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主题学发展
谭　佳

一　主题学的渊源及发展
主题学源于19世纪德国学者如史勒格尔、格林兄弟等人对民俗学的研究。他们主要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演变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诸如友谊、时间、别离、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观念等与神话传说不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课题。此后,法国的学者如加斯东•帕里斯等也开始从事这类研究。德国和法国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宗旨方面,都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开主题学之先河,并逐渐形成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为特点的研究方法。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部分,包含文体、风格、题材、主题、典型等,他把题材、主题、典型的研究类别称为“主题学”即“流传学”①。可见,此时的主题学研究特别强调研究对象的渊源性,相互之间的流传、关联和影响等情况,具有实证性特征。但是,正如法国学派不断受到挑战一样,主题学的研究也不断受到质疑。人们所责备于法国的主题学的,正就是它重于文学方面而轻于思想和艺术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题学研究并没有取得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同。一些著名学者对主题学研究都曾大加贬斥和指责。在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沃伦等也都认为主题学研究缺乏“文学性”,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主题学本身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因而始终是许多学者热衷的领域。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主题学得到了重要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主题学研究终因其显赫的成就被正式纳入比较文学理论的体系之内,并取得牢固地位。美国学派的主题学研究拓展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主题渊源和相互的影响,而是重在考察作品主题的文学性和美学意义。比如在希伯来神话中,有着上帝为惩罚世人之恶而发洪水,即诺亚方舟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则有主神宙斯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而发洪水淹没人类的故事。这些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神话故事虽然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母题,但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有着不同的变异和表现。通过比较研究,探讨这些神话在处理相同题材过程中的价值趋向差异,挖掘背后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蕴,这就是典型的主题学研究。这类研究以相同或相似的各种母题、题材、主题等为基础,在“求同”的基础上,张显变异和各自特点,明显体现出文学变异性的特点和研究意义。
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从60年代开始,有关主题学方面的众多著作相继问世:如1966年德国学者弗雷泽尔的理论专著《题材和题材史》、1968年美国学者列文的专论《主题学和文学批评》、韦斯坦因也在大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辟专章论述主题学,使主题学研究逐步为比较文学界所接受。法国学者莱蒙•特鲁松的主题学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比较文学中的主题研究和方法论》等,成为西方比较文学界主题学研究的基础。到了70年代,美国学者塞格伯•普劳尼在其专著《比较文学研究引论》中,辟《主题与渊源》一章专述主题学研究的意义。80年代中期主题学研究格外繁荣。据统计,这个时期仅用英文写成的主题学理论文章就有20篇左右,著作则有十几部之多。自1985年开始,西方学界还为主题学召开了六次研讨会或国际会议,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期的研究中,旅美俄国学者卓尔科夫斯基等人致力于主题学的方法论研究。他们承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传统,沿用民间故事研究方法,探索文学模式化、图表化途径,寻找主题与文本的衍生关系、主题的历史性演变关系。美国还有一些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学”、“接受理论”等理论方法,将其运用到主题学研究上来。除此,女权主义批评视角也渗透进主题学的研究中。苏珊•巴斯奈特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专辟《性别与主题》一章,从主题学角度探讨历史上跨越民族界限且反复出现的形象、主题和情节与男性主导文化中的女性的社会心理和美学经验之间的关系。这样,主题学现已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突出的意义和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持续研究的新领域和空间。
二　主题学在当代西方发展中的矛盾
主题学原本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门类,它的出现是在民俗学的研究当中。因为在一般的层面上,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故事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主题的相通性,和同类主题的迁移演变的特性。一个故事总有着大致相同而又相互区别的若干说法,研究者为了给众多支离破碎、流传混乱的民间文学主题追本溯源,必须将不同民族、国别之间的故事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主题学便与比较文学产生了逻辑和事实上的关联。后来主题学研究被纳入一般文学研究领域,作为文学研究的特定角度成为一个特定门类。但是,为何主题学进入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却历经争论和非议呢?正如韦斯坦因所说:“历史地看,称为主题学( thematolo-gy)或题材史(Stoffgeschichte)的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怀疑,要克服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是困难的。”②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最初,主题学就被排斥在外。著名的克罗齐认为所谓主题学研究是“旧批评最喜爱的题材”③。克罗齐是站在自己的美学立场上来看待主题学研究的。显然,他认为主题研究必然是涉及归纳、抽象活动的“概念”研究,而艺术表现与概念是矛盾的。对主题学的反对其实是文学领域对实证主义的反抗。正是因为克罗齐认为主题学或题材史是实证精神熏陶下的产物,所以他指出对同一题材不同处理之间的比较,其艺术前提是虚假的,因此主题学研究根本不值得展开。如此看来,强调事实与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应该很欢迎主题学?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巴黎大学创办文学兼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巴尔登斯贝格就曾在他所创办的《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指责德国学者的主题史研究只是一种零碎的、残缺的、非科学的研究。他认为“这种以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为尺度的卖弄风骚的办法,使比较文学从这一意图出发去探索那些多少有点直接关系的渊源……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到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对杂乱东西的关系胜过事物的特征……主题学研究缺乏科学性,这类研究总是残缺不全的。”④另一位法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阿扎尔,他的反对态度更为激烈。在他看来,主题学研究不可能把自己限制在“事实联系”的范围之中,有违法国比较文学从“事实联系”进行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因此,阿扎尔不仅主张把主题学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而且还“很想阻止比较工作者去研究题材问题”⑤。可见,法国学派的学者们正是从实证主义角度拒绝了这门学问。他们认为民间的主题,如神话、信仰、传说等以及扩大到诸如友谊、时间、离别、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观念属于民俗学。主题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之间有不同的取舍,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之间找到相似之点。用这种方法进行对比与比较的对象,就不仅仅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有很多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相似现象。因此,主题学研究必然会触及到平行研究。例如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第一部就写了“圣女贞德”,伏尔泰以《少女》为题写了叙事诗,希尔勒写了《奥尔良少女》,肖伯纳写了《圣女贞德》,马克•吐温、兰恩、法郎士等都写了贞德传记。针对此现象,主题学研究中通过对“贞德”这个相同主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处理,探讨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用意,以及作品的艺术魅力。这样的研究显然并不要求被比较的对象之间要有绝对的历史事实关联,而更重于考察作品所展现出的艺术价值。
那么,以反对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方法,提倡研究作品的审美特征和“文学性”的美国学派,应该在其“平行研究”中很认可很赞同主题学的研究吧?但事实再一次相反。代表新批评立场的美国理论家韦勒克就明确把主题学视为“历时”研究的外部研究,对其持排斥态度。他认为主题学研究不过是把艺术作品的某一特性分离出来加以历史化而已,与真正的“文学性”并不相干。所以“在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不设主题学专章,甚至在书后的索引中都没有出现‘题材’或是‘主题’的字样就是证明”⑥。不仅如此,该书在唯一提到主题学的章节中还极力贬低主题学的价值,韦勒克这样写到:“有人会期望这类研究能把许多主题和母题(themes and motifs)历史研究加以分类,如分类为哈姆雷特或唐•璜或漂泊的犹太人等主题或母题;但是实际上这是些不同的问题。同一个故事的种种变体之间并没有像格律和措词那样的必然联系和连续性。比如说,要探索文学中以苏格玛丽皇后的悲剧为题材的不同作品,将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观点史方面的重要问题,当然,附带地也将阐明文学趣味历史中的变化。但是,这种探索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一贯性。它提不出任何问题,当然也就提不出批判性的问题。”“材料史(Stoffgeschichte)是文学史中最少文学性的一支”⑦。这样,在美国各大学比较文学流行甚广的《比较文学:方法与展望》(1961年)唯独没有收有关主题学的论文。对文本的内部研究是新批评派的唯一研究对象,而主题研究必然涉及文本以外的内容,从而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成为非文学的研究,这就是主题学受到美国学派开拓者们质疑的根本原因所在。
主题学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特别是纷纷被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学者质疑的独特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应该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既可以是事实关联的“影响研究”,又可以是具有文学性的“平行研究”,这种多重的、相互交叉的学科特点是主题学不断受到非议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经历与特点的结果。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大致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各阶段不断拓展以前的范围和对象,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在主题学研究早期,由于起源于德国的民俗学研究,并主要注重对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中演变的研究,此时的主题学研究更切近于题材史的研究。所以,梵•第根就曾经认为主题学研究“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⑧。虽然也有法国学派的研究者比如巴登斯贝格主动批评主题学过于注重材料的辨析,而忽视艺术的本身,但是可以说,近似题材史的主题学研究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是基本相同的。在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阶段,主题学开始强调那些不一定有事实上关联,在比较中能凸现文学性和美学意义的主题学研究,在研究实践上远远超过法国学派所获得的成就,这或许就是研究者们在处理主题学时有意无意把它放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里面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主题学只是单单的平行研究而已,它还有以寻根溯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模式在里面。不同的学者会针对自己的学术主张理解主题学,或是看到其考证性、影响性的一面;或是看到其文学性、思想性的一面。虽然现在主题学已经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并且在蓬勃发展中,但是这种矛盾却依然存在于我们众多的比较文学著作中。研究者时常将主题学置于平行研究的模块下面,但是在进行定义阐述时却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主题学归属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影响或者平行研究所能容纳的。因此,主题学的归属问题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摇摆不定,说法不一。难道是主题学本身错了?还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有误?
三　尝试新的理解角度
综观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界现有的理论体系(包括众多的比较文学概论教材)多半分为两个板块结构,即以法国学派奠定的“影响研究”为第一板块和以美国学派奠定的“平行研究”为第二板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科理论的进展,中国一些比较文学概论又加入了第三板块,即“跨文化研究”,或者称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特征的“跨文明研究”。这种以三大板块为核心的学科体系当遇到主题学这类研究分支时,便无法处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互相重叠问题。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板块中存在着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描述,这样就造成了一些理论问题的重复或者归属不当。而且几个板块之间难免会各说不一,这就造成了无法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贯通一致地理解主题学内涵。那么,针对目前的学科现状,我们如何跳出拘泥,正确理解主题学的研究呢?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主题学研究的目的都是欲探讨在同一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或意象等等文学要素的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与演变情况,以及它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这些流传、演变与不同处理其实是一种文学变异现象。主题学的研究其实就是探讨不同历史不同文本中的昭君故事和形象有何演变与特点,从而更好理解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外国文学和西方思潮在中国传统题材和主题的流变中的表现等问题。有的研究对象之间没有关联性的影响关系,也仍可以从变异性角度展开主题学的研究。在中外文学中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异变。比如自古以来,无数文学作品表现了爱情与政治(或社会、或道德观念)的冲突,如果以此进行主题学研究,则可将欧美文学、俄苏文学、拉美文学中的有关作品相比较,找出共同主题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现象,探究其中所反应出的作家与时代特点。例如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描写的“埃涅阿斯纪与迦太基王后黛朵”、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仲马在《茶花女》中塑造的“阿芒与玛格丽特”等等,通过比较,在跨时空、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更好理解相同主题的不同变异,进一步认识到变异后面所蕴涵的时代、环境、文化系统、民族心态等的不同。
其实,无论是民族文学的内部发展,还是人类文学史的总体发展,文学的变异现象都非常普遍。这种变异既可以是不同文本之间的演变、差异,还可以是不同文学体系间横向交流、碰撞变异的过程。可见,立足于“变异性”,对各种变异现象的探讨,一方面存在客观上民族文学范围内的继承关系、跨文化的影响和借用问题;同时也有不存在客观事实关联,而旨在考察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通过揭示出相同母题或题材等如何演变,并勾勒出演变的具体生动过程,来阐述为什么如此变异,探讨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原因,并由此出发进一步辨析这些不同国家在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趣尚等方面的异同,这才是主题学研究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变异性”才真正符合主题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所以,笔者认为: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领域,是一种文学变异学研究。它研究同一题材、母题、主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间的流传、变异和成因,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变异处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民族文学的交往、影响,以及各自的特点、文化的异质性特征等问题。根据变异学特征,可以把主题学的研究范畴划分为题材研究、主题研究和母题研究三类。至于各类的具体定义和分类,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就不再赘言。
注释:
①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页。
②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③布吕奈尔、比叔瓦、卢梭:《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联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④巴斯登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见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⑤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⑥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0页。
⑧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