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学术，应该用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学习。因此历来有“文史不分家”之说。今天许多大学都在建设国学院、文史研究院等，成就高低有不同，但单纯从打通学科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和学习。如果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我们可以大致将学术分为文、史、哲，这也大致对应传统四部分类的史、子、集三部。哲学方法应用的较少，我们主要讨论文、史两方面。这里的文偏重思想性与艺术性，史偏重客观性和实证性。  文学研究方法：  传统文学研究更注重艺术风格的赏析和评论，文学批评为文学创作服务，成体系的研究著作和研究成果不多。代表性的有以意逆志法。《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意思是要进入古代语境，理解古人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分析文本。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虽然是在评论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但方法上本质上在此。传统评点之学大抵属于这一类。  学术溯源分析法。即本课程学习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在目录学著录的基础上，站在宏观视野上分析、探索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这与单纯利用目录著作进行考据不同，而是需要在材料的基础上得出更高一层的思想结论，从而对学术史有宏观深刻的脉络分析。  现代文学研究使用的多数是西方影响的文学研究方法。杰出的学者将西方研究方法与中国文学特质贯通，形成新的理论创见。平庸的学者模仿西方或前贤的研究，有时结论非常斧凿。判断一个方法是否有创见，需要学者深厚的文献功力与深刻的思想能力。这里举几个例子：  运用新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如孔子解读《诗经》，实际增入了儒家思想。但现代格外流行，特别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代表著作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系统探究小说题旨和美学、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叶嘉莹在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下研究中国词学，也极有创新力。但这种方法需要选取合适的理论与研究对象，才能避免穿凿之病。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不免“六经注我”的缺陷。  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这是宁稼雨老师创立的学术方法，其构建得益于西方主题学研究。叙事文化学主要是从故事主题类型的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代表著作有《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等。“中国叙事文化学密切关注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纵向演变过程，注重竭泽而渔地穷尽同一故事主题的所有文献资料，描绘出同一故事主题形态传承与变异的轨迹和状貌，并力图从中推衍出环环相扣的历史发展逻辑。”这种方法与传统文献学、考据学有类似之处，但由于有了新的理论指导，因此能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郭英德先生指出“这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立足点的简单位移，而是鲜明地体现出学术研究者的一种文化使命感，即在世界文化“众声喧哗”之中，努力唱响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乐曲。正是这种“中国化”的特色，赋予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以独特的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说明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价值。  接受美学与文学传播学。接受美学，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尧斯在1967年提出的，注重研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与再阐释。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提出过“作者已死，读者诞生”的说法，认为作品在完成之际，作者就已经死亡，剩下的文化创发工作，就是读者的权利了。唯有作者死亡，读者才能诞生，所有阅读活动，都是读者心灵与一个写定文本的对话，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主要旨趣在于消解文本的“唯一解”，而容纳多种的文本解读标准和可能性，并认为这些可能与作者的所谓原意是平级乃至更高级的。但，这种研究方法存在过度解读的可能性，如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就是反例。    历史学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严格来说，绝大多数注重客观性、实证性，属于史学研究方法。传统文献学包括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学术方法，强调对文本的复原、解读要尽可能合乎作者原意，形成传统的注疏之学。现在有些人看不起文献阅读与整理工作，尤其是看不起校注与注疏工作，并认为这比写论文低级，不算是学术成果，只算学术辅助工作，与编辑、校对类似。这种见解极度错误，学术创见和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扎实的学术基本功，而基本功也并非没有技术含量和创新性。如胡适认为解读一个文字的意思和发现一颗小行星同等重要，这里虽然有所夸张，但蕴含的道理是正确的，即传统注疏之学或其现代表达虽然不显山露水，但难度极高，甚至超过写论文。如《周易》、《庄子》等书诘屈聱牙，哲理深刻，解释纷纭。《尚书》今古文、《列子》真伪难辨，影响学术数千年。如果没有优秀的训诂、校勘、辨伪等研究成果，根本不可能读懂原书，何谈研究！与其说传统注疏之学只算学术辅助工作，不如说某些论文只是传统注疏之学的副产品。传统考据还有考据作者家世生平、资料长编、编辑年谱、编辑目录等方法。总体来说是尽可能搜集多种资料，确保研究的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不分古今中西，都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上述研究，后续研究都是完全不可能展开的，即使勉强展开也必将充满错误与硬伤。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在材料上进行了极大的推进。现在出土文献极大丰富，文献研究大有可为。如饶宗颐、李学勤提出三重证据法，认为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有字的考古资料、没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促进研究的深度。在文献丰富的基础上，确实得出许多结论，如顾颉刚《古史辨》及同时期的许多结论，均被新的文献所推翻。所以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新提法。  新时期历史学研究又出现了新的方法。如：  定量统计分析法。这种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有王兆鹏《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调查》等。以《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调查》一文为例，计算方式同时考虑到了“消费型的普通读者”与“批评型的专家”与“创作者”三种文学接受者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五个方面作为定量研究的数据来源。其中是（1）历代词选（权重50%）（2）历代唱和（20%）（3）历代评点（5%）（4）20世纪以来被研究的宋代词人词作（15%）（5）谷歌、百度的链接文章（10%），通过加权为宋词经典名篇排名。这一研究方法力图将以定性、主观性为主的文学研究加入定量、客观性的社会科学分析，在学界产生不少反响。“数据统计也好，定量分析也好，其本身只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我们的目的乃在于让数据说话，用数据带动问题，以定量分析作为发现和论证新问题的有力武器，或者作为印证与纠正已有结论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既要树立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和思想意识，即定量分析不是目的、不是终结，而是途径、是开始；还要注意正确而科学地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避免片面和机械等弊端的产生。”这个见解给文学研究以许多启发。但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如“唱和”指标的权重，似乎应该比“互联网链接文章”所占权重要大一些。《考察》称：“通过对以上总集中唱和宋人词作数量的统计分析, 考察宋代词人词作对历代文人词作的影响。”[ 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11期，80页。]又如，“点评”方面，一方面会有大量溢美性的点评，而一方面也会有批判性的点评。在《分析》一文中，两位先生也提到“我们在这里忽略了批评的内容……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如何区分，如何解决，还没有找到一个可操作的方案”[ 王兆鹏、郁玉英《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计量分析》，内蒙古大学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页。]，这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缺憾，但这个问题，依然是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一个因子，不可忽视。而从文学的本质来说，侧重于主观而非客观，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纯从数理定量方面来分析经典，恐怕往往难以涉及到文学的本质，也不能很好的计算出每篇作品的“分值”和排名。而解决的对策，就在于在定量研究之外，仍然注重定性研究，也就是“数据统计也好，定量分析也好，其本身只不过是手段和工具，我们的目的乃在于让数据说话，用数据带动问题，以定量分析作为发现和论证新问题的有力武器，或者作为印证与纠正已有结论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既要树立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和思想意识，即定量分析不是目的、不是终结，而是途径、是开始；还要注意正确而科学地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避免片面和机械等弊端的产生。”[ 刘尊明《中国文学史研究定量分析方法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22页。]    e考据研究方法。  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提倡“e考据”方法经年，且在此方面卓有创获。在氏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下简称《两头蛇》）一书的前言中，黄先生就已提出“e考据时代”的命题，强调电子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并将“e考据”研究方法贯彻到其研究中，通过大量前人未知、未见的新材料得出研究结论。氏著《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中提出：“希望在数位与传统相辅相成的努力中，将红学推向新的高峰，更期许能以具体成果建立一个成功案例，强有力地说服文史学界：文科的研究环境与方法正面临千年巨变，而在这波典范转移的冲击之下，许多领域均有机会透过e考据跃升至新的高度！”[ 《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13页。]书中亦同时提及“适之先生不知会否欣赏我的努力……相信胡先生在读到拙著的许多新发现时应该会极兴奋。”[ 《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自序，4页。]“e考据”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全面挖掘材料，完成高效考据，如《二重奏》在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红楼梦》是“建立在曹家家事与清代史事间近百年的精采互动之上，而不只是胡适先生所主张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638页）的新见解。但也有局限性，如在发现材料过程中的局限性。目前“e考据”依赖于时代技术条件，在挖掘过程中存在客观制约因素。而当下学界对“e考据”的理论、方法也缺乏总结，在提升效率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影响了“e考据”的普遍意义。同时，对于存留文献相对较少的中古以前文献，“e考据”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