传统的实证研究更多是关注事实本身，至于文艺本身价值和它所昭示的当下意义，则往往缺乏充分和必要的关怀。


[size=12.0pt]二、近现代学术研究方法




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方法有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借鉴与继承，但研究结果始终未超越清人藩篱，反而借鉴西方文艺研究方法和引入自然科学概念研究方法的运用，促使文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与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性质和方向，并渗透上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建构之中，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储备了整体性经验。


相对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建国后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或者说大胆拿来、吸收的范围、速度与程度都是远远胜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85

年前后掀起的“新方法论热”，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的极大革新，将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导向新的路径与格局。具体来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潮从1984

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1986

年,

可以说盛极一时。1985

年是文艺理论界引进西方方法论、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最集中和热闹的一年,

并因之被称为文艺界的“方法论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文艺研究界对大量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尤其是新的方法论趋之若鹜,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

并迅速把这些新方法应用到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当中。


方法论的主要来源分为两路：其一是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及其方法,

也就是西方人文学科内部的方法论,

包括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等人文思潮等。


另一脉则是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方法论,

严格地说是由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转化来的横断科学理论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

即所谓的“

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具体来说，1985

年前后流行的“三论”主要指的的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上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的出发点,

是要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研究对象都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

通过对系统的性质、运作方式、功能和效果的观察和概括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系统原则,

而这一套原则将能解释清诸种复杂的系统模式。信息论与控制论于年分别由科学家申农与维纳创立,

两者以及后来的“

新三论”

都下属于系统论,

都是在确立某一系统的基础上,

用数学的方法研究系统内信息的数量、质量、传递和反馈的方式。简言之,

新老“

三论”

是由“

系统论”

以及它的变体和进化版组成的。然而事实上,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

遍及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一套方法论原则恰恰是新老“三论”。也就是说,

在更大范围内,

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所共享的是一套“科学方法论”。


综而言之，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学科，用新的西洋思想条理中国材料，以哲学或美学方法和科学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问，在旧学与新知，传统与现代之间调和融通，无问东西，学贯中西。在这一文化语境下，科学性是近代文学艺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学科体系划分；二，以“科学”的视野研究。


1.

学科体系划分，形成分科治学的现代学术与分门别类的古代文学研究面相。


具体言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走入了学科化，不同专业的知识活动表现出各自特有的视域、规则、术语、程序等。最重要的是,

每一种知识都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对象设立一套元话语作为其生存的合法性依据,

比如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成为经典物理学的元话语、审美自律成为艺术理论的元话语。元话语为学科化的知识活动划定了边界,

即一种阐释有效性的范围。近代以来,

文学研究摆脱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知识整一性传统,

为自己设立了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概念、价值坐标、知识模块等。


学科化的研究范式能够使意义的诠释回到真正的文学经验中来,

能够为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存在提供自主性的元话语,

而且还能够赋予文学研究以普遍有效的学术范式。但是学科化的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诗性语言文本的产生并不受学科分类的制约,

相反它是前学科性质的,

即是语言主体对存在之意义的发现,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是真理的自我显现。也即是说，学术趋于专门化和职业化,

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深刻、透彻、条理整然的成果，但是专业化的学术在坚实精进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知识的完整性与同一性。


因而，学科互涉或者跨学科视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动向，也即文学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思想史、民族学、艺术学交叉研究。事实上，中国传统学术中“文史哲不分家”的做法,

就是一种学科互涉或者说多学科融通研究。但是在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时代,

我们不可能回到前学科时代重操旧业,

而只能边缘突破不同学科的界限，从别的学科领域来观察文艺现象，用别的学科的方法研究文艺问题，将专门化的研究导向多边研究、开放性研究，打破文艺研究、文艺批评自身的封闭性，拓宽文学艺术研究的可能。


2.

以“

科学”

的视野研究中国文学。首先，将文学艺术从政治附庸中解放出来，重释文学的艺术本体性与学科独立性。也即，在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揭示文学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的本体价值与艺术特性上，从艺术审美角度或言无功利角度审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动力与自身潜能。其次，以问题意识和工具理性视角切入文学艺术研究。学科的划分，学术研究走向精深化与专门化，也即文学艺术研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文章、著作的撰写多以发现问题、解读问题、解决问题的步骤展开，文章或著作的标题很多时候即是问题，带有浓重的工具理性特征。再者，以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的世界观进行文学艺术研究。学术研究注重客观、理性与中正，注重学科的伦理性道德性建设，并且借助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试图简化、便捷学术研究的程序。比如计算机的使用，将文献资料的数字化，跨越时空检索文献，极大便利的文献资料的使用。


[size=12.0pt]三、研究方法探索的意义




“方法论”的讨论，其实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那就是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科学与人文之间始终不绝的对立和联系。“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

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

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

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

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王岳川《文艺方法和本体论在中国》，《广东社会科学》，2003

年第2

期）也即，方法，从最基本的维度上来看，是主体界定、认知外在世界的工具与方式。进一步而言，方法不是目的，是打通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途径与手段。而最终，方法借鉴与讨论实际上暗含着思维与理念的变革。


1.

方法是工具，主体界定与认知客体的方式。


黑格尔认为:“

在探索的认识中,

方法也就是工具,

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

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对于此点，古人亦有相似论述，《论语·

卫灵公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荀子《劝学》曰：“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方法论，简言之，即是研究所用之“器”，所借之“物”，也即认知世界的工具。


2.

方法不是目的，是打通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手段。


一方面，还原文学本体性。科学方法论并不是作为“目的”而获得其合法性的。在文艺研究当中，对理论和批评“科学化”的呼唤和要求并不真的是要使文学本身科学化，而是为了重释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即还原文学本体性。当然不容忽视地是，对科学方法论某些不太彻底的解读和处理方式,

使得对方法“

奴性”

的“

模仿”

浮于表面,

生搬硬套地使用使文学研究蒙上贴术语标签的意味，未免舍本逐末。


另一方面，以今立古——承继传统，寻求发展，构建民族国家。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出现了一定的断裂，如何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继承传统并走向发展，知识的重新统一何以可能是近现代关注的重要问题。“方法论”讨论，自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始即已开始，以或隐或现的形式存在与晚清“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方法论热”等潮流中。“近年以来历次‘中国的文化讨论’,

都不仅仅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讨论,

而且总是同时甚至首先就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6

页）也就是说,

“西学”讨论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对西方学术方法论的借鉴是中国近现代寻求自身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方法论的“西化”是为“化西”，与古代历史上佛教的传入具有一致性“不管八十年代的方法论革命是否够得上科学主义的‘级别’,

在传统与现代内在接续的意义上,

它与‘五四新文化’的科学主义是可以‘通约’的。它们都从‘方法’开始,

带着中国式的功利性和实证主义,

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文化运动。最终的目的却都不是科学精神本身价值的提升”，而是为了解决古今文化之间的断层与知识的分裂问题，构想立足于传统焕发生机的现代民族国家。（方琛《论八十年代“方法论革命”及其历史域境》，华东师范大学2007

年硕士论文）


3.

方法借鉴与讨论实际上暗含着思维与理念的变革。


近现代方法论讨论的科学性特征实际上即暗含着学者思维与理念的转变，其中一点即是由“不破不立”的观念转向“建设”观念。具体言之，传统物极必反观念中，若建设民主国家则要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即对待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消极的，文化大革命即是对此的反映。但以科学的视野介入文学艺术研究，新旧对立的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如何建设成为更重要的关注对象，也即只要有利于“建设”，皆可为之所用，即以一种“积极性思维”看待传统文化。刘再复当时就“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注意到,

文学研究中“

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

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他对“积极性思维”所“包括三个含义”的解释,

不仅着眼于“思维空间”,

更看重的是整个文学空间的开创:“(

一)

文学研究的文章是建设性的,

而不是破坏性的。(

二)

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

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

三)

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

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

不是破字当头,

而是`

建设'

当头。”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读书》，1985

（2-3

））通过对“科学”话语的借用,

文学方法论和“

科学”

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排斥机制,

以前必须面对的“马列经典文论”问题被策略性地绕过。





参考文献：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

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

年。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艺术研究新方法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方琛：《论八十年代“方法论革命”及其历史域境》，华东师范大学2007

年硕士论文。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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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人文学科方法论问题刍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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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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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黎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文艺理论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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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正、李舜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转型》，《文艺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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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立《1980

年代“

方法论热”

中的“

科学”

话语重探》，《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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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 《山西大报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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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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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学刊》，2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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