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李彦敏

                                  南开大学文学院

摘要：貂蝉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缺乏内在精神到独立存在的演变过程，跨越了多种文体，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发生了明显变化，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貂蝉故事文本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从中可以探究隐藏在其后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  貂蝉故事    形象演变      文化意蕴


    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about Diao Chan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Li Yanmin

                        Nankai Universilt

Abstract: The image of Diao Chan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nothing to existence,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from lack of inner spirit to independent existence. It has crossed a variety of styles, and the characters and storyline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The research opinions and methods are used to sort ou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tory text, from which the cultural meaning hidden behind it can be explored.


  Keywords: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Diao Chan's story, image evolu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貂蝉故事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然而貂蝉在正史中却无证可查，纯属虚构，貂蝉故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衍生出了评话、杂剧、戏曲、小说、弹词等多种形式。本文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梳理貂蝉故事的文本演变形态，并尝试对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做出分析。


一、貂蝉故事的文本流传演变和故事情节嬗变

（一）晋代：貂蝉故事的萌芽与尚未定型期

    貂蝉故事最早见于陈寿的《三国志﹒董卓传》和范晔的《后汉书﹒吕布传》中所载的“董卓之死”，前者的成书早于后者，作者陈寿生活在西晋，故而言之。如《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云“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后汉书．吕布传》则云“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可见两书的记载基本相同，并无貂蝉的踪影，也无貂蝉的名字，只有“侍婢”、“傅婢”，这“婢”当是貂蝉形象的滥觞。

（二）元代：貂蝉故事的发生、发展期

宋代市民文艺发展较快，三国故事伴随着“说话”流传开来，民间遂有“说三分”的艺人出现。三国故事被搬上戏剧舞台，在勾栏瓦舍中亮相。从《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杂剧中“三国戏”约60种，其中30多种已佚。元代有关貂婵故事的文本种类繁多，包括戏曲、平话、小说、弹词等，或佚或残或存，这说明貂蝉故事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流传。


元代关于貂蝉故事题材的作品呈现出繁荣景象，以戏曲为主保存下来的较多，参照王季思《全元戏曲》、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以及李修生《元杂剧论集》可知存本有：无名氏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三国志大全戏文》；元刊《三国志平话》。残本有2部分别是：《貂蝉女》和《王允连环说（记）》。亡佚作品5部包括：金院本《刺董卓》、元无名氏杂剧《董卓戏貂蝉》、元无名氏杂剧《白门楼斩吕布》、元无名氏杂剧《夺戟》、元无名氏《关羽月下斩貂蝉》。


貂蝉故事最早出现在《三国志平话》中，出现了貂婵的姓名、身份、战乱导致夫妻失散、“美人计”等情节。如：一是第一次出现貂蝉的名字，二是貂蝉和吕布本是夫妻，二人因为战乱而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三是王允实施美人计，先设宴款待太师董卓，表示愿将貂蝉献上，然后又安排吕布和貂蝉夫妻相认，并承诺送貂蝉与吕布团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具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将其杀死。值得关注的是貂蝉的结局在“连环计”之后不知所终。叙述虽然简单，貂蝉形象较为单薄，但故事基本完整。并为后来这个故事奠定了基本框架。


元无名氏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基本承袭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但与之相比有些不同，一是增加了貂蝉的籍贯，人物添加了父亲，出现了貂蝉小名，二是敷衍出了汉灵帝选秀，名字的由来，增加了黄巾作乱情节。三是“美人计”的故事中貂蝉形象比平话要丰满许多。最大的区别就是貂蝉结局的不同，前者是不知所终，在这里却是美满团圆的结局。但基本没有脱离《三国志平话》故事的基本模式。


另外几部作品《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三国志大全戏文》和《三国志玉玺传》中貂蝉的结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就是惨遭杀害。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没有脱离《三国志平话》的窠臼。

（三）明代：貂蝉故事的定型繁荣期

到了明代，貂蝉故事最终定型并繁荣起来，题材也丰富多彩，明代貂蝉题材的作品存本有弹词《三国志玉玺传》、罗贯中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王济的传奇《连环记》；佚失的作品明杂剧《女豪杰》。陈大康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为我国最早的两部章回体白话小说, 产生于元末明初, 本文同意此说。


貂蝉故事最终定型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对貂蝉形象作了巨大改写，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巧妙地吸收了杂剧和《平话》的情节主干，而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


首先彻底改变了貂婵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在这里貂蝉与吕布素不相识，貂蝉仅是王允府中的歌伎，这样使人物关系更加合理。


其次，增加了许多新的情节，如由被动接受“美人计”变成了主动参与，是一位深明大义、忧国忧民、知恩图报、有勇有谋的智慧形象。貂蝉的形象不再是为了和吕布夫妻团圆的一己之愿，而是为了分担王允的忧愁，报答王允的恩情。


最后甘愿为匡扶社稷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变成了勇与义的化身，形象更加生动，栩栩如生，感染力更强。另一部传奇《连环记》中貂蝉形象基本延续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的描写，同样也把貂蝉被动接受美人连环计的情节改为主动策划者进行描写，突出了她的自觉意识。变化最大的就是关于貂蝉的结局，在元代的作品中貂蝉的结局要么是不知所终，要么是美满团圆结局甚或是惨遭杀害，而在明杂剧《女豪杰》中貂蝉的结局又发生了巨变，最后却是得道成仙。貂蝉结局的不同，或褒或贬，体现了人们对美女即爱又怕的矛盾心理。

二、
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的貂蝉故事

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主流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制定了礼法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兴盛更增强了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强调伦理道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在貂蝉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貂蝉的形象是遵守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她烧香祷告的唯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得夫妻团圆”“着俺夫妻再团圆”如元刊《三国志平话》中:

忽见一妇人烧香，自言不得归乡，故家长不能见面。焚香再拜。王允自言：“吾忧国事，此妇人因甚祷祝？”王允不免出庭问曰：“你为甚烧香？对我实说。”唬得貂蝉连忙跪下，不敢抵讳，实诉其由：“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不如夫妻团圆。” [1]391

貂蝉在这里的形象是恪守着男尊女卑的信条，仅仅依附着男人。她所追求的是一种夫妻美满团圆的结局，“池畔分开并蒂莲，可堪间阻又经年。鸳鸯比翼难成就，一炷清香祷告天……愿俺夫妻每早早的完聚。”


其次，貂蝉还有知恩图报的女儿形象，这是受儒家“三从四德”在家从父观念的影响，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的貂蝉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女儿形象，她听从王允的安排，为除董卓，巧妙周旋在董卓与吕布之间，甚至愿意暂时放下个人的儿女情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报答王允之恩。同时也是为了夫妻再团圆。如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

      （正末云）孩儿，你若肯依着您父亲一樁事呵，我便着你夫妻每团圆也。

      （旦儿云）老爷，休道是一桩事，就是十桩事，您孩儿也依的。

      （正末云）我想春秋时节，有个专诸之妻，力赞夫主，助成大功。到我朝有个王

    陵之母，伏剑而死，遣其子事汉，无生二心，后来俱名登史册，从传颂。你如今肯替

    父亲出此一计，使我得阴图董卓，重整朝纲，便当着你夫妻们永远团圆。儿也，你休

顾那胖董卓一时春點污，博一个救帝王万代姓名香。

      （旦儿云）父亲，我随你要孩儿怎的。

      （正末云）既然这等，孩儿，你且归后堂中去。

      （旦儿云）理会的。欲教青史留遗迹，敢惜红顔别事人[2]573

在这里貂蝉的形象被刻画成知恩图报、顾全大局、听话乖巧的女儿形象。


最后儒家贞节观念对貂蝉形象的影响很大，古代女性的“贞节”被看得很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洁被看作胜于生命的最高荣誉，不容侵犯，而在《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恰恰是出卖了色相，以色示董卓才完成了计划，这就触犯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遭到了正统文人的贬斥，因此在元杂剧《关羽月下斩貂蝉》中貂蝉最终的结局是被杀掉，满足了正统文人的心理需要。


三、市民审美文化影响下的貂蝉故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市民的需求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他们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浓厚，宋代开始勾栏瓦舍这样的娱乐场所逐渐繁荣起来，抚慰了广大市民的心理需求，迎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貂蝉形象和美人计的故事伴随着市民的需要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貂蝉的形象比较单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但是美人计故事增加了趣味性满足了广大市民的心理需求。


到了元代，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元蒙统治者崇尚武力，轻贱文士，凭金戈铁马夺得天下，漠视儒学对其稳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为此入主中原后曾长达八十余年停止科考，即使后来恢复开科，但在选取及用人标准上的严重民族歧视政策，让众多满腹诗书、胸怀韬略的文人士子丧失仕进之路而颠狂绝望。一些怀才不遇的文人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逐渐把视野转向了普通民众，接近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兴趣与他们融为一体，创作出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此背景下，爱情故事、美人题材成为杂剧作家首选题材而使其创作蔚然成风。元代的几部作品《三国志平话》、《夺戟》、《三国志大全》戏文、《锦云堂美女连环计》《关云长单刀批四寇》中描写貂蝉夫妻分离都是因为离乱和战争的原因，貂蝉不管是烧香还是被迫实施“美人计”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夫妻团圆。作者在貂蝉身上倾注的则是一种来自民间大众文化的思想观念，她所企盼向往的是一种安定、团圆的夫妻生活与安居环境；她所恪守的是妻子对丈夫忠贞不二的伦理准则。作品如此塑造貂蝉形象，反映出剧作者对历尽元代社会民族离乱之苦的广大下层民众对社会安定环境和家庭团聚生活的企盼与渴求。也反映出作者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也是当时民族的群体意愿，也是一种民族的带有传统意识的大众思想文化观念的反应。


四、“美人计”文化影响下的貂蝉故事

  “ 美人计”的故事由来已久，在古代频频可见，西施是比较早的影响比较大的故事之一，经过历朝的渲染可谓是妇孺皆知。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塑造美女形象，美女成了文学作品中的灵魂人物，将“美人计”的故事充分文学化和戏剧化并使之定型的是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与平话和杂剧不同，首先对貂蝉的身世设计更为合理，他们不再是夫妻关系，而是素不相识，貂蝉摇身一变成为歌伎：“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3]93这就避免了平话和杂剧中的破绽，使人物关系变得合情合理，为实施“美人计”计划埋下了伏笔。


其次刻画了貂蝉实施“美人计”的自觉性，为报大义，“万死不辞”，表明了貂蝉坚定的立场和决心，舍生取义，大义凛然。当王允跪在地下,泪如泉涌,向貂蝉说出连环计时,貂蝉表白道:“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献出。到他处,妾自有道理。”又宽慰王允道:“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世世不复人身。”表明了对王允“重扶宗庙，再立江山”的政治观点的认同。貂蝉所报的“大义”既是对王允养育之恩的报答也包含对王允“重扶宗庙,再立江山”的政治观点的认同。


最后强化了貂蝉实施“美人计”的政治美女形象，作者把貂蝉实施“美人计”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可谓是典范之作，小说充分表现了貂蝉的智慧和勇敢，在“王允司徒说貂蝉”这一段，写王允宴请吕布，“貂蝉为吕布把盏，目不转睛”答应将貂蝉嫁给吕布，“布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蝉。蝉亦以秋波送情。”貂蝉使用“秋波”紧紧钩住了吕布的魂。当吕布得知董卓已将貂蝉迎入府中再见貂蝉时，貂蝉“乃蹙双眉，做忧愁不安之态，复以香罗频掩泪眼。”然后又“以目送情”布“神魂飘荡”从而点燃吕布心中的怒火，吕布作为侍卫立于董卓床前，“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而不转睛。布以点头答之。貂蝉以手指董卓，强擦眼泪。布心如碎。”进一步燃烧起吕布心中的妒火，也惹恼了董卓。再看貂蝉在董卓面前是如何表现的：“董卓自纳貂蝉后，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愈喜。”貂蝉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运用心理战术成功离间了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在吕布面前，表现出仰慕威名与爱恋的专一，在董卓面前，又表现出得事贵人的荣幸与忠贞；当着吕布她称卓为“老贼”布为“将军”，当着董卓她又称卓为“太师”布为“家奴”。就这样，最终激起了董卓与吕布的矛盾到白热化的边缘，表现在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掷戟刺布中。董卓看到了吕布和貂蝉“两个偎偎依依”，恼怒至极“大喝一声，卓提戟来杀吕布，吕布手起一拳，打戟落于草中。” 董卓随即将貂蝉载往郿坞，阻断吕布与貂蝉相见，而吕布只能是“眼望车尘，叹惜痛恨”，最终走上了手刃董卓的道路。有诗叹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4]105毛宗岗称赞她“貂蝉之功，可书竹帛”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貂蝉的伟大功绩。貂蝉出色地完成了美人计计划，折射出的文化意蕴却是深刻的，一方面赞美了她的勇敢、智慧和勇于牺牲的自我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女人是“红颜祸水”的反驳和正名。自古以来女人是“祸水”的论断就没有停息过，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希腊美女海伦就被认为以貌诱惑了男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因而也被冠以“祸水”的罪名。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兴衰更替也往往伴随着一个个美丽女人的名字，“妲己”、“褒姒”等等，她们被演绎成为“红颜祸水”，这和以男权社会为主的时代背景有关。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将貂蝉塑造成有勇有谋、深明大义、知恩图报、为了社稷勇于牺牲的政治美女形象。这样的美女形象结局也应该是好的表现在诸葛味水的《女豪杰》中，和以往作品中貂蝉的结局不同，在这里貂蝉的结局是“得道成仙”貂蝉被塑造成符合“妇道”的人物形象。人格魅力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总之，貂蝉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具梗概到羽翼丰满的演变过程，貂蝉故事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仍有剧作者对此古老题材有浓厚兴趣，不断用新观念重加阐释， 千年的貂蝉 ，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还是流变，都寄托着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时代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值得后人细细的品味。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3]李修生，等﹒元杂剧论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4]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校注[M]﹒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0

[5]王季思﹒全元戏曲：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罗贯中．三国演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