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1120166009 金美玲

经、史、子、集部的演变过程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我们所知道的经、史、子、集部，经过时间的变化、朝代的更改、思想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其内容都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便成为了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目录学，以及古代文学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通过这三部著作，可以得知学术思想的发展及演变过程。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目录文献，记录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官修目录，承袭《汉书•艺文志》，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并记载了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及学术的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则被称为中国图书目录的顶峰之作，是乾隆皇帝的钦定下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的目录著作，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对后世的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影响巨大。本文将通过三部著作的经、史、子、集部，对其中所反映的学术的变迁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 经部
统计《汉书•艺文志 》六艺略到《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书籍数量，通过直观的数据便知其数量明显增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103家，3123篇；《隋书•经籍志》经部627部，5371卷，统计亡书合950部，7290卷；《四库全书总目》经部690部，10230卷， 存目1070部，10145卷。其原因，首先，随着时间变化书籍增加便是自然的现象。其次根据改朝换代、文化、思想、政治等种种因素便有不同的见解、观点影响学术的发展，自然反映到国家重要书籍当中。同时也可以看出经部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有着重要地位。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三部著作门类设置方法不同。《汉书•艺文志》采用六分法，是在刘氏父子《七略》的基础上确立，班固删《辑略》而形成六分法，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其分为经、史、子、集。与《汉书•艺文志》相比目录更加明细，目录大部分有作者介绍、著作内容、时间，此外还统计亡书合计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承袭经、史、子、集分类的四分法，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相比每部都有提要，其对作者与内容的介绍更加详细丰富，并且还有详实的评价。
说到经部，通过以上三部著作门类设置的方法便知，《汉书•艺文志》没有经部。但从《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所包含的九个类别中可以看出，《六艺略》相当于现我们所说的经部。
以下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类设置及次序：
经部著作 分类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九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书•经籍志》 十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十类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通过以上明显的次序变化及类别的出现与消失进行分析。
1.易、书、诗、礼、春秋在三部著作中明显排前。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儒家五经。其一原因便是儒家经为根本，作为儒家经典流传并保留至今；其二每个朝代非常之重视，同时广泛推广儒家五经的重要性和价值性。
2.《隋书•经籍志》中《纬书》的出现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纬书》的消失，主要是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早在汉代纬书就开始兴起，但《汉书•艺文志》未把纬书单独列为经部中，到后来与政治统治联系，因此《纬书》在《隋书•经籍志》中便自然列于经部。《隋书•经籍志》纬书中表述“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但此之后历代朝廷都采取禁止的态度。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经部中没有《纬书》，将《纬书》入“异类”的末尾。纬书出现于消失，主要原因是时代背景和官方意志的影响，其次纬书被轻视、认为缺乏科学性，从而有压制、禁止性态度。
3.《乐经》逐渐被轻视。从文献可以看出早期对《乐经》是其为重视，但《乐经》最终消失，并没有保存下来。其一，“乐”本身的原因，其他书目可以用文字记载并留传，而乐不能用文字完全描述声音本身的特殊性，所以《乐经》很难保存下来。其二，乐根据朝代的更改，每个朝代都有自身流行的乐曲与乐器，因此每当换朝的时候难免忽视过去的乐曲。
4.《孝经》的地位逐渐提高。“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根本。但是，与纬书同样都受到官方意志的影响，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和治理国家便利用《孝经》。在《汉书艺文志•孝经》中表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在《隋书经籍志•孝经类》意义便进一步明确表述，“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可见从汉代统治者开始，历代都非常重视“孝”，“以孝统治天下”为治国方针，然而从家庭“孝道”转向社会“孝道”，其本质便变质了。不纯粹是父母之间“孝道”，便为政治统治服务的的工具。为了鼓励及宣扬“孝”，还设立“孝廉”选拔官员。并且皇帝的谥号中也有“孝”字。可见历代重视《孝经》是为了统治、治理国家，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5.《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的《论语》消失，《四库全书总目》出现《五经总义》与《四书》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经总义类》小序中表述：“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此序大致表述“五经总义类”之发展流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类》中小序中表述：“《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通过这段可以得知，一、到《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独立以及《论语》并入《四书类》的过程 。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被重视，同时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书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三部著作分类逐渐系统化、科学化。但同时得知，小类的次序变化以及出现与消失，逐渐重视与忽视，都与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有关，都受到官方政治的控制和历代者统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工具性。最为明显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都冠于“钦定”之名，明显指出乾隆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古代经学思想、文化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

二. 史部
1.《汉书•艺文志》无史部
通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便知，《汉书•艺文志》未曾单独设立史部。《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 不同于 《汉书•艺文志》，前者采用的是四分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早期的《汉书•艺文志》采用的是六分法，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因此从编制的方法可知《汉书•艺文志》并无史部。但在《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存有“史”性质的书籍相当之多。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春秋类有“史”性质的书籍，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书名 篇数
《国语》 21篇
《新国语》 54篇
《世本》 15篇
《战国策》 33篇
《楚汉春秋》 9篇
《太史公书 》 130篇
《太古以来年纪》 2篇
《汉著记》 190卷
《汉大年纪》 5篇

2.《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分类设置及次序表
史部著作 分类

《隋书•经籍志》 十三类 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


《四库全书总目》十五类
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类（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经籍、金石）、史评类。

3. 关于《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同一分类的分析
1.正史类
《隋书•经籍志》已明确表述了正史的观念：“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 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通过这段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将正式类位于史部之首，并且将《史记》、《汉书》等以帝国传记为纲的史书列为正史。
《四库全书总目》承袭《隋书•经籍志》也将正式类位于史部之首，便进一步明确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的观念，同时对正史的发展流变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正史》之名，见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从《汉书•艺文志》无史部的概念、没有设立史部到《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并最终把史部单独立为史部,这个过程反应了“史”的地位的逐渐提升，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概念开始明确细化到各个分类。由此可以得知不光是正史概念不断在明确，同时也可以得知“史”部的受重视程度和地位在不断提升。古代对《史》的逐渐重视，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具体化、分类化和系统化。而通过这个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整个学术的思想发展及演变过程。
2、杂史类
杂史类在《隋书•经籍志》中排第三，在《四库全书》中排第四，总体来看排序的变化不大。《隋书•经籍志》杂史表述：“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四库总目提要》对定义进行了更明确的表述：“《杂史》之目，肇於《隋书》。盖载籍既繁，难於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着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着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通过这段可以得知：第一，杂史类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演变过程；第二，两本著作在表述上虽然有差别,但其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三，杂史类具有考证价值。
3、职官类
职官类在《隋书•经籍志》排第七，到《四库全书》中则排到了第十三，相比之下，排序有点靠后。但是其内容跟史部其他的类别相比，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可能与职官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其他的史部分类的记录是以“史”为主，而职官类则是以职务序列和官阶程序为主的“官职”“官箴”的“史”。因此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变迁，对其重视程度会不一样，那么名字也会随之变化，但对于官职以及其他相关的东西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隋书•经籍志》在职官类中这样表述：“古之仕者，名书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职，以相统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数凡从正者。然则冢宰总六卿之属，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数，先后之次焉。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盖亦古之制也。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亡散；又多琐细， 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另外，《四库总目提要》也有表述：“前代官制，史多着录，然其书恒不传。《南唐书•徐锴传》称：‘後主得齐职制，其书罕觏，惟锴知之。今亦无举其名者。世所称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故本书繁重，反为人所倦观。且惟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其间如元丰变法，事不数逢。故着述之家，或通是学而无所用。习者少则传者亦稀焉。今所采录，大抵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儆戒训诰之词。今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明人所着率类州县志书，则等之自郐矣。”
4、地理类
地理类在《隋书•经籍志》排第十一，在《四库全书总目》还是排第十一，所以排序没有变化。但我们知道《隋书•经籍志》史部共有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共有十五类，并且排在上诉所说的职官类之前，这样就能明显看出对于地理类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升。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地理类分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和外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随着时间和学术的发展，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除了书籍的数量增加以外，地理类也在逐渐的完善，比如地理类的概念更加明确，分类也更加细致。
下面以地理类的书目《山海经》为例，来说明《山海经》在三部著作中处于不同的分类的情况。在《汉书•艺文志》中归类于数术略•形法类，在《隋书•经籍志》归类于史部•地理类，在四库全书中分别归类于子部• 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和子部•小说家类。 从这里可以得知，一开始对地理类概念不是非常明确。
《山海经》 著作 著者 分类
《山海经》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  数术略•形法类
《山海經》二十三卷 《隋书•经籍志》 郭璞注 史部•地理类
《山海經》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晉）郭璞注 子部• 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山海經廣注》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清）吳任臣注 子部• 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明）王崇慶撰 子部•小说家类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清）郝懿行撰 子部•小说家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汉代的《汉书•艺文志》中对“史”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等到《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中所采用的四分法出现以后，“史”便独立出来，并且和“经”一样受到了同等的重视。第二，我们现今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所看到的史部分类，包括正史类、 杂史类、 职官类和地理类等，这些分类的名字和概念是承袭于《隋书•经籍志》。第三，《四库全书总目》增加的类别有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 目录类和史评类。这些类别也承袭《隋书•经籍志》，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进行了改变，比如在分类上进行了细化，并加增了书目，在概念上则更加明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四库全书总目》是在充分、合理地吸收了《隋书•经籍志》的书目及分类的前提下，通过自身进一步的调整和提升后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三.子部
1.子部分类
从三部著作的分类当中可以明显看出，《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当中有子部，但《汉书•艺文志》无子部。我们通过前人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虽然《汉书•艺文志》无子部之名，但有子部之实。
《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当中表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可以知道子部根基于《七略》，在《七略》的基础上，班固删《辑略》而形成六分法，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子部”， 其全面的展示了先秦至汉代的诸子百家学说的著作。具体而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定、社会不安的混荡时期。然而到隋朝时各学派、学者提出丰富的理论性学术思想，因此隋朝时“子部”有了新的面貌。《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为经、史、子、集，明确表明了子部的确立。 经过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学术积累和演变，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逐渐发展。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承袭自《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得到最终的完善和定形。这三部著作中的子部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及相似性，其基本概念是以诸子百家著作为主，但同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变迁，对子部及诸子百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在子部小类也有一些删除、合并调整等变化。
以下是《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类设置及次序：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10类：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隋书•经籍志》子部14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14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用、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二、子部小类的分析
1. 通过以上子部小类的设置，我们可以知道《隋书•经籍志》子部中的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中的兵家、 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等；《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均没有设置，但我们知道，上述的分类，相当于《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隋书•经籍志》子部表述：“《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由此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子部是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合并的基础上而设置的。

2. 儒家
通过子部小类设置及次序发现，三部著作均把儒家位于子部之首。之所以把儒家位于子部之首，是因为儒家教化与统治阶级有密切相关。虽然朝代更迭，社会背景、思想观念随之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统治者始终尊崇儒家，其原因在于儒家核心思想利于治国。
例如汉武帝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统治阶级将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及社会思想。 再有对《四库全书》编制也有负面性的评价，认为这是乾隆皇帝钦定 并以“稽古右文”为名﹐提倡有利政策的文化思想来统治国家政策的工具性产物。在编订过程中，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禁制、删改、销毁，并篡改大批文献，造成有些富有学术和思想价值的书籍了无踪影，而一味突出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子部中儒家及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是典型的统治者的提倡的学术思想转至政策的现象。
以下是《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的表述：
《汉书•艺文志》表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隋书•经籍志》表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四库总目提要》表述：“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
三部著作著录“儒家”书籍：
《汉书•艺文志》：“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隋书•经籍志》：“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四库总目提要》：右“儒家类”三百七部，二千四百七十三卷，内二十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思想，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乃至人生观与价值观。三部著作从发展到确立及定位，都反映出“儒家”在子部之首的认同和肯定。其一，儒家核心思想利于统治者的治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二，根据朝代更迭、历史的变迁，儒家具有“时代适应性”和“实践性”，并有效的践行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思想。其三，中国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及教化的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所在。

3.道家
《汉书•艺文志》至《隋书•经籍志》“道家”地位提升，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地位下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10类当中道家排在儒家之后排在第二位；《隋书•经籍志》子部14类当中也排在儒家之后的第二位；《四库总目》则14类当中排在倒数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当中，关于老子和庄子的书籍明显增多。 并且经史子集四部后附入道佛二家。
其原因在于，一、西汉前期在汉武帝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道家曾一度占优势。经过战乱，社会需要养生、恢复、发展，而黄老思想正主张清静自守，适合当时社会政策的需要。司马谈在、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中，对道家的评价最高。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司马谈对道家的认同和赞赏，正说明道家思想对当时的影响。
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混乱不定的时期，很多文人提倡重于老子和庄子，该时期道家的思想是最为繁荣。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老子、庄子书籍比较：

著 作
书 名 儒  家


《 汉书•艺文志 》                《隋书•经籍志》

老子 1、《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2、《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3、《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4、《说老子》四篇。 刘向。


1、《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汉长陵三老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汉》征士严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2、《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
3、《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老子经》二卷，东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郸氏注；《老子》二卷，常氏传；《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4、《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晋尚书郎孙登注。）
5、《老子道德经》二卷（刘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经》二卷，晋西中郎将袁真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凭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琳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严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王玄载注。亡。）
6、《老子道德经》二卷（卢景裕撰。）
7、《老子音》一卷（李轨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晋散骑常侍戴逵撰，亡。）
8、《老子》四卷（梁旷撰。）
9、《老子指归》十一卷（严遵注。）
10、《老子指趣》三卷（蠙丘望之撰。）
11、《老子义纲》一卷（顾欢撰。梁有《老子道德论》二卷，何晏撰；《老子序决》一卷，葛仙公撰；《老子杂论》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记》十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韩壮撰；《老子玄谱》一卷，晋柴桑令刘遗民撰；《老子玄机》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
12、《老子义疏》一卷（顾欢撰。梁有《老子义疏》一卷，释慧观撰，亡。）
13、《老子义疏》五卷（孟智周私记。）
14、《老子义疏》四卷（韦处玄撰。）
15、《老子讲疏》六卷（梁武帝撰。）
16、《老子义疏》九卷（戴诜撰。）
17、《老子节解》二卷
18、《老子章门》一卷

庄子 1、《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1、《庄子》二十卷（梁漆园吏庄周撰，晋散骑常侍向秀注。本十二卷，今阙。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撰注，亡。）
2、《庄子》十六卷（司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阙。）
3、《庄子》三十卷、目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录》三十三卷。）
4、《集注庄子》六卷（梁有《庄子》三十卷，晋丞相参军李赜注；《庄子》十八卷，孟氏注，录一卷。亡。）
5、《庄子》音一卷（李轨撰。）
6、《庄子音》三卷（徐邈撰。）
7、《庄子集音》三卷（徐邈撰。）8、《庄子注音》一卷（司马彪等撰。）
9、《庄子音》三卷（郭象撰。梁有向秀《庄子音》一卷。）
10、《庄子外篇杂音》一卷
11、《庄子内篇音义》一卷
12、《庄子讲疏》十卷（梁简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阙。）
13、《庄子讲疏》二卷（张讥撰，亡。）
14、《庄子讲疏》八卷
15、《庄子文句义》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阙。梁有《庄子义疏》十卷，又《庄子义疏》三卷，宋处士王叔之撰，亡。）
16、《庄子内篇讲疏》八卷（周弘正撰。）
17、《庄子义疏》八卷（戴诜撰。）

《汉书•艺文志》至《隋书•经籍志》道家中，关于老子和庄子的书籍明显增多。
《四库总目提要》明确表述：“四库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从而我们可以得知，直到“四库全书总目”，道家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失去了其“道”的本意。除了老子庄子的书籍以外还注入其他内容的书籍，并且将道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这可能是导致“道家”地位逐渐轻视，降落到最后一位的主要原因。
自从汉武帝提倡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及社会思想，从此也就是儒家一统天下，在诸子各家中列为诸家之首的开始。道家虽然没有像儒家尊高无上，但从古至今道家思想始终深刻的影响着中国文化，其贡献和自身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从而在著作目录中没有被淘汰，始终站住了脚，赢得自己的地位。

4. 兵家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略于其他六艺略与诸子略一样单独设置为一类，“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 ；到《隋书•经籍志》确立子部，将兵家排第十位，“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承袭《隋书•经籍志》提升为子部的第二位在儒家之后，“右“兵家类”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右“兵家类”四十七部，三百八十八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可见历代目录兵家地位都体现出稳中提升的现象。
这与古代历史背景有关，因古代战乱不断，一个国家的兵力便是国家的势力、地位的象征。改朝换代也好，历史变迁也好，对于历代国王及朝廷政策、策略而言，“兵家”被重视是自然及必然， 单独设立并不怪异。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不光是地位提升，关于兵家的书籍也增多，便是一个改朝换代，兵家被重视的最为典型的时期。明代是汉族正统的天下，历代都是文官在上；到了清代满人正统，武官的地位相对提高，八旗制度最为典型。 可见古代对军事“兵家”极为重视，而其受重视、地位提升与朝廷政策有密不可分。
5. 农家
农家在历代的目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是缓缓上升的趋势。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共10类当中排第九位，表述：“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的子部是14类中排第八位，地位明显提升。并且表述：“右五部，一十九卷。 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书》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表述相似，其概念是承袭的。然而在著录的书籍当中发现，《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书籍并不多，并且《汉书•艺文志》中的书籍并没有传承至《隋书•经籍志》著录当中，唯独《汜胜之》一本例外。其中两本书像似承袭到《隋书》，但书名和所属分类，两本著作则不同。
《汉书•艺文志》农家书籍：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

《隋书•经籍志》农家书籍：
《泛胜之书》二卷（汉议郎泛胜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寔撰。）
《禁苑实录》一卷
《齐民要术》十卷（贾思勰撰。）
《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五卷（杨瑾撰。梁有《陶朱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亡。）

农家书籍《汜胜之》、《神农》、《王氏》在三本著作，著录分类比较：
书名 著作 著者 分类
《汜胜之》十八篇 《汉书•艺文志》 成帝时为议郎 诸子略•农家类
《泛胜之书》二卷 《隋书•经籍志》 汉议郎泛胜之撰 子部•农家类
《神农》二十篇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农家类
《神农重卦经》二卷 《隋书•经籍志》  子部•五行类
《王氏》六篇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农家类
《尚书王氏传问》二卷 《隋书•经籍志》  经部•书类
《太原王氏家传》二十三卷 《隋书•经籍志》  史部•杂传
《王氏江左世家传》二十卷 《隋书•经籍志》 王褒撰 史部•杂传
《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 《隋书•经籍志》  集部•总集

到清朝，《四库全书总目》将农家提升排在子部的第四位，表述：“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其充分体现了重农思想。并且在农家“本业”上的概念也深加明确，在著录及梳理书籍上更加专业和明确的解释。
《四库总目提要》表述：“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隙�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

6. 杂家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有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百七篇。《隋书•经籍志》承袭《汉书•艺文志》，子部也有此三类，名家有四部，合七卷；墨家 有三部，合一十七卷；纵横家有二部，合六卷。但到了四库全书就无此三类。其原因在于名家、墨家、纵横家不被重视，都合并入为杂家类目中。
《四库总目提要》将明确表述：“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汉书•艺文志》至《隋书•经籍志》承袭的名家 •墨家书籍表：
（纵横家，无承袭书籍）
书名 著作 著者及备注 分类
《邓析》二篇 《汉书•艺文志》 郑人， 与子产并时。 诸子略•名家
《邓析子》一卷 《隋书•经籍志》 郑大夫 子部•名家
《尹文子》一篇 《汉书•艺文志》 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诸子略•名家
《尹文子》二卷 《隋书•经籍志》 尹文， 周之处士，游齐稷下 子部•名家
《墨子》七十一篇 《汉书•艺文志》 名翟，为宋大夫 诸子略•墨家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隋书•经籍志》 宋大夫墨翟撰 子部• 墨家
《隋巢子》六篇。 《汉书•艺文志》 墨翟弟子 诸子略•墨家
《隋巢子》一卷 《隋书•经籍志》 巢，似墨翟弟子 子部• 墨家
《胡非子》三篇。 《汉书•艺文志》 墨翟弟子 诸子略•墨家
《胡非子》一卷 《隋书•经籍志》 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子部• 墨家

    通过以上表述可以得知，其一，名家、墨家、纵横家没有单独设置一类，在于书籍没有增多，不被重视。其二，历代王朝都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核心，造成其他诸家思想都成背景，逐渐衰弱。其三，战乱中诸家都提出自家的观点，都有自家的优缺点，然而杂家正把各诸家著录经典收集起来，著录到杂家当中，实现了各学派、诸家、学术自由的发展。其四，看似比较杂乱，但其杂乱中也有条析。《四库全书总目》把杂家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小类。其五，对杂家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因为历代朝政干涉学术的发展，从而造成诸家没有容身之处，杂家类便收集著录为一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7.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当中小说类排在诸子略的最后一位，著录书籍有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隋书•经籍志》子部当中排第九位，著录书籍有二十五部，一百五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则排第十二位，表述：“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一百一部，四百七十五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三十五部，二百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在排序上看并无太大的变动，但是单独看“小说”类整体的发展和地位是明显提高。
三部著作对小说表述进行比较：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表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可以看出，在《汉书•艺文志》当中小说的地位低，被轻视。
《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表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通过以上表述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承袭《汉书•艺文志》，都表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很为轻视。 但从其收录的书籍《燕丹子》一卷、《笑林》三卷、《笑苑》四卷等书籍来看，其充分体现了现今我们所说的小说的概念，可以说是 “小说”本身的一个发展和提升。
《四库总目提要》子部•小说类表述：“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在此《四库总目提要》 也承袭了《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子部中归入小说之言。《四库总目提要》更明确地解释四库全书中著录小说的原因，及分为琐语之属、 杂事之属。另外，在著录书籍当中，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当中将“小说”与“史”混淆问题，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则有了改进，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概念和意义。

以著录书籍《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为例：
《山海经》 著作 著者 分类
《山海经》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  数术略•形法类
《山海经》二十三卷 《隋书•经籍志》 郭璞注 史部•地理类
《山海经》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晋）郭璞注 子部• 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清）吴任臣注 子部• 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明）王崇庆撰 子部•小说家类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 《四库全书总目》 （清）郝懿行撰 子部•小说家类

《穆天子传》 著作 著者 分类
《穆天子传》六卷 《隋书•经籍志》 郭璞注 史部•起居注
《穆天子传》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 （晋）郭璞注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搜神记》 著作 著者 分类
《搜神记》三十卷 《隋书•经籍志》 干宝撰 史部•杂传
《搜神后记》十卷 《隋书•经籍志》 陶潜撰 史部•杂传
《新刻出像增补搜记》
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小说家类
《搜神记》二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 （晋）干宝撰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搜神后记》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 （晋）陶潜撰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搜神秘览》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 （宋）章炳文撰 子部•小说家类

通过以上子部分析可以得知，子部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一个全面的趋势。在经史子集当中，子部的内容相对庞杂。由于子部成形是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合并而成，本身组成就是无所不包。因此，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学术思想内涵。从目录学的角度分析，三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承袭前著作的概念，并在前著作的概念上进一步的调整、细化分类和解释，更加的系统化、专业化。同时可以得知，小类的次序变化以及出现与消失，被重视与忽视，与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有关。历代都将利于治国、统治的思想作为核心思想，不利的便被排斥和轻视。学术大多都受到官方政治的控制和历代统治者的影响。与前面所分析的经、史部一样，古代学术思想、文化、文学等发展和历程都与政治密切相关。

四. 集部
一、从无到有的“集部”
1.《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集部萌芽
《汉书•艺文志》未设置集部，即诗赋略与后世集部相似，是集部的萌芽。《汉书•艺文志》表示：“序诗赋为五种”，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按照《汉书•艺文志 》的体制设置，六略各有总序，每类之后又有小序，可以使我们考证、得知作者设置分类思想及目的依据，但是《诗赋略》设置当中，只有总序；著录书籍的家、篇数，却无各类小序，因此“诗赋略”之分，，让人迷惑不解，无从了解“诗赋略”之分类。
2.《隋书•经籍志》集部确立
集部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源于南朝齐王俭撰的《七志》，是效仿刘歆《七略》体例编制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书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附道﹑佛各一类，一说附阙书目并道佛经录各一类。今佚，在此把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接着就是南朝梁阮孝绪撰的《七录》，是继汉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之后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书分为经典录、记传部、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 、佛法录 、仙道录七类，在此把诗赋略再改为文集录，并设置内篇四：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七录》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与文学发展密不可分。然而《隋书•经籍志》将承袭《七录》，在《七录》的基础上删除杂文部，即分为楚辞、别集 、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隋书•经籍志》集部。
《隋书•经籍志》 集部总序曰：“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集部根基于《诗赋略》，承袭《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采用四分法引申发展，分为楚辞、别集 、总集三类，最终形成集部。《隋书•经籍志》 集部表述“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 。著录的书籍之多，种类丰富，并且各类设置后皆有小序。
3.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最终完善与定型
直至《四库全书总目》将承袭了前代的四分法，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将集部完善和发展至最终定型。在此别集卷数最重。“集部”著录了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

二、《汉书•艺文志》 诗赋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集部之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统计：
1.《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家、篇数统计：
诗赋略 著录书籍 家、篇数
屈原赋 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陆贾赋 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杨雄入篇。
孙卿赋 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杂赋 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歌诗 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2.《隋书•经籍志》集部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部、卷数统计：
集部 著录书籍 部、卷、亡书统计数
楚辞 十部，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十一部，四十卷。）
别集 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
（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总集 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
（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3.《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分类，设置次序及著录书籍部、卷数统计：
集部 著录书籍 部、卷数
楚辞类 1.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渊阁着录。
2.十七部，七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别集类 1.九百六十一部、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2. 一千五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卷内六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总集类 1.一百六十五部，九千九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2.三百九十八部，七千一百三十四卷内二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诗文评类 1.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2.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词曲类 词集      五十九部，一百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二十五部，四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词选      十二部，二百七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词话      五部，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五部，十三卷，皆附《存目》。
词谱词韵    五部，三十九卷，皆附《存目》。
南北曲    三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八部，三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集部总序分析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在此首先对“赋”做了定义，然后论述了“赋”演变过程。从中也可看出“诗赋略”被政治功用与政治教化密切关联。同时体现出汉人的文学及文体观念比较模糊，以诗、赋、歌诗为中心。但其文体带有抒情性质，并且认识到“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表：“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爱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由此可以得知《隋书•经籍志》承袭了《汉书•艺文志》的观点，并且加以深化明细。《隋书•经籍志》对文学及文体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其观念加以定义，记录了先秦至隋朝的近千年的文学及文体的源流，并详明每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物、观念、文体的特点，并加以评价。从而可以得知，到了《隋书•经籍志》文学便独立，不再被政教功用。“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 说明一国的文学之风既体现一国盛衰。
《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磾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可以得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设置也承袭了《隋书•经籍志》观点，并且叙述了集部排列是以各小类出现时间的顺序而排，还详释了《四库全书总目》涉及集部小类的原因，并对此做了相应的评价。

四、集部小类分析
1.  楚辞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首设置楚辞部，《隋书•经籍志》承袭《七录》专门设置楚辞类，《隋书•经籍志》 阐释楚辞类的发展过程：“《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可见《隋书•经籍志》对楚辞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楚辞类的概念细化。楚辞在文学特征受到关注， “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充分体现了楚辞文学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经典被打破，对楚辞的评论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并很多文人给予高评价。楚辞类经历了长期的变动发展过程，元明时期楚辞类的归属变化最大。《四库全书总目》承袭《隋书•经籍志》楚辞概念，将楚辞类设立，因此楚辞在集部的地位才正式稳定下来，清代是楚辞研究高峰时期，楚辞的文学特征也得到清代文人的重视，其充分肯定了楚辞文体特征及文学特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楚辞表述：“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後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着离骚”，盖举其最着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後。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说明了从东汉到清代，楚辞学发展的历程。

2.  别集：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无设置此类，《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均有此类。《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表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由此可知，别集进行文学创作之士增多，出现大量作品。但由于各自的志向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这便是别集产生的客观基础。后世的文人为展现其创作表示“见其心灵”，以便进行全面的研究鉴赏，将某一作者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为书，这便是别集产生的主观原因。在此明确了别集特征，反映了自魏晋文学自觉以来，其特性逐渐得到文人的肯定和关注。因此各家作品增多，将别集单独设为一类，不为怪异。《隋书•经籍志》表示别集的编辑有两种方式，一是“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将流传下来的某一作家的作品辑录起来，独立成篇，称为“集”。可见，最初的“集”即指的是别集。二是后代作家仰慕前人的别集，有意效仿，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书，称为别集。最后指出亡失及次序方法。由于时代变迁，别集亡失较多。只有一些分量重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别集是按照作者时代的先后次序排。由此，可知《隋书•经籍志》集部当中别集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度评价，体现出文学文体的审美观念。
别集类是《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文献最多的一类，每个朝代著录的文献数量有很大差异，可以看出各朝别集的发展特点。别集类与集部其它部类相比，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变化最小，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别集类也经历了复杂的分合、调整过程。《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别集类详明了别集的产生以及流变过程，并高度赞扬表示：“集始於东汉。荀况诸集，後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矣屑�，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於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着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着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岂数有乘除欤？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馀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後，篇章弥富，则删�置盅稀７窃谎叵�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并且上文《四库全书总目体要》集部总叙也表示：“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

3. 总集
总集的发展和别集的繁盛有直接的联系。隋志明确将总集的起源归之于《文章流别集》，这点受到了后人的认可。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不同作家的别集大量出现，这是总集出现的基础。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表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在此说明文学作品之多，带来阅读的不便，为了解决“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问题，对各家作品进行精选，编成《文章流别集》，这便是总集产生。对总集的编辑方法也有阐述：“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按照不同的文体进行排列成集，并对总集类的次序及评论类著作进行说明“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
总集的发展除了表现在数量的增加上，还表现为总集类型的增加。另外，总集类在唐宋时期，基本上是从驳杂渐趋于单纯，而明代总集很繁盛，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是文学发展到明代文学多元化，文学作品数量众多为明代的总集类编辑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使总集编辑相对轻松，在此出现了大量的文集从而认识到对文学作品的整理并总结的必要性。《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避免了明代总集类过于细化、过于杂乱的弊端，推动总集类的分类和内容很快固定下来，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促进了总集类在内容和排列顺序等渐趋固定。并指出总集的兴起，其原因在于，“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表述：“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後，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
4. 诗文评
文学批评繁荣与魏晋朝时期，《隋书•经籍志》将《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文章缘起》等诗文批评著作皆归于“总集”当中。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单独设为一类，诗文评类的设立与出现是文学及文学文体、文学作品发展的体现。诗文评类相对于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而言，出现在目录分类中的时间要晚一些，它最开始附载于总集类中，后来设立文史类专门收录诗文评类作品。到了明代，诗文评类在集部的地位仍然很不稳定，“诗文评类”这个名称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在集部设立诗文评类之后，混乱的局面才稳定，将诗文评类目以及著录的内容也最终定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氵颢氵颢，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痢吨猩绞�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
5. 词曲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隋书•经籍志》集部当中无设词曲，只有《四库全书总目》单设此类。词曲类立为集部之末，本身规模不大，但将词曲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细致划分。宋代词体作品的大量出现，促进目录著作设立专门的词曲类，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词曲类的名称设定、著录情况等复杂多变。《四库全书总目》设立词曲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杂乱状况，但是对清代中后期，目录著作词曲类的影响是相对的，它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辐射和渗透，没有成为一种标准性的范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表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由此可以得知，词的产生由诗，曲又由词产生。词曲相较，词轻于诗，曲轻于词，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认为词曲地位卑下、带有轻视意味。将集部放在四部之末，词曲放在集部的最后一位。这反映了清代学术高度拟古之风气思想。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七志》文翰志—《七录》文集录—《隋书•经籍志》集部，直至《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最终完善与定型。通过集部的发展过程，以及集部当中著录的文学作家、作品，可以得知中国文学的渊源与发展过程。改朝换代也好、政治教化也好、文学自身文体发展也好，当朝之都有独特的文学文体兴盛，在此发展互相包容和流传，最终形成文学独立，为现今中国古代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集部在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价值及意义，但同时也要客观的认识到古今以往文学与政治教化仍密不可分，受到朝政的影响与干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2].魏征，《隋书•经籍志》，电子版。
[3].《四库全书总目》， 电子版。
[4].《四库总目提要》，中文百科在线。
[5].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韩），鲁迅著，《中国小说史》，소명出版社，2004。
[7].（韩），韩国中国学会，《中国小说史的理解》，学古房，2014。

学术研究方法

1. 古代 — 义理、考据、辞章方法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分三种，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简单解释为，义理则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多层次的解读，更为重视思想层面；考据则以文本为基础强调文献的实证；辞章则是对学科的方法研究。义理与考据的方法古已有之，辞章之法则为后起之秀。姚鼐在《述庵文钞序》表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辞章也。”。

二.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方法已经由过去的单一趋向想在的多元化、并引进西方理论
1. 考据学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对古籍加以整理、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等等。清人非常重视考据学的方法，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与时代的变革有关。明末清初的爱国志士，他们的学术研究是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起；在清初的高压之下，政治梦想也只能依托于识字读经。
考据学是20世纪初，古代文典文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起源于王国维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宋元戏曲的研究当中。然而胡适则把这一方法向前发展的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初期倡导文学革命，并确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实践当中，写作《白话文学史》。另外对历来不被重视的白话诗人及其诗歌进行考证和评价。并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从作者的生活经验等方面去看作家和作品关系，也对研究这部著作很大的启示。以进化论的观点和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在此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原因在于一是“五四”时期，受到当时反封建文化思潮的影响；二是把传统的考据学法和进化伦等现代理论结合起来用于古史研究。从而可以看出，其研究方法，一旦和时代的革命运动与进步思潮结合起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成就。
2. 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指的是，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王国维还有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通过“二重证据法”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当时各方面的具体的现象。并对于我们古代小说而言，体会作者的心理、作品，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最佳的帮助。

3.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源于20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通过不同的发展线索和阶段，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范式和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始与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其经历了漫长的时期。随着西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持续引进，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在一步步的深入，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及叙事学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采用形式主义“模式分析”方法外，还形成了是个文本阐释理论、叙事分析理论和符号学理论。

4. 叙事学
叙事学是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90年代便更兴起，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叙事学对复调现象的把握、对叙事时间的考察、对叙事策略的重视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本艺术建构的重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改变了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并促使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注重对文学叙事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与我们研究直接关联的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以往中国学者不曾涉及的观察视角，与传统的小说戏曲研究有所不同，有效地描述中国小说戏曲的内在特性，且便于操作运用。较早将叙事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小说研究，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运用叙事学理论深入阐释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变迁，令人耳目一新。为此，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叙事研究很快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并出版了一批相关的研究专著，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对中国小说戏曲的叙事研究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在此，宁稼雨老师首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吸收叙事学理论、方法中的合理、有效成分，避免其机械化、简单化弊端，着力探讨故事讲述背后的演变轨迹与社会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借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从民间文学引入到文人创作的研究中，为叙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5. 系统论
系统论是作为一种科学主义思潮出现，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鲍列夫、波斯彼洛夫等较早把这一理论和方法论引用在文艺领域当中，1984年前后就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文艺学方法，首先体现出文学与科学的连接。系统论是把对象作为整体、系统来研究的方法论。分析构成客观事物的各个因素及其层次，从各因素的相互联系、功能、历史发展及与外界的相互联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就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将大至一代文学，小至一篇作品等对象，分别视为一个系统，从文学的整体性出发加以把握。这将即便对一篇作品也就不会模式化地评论其背影、主题、形象、结构等，不会孤立地抓住某个细节或某句对话即对之作出结论，而能把握其总倾向，从作品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上研究其思想和艺术，从作品系统的全部效用和功能上来评论其客观效果和审美价值。

6. 比较文学与跨学科的研究
比较文学虽然一直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和概念的定位上有所分歧，但也都是立足一种文学主题来审视其他的文学主题，这里的主体的划分可以依据比较文学的“四个跨越”即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科学，从而更好地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是文学自身的超越，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界，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80 年代随着科技整合理论的进一步提出与交叉边缘学科研究的崛起，至今追寻文学与艺术、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所交叉的共同规律，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论。由此跨学科研究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7. 当代科学统计法与数字化研究方法
文学研究的数字化方法是将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法，引入文艺研究领域而成。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判断研究对象的多种因素和内容，进行定量化的描述，以深入文艺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内部结构，获得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对作者进行系统分析，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对客体本质性的认识。数化方法有着传统方法缺乏的概括和科学性，也有助于用系统论等来推动文学研究。其中，计算机为资料的搜索、处理、研究及版本、作品与作品间的综合比较等提供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

8.考证方法
研究最基本的考证方法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科学思维过程。其实此方法方法包扩及概括的上诉的研究方法。我们进行考证时，因面临的诸种复杂的学术问题，由此需要采用具体的方法。一是，文献学方法。传统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凡考据涉及文本源流、真伪、时代、异文等问题都须用此方法。二是，科学方法。这是引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验方法。顾颉刚理解的科学方法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在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三是，史学方法。胡适称之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结果。……指出他们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在考证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时，通常绝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遵循科学思维的过程，形成一个具有个性的、合理的、内在诸多因素统一的逻辑结构，体现出细密的窄而深的研究精神。

四、研究古代文学的我们将具备的姿态
以上的研究方法之外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是，以目录学为学术的指引，以便检寻到所需的文献资料，懂得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它们皆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二是，中国文学史知识。这包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文学家、文学作品等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以便判断所面临的问题在文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与价值。三是，专业知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部分，按时代和文体可分为若干专业的研究方向。只有对本专业相当熟悉，对某个作者、某种文集或某种文学现象有深入的认识时，才可能发生疑问，引起兴趣，设立假说，进行考证及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敏俐，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学范出版社，2011。
2.王立民，系统论、比较文学和文学，新世纪论丛，2006。
3.戴冠青，西方叙事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9。
4.谢桃坊，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古典文学知识，2008。
5.苗怀明，建立民族本位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天中学刊，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