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作业金美玲 - 传统文化与文学

集部作业金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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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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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作业金美玲

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1120166009 金美玲

集部的演变过程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一、从无到有的“集部”

1.《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子部萌芽
《汉书•艺文志》未设置集部，即诗赋略与后世集部相似，是集部的萌芽。《汉书•艺文志》表示：“序诗赋为五种”，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按照《汉书•艺文志》的体制设置，六略各有总序，每类之后又有小序，可以使我们考证、得知作者设置分类思想及目的依据，
但是《诗赋略》设置当中，只有总序；著录书籍的家、篇数，却无各类小序，因此“诗赋略”之分，，让人迷惑不解，无从了解“诗赋略”之分类。
2.《隋书•经籍志》集部确立
集部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源于南朝齐王俭撰的《七志》，是效仿刘歆《七略》体例编制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书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
术艺﹑图谱七类，另附道﹑佛各一类，一说附阙书目并道佛经录各一类。今佚，在此把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接着就是南朝梁阮孝绪撰的《七录》，是继汉刘歆《七略》﹑
南朝齐王俭《七志》之后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书分为经典录、记传部、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七类，在此把诗赋略再改为文集录，
并设置内篇四：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七录》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与文学发展密不可分。
然而《隋书•经籍志》将承袭《七录》，在《七录》的基础上删除杂文部，即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隋书•经籍志》集部。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曰：“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集部根基于《诗赋略》，
承袭《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采用四分法引申发展，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形成集部。《隋书•经籍志》集部表述“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
（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 。著录的书籍之多，种类丰富，并且各类设置后皆有小序。
3.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最终完善与定型
直至《四库全书总目》将承袭了前代的四分法，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将子部完善和发展至最终定型。在此别集卷数最重。“集部”著录了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

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之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统计：

1.《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家、篇数统计：
诗赋略著录家、篇数
屈原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陆贾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杨雄入篇。
孙卿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2.《隋书•经籍志》集部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部、卷数统计：
集部著录书籍部、卷、亡书统计数
楚辞十部，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十一部，四十卷。）
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
（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总集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
（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3.《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部、卷数统计：
集部著录书籍部、卷数
楚辞类 1.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渊阁着录。
2.十七部，七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别集类 1.九百六十一部、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2. 一千五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卷内六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总集类 1.一百六十五部，九千九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2.三百九十八部，七千一百三十四卷内二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诗文评类 1.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2.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词曲类词集五十九部，一百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二十五部，四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词选十二部，二百七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词话五部，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五部，十三卷，皆附《存目》。
词谱词韵五部，三十九卷，皆附《存目》。
南北曲三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八部，三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分析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
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在此首先对“赋”做了定义，然后论述了“赋”演变过程。从中也可看出“诗赋略”被政治功用与政治教化密切关联。同时体现出汉人的文学及文体观念比较模糊，
以诗、赋、歌诗为中心。但其文体带有抒情性质，并且认识到“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表：“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
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
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
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
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
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
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
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由此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承袭了《汉书•艺文志》的观点，并且加以深化明细。《隋书•经籍志》对文学及文体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其观念加以定义，
记录了先秦至隋朝的近千年的文学及文体的源流，并详明每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物、观念、文体的特点，并加以评价。从而可以得知，到了《隋书•经籍志》文学便独立，
不再被政教功用。“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 说明一国的文学之风既体现一国盛衰。
《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
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磾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
刊板则易於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
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
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
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
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
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
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可以得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设置也承袭了《隋书•经籍志》观点，并且叙述了集部排列是以各小类出现时间的顺序而排，还详释了《四库全书总目》涉及集部小类的原因，
并对此做了相应的评价。

1. 楚辞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首设置楚辞部，《隋书•经籍志》承袭《七录》专门设置楚辞类，《隋书•经籍志》阐释楚辞类的发展过程：“《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
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
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
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可见《隋书•经籍志》对楚辞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楚辞类的概念细化。楚辞在文学特征受到关注， “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充分体现了楚辞文学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经典被打破，对楚辞的评论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并很多文人给予高评价。楚辞类经历了长期的变动发展过程，，元明时期楚辞类的归属变化最大。
《四库全书总目》承袭《隋书•经籍志》楚辞概念，，将楚辞类设立，因此楚辞在集部的地位才正式稳定下来，清代是楚辞研究高峰时期，楚辞的文学特征也得到清代文人的重视，
其充分肯定了楚辞文体特征及文学特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楚辞表述：“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着离骚”，
盖举其最着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
《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後。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
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说明了从东汉到清代，楚辞学发展的历程。

2. 别集：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无设置此类，《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均有此类。《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表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
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由此可知，别集进行文学创作之士增多，出现大量作品。但由于各自的志向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这便是别集产生的客观基础。后世的文人为展现其创作表示“见其心灵”，
以便进行全面的研究鉴赏，将某一作者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为书，这便是别集产生的主观原因。在此明确了别集特征，反映了自魏晋文学自觉以来，其特性逐渐得到文人的肯定和关注。
因此各家作品增多，将别集单独设为一类，不为怪异。《隋书•经籍志》表示别集的编辑有两种方式，一是“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将流传下来的某一作家的作品辑录起来，独立成篇，称为“集”。可见，最初的“集”即指的是别集。二是后代作家仰慕前人的别集，有意效仿，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书，称为别集。
最后指出亡失及次序方法。由于时代变迁，别集亡失较多。只有一些分量重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别集是按照作者时代的先后次序排。由此，可知《隋书•经籍志》集部当中别集占有重要的地位，
高度评价，体现出文学文体的审美观念。
别集类是《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文献最多的一类，，每个朝代著录的文献数量有很大差异，，可以看出各朝别集的发展特点。别集类与集部其它部类相比，，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变化最小，
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别集类也经历了复杂的分合、调整过程。《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别集类详明了别集的产生以及流变过程，并高度赞扬表示：“集始於东汉。荀况诸集，後人追题也。
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
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於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着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着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岂数有乘除欤？
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馀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後，篇章弥富，
则删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并且上文《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总叙也表示：“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
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

3. 总集
总集的发展和别集的繁盛有直接的联系。隋志明确将总集的起源归之于《文章流别集》，这点受到了后人的认可。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不同作家的别集大量出现，
这是总集出现的基础。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表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
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文学作品之多，带来阅读的不便，为了解决“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
问题，对各家作品进行精选，编成《文章流别集》，这是便是总集产生。对总集的编辑方法也有阐述：“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按照不同的文体进行排列成集，
并对总集类的次序及平路类著作进行说明“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
总集的发展除了表现在数量的增加上，还表现为总集类型的增加。另外，总集类在唐宋时期，基本上是从驳杂逐渐趋于单纯，而明代总集很繁盛，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方面是文学发展到明代文学多元化，文学作品数量众多为明代的总集类编辑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使总集编辑相对轻松，在此出现了大量的文集从而认识到
对文学作品的整理并总结的必要性。《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避免了明代总集类过于细化、过于杂乱的弊端，推动总集类的分类和内容很快固定下来，并影响到后来的很多目录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促进了总集类在内容和排列顺序等渐趋固定。指出总集的兴起，其原因在于，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表述：“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
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
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
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後，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
4. 诗文评
文学批评繁荣与魏晋朝时期，《隋书•经籍志》将《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文章缘起》等诗文批评著作皆归于“总集”当中。到了《四库全书总目》
单独设为一类，诗文评类的设立与出现是文学及文学文体、文学作品发展的体现。诗文评类相对于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而言，出现在目录分类中的时间要晚一些，
它最开始附载于总集类中，后来设立文史类专门收录诗文评类作品。到了明代，诗文评类在集部的地位仍然很不稳定，“诗文评类”这个名称也没有被广泛接受，
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类之后，混乱的局面才稳定，将诗文评类目以及著录的内容也最终定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氵颢氵颢，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
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
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
明人喜作高谈，多虚╂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
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
5. 词曲，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隋书•经籍志》集部当中无设词曲，只有《四库全书总目》单设此类。词曲类位列集部之末，本身规模不大，但将词曲分为词集、词选、词话、
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细致划分。宋代词体作品的大量出现，促进目录著作设立专门的词曲类，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词曲类的名称设定、著录情况等也复杂多变。
《四库全书总目》设立词曲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杂乱状况，但是对清代中后期，目录著作词曲类的影响是相对的，它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辐射和渗透，没有成为一种标准性的范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表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
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
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
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由此可以得知，词的产生由诗，曲又由词产生。词曲相较，词轻于诗，曲轻于词，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
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认为词曲地位卑下、带有轻视意味。将集部放在四部之末，词曲放在集部的最后一位。这反映了清代学术高度拟古之风气思想。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七志》文翰志—《七录》文集录—《隋书•经籍志》集部，直至《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最终完善与定型。通过集部的发展过程，
以及集部当中著录的文学作家、作品，可以得知中国文学的渊源与发展过程。改朝换代也好、政治教化也好、文学自身文体发展也好，当朝之都有独特的文学文体兴盛，
在此发展互相包容和流传，最终形成文学独立，为现今中国古代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集部在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价值及意义，但同时也要客观的认识到古今以往文学与政治教化仍密不可分，
受到朝政的影响与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