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治学，讲求入门正，取法高。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入门与取法上。

首先，研究方法适当与否，关系到能否入门。朱子论学之语极多，其中即谈到学问需先识得学问的路径，然后才能做得，不然终究是乱做。如《朱子语类》中说：

“如今学问未识个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觉。惟既识得个入头，却事事须着理会。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语，皆欲为一世法，所以须着如此。"曰："不是说要为世法。既识得路头，许多事都自是合着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当然”。

第二，研究方法的选择，关乎治学的取法。“取法高则陈义高”，成为传统治学的准则。唐太宗《帝范》中谓：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所论虽为帝王之术，然后之学者莫不取之以论为学之道。朱子便极言学者工夫，常患不得其要：

学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寻究得这个道理，自然头头有个着落，贯通浃洽，各有条理。如或不然，则处处窒碍。学者常谈，多说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说扩充，说体验，说涵养，皆是拣好底言语做个说话，必有实得力处方可。所谓要于本领上理会者，盖缘如此。

这个不得其要的“要”，用今天的话来看，可以视作对研究得法的领会。可见，研究方法的恰当与否，首先决定了能否窥得学问的门径。也就是说，研究方法的恰当与否，关乎能不能窥见学问的奥秘。

可见，入门不正、取法不当，很容易走入歧途。

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

1.重视目录学

古人视目录学为基本的治学方法。如苏象先《谭训》卷四载北宋王洙向人称其子王钦若掌握了治学的门径与方法，便赞其有目录之学：

梁相为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奏何次公事。仁宗曰：汉有字次公者，为谁？有几？官长奏：臣废学久，详议官梁适名家子，乞召问之。上问适，适对：黄霸字次公，盖寛饶亦字次公。上大喜，顷之除御史，由此至大用。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王钦若）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

到了清代，目录之学，更被视作学问的紧要所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从其门而入” （卷一），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书”（卷七）。章学诚《校雠广义叙》中更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可以说，目录之学对于研究传统学术者而言，可以使人“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

2.作为方法的义理、考据、辞章

古代学术的理想世界里，道与术二者归于统一。《庄子·天下篇》中，对此说：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因此，道术圆融向为古来学者的追求。比如，即使被认为偏于义理的宋明理学中，朱子之道学、阳明之心学，其终极都是反之于道，在这里，义理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工具。而乾嘉朴学，虽然以训诂考据而见称，但其训诂考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明贤人、圣人之道，只不过认为这一贤人、圣人之道，乾嘉诸人以为存于典章制度、存于经文，所以是“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之理明”。义理、考据，出于心、发于口，则为辞章。三者，都是作为体道的工具与方法。

义理、考据、辞章既是传统学术的内容，也是传统学术的方法论。姚鼐《〈述庵文钞〉序》中言：“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钱穆对此三者，则进一步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部门。”

可以说，尽管传统学术的内容异代不同，但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可以视作传统学术的方法论。

3.宋学论研究之法

《四库提要》中分中国学术为汉、宋两家，言“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其中，汉学研究之法，是重根柢。而宋学的取法，则重精微。这其中，宋学将读书视作第二事，这里所谓第二事，不是说其不重要，而是将其作为研究法而非研究目的。也就是说，宋学主张学术从读书而来。因此，从宋学诸人的“读书论”可以窥得宋学的研究之法。

首先，在目的论上，宋学主张学乃为己，而非为人，如《近思录》卷二所指摘：“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之于人也。” “为己”两字，朱子将其发展为“切己”，《朱子语类》中，有多处论及“切己”的话。

如：学须做自家底看，便见切己。今人读书，只要科举用；已及第，则为杂文用；其高者，则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又如：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

又如：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又云："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当看，不是底也当看；精底固当看，粗底也当看。"

从“切己”出发，朱子就将为学、读书之法落实到学习过程的细节上。如，朱子很重视学问要从大处攻破，亦即《论语》所言的“君子先难后易”：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只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只缘他大处看得分晓。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学只要理会得这一个道理。这里才通，则凡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善恶之辨，莫不皆通。

第二，宋学亦重研究方法上切合实际、计划上讲求细密。如朱子提出：“小立课程，大作工夫”，又说“工夫要趱，期限要宽。”

第三，在博通与专精上，宋学对精微的阐发，实际正是由通而精的。如《朱子语类》中说：“大凡学者，无有径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须是博洽，历涉多，方通。”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个土窟子，谓水专在是。”在精的层面，则将细密与广大视为一体，言： “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 因论为学说："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

4.清代学术对考据、训诂的重视

顾炎武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其后，惠栋更进一步提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清代研究传统学术的主流方法，正是循这一脉络而下的。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即在《尔雅注疏笺补序》中批驳忽视小学文字的空疏学风时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未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未通，妄谓通其心志”。在《古经解钩沉序》里，他又强调小学的方法性：“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词也。所以成其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圣贤之志”。戴震在为惠栋所作《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进一步提炼说：“故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所同然者乃因之以明。”


三、中西方传统研究方法的异同

1.西方古典学的历史

西方古典研究传统的开始，或者说最初的大规模希腊古典学研究，开始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当时，在托勒密王朝建立者托勒密一世的支持下，希腊化各地的学者们集中于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殿堂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对希腊典籍的抄本进行校订和编辑。当时这些典籍的整理，就是以荷马史诗研究为核心。在这样一个脉络下，从第一个校订荷马史诗的以弗所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开始，到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以及编订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目录（Pinakes）的卡里马科斯，他们对希腊古典学的研究，就发展为一种“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术”，因此，西方古典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及其目的，一开始就有两个：一个是对文本原貌的追求，一个是对文本内容的品鉴。前者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校雠之学，后者近于传统的诗文品评。这两者在希腊文中，都称为Κριτικ’η，也就是criticism。

中世纪以后，希腊语Φιλόλογοζ的拉丁语转写philologus开始盛行。Φιλόλογοζ，本来最早见于柏拉图的《斐多篇》，意为爱知识，这时Φιλόλογοζ被用来专指精通古典文化之人。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研究与追求，又发展出另一个目的，这就是意大利学者布鲁尼曾针对文学所说的，“之所以称文学为人文学，就是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philologie作为一门学科，率先在德国建立（一般以Freiedrich  August Wolf在哥廷根大学入学志愿上填写philologiae studiosus 为标志）。F.A. Wolf 也是第一个提出古代科学（Altertumswissenschft）这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的学者，由德国所确立的古典学学科，十分重视语言学的训练，进而言之，其十分注重古代文本的校勘、编订、历史考辨。

在英语世界，相比philology而言，使用criticism的传统更为悠久。培根《崇学论》中，就将学术的传承划分出两个依托： “the one critical，the other pedantical”，而根据他后文的陈述，这里的critical 就包含了考据辨析和内容品评，所以汉译本《崇学论》即将critical翻译为“校勘的”。

可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即是philology或者criticism。尽管在今天，国内针对philology的翻译，有称之为语文学的，也有称为文献学的，但无疑，西方古典学研究方法中，都是以文献、文本本身为导向的。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服务于古典学的西方古文书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参见藤枝晃《世界历史大事典·古文书学》）。

2.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十九世纪之前，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 literature首先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而出现，一种被赋予了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

文学（literature）从指代著作，变为现代西方用以指称富于想象力的作品，这一观念的蜕变之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到了1800年，法国的德·斯达尔男爵夫人发表的《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这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二十世纪被认为是 “批评的世纪 ”或 “理论的世纪 ”，这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研究的趋向。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研究范式，呈现为这样几派：

1）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他们关心文学的文学性：使其为文学的文字技巧，包括语言本身的突出和这些技巧所带来的“陌生化”的体验。

2）起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新批评主义”，新批评主义着重研究歧义、悖论、反讽、潜义和诗歌意象的效果，努力说明诗歌形式中每一个基本要素是如何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做贡献的。

3）源自20世纪初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也称之为“接受美学”（汉斯·罗伯特·姚斯）。他们强调对作品的解读就不应该集中在某个具体读者的经验上，而应集中在人们对一部作品的接受的历史上，集中在这部作品与不断变化的美学标准和一系列期待的关系上，正是这些使作品能在不同的时代得以流传。

4）受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五十年代开始在法国诞生了一批运用结构主义研究文学的群体。在文学研究中，结构主义促进了一种热衷于程式的诗学的发展，这是一些使文学作品成为可能的程式。它并不寻求对作品做出新的解读，而是去理解作品怎样具备了其现有的意义和效果。

5）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并没有竭力揭示结构主义的不足或错误，而是放弃研究是什么使文化现象成为可理解的，转而强调一种对知识、总体和主体的批评。

6）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兴起了新历史主义，他们重视理论层次的历史批评。雷蒙德·威廉姆斯把它界定为“对一切有意义的形式在产生它们的实际方式和条件之内进行分析，包括十分重要的著作”。

7）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以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1978）中对由欧洲话语和知识建构的东方的“他者”进行考察为始，他们辩论西方话语的霸权和抵制它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和后殖民主体的形成：交杂混合的、从相互冲突的语言和文化的堆积中形成的主体。

3.中西文学研究的异同

通过上述西方古典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到：

1）西方古典学研究方法中所重视的philology与criticism，可以大致对应于中国传统学术所讲求的考据与辞章。因此，对义理这一方法的不同，则恰恰是中西古典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所在。

2）从二十世纪开始，西方文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又恰恰呈现出重视理论（或者说义理）的脉络。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露丝·依利格瑞、雅克·拉康、朱迪思·巴特勒、路易·阿尔都塞、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人在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学方面理论的流行，深刻影响了文学研究的趋向，在西方，甚而有 “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说法（见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而试图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末，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才开始成为热门的讨论。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对象的不同，也更多地将目光着眼于传统的文学、子学、经学与史学视野中，毋庸置疑，这一变动也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与范式的丰富。


四、个人体会

传统典籍浩如烟海，结合个人研究方向，私以为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作这样几个准备：

1）以目录学作为切入，重点以《四库总目提要》为中心，由类即学，从古代典籍的构成、分类及其演变，对传统学术的概况加以理解。对应到个人专业方向的佛教学上，则需要对历代佛教经录、音义类的著作重点关注。尤其要熟悉《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阅藏知津》这一类的著作。

2）“拉车看路”，否则就会落入朱子所说的，“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这个得其意，就宏观而论，就是了解时代文化的主题所在。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题，具体的历史演变，必然从属于这一时代的主题。因此，绝不能将佛教孤立地加以看待，应该重视从中国文化体系的层面来认识中国佛教学。具体来说，这就要在儒道方面的相关学习上加以准备。如儒家十三经注疏和《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要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

3）精读原典。汤用彤先生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强调原典一个字都不能放过。熊十力则说，一个词如果在中古思想史的论着中出现两次以上，就特别需要关注。罗香林在《劝同学诸君作札记说》中，极言应选定一书，在精读的基础上作札记，他说：“诸君读书希古，锐志学问，札记之功，必不可少，诚以有此札记，读时既不泛泛略过，有疑难处，必力加思索，其受益无穷”。

4）重视逻辑条理。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以渊源制度为题，所凸显的就是“渊源”“系统”，在《陈寅恪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论述。私以为，陈先生所重视的“渊源”“系统”，落实到我们个人的研究中，就是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与条理。



参考文献：

1.孙之梅，孙学堂主编，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3.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5.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6.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7.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8.傅刚，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目的、意义、方法，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9.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方姗编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10.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