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philologie作为一门学科,率先在德国建立(一般以Freiedrich August Wolf在哥廷根大学入学志愿上填写philologiae studiosus 为标志)。F.A. Wolf 也是第一个提出古代科学(Altertumswissenschft)这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的学者,由德国所确立的古典学学科,十分重视语言学的训练,进而言之,其十分注重古代文本的校勘、编订、历史考辨。
在英语世界,相比philology而言,使用criticism的传统更为悠久。培根《崇学论》中,就将学术的传承划分出两个依托: “the one critical,the other pedantical”,而根据他后文的陈述,这里的critical 就包含了考据辨析和内容品评,所以汉译本《崇学论》即将critical翻译为“校勘的”。
2)从二十世纪开始,西方文学研究范式的演变,又恰恰呈现出重视理论(或者说义理)的脉络。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露丝·依利格瑞、雅克·拉康、朱迪思·巴特勒、路易·阿尔都塞、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人在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学方面理论的流行,深刻影响了文学研究的趋向,在西方,甚而有 “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说法(见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而试图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末,古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才开始成为热门的讨论。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对象的不同,也更多地将目光着眼于传统的文学、子学、经学与史学视野中,毋庸置疑,这一变动也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与范式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