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中的第四大类，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从开始以最具体的“诗赋”到“集”的历史嬗变,“集部”演变无论在从无到有的专类设定、收录内容的变化，亦或是收录“指导原则”等方面都真实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以及不同时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


一、 集部的发展兼议影响文学价值观念的转变


1.1集部从无到有


　　从《汉志》《隋志》《四库》这三部目录学专著来看，集部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汉志》设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无“集部”专设，不过《汉志》中诗赋略可视作是集部之前身。《汉志》诗赋略下分赋、歌诗两类，共收诗赋歌谣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家数与篇数均超过兵书略与方技略。


　　《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 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著录书籍之丰富记载范围之广泛与《汉志》“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不止超过其十倍之多。《旧唐志》《新唐志》与《隋志》相承，宋《崇文总目》集部分三类，删《隋志》“楚辞类”，将楚辞归入“总集类”，于“别集类”之后增设“文史类”，著录刘勰《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这对后来清代《总目》设“诗文评类”产生了重要影响。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崇文总目》集部别集、总集、文史三类的基础上，增设“章奏类”和“乐曲类”，使集部子目扩展到五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增设“诗集类”和 “歌词类”，使集部子目扩展到七类，可见文学样式之丰富。至《总目》集部子目分类变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五类，著录集部文献达3275 部 53005 卷。


　　1.1.1楚辞类


　　《汉志》诗赋略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其中屈原之赋就是《隋志》《总目》中的“楚辞类”，楚辞之后为赋、杂赋、歌诗，即“楚辞类”列为首位。而在《隋志》中，“楚辞类”又被置于类目之首，《总目》亦同，这说明，在这三部目录学著作中，都十分肯定楚辞之地位。


　　此外，《隋志》编撰者改变《汉志》了只载屈宋及汉人辞赋篇数的体例，集中反映了隋代所存《楚辞》文献和研究楚辞的著作，共著录王逸注《楚辞》12卷至隋代刘杳撰《离骚草木疏》共10部、29卷，另外记载有梁存隋亡的宋何偃删王逸注《楚辞》11卷。《总目》楚辞类共收录文献23部，如楚辞类小序所云：“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总目》所录主要是楚辞的注释性文献，且注释体例多种多样，涵盖了多种古籍注释类型。这一类除所列书目外，两书在范围上无太大变化，且所收书目数量在两书集部各类中都最少的。


　　1.1.2别集类


　　别集之名，虽于《隋志》确立，但是《汉志》诗赋略中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三类，均以人名、官职命名，即以个人作品为单位，为后世别集的设立提供了借鉴。《隋志》按战国——西汉—东汉——三国·魏蜀吴—东西晋—南朝·宋齐梁—北朝·后魏、北齐、北周——南朝·陈—隋朝所集者时代顺序依次编录，共有别集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总目》亦按照年代排序，同时剔除了其中的佛道类，共录一千五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卷，内六十六部无卷数。《隋志》和《总目》在体例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目中的人名由《隋志》中的“姓+名”改为“姓+官名或字号”，例如“庾信—庾开府”“徐陵—徐孝穆”。此外，《总目》虽与《隋志》一样，在体例呈现上分为前集、后集、别集等，但是对同一位作者的诗文、题跋等一般归入同一个集中，如：《逊志斋集》二十四卷，明方孝孺撰。是集凡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


　　1.1.3总集类


　　总集起源很早，《汉志》诗赋略中的杂赋类可以说是总集之滥觞。诚如胡应麟《诗薮》所言:《汉志》中“无名氏杂赋一十二家，二百三十四篇。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


　　《隋志》无杂赋类，而将原属杂赋类的书目收入总集类。《隋志》总集序认为《流别》，即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是最早的选录了各家各体文章的总集。自《文章流别集》至梁沙门释宝唱《法集》，《隋志》总集共收录书目107部、2213卷，通计亡书合 249部、5224卷。这二百余部总集若按内容体例区分可分为：汇辑各种文体的文章总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昭明太子《文选》；专辑某种文体的文学总集，如谢灵运《赋集》、《诗集》，徐陵《玉台新咏》；文学理论、 批评专著的总集，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在个人著作的文学作品上，如《毛伯成诗》一卷、 江淹《拟古》一卷等，遵循的原则是选择该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作品，带有了一种专选的性质。《总目》总集类在体例排列上按照与别集一样的方式，即按照年代先后顺序。在收录书目的原则上，将《隋志》总集中的“诏令”“奏议” 类书目移至史部。


　　1.1.4诗文评类


　　《汉志》《隋志》集部皆无专设诗文评类。然而，诗文评类并非在那一时期没有，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有零散的、不系统的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如《论语·为政》篇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作为一种艺术评价标准提倡的一种“中和”之美，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应该遵循的最真实质朴的特质。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论著，如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南北朝时出现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评》等，但是这些都为单独设类，而是与史评类著作同列。《总目》中则将诗文评类单独设类，共收“诗文评类”书目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其中《明人文断》一部无卷数。同时，将诗文评类分为五例并进行了举例，如《典论》其首的“论文之说”，“究文体之源流”的刘勰、钟嵘、“备陈法律”的皎然《法式》、“旁采故实”的孟棨 《本事诗》、“体兼说部”的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等。


　　1.1.5词曲类


　　《汉志》《隋志》集部皆无词曲类。《总目》专设词曲类。关于专设词曲类之原因，《总目》词曲类序言:“词、曲二体在文 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 例，附之篇终。”值得一提的是，《总目》又将词曲类进行进一步划分，“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类目清晰而完备，著录了有关词曲的各类著作。这种集部以及类目下设词曲类二级类目，词曲类二级类目按照内容下设“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三级类目的分类方式，又与别集中按照年代先后设置三级类目形成区别，显示出《总目》集部类目设置的完善和系统。


　　结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集部从无到有的发展脉络,从开始以最具体的“诗赋”到“集”的历史嬗变,其间真实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也代表了文学客观发展的历史现实。这种变化，自然地，受到了不同时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影响。


1.2 从“集部”序议文学价值观念之转变


　　《汉志》诗赋略序言:“传曰: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可以看到，《汉志》诗赋略中所收录的“诗、赋、歌、谣”等是用以或“言感物造端”或“喻其志”或“缘事而发”或“观风俗”。这就使得诗赋略中的“诗、赋、歌、谣”所发挥的作用与六艺略中的诗赋类有了根本性质的区分，因为后者诗赋为诗经类，即诗经与其相关注疏类著作，是圣人之教，而前者为非圣人，即一般文人之创作，教育感化作用少而抒情喻志性更强。


　　《隋志》集部正式确立，集部序言:“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巳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可以看到，《隋志》序以“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开篇，点明文体种类功用，而后“时移治乱，文体迁变”说明文体变化发展的缘由，又指出 “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之语，在肯定了文学现实功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文学独立于政治及其审美的特质。这与《汉志》“可以列大夫”“观风俗知薄厚”的文学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看到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工具，有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位和价值。此外，《隋志》序中提到的“清辞雅致”“风流文雅”也是有别于《汉志》的，这说明，这一时代人们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意趣。


　　《总目》可以称作是彰显中国文学成熟、成体系的代表性目录学著作。我们以专设的“诗文评”类举例。诗文评在《汉志》中没有专列，一则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未发达， 二是相关内容列入其他部类之中，如《毛诗序》列入经部中，其他的相关内容列入子部中为多。《隋志》则开始将《诗评》三卷、《文心雕龙》十卷专门列入总集之末。《总目》专设诗文评类，并将诗文评类分为五例，如《典论》其首的“论文之说”，“究文体之源流”的刘勰、钟嵘、“备陈法律”的皎然《法式》、“旁采故实”的孟棨 《本事诗》、“体兼说部”的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等，意味着诗文评类书目各式体例日趋丰富，为人区分，汇集成派，受到时人重视。此外，就《总目》诗文评类的遵循了《总目 凡例》中“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的“兼收并蓄、辩证通达”的批评标准和态度。《总目》诗文评类序云：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妄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可以看到，《总目》编纂者虽然存在不认可一些文学批评的部分内容，但是仍然兼收并蓄，采撷菁英，这显示出诗文评类书目各有所偏，但各书目之重要性受到进一步肯定，诗文评类的独立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昭示着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完备，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故而“诗文评类”的专设表明文学作为一种价值工具在指导作家作品、引导观众品阅，乃至促进社会审美等方面已然发展得十分成熟。


　　二、集部发展的文化体系发展脉络


　　通过上文，我们看到，《汉书》指喻的夏商周秦汉时期、《隋志》指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总目》指喻的宋元明清时期，对文学范围及本质的自觉认识，即文学观念发生了不同转变。


　　在先秦两汉时代的文学，所关涉的范围实际上不仅包括我们当前认为的文学范畴，还包括史学、哲学等，文学与史学、哲学，甚至经学等学科特质之界壁不甚明显，文学之功能囿于政教宣化之用，故而文学的本身特质并没有得到充足认可，文学地位尚未独立出来。这一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与先秦两汉时期社会结构和意识文化趋向有极大关系。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走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无论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还是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他们都是社会上以少数人因为某些特定权力而占有绝大部分资源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的不够充分，使得人权、民主隐没，权威专制沿袭成为这一时期的代名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称为这一时代对整个社会结构、意识趋向特征的绝佳指代。受宗法制、礼乐制度以及专制制度影响，这一时期形成了政治上以帝王为核心的意识趋向，所有的文化建设都以为帝王服务为目标。诸子百家，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实质仍是为帝王服务之学。如《汉志》诸子略序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可以看到先秦百家学说，无论是儒家的仁爱之说，还是墨家兼爱非攻，亦或是老子无为虚无等其初衷都是于乱世中驰说以“取合诸侯”。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文学自然地也成为了以讽喻方式“图事”“观盛衰”“为列大夫”的工具。《汉志》集部序将文学的这一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 “自孝武立乐 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在此，班固将歌谣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提到了首位。这些观 与传统的儒家诗论相一致，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现实功用。


　　在这一时代，为帝王核心的文化，还表现为对帝王的绝对遵从，对于任何有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统治的都予以排斥。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儒家学说宗教化神圣的时期，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观念，更加被崇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深受王全身授、圣谕广训影响，他对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作法当然不能接受。因此，评价其辞赋“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屈原的《离骚》，显然是不能符合班固对文学作品要利于统治的这一要求的。他否定《离骚》，无非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文艺作品，使文艺成为封建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工具。


　　所以，在《汉志》编纂年代，帝王文化是占据绝对主流和权威的，人们只能将自身与天子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价值。文学亦受此影响，文学必须与帝王统治想统一，成为便于宣教之工具，才能顺应社会意识的主流，反之，就会被隐没。


　　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独立之时期。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乃至宋元明清诸朝，我国社会依然是封建专制，帝王唯尊的政治体系。但是与先秦两汉时期的不一，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是以文人学士为主体走向中国传统文化舞台的时期，而受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市民阶级兴起，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新兴力量。这两股力量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时期，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学观念，最终影响了不同的集部编纂收录原则特征。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文人学士之所以成为新兴力量，是与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的。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具体表现在重视家学，尊本望，撰写家族谱系成为时尚，私修史大兴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文人学士在更迭的朝代难以获取长久的立足，隐逸之风盛行，由此在文化审美上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田园山水的诗作，在美学意象和行文方式上，则处于对言论曲折隐晦的考量，出现了隐喻、比兴、象征等写作手法，由此，文学样式和文学题材大为丰富，文学作品表现得领域不断拓宽，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促进了史学、经学与文学的“分解”。而门阀制度要求家族传承家风和学风，各家家风学风不同，这无形间形成了文人学士在人格精神上的独立，对社会价值观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人文精神都摆脱了之前实用主义的束缚，形成有别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独特的哲学判断和美学判断，这种独立就是文学自觉时代开启的必要条件。伴随着文学的自觉，文学批评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在欣赏作家个人风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各种文体风貌的辨析，出现了曹丕《典论 论文》陆机《文赋》等一大批文学批评类书目，而在这些书目中，人们不再把文学与政教相结合看成第一等要事，而是转向研究文学本身的特性，文学内部之区分，如陆机《文赋》强调“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指出不同文体之风格，而非文体之政教功用。《隋志》集部序也一改《汉志》诗赋略序中对文学“讽喻之义”“观盛衰”的强调，转而分析文学演变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 其云: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 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 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反映出文学观念从无意识到自觉、由模糊不清到有序梳理的变化。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的混乱和门阀制度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使得文人学士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飘逸的审美意趣、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深厚的家学积淀推动文学摆脱实用主义，走向畅情真实，推动文学样式题材扩大，走向极大丰富，由此促成了《隋志》中集部的确立，并为后来文学发展奠定基础。


　　宋元明清时期，是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坊市制度的突破，使得商业区扩大，坊市合一，商业活动的时间也不再受限，士农工商皆本的观念，对于长期以来为重农抑商思想影响的工商阶层得到思想、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解放，市井扩大，手工业者、小商业者进入城市，城市人口激增，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形成带来的是市民阶层的自信、张扬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心态，尤其对新城市人来说更为强烈，表现为对文化艺术的热烈渴求及对节日游乐的高昂兴趣，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市民文化的繁荣，随着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这种文化繁荣逐渐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特性。


　　相较于前朝的文人学士，市民阶层在出身和文化水平上有所差别，民间的、世俗的、大众的、生活的是这一群体文化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民间娱乐色彩更为浓重，民间游艺占主导地位；节日风俗与文娱赏玩密切结合；曲艺杂耍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兴；文学作品题材趋向反映世俗生活，人间百态；文学作品呈现口语化倾向等。由于文化生产以及服务的重心转向市民，所以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样式带有了以往时代不为重视的草根色彩民间色彩，如勾栏瓦肆中的说唱艺人的说唱作品，讲史、诸宫调、散曲、莲花落、道情、评书等形式不层出不穷，描述市井生活的《金瓶梅》《红楼梦》，讽喻政局黑暗的《官场现形记》，公案小说《施公案》、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等，这些文学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何种格式，以何种方式呈现，都贴合市民的日常生活，都不脱离市民的理解和感受。同时，又受到管制影响，一些书被视作“禁书”，不为官方认可，恰恰是依靠市民渠道得到流传。得益于市民阶层与市民文化的相互依存，由市民阶层产生的，又服务于市民阶层的文学样式比前代更为丰富，题材和风格上又趋于生活化，衍生出一大批带带有市民理解、市民感受的白话小说、曲词等文学样式。这些文学样式体量之庞大使当时的四库编纂者难以忽略，但是白话小说类、曲词类毕竟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如《总目》集部总叙:“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巳。”由“倚声末技”、“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等态度可见四库馆臣毫不掩饰对词体本身的轻视。因此，广为市民阶层喜爱的白话小说类、曲词类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都不高，如《总目》中，白话小说类居子部12位，曲词类虽专设，但仍居集部末位。


　　此外，在《总目》中，诗文评类书大为增加，究其原因，是与清代朴学学风严谨求实有关。清代重考据，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因此即使对一些不认可的观点，也不会随意摒弃，如《总目》诗文评类序言：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妄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所以，即使存在异见，但汰除糟粕后，仍可采撷菁英，触发新意。这是对文学批评的最成熟的评判和使用。




　　从《汉志》《隋志》至《总目》，集部走过了从酝酿到确立再到成书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文学观念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演变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文化从帝王文化，到士人文化，再到市民文化发展的过程。帝王文化君权神授，专制于民，文学囿于政教，难以独立。士人文化，人格独立，文学样式增多，文学得到脱离政教功用之机会，走向自觉。市民文化，文学下沉至民间草根，俗文学走进文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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