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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作业 1120160499 杨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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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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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作业 1120160499 杨程远
子部作业 由目录学经典管窥子部学术之发展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主要参照对象




1120160499 杨程远




本文考察从《汉志》到《隋志》、《总目》中子部著录的变化情况。




《汉志》无子部，其中“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为后世子部的渊源。三部目录书的子部著录如下：




《汉志》：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隋志》“子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类十四大类；道经、佛经归为集部，实为附录于目录之末。




《四库总目》“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六家）、艺术（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家）、谱录（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家）、杂家（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大类。




一，从《汉志》到《隋志》




《汉志》中，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六家是承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分法而来的，其余四家则为刘向刘歆父子所增补。至于兵书、数术和方技三类，在《汉志》中则没有被划为入“诸子略”中。《汉志》小序中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因而在刘向父子看来，这三略乃是具体之“器”“术”，“诸子略”才是“道”。到了《隋志》，上述者就都进入了子部，这实际上反映了先唐时期学术思想的趋同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







因此，从上述著录可以看出，《汉志》和《隋志》对子部的著录是大体一致的，顺序也没有什么改变，《汉志》兵书略，在《隋志》子部中为兵家类；《汉志》数术略之天文类，在《隋志》子部中为天文类；《汉志》数术略之历谱类，在《隋志》子部中为历数类；《汉志》数术略之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在《隋志》子部中归为五行类；《汉志》方技类（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在《隋志》子部中为医类。但在具体目录上，则有减少的目类，即阴阳家




汉代，阴阳家是儒家的附庸，地位仅次于道家。汉代初期官方思想为黄老学说，汉武帝以后则儒学一统天下，阴阳家地位仅次于此二者，可见其在汉代之盛行。然《隋志》中已无此目类。《汉志》阴阳家小序中这样表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我们比较《汉志》中的“数术略”的小序，可以看出阴阳家和数术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余嘉锡先生说：“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因此，后世日益看到阴阳家学说中和数术相关的那一面，相关书籍也就逐渐融入数术和方技之中了。







二，从《隋志》到《总目》




对比《隋志》，我们会发现《总目》中名家、墨家、纵横家消去，而增加了艺术、类书、谱录、释家。在顺序上，道家下滑至最后，而兵家的地位则有了不小的上升。




1，减少之目类

从《汉志》、《隋志》到《总目》，减少的目类有名、墨、纵横三家。其原因，或可从《汉》《隋》两志的相关小序中找到答案：




①名家：《汉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隋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春秋传》曰：“古者名位不同，节文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辩其名物之类”，是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




名家所根本的“正名”“辩名物”的功能，随着古代学术的日益完善，被更为复杂精密的“礼”类所取代，那么名家自然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②墨家：《汉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隋志》：“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禋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




墨家的主张多种，其中“贵俭”“强本节用”不符合儒家严密成体系的礼制，也不可能为封建时代大多数穷奢极欲的帝王所满足，而“兼爱”也与儒家带有鲜明阶级性的“仁”的主张背道而驰。而且墨家思想发展到最后很容易变成《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口号的先导，这自然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墨家的消亡也就成了必然。




③纵横家：《汉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隋志》：“从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纵横家在乱世当中凭借其纵横捭阖的谋略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一旦进入治世，其“明辩说，善辞令”的带有分裂和煽动色彩的思想与行为势必为统治者所不容。大诗人李白一生崇敬苏、张、鲁仲连，渴望如他们一样一举建功，但这样的理想在开元盛世只能是幻想，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纵横家学说在统一为大趋势的中国走向消亡的必然性。




2，增加之目类：




①艺术。刘宋王俭《七志》首创“术艺志”，梁阮孝绪《七录》则有“术技录”，；宋代《崇文总目》编目时重新命名之为“艺术类”，这一目类为《明史•艺文志》沿承，并直接被《总目》接受。《总目》小序中说：“古言六书，後明八法，於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後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於《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均退列艺术，於义差允。至於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其观念已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相差不大，带有赏玩品鉴意识，可见清代的艺术目类已经大体成熟了。







②类书。现知最早的类书是魏曹丕主持编纂的《皇览》。类书是以类相从，方便查阅的工具书，在《隋志》中被放入子部杂家类。其后《旧唐书•经籍志》在子部设“事类”，《新唐书•艺文志》则设立“类书类”，标志着“类书类”的正式确立。《总目》小序中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於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於检寻，注书者利於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认为类书的形成对剽窃有助长之倾向，而且造成了实学的荒疏。但另一方面，类书又有充分的实用性，并且在保存“遗文旧事”方面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总目》正是因为类书的实用价值，所以沿袭《新唐志》的做法，继续设置“类书类”。




③谱录。此类为《汉志》《隋志》所无。《四库总目》小序说：“《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於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可见此类为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创，便于“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收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家，仍是体现出《总目》

在子部设置中的强烈的实用观念。




四，《总目》中“小说”的目录学定位




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并且那时候的“小说”概念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性文体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汉志》中的小说类小序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可见，在刘向刘歆父子眼中，“小说”所值得关注的，只是其与正史之间的关系，只是其能够裨补正史的功用。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认为小说乃正史之所遗，可以补正史之遗阙。可见这种史之附庸的观念乃古代目录学家和史家的共识。《总目·子部总叙》说：“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喻博弈，故次以小说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原属史部的作品重新被划归入小说。《总目》说“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可见其分类是以内容的重大或细琐为标准的。“小说”虽有补史的作用，但它真伪相杂，与史不可以相提并论，所以这些内容是被“退而求其次”式地下放至小说家。古代目录学分类之严格，小说地位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从三部目录书尤其是《总目》对小说的阐述和分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人的实用观念和崇实黜虚的思想倾向，这一方面造成了古代小说地位的长期低下，对虚构性文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今人在梳理古代“小说”概念的流变时产生了诸多的困难。




参考书目：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