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作业


1120160499 杨程远


一，集部的渊源、流变和形成发展


作为成熟的官修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个类目。就内容而言，追本溯源，《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应为集部的渊源，包括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汉志》以后，有荀勖《中经新簿》之丁部，其中著录诗赋；王俭《七志》之文翰志；阮孝绪《七录》之文集录等均为“诗赋略”一脉相承。至《隋书·经籍志》，始确立四分法，集部得以正式形成。《隋志》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三个类目，道经、佛经有详细的小序和书目统计，但没有具体书目名称。具体分类和类目如下：



《汉志》“诗赋略”：著录诗赋106家，1318篇，共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隋志》集部：著录554部，6622卷，共三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共“三种”。另有佛经、道经两类有小序、数目，无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著录3275部53005卷，共五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



从著录的书目可以看出：集部的分类，在《隋志》中已经大体成型，而这是和《汉志》所创的雏形分不开的，正如《隋志》集部小序末尾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可见成熟的集部正是脱胎于“诗赋略”并加以引申、合并后的结果。具体而言，“楚辞类”中收录了《汉志》诗赋略中屈原赋的部分作品；另一部分作品和陆贾赋、荀卿赋一道进入“别集”类，且这种以作者区分集子的分类方法为别集所继承；杂赋、歌诗类带有综合归纳性质的分类方法则为总集所继承。



二，具体类目的变化


（一）楚辞类

楚辞类为《隋志》首创，此后官修目录均沿用此例。《楚辞》一书为西汉刘向所编，收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和刘向的楚辞作品。《汉志》诗赋略小序中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这里面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有很多，一，几乎通篇都贯穿着强烈的功用文学观念。诗赋的意义，在于“登高为赋”方可以为大夫，在于不学之无以言，因此班固自然对“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作品颇有微词。比较《隋志》《总目》小序及综合古代官方文学观念，可以说这一功用文学观在我国影响深远。二，诗与赋的紧密相联。班固小序中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引用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可以说言赋比言诗。我人知道，《诗》在《汉志》中属六艺略，在后世则为经部之书。因此班固的做法除了在分类上追本溯源，也是为了提升赋的地位，进而确立“诗赋略”存在的价值。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经学思潮大背景下的学术动态。


《隋志》楚辞类小序中首先简要梳理了楚辞的发展历程：“《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隋志》充分注意到了楚辞气质高远、雅致清远的特征，这表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官修目录在文学观念上了有了很大的进展。


《总目》楚辞类叙录中谈及：此类定名，始于刘向。而最先以此为类目者，始于《隋志》。“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所以“不得不分著”，乃是充分考虑到楚辞的文体特征，因此所受书目极少，仅6部65卷，存目17部75卷。清人治学之严格及对楚辞选编的重视可见一斑。


（二）别集类。《汉志》无别集，仅以人名命集，有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属。

《隋志》始有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

依其先后，次之于此。”这进一步说明了《隋志》文学观念的进步，其分类的原则就是“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其体势，见其心灵”八个字，这种完全从文章题材、作者心灵去观照分类的角度充分体现出《隋志》作者在文学观念上对经学化和功利化的进一步摆脱和进步。鲁迅先生曾言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说，也正是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充分发展，《隋志》的文学观念才得以长足的进步。


《总目》类叙录中提到：别集始于东汉，以此为名始于张融《玉海集》，而体例之形成始于齐梁。唐宋以后，别集日盛，但“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仅有数十人而已。馆臣认为，精华的筛选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否则难免泥沙俱下，所谓“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因此明代以后作品更多，但《总目》的筛选著录却更为严格，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总集类。《汉志》无总集，唯杂赋、歌诗类带有综合归纳性质的分类方法则为总集所继承。《隋志》总集类小序中指出：“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总目》叙录则首先指出了总集编纂的必要性，那就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以及“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因此总集被视为文章的渊薮和衡鉴。其次点明体例的形成以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为始。最后批评了某些编者编辑总集的不严谨，甚至“剽窃陈因”，《总目》列出也是为了引以为戒。对比后两篇叙录，我们不难发现，总集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这是文学作品数量日增、人们需要有容量更大的类目出现的必然结果。其次，总集的出现体现文体意识的增强，如《昭明文选》分“文”为赋、诗、骚、七等38类。第三，对文章的裁汰和品评是总集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