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女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红线女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发起人：cosmos516　　回复数：0　　浏览数：9421　　最后更新：2010/2/26 10:25:32 by cosmos516

发表新帖

　帖子排序：

2010/2/26 10:25:33

[只看该作者] #1

cosmos516

角　　色：超级版主
发帖数：136
注册时间：2010/2/23

回复编辑删除

红线女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红线女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The Plot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Hongxian Story
李冬梅
（军事交通学院基础部，天津 300161）

[摘要]：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对唐代以来流传较广的红线女故事进行材料梳理和文化意蕴分析。从中央集权制度、道教神仙信仰、善恶报应、侠义文化等四个方面来分析红线女故事演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轨迹，并使用了最新发现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红线女；主题学；中央集权；佛道；侠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275（2008）01-0000-00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线女故事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故事发生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实力强大，意欲吞并潞州。潞州节度使薛嵩得知后，日夜惶恐不安。这时，薛嵩帐下青衣“红线”主动请缨，潜入魏城，盗取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此举令田承嗣“惊怛绝倒”，打消了吞并潞州的念头，两地平息干戈。功成之后，红线女辞去。
二十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红线女故事的来源作了考证和梳理，但较少涉及民俗学、文化学等研究领域。本文以红线女故事的流传演变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文化意蕴为落脚点，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挖掘造成流传形态不同的内在动因。
一、红线女故事的文本流传情况
红线女故事的源头，出自唐代袁郊所著《甘泽谣》的《红线》篇（《太平广记》卷195“豪侠类”引）。类书《白孔六贴》卷24有《红线》，内容删减很多，只保留了盗盒的基本情节。唐人冷朝阳有《送红线》诗。
宋元时期，红线女故事并没有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而是进入了流传的低谷期。《绿窗新话》收录有《薛嵩重红线拨阮》的故事。除此之外，其余文本记载不过只言片语，而且没提红线女盗盒这一重要情节。
明清时期是红线女故事流传的繁荣期，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所记红线女故事无题，除个别语句，内容与《太平广记》本基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的现象非常严重，红线女故事题目改为《红线传》，伪题唐杨巨源撰的选集有：《虞初志》卷2、《绿窗女史》“节侠部”“剑侠”类、《唐人说荟》11集、《艺苑捃华》、《唐人百家小说》、《唐代丛书》5集卷14、《晋唐小说六十种》第4册、《龙威秘书》、《旧小说》乙级等。《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均据以著录。
又有明王世贞的《剑侠传》卷2辑录有《红线》，清康熙年间汪士汉《秘书二十一种》误以为《剑侠传》是唐书，清乾隆年间马俊良辑《龙威秘书》时伪托唐段成式撰。另外明代潘之恒所撰《亘史》外纪篇女侠卷里有一篇《红线》，没有署名作者。《艳异编》卷24“义侠部”有《红线传》，没有署名作者。
白话小说有《初刻拍案惊奇》卷4《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开篇。诗歌有清代乐钧《青芝山馆集》卷3《红线》诗。
戏剧方面有明代梁辰鱼的杂剧《红线女夜窃黄金合》、胡汝嘉的杂剧《红线金盒记》（此剧历来被学界认为“已佚”。笔者看资料得知[1]47-53，该剧仅存于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内，为世间孤本，可喜的是，它已为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复制并带回国）、更生子的传奇《剑侠传双红记》。清代姚燮的《今乐考证》说：“《双红》有两本。其一本无名氏作，列后。”[2]203证明还有一个无名氏所写的《双红记》，但今已佚。
从红线女故事的文本流传情况来看：唐代是故事的初步流传期，《甘泽谣》的《红线》篇是红线女故事的最早文本。故事中的两个节度使薛嵩和田承嗣，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本是安禄山部下的大将，安禄山死后，属史思明，后来投降唐室而得为节度使。但《红线》也有史实方面的错误，据卞孝萱先生考证：“薛嵩非潞州节度使，是相卫六州节度使。”[3]30另外，夜窃金盒的情节则借鉴了《淮南子•道应训》里“楚将子发”的故事。宋元时期故事流传大多散落在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没有加工与再创作。从这一时期的诗话记载得知，薛嵩家确有青衣名为红线的，但没有盗盒的事情。可见红线女故事是在唐藩镇割据的大的政治背景下，作家根据部分史实，结合传说虚构情节，反映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明清时期红线女故事繁盛起来，诗歌、白话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都有表现，并被当时的文言小说选集广为收录。建国后，梅兰芳就曾主演过《红线盗盒》中的红线女，由此可见红线女故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红线女故事与中央集权制
红线女故事产生于唐代藩镇割据这一时代背景中，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异常尖锐的矛盾，寄托了作者袁郊的政治理想。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自产生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强化民众的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在红线女故事的流传过程中，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改编创作者对该故事的加工也融入了自身时代的政治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安史之乱后，藩镇凭借军事力量割据一方，唐朝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只能采取忍让姑息的政策。唐传奇中大量豪侠题材的涌现，大批侠女、侠士的闪亮登场，就反映了中晚唐特定时代背景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传奇作家希望借助异人来主持正义、扶危济困的强烈愿望。
红线女故事发生在唐代宗广德、永泰年间，田承嗣与薛嵩虽然同是安史余部，但二人家世不同，降唐后的政治表现也不同。袁郊在写作时明显有扬薛贬田的政治倾向。值得深思的是，一方面故事借助薛嵩方的神秘女子消除了战争的隐患，另一方面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唐代中央政权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一句写到主人公红线女对朝廷所持的态度。故事一开始形势就非常紧迫，田承嗣嚣张跋扈，马上就要兼并潞州，此时薛嵩虽然忧虑担心，毫无计策，却没有寄希望于唐代中央政权的力量，整个危机的解除完全依靠“异人”红线女的挺身而出。
这是因为，唐中晚期中央政权极度衰弱，对地方割据势力混战的局面根本无可奈何。作为最高权力的载体，皇权发挥不了应有的效能。对中央政权的失望，使人民渴望和平、结束混战的愿望转而寄托在英明的地方节度使身上。希望有这么一位礼贤下士、有仁爱之心的地方节度使能够伸张正义，结束割据混战的局面，使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唐传奇《红线》就揭露了田承嗣的扩张野心，歌颂代表薛嵩一方的红线女的正义力量粉碎了田承嗣的阴谋，起了朝廷所不能起的作用。作品中潞州节度使薛嵩被刻画成正义之师，因此其军事集团内的红线女，则成为安邦定民的英雄，被赋予中晚唐陷于兵乱纷争中人民期待的英雄的理想色彩。正如刘开荣所说，“在混乱已久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非常疲弱失去了控制力量的时候，人民渴望一个新的力量出来‘替天行道’，恢复社会的秩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4]201
历史表明，凡是在专制主义皇权加强之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之时，反之亦然。宋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巩固加强，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也不断强化。明代中央集权空前强大，“皇权之外，不存在任何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5]227。因此，明代红线女故事受时代政治背景影响呈现出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在梁辰鱼的杂剧《红线女夜窃金合记》中，作者对中央政权则给予了高度关注，“朝廷”、“皇帝”、“国家”等词语频频出现。杂剧避而不谈薛嵩投降安禄山的史实，而说薛嵩是逼不得已，对朝廷十分忠心：
不意禄山兵起，身陷虏廷。肃宗皇帝东平洛阳，遣仆固元帅北收河朔，迎谒王师，得复旧官。[6]卷二十一
薛嵩不承认安禄山政权，称之为“虏廷”，因为唐王朝不计较薛嵩曾为安禄山部下，让他官复旧职，薛嵩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杂剧中突出了“肃宗皇帝”、“迎谒王师”这些维护皇权的词语，强调了唐中央政权的地位，说明薛嵩心中怀有对唐统治者的敬畏。
梁辰鱼杂剧中的红线女一出场，就表现了对唐王朝社稷江山的忧虑，对开元盛世的怀念。唐玄宗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那时节真个全盛也呵！”红线女对盛唐的怀念也是对皇权极盛时期的怀念。当红线女功德圆满准备升仙之际，还不忘向北跪拜朝廷，心中始终有唐中央政权的存在。明杂剧中红线女的义举并不只为了报答薛嵩，她有自己的政治理想，那就是重振中央政权的力量，四海统一，天下太平，“灿灿群星，俱朝北斗”，“圣德重熙，皇猷不朽”。梁辰鱼杂剧借助红线女的描写，极力维护中央政权的地位，强调地方政权要绝对服从中央，皇权意识和忠君思想极其浓郁。
明代胡汝嘉《红线金盒记》中，作者主要批判田承嗣蔑视皇权，有篡位的野心，把他比作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红线女向薛嵩复命时说，田承嗣“君不君，臣不臣”，不像个节度使，“半像个草头天子，又像个番酋长”，田承嗣所作的种种事情，都能看出他对唐中央政权的蔑视和觊觎。“他不遵王法衣冠异，久住边亭礼数荒。件件事不停当，也认不得贞观帝王，也省不得六典樊章。”因此红线女“一片心安邦定国”，她的义举更是对中央政权的维护。
更生子的传奇《双红记》，写红线女与昆仑奴功德圆满，要返回仙界作逍遥神仙的时候，仍“愿汾阳镇九州，愿节度分帝王忧”[7]卷五十二。
由此可见，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里，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在实行文化专制的环境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客观存在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袁郊生活的晚唐，正当唐室衰微，权臣专横，封建君臣秩序颠倒的乱世，而梁辰鱼、胡汝嘉、更生子生活的明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权意识恶性膨胀，特务政治等等社会政治问题都对文人及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红线女故事与道教神仙信仰
解除潞州危机，仅凭一个女子，在一夜之间往返七百余里，于戒备森严的寝室盗走金盒，这肯定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故事中，红线女似是道教中人，她“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繍短袍，系青丝轻履”，一派道教装扮。她额上所书的“太乙神名”，也为道教诸神之一。她的身上有许多道教文化的影子。
有唐一代，道教神仙信仰广被社会，深入人心。唐以前的道教神仙信仰，关注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质量，即如何延续生命，如何得道成仙，所以炼丹服药，符箓经谶之说充斥其教理。唐代道教神仙信仰则纳入了道德人格的修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唐代道教神仙信仰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结尾拂袖而去、隐居山林的模式。唐传奇中的红线女平日就因才能出众倍受主人重用，此番又平定战争，立下如此功劳，更应得到主人的奖赏。然而她不追求人间的富贵功名，突然请辞，要“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薛嵩知道留她不住，提出送她金钱作隐居山林之用，也被拒绝了。在饯行的宴席上，座客冷朝阳为红线女作词，在“还似洛妃乘雾去，碧云无际水长流”的凄怨别韵中，红线女拜泣着佯醉离席，结局是“遁迹尘中，遂亡其所在”，突出了唐代道教神仙信仰“栖心物外、自由逍遥”的特点。
唐代道教神仙信仰追求超脱自由的人格趋向，讲求生命的质量意义，即人如何超脱俗世，超越自我，获得心理和生理的绝对怡悦、自由。传奇中，红线女也追求“栖心物外”的精神境界，虽然身怀绝技，但不到必要时候绝不显露，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回归于伦理，也没有回归于对现实的彻底否定，而是到山林中修炼隐居，求取一种新的恬淡无为、清心寡欲的人生信念。作品始终贯穿着自然无争的调和思想，空灵飘逸的氛围暗示。
宋明以后道教神仙信仰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强调内外双修，积行累德。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出现，将前代肉身成仙的观念转换为精神成仙，强化了神仙的道德内涵，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修养是成仙的重要条件。
在白话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凌濛初说“从来世间有这一家道术，不论男女，都有习他的。虽非真仙的派，却是专一除恶扶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8]35这正因为明代道教神仙信仰强调践履道德对于修道成仙具有重要意义，修道应着重从积累功行方面下功夫。红线女因为打消了田承嗣吞并潞州的企图，惩恶扬善，功德圆满了，所以“修仙去了”。
梁辰鱼杂剧的红线女也是身穿道服，“虽怀剑术，常结仙心”，功成之后 “要东游碧海，西走昆仑，神游八荒，一证仙果”。明代故事都以红线女得道成仙作为结局，道教仙性明显提升。
在明代，道教与皇权关系密切，但神权位于皇权之下。明代戏剧中，身穿道服修成神仙的红线女还要拜谢朝廷，这里所表现的忠君思想，也是宋明以后道教神仙信仰强调伦理道德的体现。
胡汝嘉杂剧中，出现许多道教神仙，有金母娘娘、西王母、东王公、许飞璚、董双成、绿萼华等，主人公红线女也是道教上真弟子，在“功成行备”之后，终于能够返回天宫，受到众仙恭迎。
更生子的传奇《双红记》则直接就把红线女写为神仙“杏叟”下世，她和磨勒奉玉帝旨意，到人间积累功行。在尘世中完成功德修炼后，又回到仙界去了。
由此可见，“被贬谪世——历劫悟道——度脱飞升”成为明代红线女戏剧创作的普遍模式。尘凡历劫不过是重新唤起对仙界的渴望，建立奇功，修行累德之后方能证果朝元，重返仙界。戏剧突出了明代道教神仙信仰注重道德品性修养的特点，也反映了佛、道、儒三者的融合统一。
四、红线女故事与善恶报应观念
《甘泽谣》一书创作的唐懿宗咸通年间，社会的佞佛之风尤为炽盛。在红线女故事的流传过程中，除了宋代没有涉及红线女二世轮回的情节外，其余都是通过善恶报应观念来交待红线女身世背景的。这一文化因素在文本流变中具有稳定性，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红线女故事所体现的是佛教因果轮回论传入中国后的善恶报应观。轮回范围有六道，即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佛教认为，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循环不已的运动，就像车轮的不停回转一样。
唐传奇中，红线女在大功告成后，向薛嵩吐露自己的身世，说她前世本为行医男子，因用药误伤孕妇而遭阴司的贬责，从而托生为“气禀凡俚”的女奴。
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凡俚。[9]285
原来，红线女平息战争，既为了报答主人薛嵩恩情，也为了改变她命运、“赎其前罪”。作为一个女子，红线女立下如此功劳，足以赎她前世所犯的误杀三人的罪过，因此可以恢复为男人身，“还其本形”了。
由此可知，从男子转世为婢女属于佛教六道轮回中的“人道”。然而女身不如男身，积功德可得男身，而犯过却会降为女子。故事中，红线女的身份是婢女，地位极其低贱。在唐代社会，人们大体上分为“良”、“贱”两类，地主、身份自由的农民、手工业者均属于良人，而官户、杂户、奴婢却为贱人。贱人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与人身自由，“奴婢贱人，律比畜产”[10]，使之成为唐代社会上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农民）中的一个“独特的等第”[11]183。千百年来婢女一直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又因身为女性，从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更加的微不足道，成为贱中之贱。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相结合，更进一步强化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在佛教的观念中，奴婢是与牛、马等畜生一样，是来还债的，地位更加低下。红线女因前世罪过罚作薛嵩帐下侍女的情节，在唐以后（宋除外）的红线女故事中一直被保留，成为作家宣扬善恶报应观念，教化劝惩民众的重要情节因素。
五、红线女故事与侠义文化
唐传奇《红线》被《太平广记》收入豪侠类。从红线女的侠女形象在不同时代中所呈现出的特定的精神面貌，可以窥见侠义文化的嬗变过程。
隋唐五代是一个崇尚强力并任张强力的时代。人们崇尚气力，渴盼公正，这就为传统的游侠之风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经无法平息各种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强烈渴望通过侠的力量惩恶扬善，重建社会平衡。
“侠”最初是用来称呼男性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侠女形象第一次大量出现并且绽放异彩是在唐朝。唐传奇中红线女等一批女侠的出现，反映出唐代下层妇女价值观念的转变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男权文化下，女性通常以男性附庸的身份出现，正是在整个朝代女权意识加强的现实影响下，小说作家才会有意识地虚构婢女参政甚至解围、雪冤的故事。唐传奇并没有一句描写红线女的容貌，而写她“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牋表，号曰‘内记室’。”说明她虽为婢女却已经参与到节度使的日常政务中了，对军政形势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更以过人的技艺和胆识化干戈为玉帛，其主题意义不仅仅是对女权意识加强的现实反映，更体现在对女性自身能力的肯定上。
宋代崇文抑武，社会尚武精神流失。南宋后期，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在文学史上，南宋洪迈《夷坚志》中的《侠妇人》是最早将“侠”与女性结合在一起的作品。直接称具有妇德之举的女子为侠，说明了宋人侠观念的变化。宋代红线女故事突出地表现了对女子行侠的蔑视。《海录碎事》把《红线》归为奴婢门，《绀珠集》、《类说》称红线女为妓或歌妓。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把《红线盗印》放在妖术一类，足见编者对女子行侠行为的鄙视和不满。
明清时期，侠义的内涵与前代相比，伦理道德被大大强调。“义”是称某人为“侠”的重要条件。统治者对演“忠臣节妇、孝子顺孙”的戏曲小说网开一面[12]17，使得百姓的娱乐活动也都渗透着忠孝节义的伦理教化。
这是因为理学虽形成于宋代，但作为统治思想被钦定下来却在明代。洪武十七年颁《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会试的首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永乐十四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修成，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与巩固。社会中形成的“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在人们心中更加坚固。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中还出现了众多的讲学家，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已经成为文人们的自觉行为。
首先，明清时期注重对红线女内心伦理道德的刻画，揭示了红线女独特的人生价值取向。红线女一出场就凭吊唐明皇与杨贵妃一事，显得心事重重：
我想当日玄宗爷，值天下承平日久，恣意荒淫，宠爱贵妃娘娘，朝欢暮乐。那时节真个全盛也呵！
　我想唐家山河，金瓯无缺。谁道国忠一进林甫来，九龄已老韩休死。被禄山这厮，跃马长驱，提兵深入。一出卢龙之塞，遂捣函谷之关。污秽六宫，蹂践三辅。把一个娇滴滴的贵妃娘娘，送入黄泉去也呵！[6]卷二十一
君主的“恣意荒淫”和奸臣当道使得盛世不再，红线女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一段心理独白，可以看出红线女对太平盛世的期盼，她希望唐家江山能够“金瓯无缺”。
其次，明清时期红线女的侠义具有崇高的济世救民精神和政治大局意识。此时期，英雄人物的侠义精神被赋予了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惩恶扬善的思想。
唐传奇中红线女行侠的主要目的是为报主恩，而梁辰鱼笔下的红线女，则突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居安思危的见识。红线女身为侍女，却胸怀大志，“每临戎阵，儿女情少，风云气多”。她看到“方今四海未平，邻邦作梗”，心里十分担忧，因此日夜烦闷，希望能够铲除这些乱臣贼子。
胡汝嘉杂剧红线女身上充满了侠客的英雄气，她关心的是家国大事，心胸气魄极为广大，“自古剑侠之客可也甚多，必须是济人利物才算英雄”。这种开阔的政治视野，反映出红线女已由唐传奇中“为报主恩”的小我情感，上升为“济世安民”的大我情怀。
[参考文献]
[1]黄仕忠.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2):47-53.
[2]姚燮.今乐考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0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3]卞孝萱.《红线》、《聂隐娘》新探[J].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2):29－45.
[4]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5]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沈泰、邹式金辑.盛明杂剧[M].北京:中国书店重印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
[7]更生子.剑侠传双红记[M]∥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凌濛初编，陈伟点校.初刻拍案惊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9]李昉等.《太平广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长孙无忌等编，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2]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The Plot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Hongxian Story
LI Dong-mei
(Military Traffic Institute， Tianjin 300161，China)
Abstract: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the thematics，the thesis researchs the plot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Hongxian story. the thesis analyzes literature value and cultural course from next four aspects: centralism， Taoism godliness， Buddhism and errantry. And first use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 Hongxian；thematics；centralism；Buddhism Taoism；erra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