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方法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研究方法是治学致知的起点，是学术思想的具像化，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治学将事倍功半，甚至会误入歧途。

　　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治学之一门，必然也需要方法论。《孟子》“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便是最早的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之探讨。中国传统治学虽重视“入门”与“取法”，但关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却多零星的论述，缺乏自觉性与系统性，这也即是中国古代学术重实用性而非理论性的反映。直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术研究方法方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与总结。研究方法并非孤立存在，相反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学术多是“帝王之术”或为其附庸，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例如清代重考据，实际上则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学术观念的产物，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治学思想决定研究方法的发展与转变，反之，研究方法也能反作用于学术，对学术或促进，抑或阻碍。总之，正确的方法论是学术研究的指引，方能保障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适当研究方法的使用会使学术研究少走弯路，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生成。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会开拓学术研究的视野，更新学术研究的视角，解决学术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二、中西对比

　　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学术注重与生活无直接关系的自然之本源，潜心于建构理论体系，西方治学以本体论为据，探究事物之客观规律，以概念、范畴为研究对象，以求知为最终目的，遂构成一个个逻辑体系，研究方法上，西方重概念界定；思维方式上，西方重对自然科学之探究，探索自然之思维模式引导西方崇尚科学、追求真理。西方治学的另一重要特点便是勇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西方在近代建立了美学，文学和艺术理论也被纳入美学范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哲学之间界限往往不甚明晰，像解构主义这样的理论已经远远超越文学批评范畴，称之为哲学理论或文化理论更合适。

　　另一方面，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依据并非出自本体，而是被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所指示，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文艺批评方法、阅读欣赏方法都离不开的是“道”“中和”“思无邪”的境界。同时受经学长期浸润中国古代社会之影响，儒家经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理念使得我国古代学术方法更重于如何培养人，鲜有创新方法，自成一体，大多以师承因陈为主，为学问而学问的较之西方较少。此外，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往往重实用性，缺乏西方系统的理论总结。

　　诚然，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是源于自身的社会发展的，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所有的学科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背景衍生出的新的理念和思想都要求学术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以适之，所以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而言，必须像《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汰除糟粕，采撷菁英，同时又需要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我们也应打通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人是整体，社会是整体，世界是整体。每门学科一般都是从某种角度反映整体的某个侧面或层次，某种系统或规律。如果我们只看到现象的差别，无穷无尽地加以分割，就会远离世界的真实。庄子所谓七窍凿而浑沌死，就是向往浑然一体的真实。我们惟有在整体的有机联系中审视各种现象，才能感悟活泼泼的真实。


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历来有两个主要传统，即“论”与“传注”。

　　传注，就是阐明经义，传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式。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从汉代开始，是大一统思想在学术上的集中体现。经典化和一统化是相辅相成的、直接相关的。“述而不作”，即把前人圣贤说的东西重新叙述出来，以圣人之心为心，以圣人的观点为观点，不阐明自己的观点，把古人观点重新阐述。章句是对文章和句子进行解释。汉代出现很多训诂学者，也出现几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诸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尔雅是最古的一部训诂词典。这些训诂学的经典是我们理解元典的重要工具。

　　论开始也是对经典的阐述，后来向学术分化，是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尤其宋代以后。宋代学者辈出，治学精神严谨，宋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学和史学是宋代学术文化的根基。宋代学术研究既不像先秦那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否定别家，也不像汉代那样有严密的统绪关系，而是形成系统的学派。特点：①地域性；②以某个核心人物为中心形成流派；③讲学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辉煌时期，主要以乾嘉学派为代表。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这些属于考据学的基础知识和技术知识。②校勘、辨伪、辑佚、注释，这些为操作方式和研究方法。③名物典制、金石、地理职官、乐律、避讳，这些属于考据学研究的对象。怀疑论是宋代学术的一个好的传统，乾嘉学派一方面继承了这种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汉代学术的“实”的传统。这一时期古书的辨伪取得很大成就。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传统的、非功利的。文学研究往往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通常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变化引起的。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文学史所取得的既有成绩，也不能囿于文学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了解文学历史的变迁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可以避免用今天的观念去忖度古人的意图。因而我们应该致力于用古代的学术精华去解读古代的作品。

　　民国是世界近现代各种思想学说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晚清以来，成熟于西方的现代理论知识（诸如涂尔干、尼采、佛洛依德等）被译入中国。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展现了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诸种基础学科经日本传入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的情形。

　　对传统文学的研究，除了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之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梅光迪曾对这个时期中国学界有集中的论述：“吾国最初以西洋学术号于众者，大抵速成之流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前者急不能待，后者奔走于立宪或革命运动，无暇入彼邦高等以上学校，执弟子礼于名师之门，故于学术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长短得失，皆凭其未受训练之眼光以为观察，而又以唤醒国人，刻不容缓，加之国人程度低下，无需高深，故彼等一知半解之学，亦聊胜于无。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梅光迪对晚清以来学术发展的总结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这些“流东学生”和“亡命之徒”对于西方学术的确有了解未彻之处；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其深厚的旧学根底以及对中国积弊所见之深切是梅光迪难以揣度的。

　　人类学最初是为解决文学起源问题而被引入文学研究的，既往的知识分子往往将文学的起源归于上古圣君贤王，贯以经学的解释；而人类学的传入则促使近代学者从巫觋祭祀、民谣及神话传说中推求文学起源。诸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借鉴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观点——将酒神祭祀作为古希腊悲剧的源头——而将戏曲之起源归诸巫觋古优：“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小说）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将神话传说作为小说之起源。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有言“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字训诂的知识欲是必不可少的；研究中国俗文学，宋元俗语的知识也是需要的”，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几乎影响了民国初期所有的文学史学研究。如刘师培《文章原始》“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究造字之源流”借用进化论的观点从文字的起源窥测文章、文学的源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所可考见的早期文学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此种体例结构。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罗根泽《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从周易卦爻辞的歌谣中探求文学起源，并把文学起源推定于商代之时；郭绍虞则将中国文字分为语言型和文字性两类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国文学变迁作总体的阐释。

　　早期学者在借用人类学观点来进行文学研究时，多止于文学起源论而未深入于其他问题。然而，这些研究毕竟打开了新思路，为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客观的框架。文学史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研究，“古史辨”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古史辨伪不仅限于历史研究本身，而且对文学研究产生持续的和深入的影响。

　　顾颉刚与郑振铎二位先生就是将古史辨作用于文学研究之代表。顾颉刚强调上古历史记载中神话传说的成分，郑振铎则在神话传说中发掘真实的历史痕迹。郑振铎研究俗文学，将文字材料与国外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进行文学性的比较研究，《玄鸟篇》将斯拉夫系、爱斯基摩人、越南、印度等其他民族的始祖神话，与中国感生神话相互印证以剥离神话而还原其背后的古代生活遗留。尽管二者路径相反，但郑振铎的研究并非是对于顾颉刚古史辨研究的反动，而更像是一种补充。顾颉刚作为“史学家”，其研究立足于历史学的角度，以文学为辅，将神话传说置于“演变”的链条中，考察古史怎样逐步剥落神异的色彩以史的面目呈现出来，就像他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所说：“这个研究如能得到一个结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确定了。”郑振铎则主要的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所以他倾向于立足文学作品本身，考察其中所包含的史的因素和观念更加细致、生动地建立起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接近于文学的社会学、社会史研究。

　　闻一多是综合运用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并取得极高成就的代表之一。他受过古史辨的影响，留美期间又接受了良好的人类学的训练，因此也有着更好的方法论的自觉。在《伏羲考》中，闻一多由伏羲女娲引申到龙的原型；由图腾崇拜引申到部落兼并；此外，闻一多通过女娲与匏瓠的音韵关系，将洪水神话和造人传说连接起来。闻一多以文献为基础，援引考古出土资料成果加以印证。背后的学理基础则是人类学理论尤其是图腾理论，正如他在《伏羲考》中所说：“……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二人的传说得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不仅考古学知识被闻一多引入文学研究，闻一多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兴”之理论依据便是心理学尤其是性心理学。“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诗》——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禁忌）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象和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

　　综上，人类学及与历史学的引入，解决了文学研究的两方面问题，一是文学起源的问题，一是田野考察的方法。其中顾颉刚古史辨对于文学研究，无论方法论的启发、推动，还是文献资料的积累、会通，都有积极的意义。人类学观点及与之相关的神话学、“古史辨”更多的适用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而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更广泛的用于俗文学研究，而非雅文学研究，这或许可从某种程度上地解释缘何民国以来俗文学研究繁盛且水平较高，而诗学和文章之学在方法论方面相对滞后。

　　上文提到，古代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叙述、分析，研究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演变的规律——古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学，因而古代文学的研究或可参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对历史时段的划分、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使用、对历史总进程的把握等。中国古史传统强调实录，自司马迁、班固为肇端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对历史的写作提出了据实而录的要求，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即据事实，无寄空言。故古代文学研究，以探讨历史真实面貌为目的，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四、心得体会

　　本学期的课程主要通过对目录志的变化来梳理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汉志》《隋志》《总目》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目录书，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是其编撰的基础前提。只有在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以后，才能顺利开展著录工作。在对目录志进行分类研究时，比较分析法则是最常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可总结出古代学术变迁的规律和重要典籍的流变情况，因此古人都以目录学为治学之津逮。

　　梳理出如下方法：

　　1.从原典出发，把握第一手材料。原典是未经修饰与解读的。关于经典的注疏以及近现代学术研究已有无数前辈大家在前，他们的结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总归有一定的主观性、并非全盘可用，而且如果一味关注前辈学者的研究往往难以自觉发现问题，主动思考。

　　2.应收尽收。应收尽收应当是对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不能仅限于一方一隅，而是要博览全书，古今兼取。需知详实的材料才是佐证某一论点的关键和基础，缺乏应收尽收，就会使考据单薄。

　　3.轻重缓急。无论是原典，还是注解等材料，研究者在读著述时要有所取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文献级别而选定具体的研读方式。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搜集的文献，应该参考《四库》中类目的分级系统，将所得文献分为一级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1年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3]徐懋庸《文艺思潮小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4]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苑出版社，2011。

[5]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

[6]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