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看子部学术思想的发展

1120165001王怡文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记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诸子十家，具有参考价值的只有九家，他们都是起源于王道衰微，诸侯争雄时。如果能够修养六经，并观察这九家的学说，选取特别好的，去掉不好的，就可以通达很多的道理了。其顺序儒、道、阴阳、法、名、墨、緃横、杂、农、小说十家。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子部记载：「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用自己的专业来游说诸侯，各自推崇自己的经验，各自展现自己的长才，相互竞争高下，若是执政的人可以整个把握没有遗漏，并折衷运用，也可以振兴教化政治。其顺序是：儒、道、法、名、墨、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家。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子部总叙记载：「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凡十四类，……，治世者所有事也。……。小道之可观者也。……。旁资参考者。……。外学。」子部录书标准是：统治阶级所必须面对处理的事情、琐碎之小方法小技巧的具有参考价值的、放在一旁提供参考者、儒家以外的著作。其顺序是：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以下分别就《总目》的顺序详细说明之。最后再总结其变化以观察子部的学术思想发展。

一、
《总目》顺序


（一）儒家

为什么《总目》要把《孔子家语》放在儒家？而《汉志》、《隋志》放在经部论语类？

《总目․孔子家语提要》：「肃自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与予所论，有若重规迭矩云云』。……。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癈也。」《总目》引王肃的序说：「郑玄求学修行五十年，义理有不确定，所以取而代之。孔子后代孔猛家有先人的藏书，和我的《孔子家语》看法一致标准一致。」从唐代之后，就知道这本书是伪书，但是也没有把它丢弃。

《总目․儒家类叙》：「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古代的儒者自己设定一个理想和方向，在社会中做事，自己尽到自己的本份，颂扬法先王，必须追求把握原则，灵活应变，不敢自认为是圣人。现在所录的书是以濂洛关闽为主。凡是高尚的人格没有树立党派，没有追求名声，没有大言而惭，没有空谈而无用的著作，就几乎是孔孟的正传了。

《隋志․论语类叙》：「《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论语》是孔子弟子所记录下来的。记载的是与孔子的对应回答，及私下彼此讨论的言语，这些言语是合乎道理，有的写在腰带上，有的认真实践而不厌倦。孔子过世后，弟子们就收集论定。《家语》也是孔家后人传孔子的旨意的著作。

《汉志․论语类叙》：「《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及弟子互相对话而后问孔子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言语，当时孔子弟子都各自有各自的记录，孔子过世后，弟子互相辑纂成著作，称为论语。

《汉志》、《隋志》看重的是它是孔子及孔子弟子言行的著作，既是与孔子相关，所以当然放在论语类无疑。在唐代以后就考察出来它是伪书，然而它已经流传很久了，所以即使知道它是伪书也没有丢弃它。因为它没有大言而惭，也不是空谈而无用的著作，它从《汉志》、《隋志》的经、论语类再到《总目》的子部儒家类，这样的转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尊重它这样的学术思想。


（二）兵家

为什么《总目》、《隋志》要把《司马法》放在兵家？而《汉志》却将它放在经、礼类？

《总目․司马法提要》：「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盖其时去古未远，先王旧典，未尽无微，摭拾成编。……。独以此书入礼类，岂非以其说多与周官相出入，为古来五礼之一欤？……。然要其大旨，终为近正，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司马法》的内容大致是依据道德仁义为根本，夏商周军队政策所遗留下来的规矩还有十分之一，大概是距离古代还不是很遥远的关系，前代帝王古代典籍，还没说明白说到精微处的，所以把它编辑成著作。只有这本书归入礼类，难道不是它的说法与周官有所不同，是古代五礼之一吗？然而它的旨意，最终还是接近纯正，与一切权谋术数有很大的差别。

《总目․兵家类叙》：「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兵家是以孙子、吴子、司马法的学说为基础，大致是生殖繁殖、结合团结、训练用兵的方法，衡量谋略的运用的适合与否，现在所采录的著作，是以论辩军事战术战略为主，其余的杂说全部放在存目另外存录以示区别。

《隋志․兵家类叙》：「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周官》大司马，……，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兵家是用来禁止暴乱的。周官大司马以仁来感动他，以义来指导，让人知所遵行，所以能责备暴动安定混乱，来帮助百姓。后来到了三代各别的末年，大司马放緃情私情，争战频乏，不抚顺人民，设诡诈而没有仁义，最后百姓反叛，而导致乱世。

《汉志․礼类叙》：「《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易经》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人伦关系，礼义都有各自的位置，而且帝王质文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朝委婉曲折的做防范，就实事求是的建立制度，所以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在班固的认知里，《司马法》因为有人伦关系，而且礼义都有各自的位置，也实事求是地建立制度，所以应该放在经、礼类。然而到《隋志》，因为认为它可以用来禁止暴乱的，以仁来感动，以义来指导，可以用来帮助百姓，所以被放在兵家类。到《总目》时，因为认为它是生殖繁殖、结合团结、训练用兵、衡量谋略为主，然而内容大致还是依道德仁义为主，所以把它放在兵家类。

兵家的位置从《汉志》次于诗赋略的位置，到《隋志》子部倒数第四的位置，再到《总目》第二的位置。这反映了在班固那个时代，兵家没有像九流十家那样被重视的，即使把它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兵书的六略中的兵书略，它仍然不在诸子略里。也就是说，在班固的观念里，他并不认为兵书略像诸子略那样，可以选取特别好的，去掉不好的，而后通达很多道理，他认为兵书略只是像诗赋略那样的文学作品而已；然而到《隋志》就不是这样了，隋志把它提到子部的位置，而到《总目》时，对它更是看重，而把它放到第二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变化？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不管是统治者做的任何决定都会用到兵家的技巧，如：君与臣的关系，或带兵打仗等等都要用到权谋，而且一直被延伸到各个层面，如管理学等，我们一直都在使用的，就是「取胜」，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做什么决定才会让大家双赢，这是兵书的最高目标。它从原本不太受重视，到逐渐被重视，就是因为人们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价值，所以才把它提高到这个位置，它位置的提升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学术思想。


（三）法家

为什么《总目》、《隋志》要把《管子》放在法家？而《汉志》却将它放在道家？

《总目․管子提要》：「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管子》不只一个人的记录，也不是某个时代的著作。如语录之类这样里面记载的绪言，如家传之类这样叙述逸事，如笺疏之类这样推理义旨。

《汉志․道家类叙》：「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这个流派，大概是出自史官，按照时间记录历史成败、存亡祸福等以前的和现在的原理，而后知道要把握重点、把握根本，以清静虚静来守住自己，以自我把持卑微柔弱，这是告诉君王统治人民的方法。

《总目․法家类叙》：「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刑罚名家的学术，是起源于周朝末年，但是他们的方法是圣人所不用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只看到眼前小利益的局限，知道他们待人刻薄很少恩惠的错误，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就可以从根本解决的开端。

《管子》因为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所以记载了儒、道、阴阳、法家等家的学术思想，《汉志》看重它记录历史成败、存亡祸福等以前的和现在的原理，看重它是君王统治人民的方法，所以把它放在道家。然而到《隋志》、《总目》时代，因为看重它可以做为后人的借鉴，可以让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所以把它放在法家。它从道家到法家的过程，是因为编纂者着重的层面不同，而导致分类不同，这样着重层面的差异正好反映在学术思想上。


（四）
农家

《总目․农家类叙》：「用以见重农贵栗，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用来注重农事，让农作物的价格提高，这样的道理是很大的，义理是很深的，几乎没有失真。

《汉志》将农家位置排在倒数第二，《隋志》将它放在中间，《总目》将它放在第四位，是因为在汉代并不重视农家，而到了《隋志》时，统治者已经慢慢看出它对民生生计的重要，而到《总目》时，对农家更是尊重，所以把它提到更高的地位，这样的结果反映在目录学著作的编纂上，而因为它被放置的位置不同，也反映统治者对它重视与否的程度的学术思想。


（五）
医家

《总目․医家类叙》：「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汉志》医经医方二家。……。《隋志》载治马经等九家。……。今从其例，附录此门，而退置于末简，贵人贱物之义也。」医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疾病的各种状况都不一样，很难有一家的系统可以解决，所以现在所收录的书，都是兼取众人学说者。《汉志》有医经、医方二家，《隋志》有治马经等九家，现在依《隋志》之惯例，设置这个门类，而把其他治疗马之类的著作放在后面的位置，这是以人为贵，以动物为轻的道理。

为什么《总目》、《隋志》要把医家类放在子部，而《汉志》却将它放在方技略的位置？

虽然在班固的认知里，是把这种医学类的著作放在方技略，而且将它细分成四小类，然而它的位置却是在诗赋类之后。也就是说，在《汉志》那个时代里，人们只是把它当做文学作品、当做一种技术来参考，而并没有把它当做是救命存亡的书。后来魏晋时，华佗要帮曹操做开颅术，遭到曹操拒绝，之后曹操没多久就死了。其实在曹操之前，华佗已经帮关羽做过刮骨去毒的手术，然而古人对于这种前所未闻的手术还是很害怕，所以到《隋志》时，虽然把它的地位提到子部，然而却是子部末位，这表示人们认识到这不光是一种技术而已，而是可以当做一家学说、一门专业、一种经验、一份长才的（即子部录书标准）；然而他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医家可以决定人们的寿命。一直要到《总目》的时代，人们开始陆续接受西洋新知，知道科学的进步发达可以决定人的寿命长短，所以清代编纂《四库》的学者，看出医家的重要，才把它放在第五位，它从原本不太受重视到被重视的地位，正好可以看出人们对医家这个门类给予适度的尊重，因为它也是统治者必须面对处理的事情之一，从这样的转变及门类著作的逐渐增多，所反映的就是它被看重的学术思想轨迹。


（六）
天文算术类

《总目․天文算法类叙》：「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愈阐愈精。……。今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来疏密，厘然具矣。」三代以前的典章制度不是后世所能了解的，只知道天文算法愈阐释愈精准。现在依照皇帝的指示，考核各家，保存古代的方法来追溯它的源头，把握新的方法来探究它的变化，这样从以前到现在哪个粗疏哪个精密，就完完整整，清清楚楚了。

杨新亮，石田田：「《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到《隋书․经籍志》时，文人把《术数略》中的六小类归结为“五行”、“天下”（案：天文）、“历数”三个类目，……，《四库全书总目》则精简归纳成“天文算法”和“术数”两大类归在子部。」

梁启超说：「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为欲求经义，必当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训诂一派出。以文字与语言相联属也，于是音韵(古音)一派出。……。以古经与天算多有关系也，于是天算一派出。」 梁启超说古经与天文算术多有关系，因此产生天算这一派。

天文算法在班固那个时候也有，只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参杂了阴阳五行、谶纬等。在《隋志》那时候又有佛教入土中原，加上政治的动乱不安，所以天文算法难免也夹杂这些因素。直到明末清初时西洋的文明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当时的政治清明，人们的视野开阔，所以《总目》里也记载很多西洋人的著作，如利玛窦等，他们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然而也带了西洋的发明，中国古籍与西洋科学接触后，有天算派考据两者之差异，也有《总目》的编纂者负责将这样的学术思想记录下来。天文算法从原本参杂政治因素，到用几乎完全是科学的方法记录下来，《总目》的编纂者反映了这样的学术思想。


（七）
术数类

以表一为例，为什么《汉志》、《隋志》都有《孟氏京房》、《周易十卷》，然而《总目․京氏易传提要》

《总目․京氏易传提要》：「其书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全书以变卦、布卦、配卦为主，因以易类的收录标准不同，不解释经文，也不解释易义，故置之子部，术数类。

《隋志》收录且《总目》也收录的易有：《隋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总目》：子夏易传十一卷。《隋志》：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梁又有汉南郡太守马融注周易一卷，亡；《总目》：新本郑氏周易三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隋志》：周易十卷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农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骑常侍荀辉注周易十卷，亡；《总目》：周易注十卷。《隋志》：周易十五卷吴郁林太守陵绩注；《总目》：陆氏易解一卷。《隋志》：周易论一卷晋荆州刺史宋岱撰。梁有拟周易说八卷，范氏撰；周易宗涂四卷，干宝撰；周易问难二卷，王氏撰；周易问答一卷，扬州从事徐伯珍撰；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撰；周易杂论十四卷。亡；《总目》：周易正义十卷。

《总目․易类叙》：「《易》则寓于卜筮。……不切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易》说愈繁。……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易类》为《总目》经部十类中数量最多者，起因为纳入解释《易类》经文及解释《易类》意义的全数著作以观察其变化。

《易经》包含易学、易象学、宇宙学等，而从汉代之前就开始用易解释卜筮，以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或教导人们驱邪避凶等，而且易一直在民间没有消失，甚至到现在还一直存在的风水也是这个易的延伸，为什么它可以流行这么久，并处于不败的地位呢？一开始是起于对天道的不了解，所以做什么事前都要占卜来看看吉凶祸福，再决定去做与否。然而到《总目》时，西洋的知识开始陆续传进中国，人们对天道的认识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对天道的害怕、敬仰、甚至敬鬼神而远之的那种态度，而是用一种较科学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这样的结果也反映在《总目》的编排上，如：将不解释经文，也不解释经的《京氏易传三卷》放入子部，术数类，这样的转变代表《总目》变得较科学、较实用，不再如以往尽信卜筮，《京氏易传三卷》的从原本经部改到子部正好反映了改变。

为什么《总目》要把《太玄经》放在术数类，而《汉志》、《隋志》却将它放在儒家？

《总目․太玄经提要》：「雄本拟易而作。……。全仿周易，古本经传各自为篇。」扬雄是模仿《周易》而作。全部模仿《周易》，以前的著作《易经》和《易传》各自独立成篇。

《总目․术数类数学之属》之后的案：「《太玄经》称准《易》而作，其揲法用三十六策。王谠《唐语林》曰：『王相涯注《太玄》尝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则《太玄》亦占卜书也。』。……。诸家着录，以出于邵子，遂列于儒家。……。故今仍隶之数学，不入占卜。」《太玄经》宣称是以《易》为准来作，它的算法却是用三十六策（《周易》用五十策），自己说算准的机率高过《周易》的算法。王谠说，王相涯注《太玄》时曾经把它用做占卜，也说书中有很多卜筮，所以把它列在占卜书。后来各家着录时，以为它出自邵雍，所以把它列在儒家。现在以它说得是数学，所以不列占卜类。

《隋志․儒家类叙》：「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儒家学者，是帮助人民君主明白教化的。圣人的教化，不是挨家挨户去说，所以有儒家学者明白告知，大概是以仁义五伦为根本。

《汉志․儒家叙》：「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这个流派，大概是出自司徒，是帮助帝王可以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发明人文教育，温文地悠游于六艺，留意社会中的仁义界限，以孔子为标准，把尧舜文武当作祖父子孙代代相传一般表扬记述，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太玄》被班固放在儒家，是因为认为它可以帮助帝王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被《隋志》放在儒家，也是看重它可以帮助人民君主明白教化；被《总目》放在「术数类数学之属」，是因为它虽然是模仿《周易》而作，然而实际上却是数学，这是因为清代看到它的内容，并给予它正确的归类，而非一昧依前人所说列为儒家，只有崇尚朴学思想的清代有这样的认知、自信，这个应该放在数学，他们做这样的改变代表他们的考据之风达到鼎盛，而《太玄经》从儒家再到术数类也在《总目》的编纂上反映这样的学术思想的演变。


（八）
艺术类

《总目․艺术类叙》：「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统曰杂技焉。」古代有六书，后来有永字八法，从此，文字学和书法学就分别独立为两门学术了。这是艺术类的第一小类书画类。琴原本是很优雅的音乐，以前列为乐经，只是一种技艺而已，现在把它归到琴谱类。摹写本来是摹写六体体例，从汉代以来，尽力认真的刻印技艺，这是篆刻类。至于谱学博奕等，把它列为杂技类。

（宋）郑樵以前的图书分类没有「艺术类」，除了这类图书不多，再来就是之前的人不认为艺术是一门学问，还有就是必须要等到政治局势安定之后才有可能，所以一直到《通志》时才将「艺术」另设一个门类（艺术九）。如：赵明诚夫妇共同写的《金石录》里面记载他们收藏的金石拓本、古器、书籍等，然而因为战争他们家的金石也被偷了大半。之后的《总目》也沿用艺术类这个门类。因为他们认为艺术类存在的功用是：「虽小道之可观者也」，即琐碎之小方法小技巧而具有参考价值的，站在实用的角度来说，艺术是要满足人的内在，提升人的气质。即外在的财富达到一个程度之后，艺术就是人们所要追求的东西。《总目》宗经色彩明显，所以从《汉志》、《隋志》到《总目》艺术类表现的是要人们在六经具备后，再去追求艺术，这样的一个学术思想。


（九）
谱录类

《总目․子部․谱录类叙》：「《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谱系」原为《隋志》中记载家族姓氏，但是将《竹谱》、《钱图》也放在谱系，《总目》说这是因为《隋志》无类可归的缘故，所以只好将其放在谱系；后来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将所有没有系属可考的，类别相近的，都放在此类。

「谱系」是发生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历史过程又怎么样被学术思想所描绘、所左右、所操作？为什么它做为一个图书门类小的门类，它在隋志当中能够独树一帜地另一这个门类？它的发生门阀制度有关系。因为魏晋社会阶层崛起，需要用谱录谱系的形式，要从文字上保证一个世家大族门阀制度的血统纯正，就是我要明确的记清楚，我们这种人的谱系里面从头开始都有谁谁谁，防止血缘混乱，这些都是世家大族它在社会上崛起，有经济政治实力之后，他们的群体要求，有了这些东西，谱系才应运而生，作为这些应运而生这一类图书也就自然地在图书分类当中提出单独成类的要求。所以它做为一个图书门类小的门类，它在《隋志》当中能够独树一帜地另立这个门类，就是因为它体现了门阀制度、文法士族的跨界关连，因为它表现了这样历史过程。当时世家大族为了美化篡位之名，也常与名士通婚，如：司马昭想让儿子娶阮籍之女，阮籍借口装醉六十天；山涛与司马家族有姻亲关系；还有唐代五姓女也是连皇帝都想拉拢的对象之一。因为有这样的要求，谱录谱系才出现。之后《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而《总目》沿用之。然而最后剩谱录而无谱系，因为这种世家大族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改朝换代之后被清算的首要对象，清代更是反对门阀，如清初的削藩政策等。所以「谱系」从《隋志》的应运而生到《总目》变成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它的产生与消失的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学术思想演变的轨迹。


（十）
杂家类

《总目․杂家类叙》：「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着书，各为流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周朝末年，百家争鸣，建立学说，著作书籍，各自成立学术流派。（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他们留传下来的著作很少，不能将他们各自分成一个门类，而把他们全部列入杂家，「杂」字包含很广，把班固所谓的儒墨名法流派全部都包含了。因为这个改变很适宜，义例也很好，所以依据他的体例而有杂家类。

《总目․杂家类杂学之属》之后的案：「名家。……。緃横家。……。墨家。……。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名家、纵横家、墨家本质上都是儒家，只是他们忘了自己的根本，各自将自己的学说转变成杂学而已，他们的门徒很少，也不够自成一家，现在都把它放在杂学这个门类。

《总目》的这个杂家类其实包含了《汉志》或《隋志》的儒、道、名、法、墨、杂等家。从《汉志》到《隋志》可以发现各家的家数及卷数明显的锐减。

杨然：「随着中国在政权上的统一，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成为必然趋势。……。《汉志》在评论三家之弊时也已经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用儒家崇尚礼乐，讲究亲疏贵贱等级的观点来进行批评的。」

除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外，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宋以后的四书五经，到清代的八股文，这些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文人为了考试所需，所以就自然而然排斥，非主流文学的阴阳家、緃横家、名家、墨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慢慢消失在目录学著作里。从中所反映的是，儒家在学术思想方面，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这除了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之外，儒家一直与新的观念与时推进也是原因之一，如：在《隋志》那样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文士们尝试以自身的儒家思想解释道家著作；又在唐代盛行的佛教，以诗歌表达佛教思想等。再者就是儒家的人易于被统治者掌控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如儒家所说的三纲五常把人推到应该有仁义礼智道德，如果没有这样不但枉为人，也会被别人所不耻。如果一来，如果有人不遵守，统治者只要掌控滋事者就可以了。这样的儒家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各个时代的人们，也包括这些目录学著作的编者，从他们所编的《汉志》、《隋志》、《总目》可以观察到这样的思想演变。


（十一）
类书类

《总目․类书类叙》：「类事之书，兼收四部。……。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类书类的著作收录经史子集。这种类书开始之后，让写作的人容易检索，让为书注释的人容易偷别人的字句，之后辗转卖给书商，实事求是的研究不太多，然而古籍散佚的很多，残存的不到十分之一，遗文旧事，就可以因为这种类书而保存下来。

（宋）王应麟《玉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皇览》其名就是「皇帝阅览」，大约从曹丕那时开始编纂，然而在《隋志》时却将它列入「杂家类」，即在魏征他们编《隋志》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同于儒、道、法家等子学或杂学的。一直到郑樵《通志》时才将「类书」另设一个门类（类书十一），之后沿用到《总目》。为什么要到宋代才开始有这个门类出现？因为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这种集部类书出现。

类书与学术思想、文学关系密切。从书目出现和演变的轨迹，回到当时的背景相关的文化，出现充分的动力是来自文学的独立。中国文学从非独立到独立约是从文学到非文学左右，即四六骈文章被唐宋文学、古文运动声讨左右。当时骈文可以兴盛繁荣的原因，是因为骈文的文体特征，这考虑到文学独立问题与文章审美性、实用性文章的问题，除了骚体、赋体之外，文学从不自觉走向独立自觉，就是运用大量骈文文章，当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赋、骈文，诗文排在后面，而骈文的盛行需要大量的辞藻，写骈偶文章的人，根据他的思想写出对偶文章，所以类书就因应而生。类书是当时根据文学创作史的工作需要所采立的样式，当时的学者完成了什么材料选择的数据库，文体的特殊有尴尬的过程，所以当时先暂时放在杂家，后来形成意识，还有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如何根据社会需要而有不同的编纂方式。早期是为了满足文人写作需要变化体例，增加体例，如唐代类书主要是为文人服务；宋代类书体例扩大很多，服务对象调症，有明显的御用性，直接服务帝王，由国家的人雇用，当然有很大的炫耀文化、粉饰太平的成份。宋代以后，类书再度变化，从士文化到市民文化，以戏曲小说为文学主体，市民不只需要小说戏曲，也需要百科形式的类书。它由文人到士人到市民，类书自己的体例也发生变化，由刚开始为文士到最后成为中国文化资源宝库，规模已经超过文体、生活宝库，它是社会繁荣的代表，所以学术编纂内容也不断调整、演变、扩大。


（十二）
小说家类

为什么《总目》要把《搜神记》放在小说家类，而《隋志》却将它放在史部杂传？

《总目․小说家类叙》：「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唐宋以后，作者弥繁。……。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耳。」屈原〈天问〉的内容参杂神仙鬼怪，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出处，这个就是小说家的语言。一共有三个小类，分别是杂事、异闻、琐语。唐宋以后，作者很多，但是内容仍然是劝戒以增广见闻，提供考证的著作也在其中。现在选录几近于典雅温和的，以增广见闻。

《隋志․杂传叙》：「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谓之杂传。」《隋志》说以前的史官不只记载帝王的一举一动，还会记载公卿诸侯、群士的善恶，此外还有孝悌、乡大夫的比赛，这些都会由史官记载下来；然而后来大道败坏，所以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举办贤良文学。天下所有的统计誊录，先上呈太史，无论好事坏事，完全聚集，没有遗漏。但后来的作者参杂虚妄乖诞的内容，再加上散佚，所以《隋志》把残存的著作称之杂传。

《搜神记》序：「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日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虽然考察前人的著作，收录当时的遗文逸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又怎么敢说没有不够详实的缺失。现在所集录的，如果有前人已经着录的，则不是我的罪过；如果是最近的事，如果有虚假错误，我宁愿和之前的贤者一样被讥笑毁谤。这本书，已经足够阐发神明信仰的不诬。开心期待将来有好事的人依寻著作的根本，用眼睛阅读，让心思舒缓的游戏于内容之中而没有怨尤。

干宝亲身经历了两件事件，都是他身边发生的事情，他家里的亲人死了之后又活过来了，或类似像搜神记出现的事情，通过这两起事件他认为，鬼神是实有的，所以他记录鬼神的事情，并不是把它做为一个虚幻的、荒诞的是神怪的超现实的东西来记录的，他是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记录，也就是说，他是当成一个信实，这个对错本身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在干宝那时候，他并不认为，这就是文学的虚构，来做文学的夸张，来做这种文学性的这种创作，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是把它当做荒诞的事情来记录，而是他切身的以为，我记录的就是真实的事情，从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把它做记录，这个角度来看，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佛教、道教的思想，这些思想摄及了地狱、神怪的观念，它们盛行的时候，它给社会上带给人们一种错觉，即这些东西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这里有什么误解、误会的话，应该说这不是干宝这个作者的问题，这是那个社会环境、社会背景，在那个社会背景当中，不光是干宝一个人，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事情是实有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志》的编者，他既尊重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那么他自己本人是不是也认定这是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至少尊重干宝他们及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对鬼神这种实有的观念的真实的记录，和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一类的作品后来被转入到小说家类的时间已经是比较晚了，也就是说，这个变化也正是我们需要去把握、去了解的学术思想史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的当时，人们从小说作者到小说作品的目录整理的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非现实的、超现实的东西，如果说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非现实的、超现实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很荒诞、很可笑，这么荒诞、离奇、奇幻的东西，怎么会把它放在史部呢？这样的认知到清代盛行的朴学就很明显地被改变了，而这个变化的过程恰恰是学术思想演变的轨迹。

《汉志》有小说家，然而当时小说家的概念和现在的小说家概念相差有多远，为什么它《总目》把它列在子部？从文体来说，它应该在集部，为什么它在子部？《汉志》十家，只分析了九流，小说家为不入流，前九家才入流，它不能自立一流，为什么？它和子部是什么关系？和现在的小说家有什么差别？从各家文章对照后来文体，其中刘勰对诸子小说家曾有过的评论是：是诸子文章的核心，也是早期最好的、最传神、最简谏的语言表达。因为要说服君王使用他的学术思想，然而君王的能力有限，所以提高寓言故事的成份来表达他的思想。诸子文章和寓言故事的充分性，及产生社会效果的过程，因为诸子文章的发展，起到通俗讲解的作用。每个思想都有它既定的主题，主题不容易说清楚时，就用寓言故事。如班固到桓谭的统一思想主题，他们在陈述道理时，都会用故事，最初的功能并非说故事，而是通过小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讲道理功能特质，通过讲道理去实现它的目的，所以现在说的小说家是文体；而《汉志》的小说家是学派的概念；与《旧唐书》、《新唐书》小说家的概念有所区别。诸子文章发展演变，从小说家起源发生的角度来看是好的，故事性的文章愈多愈有助于小说家的形成。而前人的表述，其实唐之前小说的问题有二种：一为各种书目的小说家，不管有没有内含实质小说，它都戴了小说家帽子，然而它未必有小说的内容；二为很多没有小说家帽子，然而却有很多小说家要素的作品。我们把握看它的核心所在，《汉志》、《隋志》、《总目》不代表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部，因为它们记载的只有一条线索，就是文言的线索，所以历代书目多数将小说家列在子部小说家，是因为它们用文言书写，以区别于四库没收的章回、白话小说。


（十三）
释家类

《总目․释家类叙》：「《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旧唐书》以前没有释家类，所以把佛书列于道家之后，其名与实有所违背。多数艺文志都把道家的书排在佛教的书的前面，然而《魏书》已命名做释老志，所以现在所叙录的，是把释家放在道家前，尊重之前的惯例，亦附在志的后面。

许葆华：「北宋时期官修目录《崇文总目》在子部设立道书类、释书类，与诸子中的道家分开。」

赵涛：「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初始阶段，……，但共同点是都将佛、道典籍附于正统典籍的分类之后。」

佛教从东晋开始传入中国，当时鸠摩罗什、僧肇翻译佛经时，也适度与儒道融合，之后它也慢慢深入民间，成为人民的精神寄托。如：唐代有玄奘取经，而佛教盛行时大大小小的佛寺约有四千五百多间，当时佛经的翻译、传抄，还有诗、小说、变文所传达的佛教思想，它变得盛行有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史之乱、藩镇之争的缘故，使人们不得不躲到佛门圣地。也因为这样，佛教从东晋到（宋）《崇文编目》时，终于建立了它的地位。还有明末清初文士们大规模的逃襌，也是因为文人们被统治者逼迫，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去佛寺修行、出家，这些都与统治者高压的政策相关，而《总目》跟从《崇文编目》为它设立「释家类」。使它从原本附在道家经典之后的地位，到最后俨然自成一家、自成一个门类，人们把这些著作的工作价值，赋予一种肯定，而它的自成一个门类恰好验证演变的轨迹。


（十四）
道家类

《总目․道家类叙》：「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后世神怪显灵的事迹，多附录在道家，道家也骄傲自己的特异能力。把握其根本与原始，力主清净自持，以坚忍之力为辅助，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现在所流传叙述的，大概是后人攀言附会的文章，不是道家原本的旨意。

赵涛：「前代目录自《旧唐书•经籍志》始，都把道、佛附于道家类，道家和道教是有区别的，其道家类后注语说：“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庄子十七家，道释诸说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道释并称，与老子、庄子分开，虽附于道家，但道家于道教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宋史·艺文志》于道家也注明“附释氏神仙”。《崇文总目》则于道家类之外，又立道书、释书类，也是表明了区分道家与道教的态度。」 道家与道教有别，而《总目》却把道家和道教统称为道家类。

道教是以黄老之学为主的宗教，它是人们的宗教信仰之一。《总目》把「道家类」的名称包含道家与道教，除了带有贬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压抑其成长，否则他们领一票人打入朝廷怎么办？从他们把道家类放在子部末位，又不循《旧唐志》体例可察其端倪。

道家因为汉代独尊儒术的结果，所以导致道家渐渐没落。虽然魏晋时，王弼、郭象注老、庄，然而他们是站在儒学立场来解释道家经典的，所以学术思想史上把它称做玄学，而不以道学或儒家相称。到《总目》时，把道家包含了道教，这固然与道家的经典变少相关，而或许有一部分道教经典藏在道寺而未收入官书也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从中所反映的，道家从《汉志》到《隋志》再到《总目》的学术思想是，道家已经不是纯粹《汉志》时的道家，它已经包含了道教，而且这道教也已经深入民间，成为人们的信仰之一。


二、
总结变化

（一）
实用性为主

汪泽：「《四库总目》，……，与实践技术、实际应用有关的书籍地位得到提升。究其原因，首先要考虑到清初以来的经世思潮，及汉学重实之风。」

《汉志》与《隋志》的儒、道、名、墨、法、纵横，它们在顺序上并无太大的差别，然而到《总目》时，却有很大的变化，如：道家放末位，法家放第二，名、墨、緃横放杂家。《总目》说前六家是「治世者所有事也」，也就是说，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是统治阶级所必须面对处理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它们的位置全部在前面，而其他的「外学」，儒家以外的著作，释家、道家就被安排到最后的位置。这与清代重实用的学术思想有关。即他们认为对统治者有用的、对百姓有用的才放在前面，其他不重要的、次要的依次序放置。这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这个有用无用是谁决定的？是统治者还是百姓？从中就可以看出在清代那样高压统治是什么样的社会，又允许存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我们从目录学著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学术思想轨迹。


（二）
阴阳、名、墨、纵横家的消失

从《汉志》到《隋志》少了阴阳家，从《隋志》到《总目》更是少了名、墨、纵横家。这除了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关之外，他们四家少了有力的传人，而且愈到末流愈走愈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之后的科考，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慢慢消失在目录学著作里。

道家《汉志》时是最重要和显赫的思想，能和儒家思想抗衡，是「一家之下，百家之上」。这个地位的形成，与其他家变化消长的过程地位，如：韩非、儒墨儒道等。墨家曾发达过，但后来被道家取代，政治学术思想的关系，这要从它们所代表的思想，儒家适合既定的稳定安定的环境来实施。当社会出现种种问题，墨道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历史教科书的倾向，片面的兼爱非攻，说给统治者，行动上是武装的集团、黑社会、行帮，他们遇到不公平的事，是直接去毁灭对方的；道家是用超脱方式跳出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墨家会消亡，因为道家对社会没有危害，而墨家因为对社会有危害而被禁止，之后的墨家即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如入林豪杰意识，它继承墨家思想，《水浒传》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在官方被漠视的墨家思想意识，表现在宋江等人的义行义举等。因为道家思想对社会危害最小，从思想实际功用来看，知识分子最喜欢，因为社会所能提供的位置有限，当社会不能用我时，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所读的书，所认识的价值做适当的调适。它对个人、文人有利，对老庄的有待、逍遥的体现在：虽然社会理想破灭，但是仍有一个需要我去做的世界，和社会政治因此而产生关连。

阴阳家、緃横家和墨家有相同的命运，他们和儒家相抵触，他们倡导的超现实，很多叛乱者提出的思想，也和儒家不合，所以在学术思想史上渐渐消亡。


（三）
释家类的独立

　　佛教从东晋开始传入中国，然而《隋志》却没有将它设立一类，而是附属在杂家之后及附在四部最后，当时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书籍已经很多，信徒也很多，所以不得不收。直到《崇文编目》时，终于建立了它的地位，这是因为它深入民间，著作愈来愈多，使得目录学著作的编纂者不得不将它设立一类。它从附在道家或杂家之后的地位，到终于自成一个门类恰好验证学术思想演变的轨迹。


（四）
道家与道教的名实之差

从《旧唐志》之后，道家与道教就有区别。之后的《宋志》、《崇文总目》都有区别，然而到《总目》却把道家和道教统称为道家类，表面上名称是没有差别，然而实质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和佛教一样，已经深入民间，成为人们的信仰之一，站在朝廷的立场，它是不允许这种可能危害朝廷利益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总目》的「道家类」之名实有差。



（五）
术数类、艺术类

杨新亮，石田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书法快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越来越多高水平艺术作品问世，因此，目录学家们就新设了一个类目以着录之。……。“艺术类”的产生和丰富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艺术的辉煌历史。」

郑樵《通志》将「艺术」另设一个门类，《总目》沿用之，因为艺术类、术数类存在的功用是：「虽小道之可观者也」，《总目》宗经色彩明显，所以从《汉志》、《隋志》到《总目》艺术类表现的是要人们在六经具备后，再去追求艺术，这样的一个学术思想。


（六）
类书类的设立

大约从曹丕那时开始编纂《皇览》，然而《隋志》时却将它列入「杂家类」，后来郑樵《通志》把「类书」另设一个门类，《总目》沿用之。从类书被设立到有门类，再到被删、留的著作，从中所反映学术思想流变是很值得被注意的。


（七）
小说家的细分

小说家原本在《汉志》的是排在末位，而《隋志》将它提升到第九位，《总目》将它下放到十二位。看似是先升后降，然而从中值得深入的是，《总目》将它细分成杂事、异闻、琐语。

在班固的眼里，是非常看不起小说家的，因为他认为小说家只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到了《隋志》时，是把它当做历史的记录在写小说。在《总目》时，内容是劝戒以增广见闻，因为看重它可以「以广见耳」。正因为它是如此的被看重，所以才《总目》把它细分。从《汉志》、《隋志》、《总目》正好可以从编纂者看出当时的人对小说的不同态度，从不屑一顾到庄重的再到被看重，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


为什么说子部是四部里最为重要的？从两部分来说，《汉志》六分法，六艺略是经的基础，诗赋略相当于集部，除了这两略之外，其他四略都归到子部，即中国古籍典籍的份量，有很大的成份是子部。而经与子的关系密切，观察子部的性质，子部中的核心思想在经，经部有一半相当于子部，由此可看出子部位置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些可以被关注到，如比较子、集的关系，集有文集、别集、总集，集和其他三部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区别在哪？子部是若干家学说思想，由任何人来发挥阐释，是以个体的一家为单位，一个人一家去阐发任何一家的思想，也阐发各家思想的文献。子部地位，和经集有关连，史部是以往历史进程记录，从子部学术思想和其他部的关系，再观察其地位与位置所在，考虑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关连，主要归功于当时的百家争鸣。也就是说，子部规模的形成，如果没有子部，即不太可能会有学术思想繁荣发达的情况。它的形成为什么和学术史关连？再往前，和西周、东周文化隔局的改变，完全大一统时代，最形象的描述即，学在官府，民间原本不可以传播思想文化，然而在西周至东周的时期，社会动荡破坏，才能形成政治思想的格局，每个诸候都想当国君，政治上分裂分化，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学术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它和政治的关连何在？百家争鸣，鸣什么？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从孔墨思想核心目的来说：用自己思想，就是希望君王可以采纳他们的思想学说。如：孔子以仁治国。从历史来说，价值不在此，这个行为本身说明，中国最早最初的学术活动是为政治服务。统治者经过对照对比，使儒家思想定为一家，政治及学术的关系是，他们主动向统治者投怀送抱。所以子部从一开始，学术思想就没有离开和统治者的范围，因为有统治者的确定，才有一系列《隋志》、《总目》的变化轨迹。子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他又体现哪些思想？经部是子部不成文的规矩，即十三经的部分，其他跟儒家思想有关的都放在子部，说明子部是儒家备选备用的库房。如：《论语》、《孟子》被选拔，可以看出后来不断补儒家研究、儒家思想的典籍，子部儒家一方面是输送后备库，研究儒家思想的一块阵地，这是子部儒家的地位所在，在学术层面，起到极有功效的价值。

《总目》子部包含《汉志》诸子略、方技略、兵书略及术数略，主要是将各家言论性、观点性的文章汇总在一起，从《汉志》、《隋志》、《总目》所表现的子部学术思想的发展大抵是由粗略到细致的过程，这也是义理为心，技进于道的流程。

参考书目：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九月初版初刷

杨新亮，石田田，〈“子部文学”发展演变的比较研究〉，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二Ｏ一一年一月，页三六至三九

杨然，〈从《汉志․诸子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中国学术演进历程概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二ＯＯ一年第五期，页五九至六四

许葆华，〈中国古典目录子部类目沿革分析〉，大众文艺，二ＯＯ九年第九期，页一二六至一二七。

赵涛，〈论古籍目录子部流变中的儒道释合流趋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ＯＯ六年三月，页一二八至一三三、一四二

汪泽，〈目录学视野中的子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Ｏ一五年第一期，页九三至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