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朱一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0月16日10时30分逝世，享年100岁。　　朱一玄先生从1946年起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有《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红楼梦人物谱》、《金瓶梅资料汇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词典》、《警世通言校注本》等数十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一

　　就在2010年的金秋，南开大学还为朱一玄教授举行了百岁寿诞庆典暨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子们纷纷赶赴津门参加这一盛典。我因故未能与会深感无奈和遗憾，回忆、思绪、感动涌满心间……

　　1985年我以同等学力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各门成绩过线后，蒙朱先生举荐，使我这个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考生，在全国各地数十名竞考者中脱颖而出，被南开大学破格录取，从而从一个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农村青年一举成为全日制研究生。为此先生还专门来信向我表示祝贺并“期待着在南开园弦歌共处”。尚未谋面我已感受到了先生热心、助人、惜才、爱护晚辈的长者之风。

　　先生教授我们小说资料学、版本学等课程，虽非我导师，但我视为恩师。

　　入校后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去先生家拜访，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和蔼可亲、清癯儒雅的老人，晴空万里的面庞，阳光灿烂的笑容，一身浅灰色旧中山服，圆口布鞋。而让我有些诧异的是，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与师母只住着两室的偏单元，面积不到50平方米，没有客厅和餐厅，过道里放一小方桌就是吃饭的地方了，且未事装饰，水门汀地面，朴实无华。直至去年，我顺道拜访先生时他仍住在这套房子里。也就是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住进来直到现在，30年了，一直没有变动，唯一变化了的是水泥地面已经磨出多处粗沙，门窗的颜色也已经分辨不大清楚了。而师母已于上世纪末去世，那时小间住着保姆，稍大一点的那间，就是先生的卧室、书房兼客厅了。他一直没有主动为自己申请或谋求过更好的住房待遇，总是笑呵呵地说挺好，已经住习惯了。据知儿女和亲友多次跟他商量把房子装修一下，但他就是不同意，风趣地说：“谁想看看从未装修过的样板房，就上我家来看。”先生是在以知足和感恩的心态生活，但他对学生却无比热爱关心。他曾经常用自己的稿费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逢年过节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他在偶尔发生误会的晚辈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春雨润物般地融化心理坚冰，消弭误会和矛盾于无形。先生德泽学界，声名远播，虽身居陋室，各地专程或顺道来拜访请益者，时有其人，家中常高朋满座。不管你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是同辈还是晚辈或学生，他都躬身相迎，满面春风；来者或请教问题，或索赠著作，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先生总是有问必答，或以书相赠，常常尚未出版的编著及积累的卡片资料也允人先用，甚至将耗费多年心血考证整理的资料慨然相赠，令对方感动不已；来访者告辞出门，先生从来都是要走到门外，躬身相送，笑容可掬，直到对方走下楼梯，身影从视线中消失，才肯进屋将门轻轻关上。

　　二

　　与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朱先生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57年，他因此前论证了《水浒传》是写市民反抗斗争（而非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以及响应党的号召向学校工作提了一点意见，正值壮年被打成“右派”，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文革”中又受到批判，关进牛棚，下放劳动，遭受了难以言传的政治挤压和精神迫害。直到1977年年近古稀才彻底平反后，他没有留存“受害者心态”和“冷战思维”，也从不怀着道德优越感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人（包括犯有错误或有道德瑕疵的人），不充当人格批评家，而是宽宥包容，以德报怨。

　　有个代表性事例典型地反映出他的品格和胸襟。先生“文革”后编撰的头四部著作署有另一位著者，后来的近二十部著作上则没有了。原来那位人士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和进驻学校工宣队头儿之一，“文革”后期他要求留下来做了系里的党务工作者。可他既没有学术成果恐怕又缺乏学术能力，因而难以评上职称，于是在先生将第一部书稿提交系里盖章而后拟送交出版社时，此人以要审查为由将书稿压了下来，然后提出了无理要求：如果同意署上他的名字且作为第一作者，那就放行。面对一个对著作的完成毫无寸功且自身也不具备学术能力的人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恐怕任何人都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先生在经过沉重的考虑之后同意了其署为第二作者，并在以后的著述中接纳其帮助搜集资料，于是一连先后四部著作都是如此操作。虽然不久之后此人正值中年便得暴疾身故了，但我发现这四部著作有的已经过修改增补而再版，先生却依旧保留了他的署名。显然先生认为此事不足为外人道。先生心中没有仇恨，没有芥蒂，而是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健康，光明，善良，始终淡定，超然，释怀，谦让。我想大概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的人生中终究没有干戈而只有玉帛，并且被认为是“学术困乏的当代中国里少数几个力求成为真正学者的人中的一个”；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他远离了学界中常难以摆脱的宗派情绪和门户之见，大力提倡和鼓励我们学生去向不同学术传承的老师请益。中国人所推崇的道德文章的人格极致，在他身上得到了最为有力和最为形象的体现。他那慈航普渡的菩萨心肠，悲天悯人的情怀，高清迈俗的境界，大海般包容的胸怀，炉火纯青的修养，虚怀若谷的长者风范，仁慈为怀的宽厚人格，委实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泉。

　　三

　　先生宽厚待人，却严于律己。在学术上对自己要求极高，对自己著作的检讨非常严厉。1987年我写了一篇评介先生学术体系的文章（标题记不大清楚了，似乎是《皇皇巨制巍巍丰碑》）拟公开发表，事前让先生过目，他阅后找我过去，要求将包括标题在内的文中有溢美之嫌的表述一律删除（虽然在我看来是属实事求是的叙述），同时要求一定要找出其编著中的不足和缺点加以批评，并且以诚恳的态度径自提出了几点自我批评的具体意见供我参考。直到我做到了上述两个方面，他才表示认可。（后来此文以《朱氏资料汇编评介》为题刊发于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正如一位学者所禁不住感叹的：“如今如此无情解剖自己著述的，能有几人？”“可谓学术为公，学术幸甚。”那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际，我应邀在南开和天津另一高校作了“红学”演讲，给南开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了部分古典文学课程，后来又在《南开学报》等发表了《中国的传统美学与古代小说》等学术论文，1988年夏我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并于南开毕业后即考入复旦大学读博士学位。为此先生很高兴，也许他心里觉得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临别前特地提笔修书一封，慈父般地托付其在复旦的友人对我加以关照和赐教。

　　可是在又经过3年寒窗苦读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心浮气躁地弃文从商了。我清楚先生多少了解一些我当年在农村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了走上心爱的科研学术之路而几乎在鲜血和泪水中刻苦拼搏的情况，所以我以为他会因惊讶而神色凝重，或感到失望与惋惜。然而大大出乎我意料，我话音刚落他就毫不犹豫地表示理解，并且加以勉励……先生对人总是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和谅解。我如释重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

　　自跨出南开校门辞别先生回到南方的至今二十多年来，与所有先生的弟子及友人一样，我每年都会收到先生的贺年卡。每当在忙忙碌碌中忘了时间而忽然有一天收到先生的这份朴实而厚重的贺年礼物，看着那熟悉的挺拔俊朗的字体及“恭贺新禧”的大红印章，我的心里便充满温馨与感动，乃至热泪涌上眼眶，脑际会油然浮现出先生的一本百衲衣式的通讯录。那本用旧练习簿充当的通讯录先生视如珍宝，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同仁、朋友、学生、熟人乃至仅有一面之缘者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由于年代久远，对方的通信地址难免变化，而每变化一次，先生就用纸条写上新的联系方式粘在原处。时间一长，糊了一层又一层，就像一件反复缝补过的百衲衣。偶有不相识的仰慕者或晚辈寄来信件，先生也都把他们加入通讯录，并一一回复。每逢年节，先生就按这个通讯录给经常联系和不经常联系的新旧友人和弟子寄去贺卡，寄上祝福，这其中既有先生中学时代的老师比他长一岁直至晚年仍保持着联系的季羡林先生，也有一届又一届有幸成为他学生的人，还有经年累月先后结识的众多学界同仁和旧朋新友，就这样几十年如一年。先生编纂的小说文献资料，每出一本，也按百衲本通讯录分发奉送，出版社赠书数量不够，他用稿费再买，学生和相识的学界同仁几乎人人都有。有时，外地偶有不相识的读者或学生向先生求教，他也会无偿邮寄奉送，如遇手头无书，还亲自到书店买回来再寄。不分亲疏远近，也不厚此薄彼。如此仁爱同施，惠及众人，成人之美，怎不令人感动！

　　五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评价朱先生“环顾学林，朱老实我素来敬重的真学者与大方家”；著名学者、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在与先生的一位学生会见交谈中，竟顺口背起了朱老的文章，感情充沛、抑扬顿挫，并说“你一生能得到朱老的教诲，真是祖上行善积德修来的”。其对朱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沈伯俊虽未师从朱先生但为能以先生私淑弟子自居而自豪；日本埼玉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会长大塚秀高等海外学人亦素来十分感佩先生并且此次不远千里万里专程赶来参加先生的百岁庆典；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说：“朱师和我们很多位恩师一样给予我们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一种奇异的感觉就会在心中出现：你和朱师相处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觉得有愧于他；你和他打交道的事情越多，你就越觉得有负于他。”……

　　事实上，朱先生不仅以为人作嫁、甘做人梯的胸怀，倾毕生精力在一个相当贫瘠的基地上构筑起一座中国小说史料的长城，更以他一生的操守行止和人格力量树立起了一座人性的丰碑。这座丰碑不是泥塑木雕的，也不仅是口头上的，而是矗立在我以及众多熟悉他的人的心中。这座矗立在我心中的丰碑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使得我即使在人生黑暗的时候，在任何挫折和打击下，都不会被击垮，都依然能够领受人间的爱和去爱人。我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见贤思齐，像朱一玄先生那样，善良，宽容，律己，感恩，充满大爱精神，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心灵和谐，传统的中华文明和美德将会彪炳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