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业考察《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汉志》《隋志》《总目》）中集部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基本数据是：

《汉志》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共五类。

《隋志》集部：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总目》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共五类。

三目中集部文献分类的发展恰好是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汉志》到《隋志》，标志集部的从无到有。当然，诗赋略约等于后来的集部，但还不相同。诗、赋分为诗、赋两个方面，以赋为主。许多优秀的先秦诸子散文、小说,被收到诸子略中，还没有独立的文学地位。《汉志》的五类法值得深思。初看，赋类下三个小目的划分看似没有依据，但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提到这三者有“主抒情者、主说辞者和主效物者”的区别，也就是从题材上区分赋，成为三类。而三种赋与诗并列，也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文体来说，诗、赋形成对应，但这实际上是三种赋均与诗并列。《汉志》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里认为诗是赋的起源，而赋的作者也叫作诗人。从政治功用、审美情趣等来说，都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汉志》时期的诗赋，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诗只有歌诗，而歌诗的文学水平是比较底下的。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文学著作，是因为文学自觉还没有形成的缘故。

众所周知，文学的自觉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正好是《隋志》反映著作的时代，标志文学作为一类而正式的产生了。当然两者有承袭的方面，如屈原赋之属被改名为楚辞类。这种改名更加精确了，首先是将“赋”证明为“辞”，表示更详细的区分，是文体学研究深入的体现。因为屈原的作品与两汉司马相如等的赋虽然有承袭关系，但是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不是同一种的文体。其次是将“屈原”改为“楚”。因为屈原虽然是最杰出的作家，但其风格是楚风，以楚作为概括比较恰当。屈原是在楚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作，而非屈原创造了这种文体。比如，楚辞的特点是用“兮”字，这是其他文体比较少见的。但这绝不是屈原的发明，《论语·微子》里记载，孔子见到了隐士楚狂接舆，接舆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传说中的“南音之始”，也即最早的楚地诗歌，可以追溯到大禹时期。《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又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枝与知谐音），心悦君兮君不知。”时间都是早于屈原的。过度强调屈原而忽略其楚文化背景，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诗赋略》五部合并为一，比较精审，理由是大部分作品都亡佚了，不能撑得起五类。

《隋志》的另两类是别集、总集。别集是集部最主要的内容。《隋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後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移，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著录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意思是说：别集是“属文之士”的著作集，开始是“後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也就是后人编纂的，起源于“汉东京之所创也”。在此以后，别集主要由作家个人编定。《总目》亦云“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是支持《隋志》的意见。别集收录文学作品，这代表文学的自觉。所谓文学，主要是诗、文两部分。

总集的起源较晚。所谓总集，就是多位作家文学作品的合集。这种编书方式的起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别集太多，令人难以遍读。这当然是别集极大丰富之后的产物了。《隋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後，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於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後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後，解释评论，总於此篇．”著录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种数比别集少得多，但平均每部的卷数则多的多，这是符合通常逻辑的。其实一种说法认为总集起源更早些，理由是《汉志》诗赋略中“杂赋”和“歌诗”两类和六艺略、术数略、子兵略中的书籍只有书名，没有作者。但若基于同样的考虑，那么《汉志》诗赋略中明标作者的著作就都是别集了。所以还是别集更早一些。但这里的合理性在于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别集、总集的起源比《隋志》、《总目》以来我们的通常认识还要早，至少应该上溯到西汉末期。不过，如果以文学自觉的眼光来衡定，那么还是应该尊崇《隋志》的见解。

一般来说，总集以选集为主，全集比较少。选集更容易表达编选者的文学见解。文学总集的起源很早，一般上溯到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总集部帙浩繁，选编和分类标准的提出势在必然。萧统的《文选》认为，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标准的丽文，才能被选入《文选》。总集的编纂，使得“文学”的范畴更加明晰。这是文学自觉的明显体现。总集也注重文体的区分，使之更加清晰了，如诗的总集、文的总集。同时代表性的文学批评著作是《文心雕龙》，分析了许多具体的文体，是文学观念大发展的产物。

第二阶段是从《隋志》到《总目》，标志集部的日益庞杂和完善。《总目》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共五类。主要的差别是增加了诗文评、词曲两类。

《总目》集部大序说：

“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

《总目》诗文评小序说：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颢颢，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启《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无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

《总目》指出，“《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对其目录学分类渊源说的很清楚。关于追溯源头，则认为“《典论》其首也”，还是以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自觉的核心。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诗文评的立类当然与诗文评著作的大发展有关系。以我们看，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刚刚发生，虽然有了《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但是并不完备。唐人诗文写作注重形象玲珑，也不讲求写作方法与文学批评。宋代以后注重批评，所以“《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总目》著录绝大多数也都是宋人及以后的批评著作。诗文评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但又不同。

词曲类。宋词、元曲，起源远在《隋志》的时代之后，当然不可能被著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没有特别可论述的内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数量大发展之后，目录学就必然为他们立类，这是目录学的基本属性规定的。将其放在最后，当然是贬低的意思。《总目》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首先是很瞧不起词曲，认为只能在集部最低。其次是认为有一些连集部最低的都够不上，应该删去毁掉。明文批评了《西厢记》、《琵琶记》及一切曲文。还说“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意思是大部分跟俳优也差不多。就相当于说词人就是流行歌手，好一点的也就是今天的美声唱法，但总体上不配是文学，就是些技艺、玩意，可以说极度看不起。这是与馆臣的朴学思想相关的。学术考据家看不起通俗文学家，这是自古就有的事情，就好像今天的学者也容易看不起文学创作和文艺工作者，认为那不生产有价值的知识一样。此外古代文学特别注重雅文学，鄙视俗文学如通俗小说等，通俗词曲也被他们看作类似的产物，所以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